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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朱鸿召：萧军只认毛泽东为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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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召：萧军只认毛泽东为大哥
2011-02-13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萧军酒酣耳热之际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彼此身份界限越来越明显。
1938年3月，萧军从山西临汾取道延安，准备上五台山去打游击。他临时借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丁玲当时也暂住在这里。毛泽东得知后，迅速派中央办公厅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培元建议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回答：“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和培元走后，丁玲劝说道：“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你应该见见再走。”萧军并不以为然。直到有一天毛泽东亲自跑到招待所看望萧军，共进午餐，萧军觉得此人谈吐不俗，可以交往。羁旅期间，萧军拜读了毛泽东一年前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的演讲《论鲁迅》，接着又应邀参加陕北公学第二届学员开学典礼，操场会餐，没有板凳，毛泽东和大家围着桌子站在一起，大碗装酒，你一口我一口轮流畅饮，萧军为之感动。五台山没有成行，但萧军并没有因为与毛泽东结识而留在延安。
萧军离开延安后辗转两年，于1940年6月再次来到延安，成为陕甘宁边区文协驻会作家。1941年7月，成立近两年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原先挂靠在边区“文协”，属于一个单位两块牌子，“改为独立工作团体，接受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原有杨家岭会址、财产及一部分有关文艺工作，正式启用印记，开始办公”。（《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7月2日)一个月后，“文抗”从杨家岭后沟集体搬迁到蓝家坪，萧军在郁闷压抑、犹豫徘徊中随迁新址。
对作家之间和“文协”组织内部诸多问题的意见，萧军计划逐级反映上去，一定要有个说法。早在1940年9月8日，他就准备要去先见毛泽东，再见洛甫。未料当天就遇到洛甫冒雨亲自来杨家岭后沟，在丁玲窑洞里聊天并共进午餐。当时，在名义上洛甫是党的总书记，兼□□部部长，直接分管文化艺术工作。洛甫耐心倾听萧军对延安文艺界的意见，不责备任何人，劝慰他用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对待生活工作。1941年3月18日，萧军主动找到洛甫，把“文协”里的大事小事都诉说了。洛甫的表态仍然是原则性的，“他说这里是需要论争的，文艺运动需要开展，一些不良倾向应该指出”。萧军当时也觉得满意，事后又觉得不满意，因为实质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拔刀相向事件发生后，既然艾思奇的承诺不能兑现，洛甫和蔼可亲又近乎打哈哈，萧军经过慎重考虑，主动要求面见毛泽东，直接反映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和意见。
1941年7月8日，萧军日记详细列举了要主动约见毛泽东的事由：
决定了，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请他约定时间和我作一次谈话，这是应该的，一面我要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一面我也要解剖自己，决不使一些小鬼们有所借口完成他们的企图，一面我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事情总应该明了了本质，再作决定，省得发生误解。我要作一次堂·吉珂德吧，我要替一些小小者申冤，只有我能担当这任务。有伟大的行为，才能有伟大的作品，有伟大的精神，才能有伟大的成就。要决然地担当起人类保护者监督者的担子，我能！
萧军要反映的其实就是如何处理组织决定与个人意见之间的关系，个人意志在集体原则面前有没有位置，什么位置？萧军以为借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至于要到中共领导面前解剖自己，那是自我坦白，堵住小人们的嘴，维护自己的清白。
