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草剃素子 本子:上卷 论新战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04:34:11
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
安，忘战必危。
——司马穰苴
科学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
通过一系列革命步骤——向前的巨
大步伐，给了我们一幅关于自然界
的全新图景。
——伯纳德·科恩
技术是现代人类的图腾[1]。
在功利主义的熏风吹拂下，技术比科学更受人们青睐是不足为奇的。科学大发
现的时代，已经留在了爱因斯坦以前的岁月。现代人则越来越倾向于：在我活着的
时候，就看到一切梦想实现。这使他们在为自己的明天下注时，大都透过上千度的
近视镜片去乞灵膜拜于技术。如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技术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爆炸
性发展，给急功近利的人类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好处，而我们自豪地把它称之为技术
进步，却不知此时自己正置身于一个迷失了心性的技术蒙昧期[2]。
技术在今天已日益变得令人眼花缭乱和不可控制。贝尔实验室和索尼公司不停
地推出新奇的小玩艺，比尔·盖茨年年开启他的新视窗，克隆羊“多莉”证明人类
已经打算替代造物的上帝。俄制令人生畏的SU－27战斗机还没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派
上用场，SU—35就已经登台亮相[3] ，而SU－35能否在战场上出尽风头后再功成身
退也是件大可怀疑的事。技术就像套在人类脚上的“魔鞋”，在被商业利益拧紧了
发条后，人们只能随鞋起舞，按照它给定的节奏飞快地旋转。
瓦特、爱迪生的名字几乎是技术大发明的同义语，用这些技术巨匠去命名他们
的时代可以说理所当然。不过，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百多年来无法数计
的五花八门的技术发明，使得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很难在人类生活的领域中妄
自称大。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这些提法在当时还可谓名至实归
的话，今天，当种种新技术像不断拍打时代堤岸的涌浪，使人们连短暂的欢呼都来
不及，便被淹没在更高更新的技术潮头之下时，仅以一种新技术或一位发明家就命
名一个时代的时代已成昨日黄花。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当今时代称之为“核时
代”或“信息时代”的话，仍会让人有以偏概全之感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福音。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唯一能给从
潘朵拉盒中放出去的所有技术“瘟疫”注入更大能量，同时又加上一道紧箍咒对其
进行控制的手段。只是谁又能为它也戴上道紧箍咒眼下还是个问题。悲观的论点是，
假如这一技术朝人类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的话，最终将使人类成为它的牺牲品[4] 。
如此可怕的结论却丝毫没能减弱人们对它的热情。它本身显示的乐观前景对渴望技
术进步的人类具有更强烈的诱惑性。毕竟它所独有的交流与共享的特性，是我们可
以期望的引领人类走出技术蒙昧的灵性之光，尽管这还不足以让我们与那些一叶障
目的未来学家们一样，用它的名字来冠名整个时代。它的特性恰恰使它无法取代大
量已有的、正在出现的和即将诞生的各类技术，特别是像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纳
米技术这些与信息技术彼此借重、彼此推进直至彼此共生的技术。
三百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在技术领域里盲目的喜新厌旧，对新技术的无尽追
求成了解决一切生存难题的灵丹妙药。人们沉迷其中而渐入歧途。就像为掩饰一个
错误通常会再犯十个错误一样，为解决一个难题人们也常常不惜为自己带来十个难
题[5] 。如为更便捷的代步人们发明了汽车，但紧跟在汽车屁股后面的一长串问题
——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石油开采、橡胶提炼、道路修筑等等，又需要同样一长
串的技术手段去解决，直到最终导致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挤占耕地、交通事故等
更多更棘手的问题出现。到头来，以车代步的原始目的与这些派生的问题相比，倒
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了。技术的无理性膨胀，就是这样让人类不断地把一个个初始目
标遗失在枝杈横生的技术之树上而迷途忘返。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作“枝杈效应”。
