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换下来的屏幕:陈原：六十年重温《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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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陈原：六十年重温《世界》
 
　　五十五年前的《中国报道》
　　余荻和我在海外客居半年，一九九三年五月中旬回到北京，头一个看望的是叶籁士1。老叶不仅是我们两人的老朋友，而且也深切地了解我们，他给我们两评誉为“相依为命”，这四个字恰到好处，尤其当我们步入黄昏的时候。那天，老叶很兴奋，坐着轮椅转来转去，找出一大包复印品，说：送给你们作个纪念。他说，这都是外国世界语者复印寄来的。打开一看，乐坏了余荻和我，原来是全份即四年的《世界》2，外加全份六期的《中国报导》*??唉唉，久别了，我们的《中国报道》。久别了，我们逝去的青春！我们带着这珍贵的礼物回家，这是老叶给我们的珍贵礼物，这也是外国热情的世界语朋友给我们的珍贵礼物。每天夜里，当人们都睡着的时候，我们，余荻和我，坐在落地灯下，翻呀翻呀，一页一页的翻，恨不得翻回那火红的年代，恨不得翻回那战争的年代，恨不得翻回我们早已逝去了的青春。当余荻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天，她还是那么兴致勃勃地跟两个新一代的世界语者??两个常常到我们家来无所不谈的女友4，穷聊五十五年前的旧事。她开玩笑地说，你们现今把El Popola ?inio翻成《中国报道》，不确切，还是我们五十五年前编印的这份Informilo el ?inio按字直译才是货真价实的中国报道，我们四个当代的唐•吉诃德（小谭、玉萍、余荻和我）带着极大的兴趣，翻读着这六期五十五年前即抗日战争第二年在广州编印的报导。我不知道我们两人喜悦有没有或能不能传给这两位年轻的女友，可余荻和我那几个星期确实被这个复印本迷醉了。谁知道在当天夜里，她只说了三个字“我头晕”，闭上眼睛就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同他一起走过半个世纪艰难道路的我，离开了他几十年热爱的世界语运动。
　　这份《中国报导》是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世界语组5的周报，副标题就是这样写作的。这个国际组织当年是个欧洲和亚洲反对法西斯、反对非正义战争的国际统一战线团体，由英国谢希尔爵士和法国皮尔科特将军领6头进行活动的，中国分会1938年初在武汉成立，推举宋庆龄为会长，蔡元培作了会歌，而毛泽东特地从延安打了贺电并题了词，因此可以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其目的和作用时为抗战进行国际宣传，争取各国人民同情和援助。广州中心是由当时在广州的进步文化人、共产党员和开明国民党员发起组织的，实际上是个对外宣传机构，执行部主任钟天心（当时是开明的国民党政要），日常工作由执行部秘书姜君辰（中共地下党员）负责。下面分三组一处，处就是秘书处，总管行政工作，三个业务组按语言分，即英语组、日语组、世界语组。我那时还在大学念四年级，讲好每天下午去，让我找两个作半天工的帮我。我说服了余荻辞去了她的小学教师职务，来作半个工，只领取很少几个津贴费，那时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了理想，带着一股热情，什么也干得出来。还找来了读者大学二年级的同学刘邦彦（他在抗战中病故了）。那时我刚满二十岁，她还不到二十二，什么负担也没有，就这样干上了。
　　我们反侵略会从1938年5月开始，出版了世界语月刊《正义》7，在这之前，我们自己掏钱办了另一个世界语杂志《到新阶段》8，也是月刊，此外还插空出版几本世界语小册子，所有写作、翻译、编辑、校对、发行，差不多全由我们三个人担任，偶尔找个外边的世界语者帮忙。但是我们还不满足，嫌月刊太慢，我们不相信什么时间是金钱，但我们相信时间对于宣传效果有多么重要，因此，我们打算发世界语通信稿，提供给热心分子利用，翻译成各该国的文字，投到各国报刊争取发表，只有这样做，世界语才能证明自己的优越性：使用一种文字等于使用几十种文字，何乐而不为？我把这想法跟领导说了，都赞成。仿照新闻通讯社的做法，我们决定每周打字油印一份通信稿，取名《中国报导》。第一号于当年（1938）八月十三日创刊（813是头年日本发动侵沪之战的日子），一共出了六期，最后一期即第六号是十月八日出的，两天后日本侵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十天后攻占广州，因此第七号编印好却发不出去了。
　　《中国报导》是用A4纸打印的，有个很大方的报头，是我画好做版红色套印的，??现在看到的复印品当然只是黑色的了??内容主要有我选定，翻译则由我们三个分别干；至于打字，基本上是余荻做的，没想到两三年前我教会她打字能排上用场。那天从老叶家拿回那几期《报导》，如见久别重逢的爱侣，她在高兴之余，也没有忘记狠狠地说我：她还记得某篇文章因打错了几个字挨我狠狠地批了一通。我说，五十五年了，你还记得跟我算老张？她说，就要算，你从古到今都不顾别人多忙多累，出点小毛病就批批批。两个到了黄昏的老人，就这样闹起来，又苦又甜，真是难忘的时光，可惜这样的时光永远不会再有了……