7月14日，萧军再次致信毛泽东，重申希望约见的理由，“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也可。余无他意，敬祝近好”，并附上上次信函的送达收条。7月16日，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来到萧军住处，告知毛泽东因患肩周炎，提笔写信不便，没能及时回复，待病情好转即安排见面。天气转晴，萧军心情大好。
7月18日午后，胡乔木派人送信来，通知萧军即刻到杨家岭，毛泽东约见。他们先谈鲁迅和延安鲁迅研究会工作计划，转而谈到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颁布施政纲领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监督政府。“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你可以批评，而且应该到处批评，拿着施政纲领批评他们……”这种开放的情怀和开明的态度，极大地鼓舞着萧军。然后，萧军主动介绍自己再进延安一年来的生活工作观感，以及在“文协”拔刀相向的事情经过，得到的回应是同情和理解：“你这动刀子，恐怕也是没得办法了吧？”萧军觉得自己在毛泽东这里终于找到了一个中共党内可以沟通交流的人。进而对毛泽东因患肩周炎手拿筷子夹菜都要站起来，深表同情。对毛泽东用手从白瓷缸里捡茶叶吃，也很欣赏。他觉得毛泽东还保存着读书人的样子，“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此次会晤，从午后开始，持续到晚饭后，萧军才回到住处。第二天，他把会晤情况转告了舒群、艾青等人。
自1941年7月18日，至1942年5月29日，将近一年时间内，萧军日记记载自己与毛泽东直接交往十三次。主要是萧军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偶尔有毛泽东过延河到蓝家坪回访，也有数次是毛泽东让江青代表自己去看望或送书。他们交往的前期，每次见面都有书信便条预约通知，后期时常是萧军在傍晚散步途中顺便过访，警卫员通报一声，毛泽东有闲暇就随便聊一阵，没时间就作罢。有时兴致所至，毛泽东会在晚间八九点钟临时让人通知萧军去谈话。第二次见面前，毛泽东致信萧军说：“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显然，这是第一次见面后，毛泽东通过其他途径，进一步了解萧军的情况和为人，然后得出的结论。萧军觉得毛泽东没把自己当外人，够朋友，才交往，交往中打量着对方，也掂量着自己。
1942年元旦下午，萧军到毛泽东处谈到自己最近在研读中共发展史材料，缺少江西苏区那一段，随声吩咐：“你有工夫可以想一想看，给我弄个书目……”毛泽东回答：“我也是没办法的……他们中央研究院向我要材料，我也没有。”萧军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他们各人点燃一支香烟，谈得很投机，“我尽可能从各方面缓和自己语气，使对方不至感到拘束，因为这是自己的毛病”。可以想象，萧军自视甚高。他给对方定位：“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即使他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所代表的仅仅是“政统”。他给自己定位：“我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共产党的朋友，人民大众的保护者。”他要在世界上做最好的作家，“我始终是文学中的‘王’”，所拥有的是“文统”，文以载道，更接近于“道统”，“我有责任用文学和艺术影响他们”。交往中，萧军认为毛泽东具有一定的思想宽度，但缺乏深度。“毛泽东对于我这人只知道是‘好人’，豪爽，忠诚，坦白，有力，其余是不会知道了，因为他没读过我的‘创作’，就不会懂得一个人的灵魂，也许将来他对文学有更深一层认识，读过我的作品……也许我们有更深一层接近，但这至少要十年以后。”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萧军经常从毛泽东那里借书，也向毛泽东推荐好书，或者直接把书借给毛泽东，督促他去阅读。“我们要互相教育，互相影响，互相帮助，这里面毫没有不洁的动机，我希望他更深地理解文学，理解鲁迅先生，这对于革命、他自己、文艺本身全有好处。”所以，他坚信自己超越于任何党派之上，用一支笔管两个党，是天下人管天下事。
此间萧军致信毛泽东，抬头一律都是“泽东同志”。他以朋友的身份和语气关心毛泽东，叮嘱他注意身体健康。“你要把身体弄得好一点罢，不要为了一时需要，而减少了五年寿命，这是不上算的。”