所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了。这肯定是技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革
命。其革命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更在于它是一种能轻松穿
透技术间的重重壁垒，把看似毫不相关的各种技术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通过它的
黏合，不但可能派生出许多非驴非马又亦此亦彼的新技术，而且还给人类与技术的
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人类只能站在人类的角度，才能认清技术的工具性实质，
才不至于在解决自身面临的生存难题中，成为技术——工具的奴隶。人类完全可以
充分展开自己的想像力，在使用每一项技术时穷尽其潜能，而不必像熊瞎子掰苞米
那样，只会不断地用新技术去淘汰旧技术。在今天，单项技术的独立使用已经变得
越来越不可想象。信息技术的出现，为各种新旧技术以及高新技术间的匹配使用，
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无数事实证明，技术的综合运用甚至比技术的发明更能推动
社会的前进[6] 。
单声部引吭高歌的局面正在被多声部大合唱所取代。技术的大融合正在不可逆
转地导致全球化趋势的上升，而全球化趋势又反过来加速了技术大融合的进程，这
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这一特征必会将其特点投射到时代的任何方向上，战争领域自然也不会例外。
任何一支渴望现代化的军队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喂养，而战争的需要从来就是新技术
的催产士。 海湾战争中有500多种80年代的高新技术登台亮相，使得这场战争简直
就像是新武器们的表演场。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新武器本身，而是武器发展
和使用中的系统化趋向，像“爱国者”拦截“飞毛腿”，看似用霰弹枪打鸟那么简
单， 实际上要牵动部署在大半个地球上的许多兵器：DSP卫星发现目标后，向澳大
利亚地面站传送警报，经美国本土的夏延山指挥所再把信息发给利雅得中心指挥所，
然后是命令“爱国者”操作员进入战位，光是在90秒钟的预警阶段，就要依赖空间
系统和C3I系统的多次传接配合， 真可谓“一弹动全球”。众多武器间超距离的实
时合作，形成了前所未见的作战能力，而这正是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无法想象的事情。
假如说，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单件武器的出现还可能引起军事革命的话，那么在今
天，已经没有谁能独领风骚。
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取消了武器对战争的冠名权，在新的基点上重
新排列了武器与战争的关系，新概念武器特别是武器新概念的出场，使战争的面孔
日渐变得模糊。一次“黑客”侵袭，算不算敌对行动？利用金融工具去摧毁一国经
济， 能否视为一场战争？CNN对美军士兵曝尸摩加迪沙街头的报道，是不是动摇了
美国人充当世界宪兵的决心，从而改变了世界战略的格局？以及对战争行为的判断
是看手段还是看效果？显然，从传统的战争定义出发，已经无法对以上问题给出令
人满意的答案。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非战争行动都可能就是未来战争的新的
构成因素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战争新模式进行一次新的命名：
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
如果这一命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
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
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
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
但是，战神的脉博是难以把握的。要想谈论战争，特别是谈论发生在明天晚上
或是后天早晨的战争，你别无它法，只能屏息定性，仔细号切战神在今天的脉相。
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
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
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
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
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恩格斯
第一章 总是先行到来的武器革命
武器革命总是比军事革命先行一步，当革命性的武器到来之后，军事革命的到
来就是迟早的事了。战争史在不断提供这样的证明：青铜或铁制的矛造就了步兵方
阵、弓箭和马蹬为骑兵提供了新的战术[1] 、在使用黑火药的枪炮中萌生出了整套
近代战争的模式……从圆锥子弹和来复枪[2] 作为技术时代的尖兵登上战场的时候
