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摄像头清灰教程:《潜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负手段

《潜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负手段

历史-中国现代 2010-05-04 11:20:24 阅读23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一、一个合乎逻辑却不合事实的问题
　　有一个问题：A和B打了八年仗，相互消灭不了对方，而后期A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接着A和C打了三年仗，被C消灭，那么按照逻辑是不是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C三年就能消灭B呢？
　　答案很明白，C不可能三年消灭B，因为A是国民党军（以下简称国军），B是日军，C是共产党军（以下简称共军）。
　　事实与逻辑发生了冲突，问题出在哪里？
　　二、战争之王——包围战
　　分析国共日三方所有的重大战役，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日军很少能包围国军，国军不时能包围日军，共军经常能包围国军。
　　众所周知，集中优势兵力打“包围战”是消灭敌人的最佳方式，因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每次断其一指，十次就将其彻底消灭；而每次伤其十指，等敌人养好伤再来打，也许永远消灭不了敌人。共军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就是歼灭战，实际就是包围战。
　　国军和日军打的几乎都是消耗战，所以八年后还是处于对峙状态，而国军被共军三年消灭，就是因为共军总能打成包围战——这就是开篇问题的答案。
　　但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包围战无疑是所有将领梦寐以求想打的仗，绝不是日军和国军就不想打包围战，查阅他们的作战计划，围歼对手一般是首要目标，问题是他们总是包围不了对手。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日军很少能包围国军，国军不时能包围日军，而共军经常能包围国军呢？我们先来看看打包围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三、包围敌人的基本条件
　　打包围战的基本条件是，明确知道对手的位置，同时隐藏自己的位置和移动，直到将敌人包围，战斗打响。
　　要想知道对手的位置和行军路线有四个办法：一是猜，二是密码战，三是间谍战，四是实地侦察。
　　要想隐藏自己的位置和移动也有四个办法：一是假动作，二是密码战，三是反间谍战，四是反实地侦察。
　　猜和假动作的成功率肯定不高，尤其是如果在战役全局上己方是以少打多，而且还想打包围战的话，这样做太冒险了。
　　由于双方都频繁换密码，密码战必定时灵时不灵。
　　实地侦察很可靠，但你只能确认敌人现在的位置，不能确定敌人下一步往哪里走——看着是走在去北京的路上，中间突然拐到天津怎么办——从而无法事先埋伏。
　　最可靠的是间谍战，如果经常能拿到对手的作战方案，同时又不让对手掌握自己的行踪，就能大打特打包围战了。
　　四、为什么日军很少能包围国军？
　　概言之，日军对国军的包围之所以总是功亏一篑，无法隐藏自己的实时位置是侵华日军的最根本的弱点。
　　在华北、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几次中日大会战中，日军拼命想包围国军，但没等包围圈完全形成就被国军发现赶快撤退了。最危险的是徐州会战，日军由于战前掌握了可靠情报，战役开始后迅速对国军精锐部队五十个师六十余万人构成战略包围态势，日本陆军相杉山元说，“由于该敌差不多是中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并且已经处于孤立状态，我军应不失时机，以大的兵力，以大的规模会战，使之一举彻底歼灭该敌。本职认为，只要达到了歼灭这股敌军的战略企图，就能使武力解决中国事变，促使蒋政权屈服投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国军初期对日军战役企图并不清楚，日军的战略包围圈构成后才恍然大悟。但是战略包围不等于无路可逃的战术包围，国军将领郭汝瑰指出“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徐州会战的结果是日军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我五六十万大军，离心退却，竟没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