　　这份通信稿每逢礼拜六出版一次，每次四页五、六页不等。报头上有一句世界语口号，即“拯救中国就是拯救和平”(Savu ?inion, Savu Pacon!)。正如《世界》从第四年第五期起（1936年五月出版），报头上加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一样，至于《中国报导》用的口号，跟谁商量过的，我现在完全不记得了，也许余荻还记得一点线索，可现在无处可问了。通信稿创刊号第一页是《告读者》，其中有一段话阐明了发刊的宗旨：
　　“我们努力使你了解中国：通过各种事实而不是各种豪言，通过可观的统计数字而不是主观的臆测，通过有意义并且有兴趣的小故事而不是枯燥无味的报告，最后，通过雄辩的论断，来表达中国的现状和敌国日本的情况，是你加深理解。”
　　五十五年后，当我和余荻一天深夜读完这一段话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不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吗，这不就是我们党历来教导我们对外宣传所要依循的原则吗，我们那个晚上相对会心地笑了笑，庆幸我们所作所为，居然没有辜负人民的信任，没有辜负我们的青春。
　　六期通信稿登载了宋庆龄在广州电台播发的告世界青年的演讲词，日本朋友鹿地亘反对日本侵华的文章，厦门孩子流亡团致世界儿童节，发表了全国特别是武汉和广州人民热情献金（捐款）运动的情况和统计数字，以及八路军和其他游击队抗敌故事，地图等。虽不能说内容生动活泼，但至少我们努力使它有血有肉，有现实感，少一点学究气。我记得第一期发出后，反映是热烈的，我们收到了外国一些报纸刊登的译文，拿给领导去看，他们也信服世界语是一种有效的宣传工具，我们三个小人物更高兴，因为我们做到了一箭双雕，即为抗战作了宣传，同时又宣传了世界语，在绿色的唐•吉诃德心中真是美不可言了。
　　可惜只出了六期，战火就烧到了广州，反侵略会的工作不能继续了。我和余荻都在广州危急时刻被安排到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去，十月二十一日凌晨在日本鬼子攻进广州前几小时撤出这个养育了我们两人的城市。??“投笔从戎”了。（至于“从戎”几个月的经历，我当时奉命写了一篇通讯，登载金仲华主持的香港《星岛日报》上（1939年一月三日至六日连载），题名《广东民众在紧急动员中》，副标题为《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随征月半记》，这篇东西凝聚了余荻和我的心血，早已忘其内容，不料此文发表五十二年后，在香港友人帮助下，终于找到原本，我们一边读一边心潮起伏，激动得不能自己，这毕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救亡青年的足印呀。）
　　1938年对于华南世界语运动是十分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世界语的作用被那时的社会公众承认了，而且世界语活动确实给抗战国际宣传作出了微薄的贡献。这一年，对于我和余荻更加重要，她放弃了月薪四十七元五角的小学教师职务，我放弃了等着我的工程师位置，都去拿二十块钱津贴，作“职业世界语活动家”（如果有这样的称号的话）去了。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头一望，我们两人都没有后悔，没有怨我们年轻时多么傻，无论是她，无论是我，每一回想，都觉得把青春献给壮丽的抗战救亡事业，把青春献给世界语，值得！遗憾的是，战火烧毁我们这两个绿色唐•吉诃德的幻想，这一年十月以后，我们几乎就没有认真做过世界语工作，这以后的几十年，我只在运动外敲敲边鼓，而她连边鼓也没怎么敲了。然而世界语运动没有忘记我们，终于在她最后的日子里，青年一代的世界语者竟把她和我拉到唐山和青岛的世界语活动中去，得以“重温旧梦”。
　　所有上面的这些，在《世界》的篇幅中都没能找到，因为它在前两年（1926）就停刊了。

　　1叶籁士（1911-1994），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卓越领导人。
　　2《世界》（La Mondo），叶籁士等创办的世界语杂志，三十年代上办期在上海出版。
　　3《中国报道》(Informilo el ?inio)，1938年在广州出版的世界语对外宣传通讯稿。
　　41993年7月16日，两个女友即谭秀珠、李玉萍。
　　5原文为Semajna Bulteno de Esperanta Fako de Kantona Centro de ?ina Filio de Internacia Kampanjo por la Paco。
　　6谢希尔(Lord Cecil)，皮尔科特将军(Gen. Pierre Cote)
　　7《正义》(Justeco)
　　8《到新阶段》(Alla Nova Etapo)

“兄弟们，向太阳！”
　　《世界》第二年第一号（1934年1月）第四页刊登了一首世界语歌，附有五线谱，那就是三十年代青年们爱唱的《兄弟们，向太阳！》。据说是一首波兰革命歌曲，原文如下：
　　Fratoj al sun’, libereco!