起，武器干脆就在战争的胸前缀上自己的名字。先是钢甲巨舰充当海上霸主，开启
了“战列舰时代”，再到它的兄弟“坦克”名冠陆战，然后是飞机称雄天空，直到
原子弹横空出世，昭示“核时代”的来临。今天，大量的高新技术武器不断涌现，
使武器俨然成了战争的首席代表。当人们谈到未来战争时，已经很习惯地用某种武
器、或是某项技术去称呼它，叫它“电子战”、“精确武器战”、“信息战”。在
思维轨道的惯性滑跑中，人们还不曾察觉，某种不显眼但很重要的变化正在悄悄来
临。
没有谁能拥有战争冠名权
武器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前奏。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即将到来的军事革命，将
不再被一两件单一武器所推动。大量的技术发明，在不断刺激人们对新武器心向神
往的同时，也迅速消解了每一种武器的神奇。以往只需要数件武器或装备的发明，
像马镫、马克沁机枪[3] ，就足以引起战争样式的改变，现在则需要上百种武器构
成若干个武器系统，才能从整体上影响战争。然而武器发明得越多，单一武器在战
争中的作用就越小，这是隐含在武器与战争关系里的悖论。就此意义上说，除了全
面使用核武器这一越来越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况可以称之为核战争外，其它任何一种
哪怕是极富革命性的武器，都已不再拥有对未来战争的冠名权。
或许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才有了“高技术战争”和“信息战”[4] 的
提法，意在以宽泛的技术概念替代具体的武器概念，用模糊学的方法解决这道难题。
可这似乎仍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细究起来，最先出现在美国建筑业中的“高技术”[5] 一词，实在是有点语焉
不详。什么是高技术？它针对什么而言？从逻辑上说，高和低只是相对概念。而用
一个可变性很大的概念，刻舟求剑式的为干变万化中的战争命名，本身就很成问题。
当一代所谓的高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低技术时，我们是否还准备把接下来出现
的新鲜玩艺儿再次命名为高技术？而这是否会给我们在技术大爆炸的今天，称呼和
使用每一项新出现的技术带来混乱和麻烦？何况是否高技术，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
就技术本身来说，每一项技术都是具体的，因而也就有它的时限性。昨天的“高”，
很可能是今天的“低” ，而今天的“新”，又会成为明天的“旧”。相对于M－60
坦克、 “眼镜蛇”直升机和B－52这些60－70年代的主战兵器，“艾布拉姆斯”坦
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17以及“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是高
技术； 而在B－2、F－22、“科曼奇”直升机和“杰斯塔”联合监视目标攻击系统
面前，它们眼看着又要成为明日黄花。如此说来，始终都是一个变数的高技术武器
概念，岂不成了“新娘子”的头衔，随着“年年花开人不同”，只剩下空壳一样的
名分，不断地戴在那些正在成为“新娘子”的女人头上。那么，在接连不断的一环
环战争链条中，每一种武器都在随时随地地由高变低、由新变旧，时间之矢不肯在
任何一点上停留，也就没有一种武器可以久居高技术的王座，既然如此，所谓的高
技术战争，究竟是指哪一种高技术？
泛泛而言的高技术不能成为未来战争的同义语，作为当代高技术之一的、几乎
在所有现代武器的构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信息技术，就更不足以用来命名一场战
争。即使在一场未来战争中所有武器都嵌上信息元件而被充分的信息化，我们仍不
能把这种战争称作信息战争，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信息化战争[6] 。因为不论信息
技术如何重要，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每一种技术本身的功能和作用。比如，已经充分
信息技术化了的F－22战斗机仍是战斗机， “战斧”导弹仍是导弹，而不能笼统地
把它们称作信息武器，用这些武器进行的战争也不能称作信息战[7] 。广义的信息
化战争和狭义的信息战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指被信息技术所强化并伴随的各种形
态的战争；后者则主要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手段获得或压制信息的作战。此外，信息
崇拜制造的当代神话，使人们误以为它是唯一的朝阳技术，其它的一切都已经日薄
西山。这种神话可以给比尔·盖茨的口袋里带来更多的钱，却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
实，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同样依赖于其它技术的发展，相关材料技术的开发直接制约
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如生物技术的进展就决定着信息技术未来的命运[8] 。说到生
物信息技术，我们不妨回到前面的话题，再做一个小小的假设：如果有人用信息制
