司徒雷登“讨钱”创燕京大学(组图)

2008-11-27 17:03:00　来源: 青年周末(北京)　网友评论 0 条 进入论坛　　◎摘选自《司徒雷登传》、《司徒雷登博士传略》等

　　在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和燕京大学老校友们的注视下，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离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骨灰终于在杭州下葬，他在这座城市出生并度过了幼年和青年的14年时光。墓碑上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让时任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的他，以“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持久不衰的“名人”。而他的教育家生涯被人们遗忘。其实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漫漫50年历程相比，“美国驻华大使”的经历不过是短短两年。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创办并发展了燕京大学。为了它，奔波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四处募捐筹款；在日本侵华期间掩护师生逃离日占区，被日寇囚禁近4年。

　　忐忑受命成燕大校长

　　成各界心仪的校长人选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黯然离开南京，告别这片生活了50年的国土。2008年11月17日，在他离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骨灰终于在杭州下葬，这是他的出生地，他生命的第二故乡，他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幼年和青年的14年时光。而他留下的遗愿，是希望有一天把他的骨灰葬在燕园未名湖畔，与他的妻子一起。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他的遗愿只能是泡影。

　　1876年，美国人约翰·雷登·斯图尔特生在杭州，起了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司徒雷登。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28岁来到中国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老司徒先生在中国生活了46年。

　　1918年，司徒雷登在南京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春秋。自1905年来他在中国传教的成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也就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当年美国“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司徒雷登资料图片

　　 2008年11月27日标题：司徒雷登“讨钱”创燕京大学

　　忐忑受命约定不管经费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享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虽然一开始曾经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后来他的回忆录里，他回忆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

　　两校合并以后，燕京大学分为男女两部。男部在原北京内城东南角的盔甲厂和马匹厂（今北京火车站附近），女部在灯市口的佟府夹道胡同。两部相隔过远，女生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到盔甲厂这边来上课，极不方便。而且校舍远远不够用：一共5间教室，可容100学生的饭厅也做会议室用……怪不得司徒雷登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校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没有办法发展。司徒雷登（左一）与1946年入学的燕大新生在一起

　　 2008年11月27日标题：司徒雷登“讨钱”创燕京大学

　　显示非凡交际能力，说服督军让地出资

　　成会找钱的校长

　　司徒雷登在老朋友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开始募捐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不过，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则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如今美丽的燕园还在，只不过已成为北京大学的校园。在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中，记载了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5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

　　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这位督军仅以6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为奖学金。

　　到1937年为止，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京大学总预算为35000美元，有87%来自教会拨款；到1937-1938年预算为215000美元，其中教会拨款占到14%。

　　促成与哈佛的世界级合作

　　司徒雷登的本领如果仅仅表现在募捐上和寻找校址上，那他仅仅称得上是燕京大学的一位精明的管家，而不会成为它的灵魂人物。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就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刘、洪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容庚、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等等，则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司徒雷登曾对助手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植根于中国、服务于中国的大学。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燕大几乎所有的院系领导都是由华人担任，1927年，中国籍教师所占比例已由创办时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二。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段情形，是在他通过老朋友卢斯博士的帮助而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见面之后。但是司徒雷登的冷汗没有白流，那位律师终于答应给燕京大学50万，不过却要在一年之后，因为他要确认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

　　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他还没有说话，律师就提出要实现诺言，不过，律师“变卦”了，因为他给燕京的不是50万，而是增加了一倍——100万。司徒雷登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趁机提出燕京发展的困难，并把款项要求提高到150万，不过这次律师答应得比第一次就爽快多了。以当时燕京大学的实力，能够和哈佛这样当时在世界处于一流位置的学校联合，司徒雷登也不免有些自得。他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连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

　　 2008年11月27日标题：司徒雷登“讨钱”创燕京大学

　　与妻子同葬燕园成泡影

　　“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许多大学已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权衡再三，决定让燕大继续留在北京。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他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但“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派兵将学校包围，在日占区坚持了4年之久的燕京大学被迫关闭。

　　事发当天，司徒雷登并不在校，他应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在一天前到达天津。1941年12月9日一早，正当他准备回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送回北京。

　　最初，司徒雷登与近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记者和传教士，被关在美国领事馆。但4周后，绝大多数人被释放，只有司徒雷登与协和医院院长亨利·霍顿博士及财务主管鲍恩博士仍被继续关押。

　　司徒雷登与协和医院的另外两位美国人一直被日寇关押近4年之久。

　　1946年，二战结束，70高龄的司徒雷登戏剧性地被任命为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他苦心孤诣建立的教育家形象毁于一旦。1949年，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拒绝撤退，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反对，1949年8月2日，他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遗憾地离开中国，此后便是几十年的敌视和对立。

　　8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社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最终使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使者。在中国生活并苦心经营的50年成为政治笑料，司徒雷登备受打击，中风偏瘫，从此在病榻上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3年，1955年8月因心脏病发逝世于华盛顿，临终遗言是希望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内早逝的妻子墓旁。

　　 (本文来源：青年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