　　日军之所以在八年战争中，基本上每次会战都无法彻底包围国军，除了间谍战成效不大，最根本的原因同时也是侵华日军最根本的无法克服的弱点，在于它的实时位置总是很快被国军发现，国军总有机会在被彻底包围之前撤退。
    那么日军为什么无法隐藏自己的实时位置呢？原因太简单了，作为异民族来到中国作战，当地人民都是侦察员。所以日军虽然每战几乎必胜，但结果总是“伤（指）而不断（指）”，八年下来国军还是那些部队在打。日军的飞机大炮，战胜不了中国老百姓的一双眼睛。
　　这才是日军侵华战争不能胜利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日本人力有限，中国幅员太大、人力无限。试想，仅仅前几次会战如果日军都能彻底包围歼灭国军，则相对应的宋哲元部、晋军、华中中央军、徐州60万中央军、武汉110万几乎是全部能调动的国军都被歼灭的话，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能否不结束？其实仅仅一个徐州会战就能决定中国正面抗战的胜败了，会战双方的统帅都是这样认为——日本陆军相杉山元的看法上文已述，蒋介石在武汉会战时说“如果几个月前，我在徐州图个痛快，不将主力撤退转移，现在，日军也可能不是在武汉外围苦战，而是在重庆街头列队行进！”
　　须知，决定战争胜败、政权存亡的是有战斗力的军队，而战斗力的形成需要时间，需要磨炼，所谓百战才能成钢。从另一个角度看“断指战”与“伤指战”对战争全局的不同影响:一个部队一次战死一半人，再补充一半新兵，在老兵的传帮带下，不久就能恢复战斗力。但是如果这个部队被全歼，即使再召来同样多的新兵，给同样的武器，还是用原来的番号，要想有战斗力需要很长时间，而在此期间这个部队就是乌合之众、一触即溃。战争其实打的就是现有的有战斗力的部队，一旦这些部队被消灭，即使你的人口再多，武器再多也没有用，关键的关键在于对手不会给你时间等你的新军养成战斗力再来打，对手必然是一鼓作气把你的政权全部消灭。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还保有半壁江山，多数人口，比抗日战争武汉会战结束后的局面看起来还要好，如果说幅员和人口能决定胜败，三大战役后的国军就不应该是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关键在于有战斗力的国军已经基本被消灭了，而武汉会战结束后国军参战的100多个师没有一个被日军全歼，军队的战斗力基本上被保存下来了，这才是持久战的真正基础。
　　五、为什么国军能不时包围日军？
　　国军对日军的“猜”、密码战、间谍战都不行，尤其日本人极少会给中国人做间谍。国军不能了解日军的作战计划，除非是主动包围日军的据点，否则不能主动地在运动战中包围日军。但由于总能实地侦察到日军的实时位置，所以对孤军深入的日军经常能够包围。国军的主要胜仗台儿庄、万家岭、雪峰山、三次长沙会战等都是如此。
　　六、为什么共军能经常包围国军？
　　一般情况下，国军的作战计划制定出来几天后共军就知道了，周恩来曾说，胡宗南的作战计划还没下达到军一级，中共就知道了。所以共军总能早早地在国军的行军路线上预先埋伏。而国军不仅不知道共军的作战计划，甚至经常连共军的实时位置都不知道，总是等到被彻底包围，战斗打响了才知道周围都是共军，而援军则会发现救援的必经之路上早已有阻击的共军在等待。
　　杨尚昆1989年总结情报工作时说:“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把杨的话理解为“想包围谁就包围谁”，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薛岳是号称“抗日军神”的国军一级上将，是境内歼灭日军最多（十多万）的国军将领，他擅打日军的包围战，万家岭、前三次长沙会战等胜仗是他的杰作，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他颁奖。但是薛在解放战争开始不久连打三败仗，被蒋免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不再受重用。谍战剧《潜伏》中提到的粟裕部“偷袭”戴之奇师，就是薛的三连败之首败宿北战役（1946）。后二败是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1947）。抗战到内战仅相隔一年多时间，为什么薛岳这么快就完成了从“以弱胜强的英雄”到“强不胜弱的狗熊”的转变？是否有一个建立在常识之上的答案？