导的生物武器打击了生物计算机，它应该算是生物战呢还是信息战？恐怕没有人能
用一句话答得上来，但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人们根本不必为信息技
术能否在今日坐大煞费苦心，因为它本身就是技术综合的产物，它的第一次出现及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个与其它技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过程，而这正是技术
综合－全球化时代最本质的特征。这一特征当然也会像钢印数码一样在每一件现代
武器上留下它的典型印记。我们并不否认在未来战场上，某些先进武器仍会起主导
作用，但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败，已很难有谁还能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它可能是主
导的，却不是唯一的，更不会是长久不变的。也就是说，没有谁还能把自己的名字
大言不惭地冠于某一场现代战争的前面。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两句话道出了传统战
争与未来战争的明显分野，也点明了在两类战争中武器与战法的关系。前者反映了
处于自然状态下进行战争的人类对武器与战法关系的不自觉或被动适应，后者则预
示了进入自由状态时人们对同一命题的自觉或主动选择。自有战争史以来，人们一
直遵循的一条不成文的通则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往往在先有了一种武器
之后，才开始形成与之匹配的战法。武器在前，战法随后，武器的演变对战法的演
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这里固然有时代和技术的局限因素，但也不能说与每一
代武器制造专家们都只考虑武器自身性能是否先进而不论其它的线性思维无关。或
许这就是武器的革命总是先于军事革命的一个原因。
尽管“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句话就其本质而言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潜台词
所折射的是一种无奈，我们却无意贬低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
就是立足现有武器，寻找最佳战法。换言之，就是力求找到最能与既定武器相匹配
的作战方式，从而使其性能的发挥达到最大值。今天，从事战争的人已经在有意无
意间完成了使这一法则从消极向积极的过渡。只是人们仍然误以为这是落后国家在
无奈中唯一可能采取的主动。殊不知就是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也同样需要面
对这种无奈，即使富甲天下，也未必就能用清一色的高新技术武器去打一场费用昂
贵的现代化战争[9]。只不过她在新旧武器的选择搭配方面有更多的自由罢了。
如果能找到良好的契合点，也就是找到最恰当适宜的战法，新旧不同代次的武
器搭配使用，不仅能消解武器单一性的脆弱，还可能成为武器效能的“倍增器”。
曾多次被人预言早该寿终正寝的B－52轰炸机在与巡航导弹及其它精确制导武器的
结合后又重放异彩， 至今仍未歇下它的翅膀；A－10飞机利用外挂的红外导弹，使
自己具备了原本没有的夜间攻击能力，而其与阿帕奇直升机的配合相得益彰，更使
这种70年代中期出现的武器平台雄风大振。可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并不是
消极无为。如今日益开放的武器市场，多元的武器供应渠道，为武器的选择提供了
极大的余地，多代次武器的大量并存，为武器间的跨代次组合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
代更广阔也更可为的基础，只要破除把武器代次、用途、联结方式固定化的思维惯
性，就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以为打现代战争就一定要靠先进武器，一味迷信这
类武器的神奇作用，反倒会化神奇为腐朽。我们正处于以火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向
以信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跃进的武器革命阶段，这期间会有一个相对漫长的武器更
迭期。眼下我们无法预言这一时期有多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这一更迭没有结
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就是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这样拥有先进武器最多的国家处理
武器与作战间关系的最基本的办法。需要指出的是，最基本的不一定就是最有前途
的。在消极的前提下积极进取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做法，而并非永恒的法则。科技
进步在人类手中早已从被动发现变成主动发明，美国人提出“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
的设想，引发了武器与战法关系自有战争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变革。先确定作战方式