　　Fratoj nun supren al lum’!
　　Hel’ el mallum’ estinteco,
　　Brilas estonto nin nun.
　　世界语的歌词好像不怎么通，不过那时搞的是“革命”，不是语言学，谁也顾不上通不通了。歌词唱的是：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兄弟们呀走向光明；冲出往昔的黑暗日子，未来光明照耀我们。六十年前，我们都很喜欢这样充满了希望的虽然是空洞的语言：太阳呀，光明呀，自由呀，满足了我们这批热血青年的憧憬，满足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狂热”。
　　凡是在1936年前后上过我们在广州办的世界语班的，可以说无一不唱过这首歌，而且是余荻教唱的这首歌。因为它简单，热情，容易上口，很快就记得住。
　　1936年对于广州世界语运动来说，到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1938年是把世界语应用到救亡抗日取得成效的话，那么，1936年就是推广世界语取得广泛成功的一年：到处都开办世界语班，有一个时期同时开24个班，在大学里，在中学里，在职业青年或失业青年里，在工厂里，在救亡歌咏组织里，都由我们派人去教，真是供不应求，而跑来跑去教唱世界语歌曲的，多半是余荻。一唱上歌，世界语班就活了。除了一些回忆录外，第一次描述这情况的当推李益三同志整理的《建国前广东省世界语运动大事记》，1936年第3条记载着：“余荻教唱苏联歌曲。讲课生动引人。课室朝气勃勃。”不过这里有语病，教唱得不全是苏联歌曲，而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世界语歌曲。同一条记载的是暑期班，倒真是我们进步世界语运动的里程碑。
　　我指的是我跟广州市立世界语讲习所谈好，由我们三人（我，余荻，洪桥）主持的1936暑期班。叫做暑期班只有这一班，中山大学踏绿社办的班，从不用暑期班名义。我同讲习所负责人谈好，借用他的课桌和办公室后，我们自己掏一两块钱，正式铅印发一张招生广告，教师那一栏写的是陈原、余荻、洪航虹。??我们三个老同学第一次使用这三个笔名。我们三人在初中同学三年，高中三年不在一间学校，1934年，余荻师范毕业就当了小学教师，而我和洪却又进了中山大学，同系同班，同住一个房间。我是1931-32年在讲习所读了半年世界语夜班，得到毕业证书的；余荻1934年入李泺先生主持的崔氏法世界语班，得到荷兰崔氏世界语学院初级证书；洪则是1935年在宿舍跟我学的世界语。我们三个人，两个是在学的大学生，一个是在职的小学教师，都不想用真名，怕惹麻烦；当时广州白色恐怖厉害，1.13流血案（由北平学生运动12.9和12.12引发的抗日游行被反动军警血腥镇压）的阴影激发了青年更进一步的推进救亡运动，但也更讲究策略，所以我们都起了新的名字。不料我和余荻后来参加革命就一直沿用这个称呼，笔名成了真名。
　　暑期班每天下午上课两小时，持续两个月之久，每次由我先用直接教学法授课一小时，接着有余荻教唱世界语歌曲一刻钟，然后由洪教语法三刻钟，愈发是我和余荻编的，打印则由余荻和我弟弟容斯负责。参加这个暑期班的大半是进步青年，学习得热火朝天，许多人后来都参加了抗战工作，其中有钟平（抗战后在香港任我们报刊的一个负责人），董世扬（现今是广东世界语运动领导人之一）。还有学得特别好的，我们在初中的后几班同学陈实（现在是颇有名气的翻译家，她译过聂鲁达、罗曼•罗兰等作家的作品）。我甚至还可以自豪地说，参加这个暑期班的许多同学当时大多是救亡运动、学生运动、歌咏运动的中坚分子。我们两个，直到步入人生的黄昏时刻，也常常回忆起这两个月，并且感到无限的欢愉。