1942年2月10日，萧军因为孩子需要一个小床，找毛泽东帮忙，晚间来到毛泽东住处。当时林彪刚从苏联疗伤回来，徐特立也在。萧军喝了两盅酒，更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似乎摸着正路了……我对于党处理冯雪峰、丁玲、瞿秋白一些事，我以一个作家的地位来看是不满意的……”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说：“我在党内受过十一次处分，但是我什么也不说，我不向任何人说我的意见，因为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我是一直准备着孤立，甚至连老婆我都不说……准备她看我垮台去另嫁旁人，准备着只剩下自己，这还不够，我准备一个脑袋……人在热闹场里没什么，能经得起寂寞，冷落，别人看不起……必须要能经得起这些锻炼……党内的箭比党外还不好受……”这和后来他多次倡导的“六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是一致的。他们脾气性格中都有一种不信邪，不要命，敢拼命的精神在。谈到毛泽东的讲演风格通俗易懂，不同于洛甫的书生腔，不同于王明的八股气，毛泽东感觉美滋滋的，如实告之其中奥妙所在：“你和农民讲话讲不通，他给你饭吃啊？”萧军相信，他们之间关系“接近是彼此影响着，进步着”。“从鲁迅先生那里我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我学得了柔韧。”随后，萧军主要依据毛泽东此次谈话内容，撰文《论同志之“爱”与“耐”》，含有为毛泽东叫屈之意。文章送交毛泽东审阅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萧军酒酣耳热之际曾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彼此身份界限越来越明显。萧军略有改口让步，“在文学、精神上鲁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对于毛在政治上我也愿意以他为先生，为这政治理想而战斗！但我却以兄长的地位看待他。”日常生活里萧军非常注意分寸感。毛泽东偶尔参加“文抗”在蓝家坪举行的舞会，萧军在公众场合，绝不表现出过度亲切。“我们在人前得保持一种普通关系，省得一般人胡谈。其实我们的关系也很普通，主要是建筑在工作和革命事业上。”1942年底，萧军为打抱不平，被人控告到边区法院。他估计自己将被判刑，绝不找毛泽东这层关系。后来写信，是希望毛泽东以朋友或兄弟的情分，在他服刑期间帮助照顾家小。
过去因“中研事件”，为避免“嫌疑”计，故数月未造访，实常在念念中。目前我还不愿来访你，因我现正被人控告……审后我大约是要有罪的，待我刑期终了，那时我甚愿来访你一次。如果可能的时候，兹将我们原告被告及证人书面证明等各抄一份来。它对于整风应有些用处。文抗年来一切人事及党内外纠纷诸原因，大都具此了，我甚愉快有此鲜明结果。
我入狱后别无所求，只文抗尚留有一妻一孥，实萦我心，敢请照拂一二，铭感者恐非本身也。
所谓“中研事件”，即整风运动中，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分子”，萧军旁观批斗会现场，不满那种群众运动式的上纲上线行为，认为这是往人头上扔屎盆子，被陈学昭举报，受到集体批判，被扣上“同情托派分子”帽子。萧军舌战群儒，不依不饶。至于该信所说抄录一份原告被告材料，以备整风运动之用，分明是萧军一厢情愿地误解整风运动的目的，以为全面整风运动是为了整顿各个单位领导层的官僚主义。
这种平等的、朋友式的交往，萧军不宣扬，但终身难忘。他的这些日记生前不公开，不示人。直到晚年弥留之际，他对女儿回忆平生时还说：“我之所以和彭真、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此言可以当真。
萧军与毛泽东交往产生的最大结果，是促成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按照党内分工，1942年以前，文艺、文化工作一直由洛甫分管。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党内高层整风运动，洛甫离开延安，率领农村工作调查团到陕北晋绥地区，历时一年多时间。为了补缺，毛泽东代管文艺、文化工作。萧军日记明确记载，毛泽东接手之初对文艺界情况，尤其是文化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很不了解。“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底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从萧军这里，毛泽东才知道延安文艺界矛盾不少，问题多多。不久，毛泽东约请老朋友萧三谈话时说：“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他考虑制定一些文艺政策，通过规章制度来管理。萧军多次应邀参与讨论，确定了处理文艺问题的工作计划，即“先个别开座谈会，而后开一总的座谈会”。1942年5月2日，萧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当天日记中居功不辞地记载：“这还是延安从没有过的举动，这也是自己这二年来，间接直接工作出来的结果，我可以如此说。”萧军以为这次会议可以帮助解决文艺队伍与革命队伍配合作战问题，实际解决的结果却成了把文艺队伍整合到革命队伍里来，“文统”、“道统”统统归并于“政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