然后再来研制武器，在这方面，美国人吃到的第一只螃蟹就是“空地一体作战”，
时下沸沸扬扬正当红的“数字化战场”和“数字化部队”[10]则是它的最新尝试。
这种做法标志着武器总是领先于军事革命的地位已经动摇，战法先行而武器随进或
是两者相互砥硕、推挽前行构成了它们之间的新关系。同时武器自身也产生了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演变，它的发展不再只是看单件武器性能的改进，而更要看武器是否
具备与其它武器之间联结和匹配的良好性能。像当年高蹈独行的F－111因其太先进
无法与其它武器匹配而只能束之高阁的教训已被汲取，那种企图依靠一两件高新技
术武器充当“杀手钢”就能制敌于死命的思想显然已经过时。“打什么仗造什么武
器”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实验室特征的做法，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主动选择，也
可以被当成以不变应万变之策，它在酝酿战争史的重大突破的同时也隐含着现代战
争的潜在危机：为一种尚在探讨研究中的战法度身定做一套武器系统，就如同为不
知谁来赴约的盛宴准备菜肴，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之千里，从美军在索马里遇上艾迪
德军队后一筹莫展的表现看，最现代化的军队也不具备调节众口的能力，应付不了
不按常规行事的敌手。在未来战场上，数字化部队很可能会像擅长烹饪奶油浇龙虾
的大厨师一样， 面对坚持啃玉米棒的游击队员徒呼奈何。 武器和军队的“代差”
[11]也许是需要格外重视的问题，代差越近，代位高的一方战果越显著，而代差拉
得越开，彼此间相互对付的办法就越少，甚至可能谁也吃不掉谁，从已有的战例来
看，高技术军队难以应付非正规战争和低技术战争，这其中或许有某种规律存在，
起码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12]。
新概念武器和武器新概念
与新概念武器相对，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武器几乎都可统称为旧概念武
器。所以称其为旧，是这类武器的基本性能就是机动力加杀伤力。即或像精确制导
炸弹等高新技术武器，也不外乎添加进了智力和结构力这两种因素而已。从实用角
度来说，不论如何改头换面也无法改变其传统武器的性质，即它始终被职业化战士
所掌握并在一定战场上所使用。所有这些沿传统思路制造出来的武器和武器平台，
在适应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的努力中，无一例外都已走进了死胡同。那些想用高技
术的魔法使传统武器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愿望。最终落入无休止消耗有限经费和
军备竞赛的高技术陷阱。这就是传统武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悖论：
为保持武器的领先，只能在研制经费上层层加码；层层加码的结果，则无人有
足够的经费保持领先。其最终的结果是，保卫国家的利器，反倒成了导致国家破产
的诱因。
最近的例证也许最有说服力。 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元帅敏锐地洞悉了
“核后时代”武器发展的走向，相机提出“军事技术革命”这一崭新概念时，他的
思想显然领先于他的同时代人。但思想的超前并没有给他的国家带来福祉，反倒带
来了灾难性后果[13]。这个在冷战背景下被他的同僚们视为独步一时的设想一经提
出，便大大加剧了美苏间存在已久的军备竞赛，只是当时还没有人会预料到，其结
果竟是苏联解体及其在超级大国的角逐中彻底出局。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一枪未放的
情况下就土崩瓦解，活生生印证了吉卜林的一句名诗：帝国的灭亡，不是轰隆一响，
而是扑哧一声。不独前苏联如此，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也在步其老对手的后尘，为我
们提出的武器发展悖论提供新的证明。随着技术综合时代的轮廓日渐清晰，他们投
入新武器研制的费用越来越多，武器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60－70年代研制F－14、
F－15的花费是10亿美元， 80年代研制B－2飞机就突破了100亿美元，而90年代F－
22飞机的研制费超过了130亿美元， 若以重量计，单价在13－15亿美元的B－2飞机
[14]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3倍[15]。像这样昂贵的武器在美军武库中比比皆是，
如F－117A轰炸机、F－22主战飞机、“科曼奇”武装直升机，这些武器的价格几乎
件件超过或接近上亿美元，大量费效比如此不合理的武器，给美国军队披上了越来
越沉重的甲胄，把他们一步步拖向在经费上层层加码的高技术武器陷阱之中。财大
气粗的美国人尚且如此，其他每每囊中羞涩的国家在这条路上又能走多远？显而易
见，谁都很难走下去。步出困境的办法当然是另辟蹊径。
于是，新概念武器应运而生。只不过让人感到有点不平的是，在这方面领先于
潮流的又是美国人。早在越战时期，投放在“胡志明小道”上空造成倾盆暴雨的碘
化银粉末和撤播在亚热带丛林中的脱叶剂，即已使“美国鬼子”在新概念武器和手