　　暑期班的是没有记载在《世界》里，因为越是在当地搞得有意义的东西，我们越不想往外报导，怕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所以没给《世界》发消息。

《十诗人集》 “Dek Poetoj”
　　《世界》第三年第十号（1935?10）展望台一栏有消息说：
　　“广州同志组织太阳出版社，现已出版Dek Poetoj一种。（此书本期有Rezenzo请参看）
　　同期书评栏有短文，介绍这本小册子：
　　“主编：Scight；出版者：太阳出版社；开本：32开；页数：38；定价：一角。
　　本书选了十个诗人的十首诗，除了汉文的翻译之外，卷末还附有注解，以及简单的作者介绍。这十个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是：
　　（1）德国海涅的《罗莉莱》
　　（2）苏联白德内依的《基督复活了》
　　（3）保加利亚斯米能斯基的《是黎明了》
　　（4）英国拜伦的《心的夜》
　　（5）德国歌德的《荒野的蔷薇》
　　（6）苏联倍兹敏斯基的《社会主义》
　　（7）俄国莱尔蒙托夫的《帆》
　　（8）日本依井迂的《青年歌》
　　（9）保加利亚（原书中作乌克兰，似乎弄错了）流宾的《不管一切》
　　（10）法国魏朗的《秋之歌》
　　正如本书的序言中所说的，“对译的读物现在非常需要”，“这本书的出版是会得到读者的欢迎的，虽然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不是铅印而是誊写版印的。书末中尚有该社编辑中的几种书的广告，据说丁玲的《水》也在翻译中。”
　　上面就是述评全文。书名下还有这样两行“丛书”名：
　　“世界语中文对译
　　详注文库第一种”
　　现在世界上恐怕谁也找不到一本《十诗人集》了，这已经是遥远的事了，这已经是距今五十八年前（1935）的事了。何况我们只印了一百本。这则消息和这篇短短的评介??带着鼓励多于真正评介的小文章，当时给我们（主要是余荻和我）多少力量呀！我记得那天夜里当她和我们两人是多么的激动。什么太阳出版社，什么主编，全是我们??余和我还有我们的小弟弟容斯的杰作。编选，翻译，打字，复印，装订（还是法国式的毛边装订），发行统统由我们一手包办，在抗战中牺牲了的革命烈士罗娴也参与其事，也许有一首诗是她译的，余荻在时也记不清究竟译了哪一首。现今无论谁看了上面的目录，都会觉得我们那时是多么幼稚，多么无知，多么“小资产阶级”情调，但我们那是却自认为是在做着严肃的工作。毫无疑问，所有注释都是我搞的，这不但因为我在着圈子里世界语水平是最高的，而且因为其时我正在翻译川崎直一的“详注”本《爱之所在即神之所在》KIE ESTAS AMO, TIE ESTASDIO（一本注文比正文的篇幅多十几倍的好书），迷恋着通过详注本可以大大提高初学者的语言水平的说法。有两手诗肯定是余荻译的，那就是海涅的一首和歌德的一首??她天天都在唱用这两首歌谱的小曲儿，直到几十年后我们还爱唱这两首迷人的小曲。
　　我们印了一百本，满意为卖完了可以收回六七块钱，然后印第二本。就这样滚下去，会成功一个大大的世界语出版社。想得倒美！在广州一下就买了五六十本，学世界语的人们都抢着要，可是，可是收回的钱很少很少；大约有三四十本寄到上海和北平去卖，不用说，连一文钱也没收回来。天真的幻想破了产，本钱都亏光了，第二本自然出不来了。
　　路边有朵红蔷薇，
　　荒野里的红蔷薇，
　　生得鲜艳长得美，
　　少年见了跑如飞，
　　心中不住地赞美。
　　蔷薇，蔷薇，红蔷薇，
　　荒野里的红蔷薇。
　　少年的梦啊，少女的梦啊，绿色唐•吉诃德的梦啊，在现实面前统统粉碎了。六十年代后我们两个“傻瓜”却带来了甜蜜的回忆。往事如烟，此刻她也化成一缕青烟去了，只留下《世界》的片断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