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食是什么 天津:郑永年:资本虎视土地 如何确保赋权农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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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资本虎视土地 如何确保赋权农民2008年10月14日 15:15中国新闻网【 】 【打印

因此,要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土地流转政策上的配套,而且更是政治上的配套。如果土地流转制度要赋权农民,那么就是要让农民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他们就必须享有农村土地、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销售流通、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主权。

资本并非农村的对立面,农村的发展需要资本。问题是谁是主体?赋权农民就是要以农民为主体,引入资本。一旦资本成为农村的主体,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这里就涉及到政治问题。中国的农民到现在还是个体。农民要成为主体就要组织起来。那么在这方面,中国政治上的条件成熟了吗?可能没有。日本和韩国等农村发展的成功,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农村政策问题,更是政治条件问题。有组织的农民对资本力量构成一种平衡。但在中国,达到这种平衡的希望并不大。

对规模经营的期望也不能太大。中国的经济学家往往是纸上谈兵,很多理念不见得会成为现实。在传统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土地集中最终导致的是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走上造反的道路。

土地集中只是近现代农业的其中一个因素。不是所有的土地集中都能导致规模农业,也不是只要土地私有化就会导致近现代农业。规模农业需要许许多多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配套。只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才把土地产权的重要性提高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已经做好了准备来接受大规模土地流转所产生的大规模的流离农民了吗?农民并非注定要绑在那一块并不能使他们足以温饱的土地上的。问题是没有了那块土地,他们又能够去哪里?土地流转出去之后,那么多农民去哪里?他们要去城市,但城市并不想接纳它们。

很多年来,中国有一亿几千万的农民工为中国的整体经济,为城市建设做出了无限多的贡献,他们都尚未被接纳,还是到处在流浪。实际上,如果被接纳,今天的中国也就不会有“农民工”这个概念了。

农民工这个概念完全是人为政治构造,是城市拒绝接纳农民的政治象征。那么,流转了土地之后,农民干什么呢?无产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农村的改革的确必须深化。这里需要很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土地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设计得非常好,但结果变了样,导致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城市新贫民的产生。同样,土地流转也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但如何能够保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会从赋权农民转变成赋权资本呢?如果没有这个保证,其产生的结果可能是谁也承担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