段残忍两方面都独领风骚。此后30年，他们更在财力和技术的双重优势下，令人无
力在此领域望其项背。
不过美国人也并非事事占尽风头，在新概念武器之后提出范围更其广泛的武器
新概念，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美国人没能在这方面理清头绪。因为提出武器新概
念无须凭借新技术做跳板，只需要一种明快而犀利的思想。而这并不是思想附丽于
技术的美国人之所长。美国人总是在技术未曾到达的界域停顿思想的呼吸。不容否
认，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地震、海啸、灾害性天气或是次声波、新生化武器等都属于
新概念武器[16]，并且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武器已有很大区别，但它们都还是与军事、
军人、军火商有关的以直接杀伤和损毁为目标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只不
过是改变了武器的机理和在杀伤力、损毁力方面成倍放大了的非传统武器而已。
武器新概念则不同。它和人们所说的新概念武器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说，新概
念武器是超出传统武器范畴的、可以在技术层面上掌握和操作的、能够对敌方造成
物质或精神杀伤的武器的话，那么，这种武器在武器新概念面前，仍旧是狭义的武
器。因为武器新概念就是广义武器观，它把所有超出了军事领域，但仍能运用于战
争行动的手段都看做是武器。在它眼里，一切能造福于人类的，皆可加害于人类。
也就是说，今天世上的一切没有什么不能成为武器，这就要求我们对武器的认识要
有打破一切界限的自觉。当技术的发展正在努力增加武器的品种之际，思想的突破
则一举拓开了武器王国的疆域。在我们看来，一次人为的股灾、一次电脑病毒的侵
入、一次使敌国汇率的异动，或是一次在互联网上抖落敌国首脑的绯闻、丑闻统统
都可被纳入新概念武器之列。武器新概念为新概念武器提供指向，新概念武器则使
武器新概念固定成型。对于大量出现的新概念武器，技术已经不是主要因素，关于
武器的新概念才是真正的深层原因。
必须明确的是，武器新概念正在打造与平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武器。假如我们说
出的第一句话是：新概念武器的出现，肯定会将未来战争提升到普通人甚至是军人
都难以想象的水平；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就该是：武器新概念则将使普通人和军人
一起对自己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也会成为进行战争的武器而大感骇异。相信人们会
在某一个早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攻击性和杀伤
性。
武器的“慈化”倾向
原子弹出现以前，战争一直处在杀伤力的“短缺时代”。改进武器的努力主要
是为了增加杀伤力，由冷兵器和单发火器构成的“轻杀武器”，再到由各种自动火
器构成的“重杀武器”，武器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不断增加武器杀伤力的过程。漫长
的短缺，造成了军人们对拥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难以满足的渴求。随着美国新墨西
哥州荒原上腾起的一朵红云，军人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它不仅能将敌人全部杀死，而且还够再杀死他们一百次一千次。它使人类拥有了超
过需要的杀伤力，战争的杀伤力第一次有了富余。
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切事物达到极致都会转向它的反面。发明像核武器这样
的、能够毁灭全人类的“超杀武器”[17]，使人类掉进了自己设置的生存陷阱。核
武器成了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它迫使人们思索：我们真的需要“超杀武
器”吗？把敌人杀死一百次和杀死一次有什么不同？打败敌人却要冒毁灭地球的风
险又有什么意义？怎样避免同归于尽的战争？“确保互相摧毁”的“恐怖的平衡”
是这些思索的直接产物，而它的副产品则是为不断增速的提高武器杀伤性能的疯狂
快车提供了刹车装置，使武器的发展不再是沿着轻杀武器——重杀武器——超杀武
器的高速通道向前猛冲，人们试图寻求武器发展的新路径，既要有效，又能对武器
的杀伤力实行控制。
任何重大的技术发明，都会有深刻的人文背景。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
界人权宣言》及其后与此有关的50多个公约，为世界规定了一套人权国际准则，其
中认定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严重侵犯了“生命权”，是“对人类的犯
罪”。在人权等新政治概念的影响下，再加上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各种社会政治
力量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犬牙交错，对生态环境特别是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关
怀”概念的提出，导致对杀伤和破坏的顾忌，形成了新的战争价值观和新的战争伦