　　初看薛三连败的原因都是共军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孤立突出之敌，但这不是根本原因，“孤立突出”是国军布阵的失误，但不必然导致被围歼，如果共军主力移动集结的过程被国军发现，国军后退集结或设置埋伏都完全可能，国军对付日军时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共军总能隐蔽集结主力于国军孤立突出之一部附近，然后出其不意突然进攻；国军也总是猝不及防，十分慌乱。国军最离谱的是鲁南战役，共军大兵压境即将进攻，而国军竟然毫无戒备到这种程度——总指挥竟然离开指挥部去听京戏，战斗开始后已无法回到指挥部。鲁南战役被歼国军乃全副美械装备之整编第二十六师（军）及被国民党誉为“国军精华”、曾在印缅战场大显身手的第一快速纵队，但凡有所准备，不至于轻易被歼。
　　莱芜战役后国军总结道，共军“主力作战略转移时，经由临沂、蒙阴、新泰、莱芜道东西山区小径，昼伏夜行，秘密前进，我空军既无法搜集，地面情报亦不易侦知，一时竟不知匪军主力所在。乃至判明其企图与行动时，我南进兵团已被各别包围于古马陵道中。”这完全是在掩饰情报与侦察工作之无能，试问共军为什么就能对国军的动态了如指掌？国军就算找不到共军，为何自己就做不到秘密行军呢？薛岳的军事才能世所公认，粟裕称赞被自己三连败赶下台的薛岳“机敏”，是国军之“干将”，连毛泽东都曾告诫共军将领：“你们遭遇薛伯陵务必持重（薛岳字伯陵）。”面对共军的“核心竞争能力”——总能隐蔽集结主力于国军孤立突出之一部附近然后突然进攻，战役指挥员一个人本事再大也无能为力，情报与反情报工作不是薛岳的职责。
　　共军的“核心竞争能力”的最大威力在于，不管对手人再多、单兵作战能力再强，就算是一万比十，那么我每次用五个人包围你一个人，其它五个人则一对一地阻击所有援军，在打援的五个人消耗完之前结束战斗撤退，打一万次仗怎么也把你消灭了。这就是远比共军强大得多的日军八年都消灭不了的国军，三年就被共军消灭的军事原因。
  　世事无绝对。傅作义的军队就在相当长时间里做到了蒋之中央军做不到的事。1946年共军30个团约7-8万人包围大同，傅军3万人来解围，由于傅军保密工作做得好，共军没有事先取得傅的作战计划，结果出现了“对大同敌人的守备能力及傅作义部的增援均估计不足”的缺陷，进而表现在“在兵力使用上，未能在每个战斗中造成足够的优势”。具体表现为，在傅军已攻占共军第一个防守要点卓资山后，共军仍然不清楚傅军主攻方向其实是集宁，从而分兵防守集宁和丰镇、麦胡图地区。即使如此，共军仍有机会取得胜利，但是当时战况异常激烈复杂，傅军包围共军之集宁城，共军在城外又包围傅军，傅军增援部队又从后方进攻共军包围部队，在这种艰难局面下指挥员出现失误，“在集宁城下错过了歼敌良机”，结果是大同未攻克，丢失集宁城，傅围魏救赵，解围大同成功。罗瑞卿说，“实际上是一次败仗”（《罗瑞卿传》183页）但是，第一，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不犯错是不可能的，强求指挥员不犯错不实事求是；第二如果共军事先能取得傅作战计划，在其必经之地设下埋伏，才是确保万无一失的唯一途径。
　　接下来的张家口保卫战，共军仍然没有事先取得傅的作战计划，以主观判断进行了战役布署：“晋察冀军区首长分析当面敌情，判断敌人的进攻可能以康庄、怀柔地区的两个军为主，全力西进；集宁之敌则可能在东线敌人占领怀来后沿平绥路东进，与西进之敌会师于柴沟堡地区。”因此，重兵集结于怀来和柴沟堡两个要点。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猜”的成功率肯定不高。傅军主攻方向出乎共军意料，不走大路却绕由长城外荒芜、渺无人烟之地，经草原山区，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张北，使集结于柴沟堡的重兵形同虚设，不起任何作用。共军战史认为张家口失守原因在于“对敌人从集宁经尚义、张北迂回张家口的进攻路线估计不足，西线兵力未能部署在能应付各种敌情的机动位置，给了敌人以可乘之隙”。但是从常识的角度看，第一，既然是“猜”，就肯定有错的可能，没有人能保证猜对，谁也不是神仙，只有事先取得敌人的作战计划，才能真正万无一失；第二，傅军长途秘密行军而不被共军发现，正如同莱芜战役中共军秘密北上不被蒋军发现一样，耐人寻味。（本节所有资料除特别注明，均引自公开发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三》之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
　　七、国军为什么会在间谍战和实地侦察上输得一塌糊涂？《潜伏》给了我们答案。
　　为什么军统优秀人才余则成会被策反？余经常跟翠平说，“我们跟他们（指其它特务）不同，我们是有信仰的人”。但是余的信仰跟左蓝他们又不同，肯定不会是共产主义，因为他没机会接受这种教育。余对左蓝说，“我信仰生活，信仰你，就这样。”
　　生活怎么能够被信仰呢？所以我认为他少说了两个字——“常识”。是的，余信仰的应该是“生活常识”，这个常识当然不会是“过马路要看红绿灯”，而是老百姓要想过上好日子，就一定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