理。武器的“慈化”[18]正是对人类文化背景的这种大变迁在武器生产和发展方面
的反应。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具备了直接打击敌方中枢而不殃及其他的手段，为夺
取胜利提供了许多新的选择，这一切使人们相信最好的取胜办法是控制而不是杀伤。
战争观念、武器观念都发生了变化，那种通过无节制杀戮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想
法，已成为旧时代的陈迹。战争已经告别了凡尔登战役式的绞肉机时代。
精杀（精确）武器和非杀（非致命）武器的出现，是武器发展的转折点，它标
志武器第一次不是向“强化”方向发展，而是呈现出“慈化”倾向。精杀武器可以
精确地打击目标，减少附带杀伤，像能切除肿瘤却几乎不必流血的伽马刀，它导致
了“外科手术式”打击等新战法的出现，使不起眼的战斗行动亦能收到十分显著的
战略效果。如俄国人仅用一枚导弹追踪移动电话信号，就使令人头痛的杜达耶夫永
远闭上了强硬的嘴巴，顺带着也就缓解了小小车臣惹出的巨大麻烦。非杀武器能够
有效地使人员和装备失去战斗力，但不会致人死命[19]。这些武器所体现的趋向标
志着人类正在克服自己的极端思维，开始学习控制已经拥有却日显多余的杀伤力。
在海湾战争长达一个多月的大轰炸中，伊拉克平民的死亡人数仅以千数计[20]，远
远低于二战期间的德累斯敦大轰炸。慈化武器是人类在武器领域进行多种选择中最
新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它在给武器注入了新技术的因素之后，又加入了人性成份，
从而破天荒地使战争涂上了温情色彩。但慈化的武器仍然是武器，并不会因慈化的
需要便降低武器的战场效能。剥夺一辆坦克的作战能力，可以用炮弹、导弹去摧毁
它，也可以用激光束去毁坏它的光学设备或是使乘员致盲。在战场上，一个伤员比
一名阵亡者需要更多的照料，无人武器平台可以省去越来越昂贵的防护设施，发展
慈化武器的人肯定已经对此经过了冷冰冰的费效比计算。杀伤人员可以剥夺敌人的
战斗力，让敌人恐慌且丧失战斗意志，可谓非常上算的取胜之道。今天我们已经拥
有足够的技术，可以创造许多更有效的造成恐惧的办法。像在天幕上用激光束投射
一个受难圣徒的影像，就足以震慑那些虔信宗教的士兵。制造这样的武器在技术上
已没有什么障碍，只是需要往技术成份中添加更多一些想像力。
慈化武器是武器新概念的派生物，而信息武器则是慈化武器的突出代表。不论
是进行硬摧毁的电磁能武器，还是实行软打击的电脑逻辑炸弹、网络病毒、媒体武
器，都是着眼于瘫痪和破坏而不是人员杀伤。慈化武器这种只可能诞生在技术综合
时代的武器，极可能正是最有前途的武器发展趋势，同时也就会带来我们今天还无
法想象和预知的战争状态或是军事革命，它是人类战争史迄今为止最具深刻内涵的
改变，是新旧战争状态的分水岭。因为它的出现，已足以把冷热兵器时代的战争统
统划进“旧”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沉湎于技术浪漫主义的幻想，以为战
争从此就会成为电子游戏般的对抗，即便在计算机房内完成的虚拟战争也同样需要
以国家的整体实力为前提，一个泥足巨人拿出十套虚拟战争的方案，也不足以威慑
任何在实力上强于它的敌人。战争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容不得丝毫的天真。哪
怕有一天所有的武器都被充分慈化了，一场或许可以避免流血的慈化战争却依旧是
战争，它可以改变战争的残酷过程，却无法改变战争强制性的本质，因而也就无法
改变残酷的结局。
安，忘战必危。
——司马穰苴
科学及与之相联系的技术进步
通过一系列革命步骤——向前的巨
大步伐，给了我们一幅关于自然界
的全新图景。
——伯纳德·科恩
技术是现代人类的图腾[1]。
在功利主义的熏风吹拂下，技术比科学更受人们青睐是不足为奇的。科学大发
现的时代，已经留在了爱因斯坦以前的岁月。现代人则越来越倾向于：在我活着的
时候，就看到一切梦想实现。这使他们在为自己的明天下注时，大都透过上千度的
近视镜片去乞灵膜拜于技术。如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技术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爆炸
性发展，给急功近利的人类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好处，而我们自豪地把它称之为技术
进步，却不知此时自己正置身于一个迷失了心性的技术蒙昧期[2]。
技术在今天已日益变得令人眼花缭乱和不可控制。贝尔实验室和索尼公司不停
地推出新奇的小玩艺，比尔·盖茨年年开启他的新视窗，克隆羊“多莉”证明人类
已经打算替代造物的上帝。俄制令人生畏的SU－27战斗机还没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派
上用场，SU—35就已经登台亮相[3] ，而SU－35能否在战场上出尽风头后再功成身
退也是件大可怀疑的事。技术就像套在人类脚上的“魔鞋”，在被商业利益拧紧了
发条后，人们只能随鞋起舞，按照它给定的节奏飞快地旋转。
瓦特、爱迪生的名字几乎是技术大发明的同义语，用这些技术巨匠去命名他们
的时代可以说理所当然。不过，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百多年来无法数计
的五花八门的技术发明，使得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出现都很难在人类生活的领域中妄