　　《潜伏》披露的国民党的两个腐败案例相信震撼了许多人。一个是“党通局”特务谢若林所说的国民党情报系统内部的“情报交易市场”，为了二条金条出卖了“粟裕部偷袭戴之奇师”的情报，导致整编第69师（相当于军）21000人被全歼，师长戴之奇自杀。
　　但最重要的还是戴笠与日军的交易，它直接促使余则成走上了“潜伏”的道路。作为国民党政权核心人物之一的军统特务头子，居然为了自己的私人财产拿18000担粮饷和涉及友军的情报（实际上就是友军人头）和日军作交易。
　　我们中国人讲中庸，腐败可以，不要太过分，就算象谢若林说的那样——“那帮当官儿的，满嘴都是主义，其实肚子里装的都是他妈的生意！”——也不要紧，因为我们中国人一向觉得当官发财几千年来就是一回事。但是戴笠这种人在这种时候干出这种事，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难怪美国特使马歇尔回国后对国会议员们说，蒋政权太腐败了，这种政权长不了，我们不应再支援他了。（相对而言傅作义集团比较廉洁公正，施政较有效，内部人心较齐，高级将领在绝境时多选择战死或自杀，部队反水的较少。）
　　虽然我们中国人讲中庸，但是如果事情过分到戴笠这种程度，就算是自己人也要有想法了。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象谢若林那样爱财如命，许多人只想过太平生活，如果没有选择那是没办法，明明延安那里有一个廉洁的政权可供选择，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呢？
　　能够接触到国军军事计划的，多数还是国民党自己的人，就象余则成这样一开始就是国民党员的人。他们之所以能被共产党策反，而不能被日本人策反（当然有个别的），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廉洁的、本民族的政权，才能让老百姓包括自己过上太平日子。即使余则成们心中没有老百姓，他们心中也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一个正常的差不多的政权，不能出现戴笠这样的人和事，而且不仅不受惩罚，还高高在上！这－太－过－分－了！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心中真得有这样的底线吗？有的，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有一条底线能打动人心，使你行动起来，虽然有时候这条线会很低。常有人批评当今一些道德败坏的现象，但汶川大地震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行动起来，达成了空前一致的目标，那就是孟子说的“人皆有恻隐之心”——救灾。
　　只要触动了“深深地埋藏在人们脑海中”的底线，就有人会不计功利地行动起来，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深海”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使余则成们走上了“潜伏”的道路。
　　而在共产党那方面，还有更强大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那是另一个世界，好地方，好风光（余则成语）”，在那里有每个人都渴望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伟大理想，在那里——遥远的北方——有正在进行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正是它们牢牢地抓住了那“一列雄壮的队伍（余则成语）”里大多数人尤其是中高层人士的心灵，让他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团结得象铜墙铁壁，让敌人的策反碰得头破血流。
　　还有象余则成和晚秋这样的“小布尔乔亚”，甚至大批国军中高层人物，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那伟大理想的熏陶，但“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号召和平等廉洁与腐化堕落的鲜明对比，使他们也加入到这“一列雄壮的队伍”里来，正是这种力量使得在抗日战场上耳聪目明的国军，在内战战场上却如同瞎子，身经百战的王牌部队一支接一支地被数倍优势的共军严密包围，日军八年拼了老命都做不到的事，共军做起来却如同家常便饭。
　　而不知道这股力量的人呢，或许还会对本文开头的问题迷惑不解：“说的也是啊，怎么会得出土八路的战斗力是日军的二又三分之二倍（8年/3年）的结论呢？那样还不早把日军赶出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