自称大。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这些提法在当时还可谓名至实归
的话，今天，当种种新技术像不断拍打时代堤岸的涌浪，使人们连短暂的欢呼都来
不及，便被淹没在更高更新的技术潮头之下时，仅以一种新技术或一位发明家就命
名一个时代的时代已成昨日黄花。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把当今时代称之为“核时
代”或“信息时代”的话，仍会让人有以偏概全之感的原因所在。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福音。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唯一能给从
潘朵拉盒中放出去的所有技术“瘟疫”注入更大能量，同时又加上一道紧箍咒对其
进行控制的手段。只是谁又能为它也戴上道紧箍咒眼下还是个问题。悲观的论点是，
假如这一技术朝人类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的话，最终将使人类成为它的牺牲品[4] 。
如此可怕的结论却丝毫没能减弱人们对它的热情。它本身显示的乐观前景对渴望技
术进步的人类具有更强烈的诱惑性。毕竟它所独有的交流与共享的特性，是我们可
以期望的引领人类走出技术蒙昧的灵性之光，尽管这还不足以让我们与那些一叶障
目的未来学家们一样，用它的名字来冠名整个时代。它的特性恰恰使它无法取代大
量已有的、正在出现的和即将诞生的各类技术，特别是像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纳
米技术这些与信息技术彼此借重、彼此推进直至彼此共生的技术。
三百年来，人们早已习惯于在技术领域里盲目的喜新厌旧，对新技术的无尽追
求成了解决一切生存难题的灵丹妙药。人们沉迷其中而渐入歧途。就像为掩饰一个
错误通常会再犯十个错误一样，为解决一个难题人们也常常不惜为自己带来十个难
题[5] 。如为更便捷的代步人们发明了汽车，但紧跟在汽车屁股后面的一长串问题
——采矿冶炼、机械加工、石油开采、橡胶提炼、道路修筑等等，又需要同样一长
串的技术手段去解决，直到最终导致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挤占耕地、交通事故等
更多更棘手的问题出现。到头来，以车代步的原始目的与这些派生的问题相比，倒
似乎显得无足轻重了。技术的无理性膨胀，就是这样让人类不断地把一个个初始目
标遗失在枝杈横生的技术之树上而迷途忘返。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作“枝杈效应”。
所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了。这肯定是技术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革
命。其革命性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本身是一项全新的技术，更在于它是一种能轻松穿
透技术间的重重壁垒，把看似毫不相关的各种技术联结在一起的黏合剂。通过它的
黏合，不但可能派生出许多非驴非马又亦此亦彼的新技术，而且还给人类与技术的
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人类只能站在人类的角度，才能认清技术的工具性实质，
才不至于在解决自身面临的生存难题中，成为技术——工具的奴隶。人类完全可以
充分展开自己的想像力，在使用每一项技术时穷尽其潜能，而不必像熊瞎子掰苞米
那样，只会不断地用新技术去淘汰旧技术。在今天，单项技术的独立使用已经变得
越来越不可想象。信息技术的出现，为各种新旧技术以及高新技术间的匹配使用，
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无数事实证明，技术的综合运用甚至比技术的发明更能推动
社会的前进[6] 。
单声部引吭高歌的局面正在被多声部大合唱所取代。技术的大融合正在不可逆
转地导致全球化趋势的上升，而全球化趋势又反过来加速了技术大融合的进程，这
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这一特征必会将其特点投射到时代的任何方向上，战争领域自然也不会例外。
任何一支渴望现代化的军队都离不开新技术的喂养，而战争的需要从来就是新技术
的催产士。 海湾战争中有500多种80年代的高新技术登台亮相，使得这场战争简直
就像是新武器们的表演场。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新武器本身，而是武器发展
和使用中的系统化趋向，像“爱国者”拦截“飞毛腿”，看似用霰弹枪打鸟那么简
单， 实际上要牵动部署在大半个地球上的许多兵器：DSP卫星发现目标后，向澳大
利亚地面站传送警报，经美国本土的夏延山指挥所再把信息发给利雅得中心指挥所，
然后是命令“爱国者”操作员进入战位，光是在90秒钟的预警阶段，就要依赖空间
系统和C3I系统的多次传接配合， 真可谓“一弹动全球”。众多武器间超距离的实
时合作，形成了前所未见的作战能力，而这正是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无法想象的事情。
假如说，在第二次大战之前，单件武器的出现还可能引起军事革命的话，那么在今
天，已经没有谁能独领风骚。
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取消了武器对战争的冠名权，在新的基点上重
新排列了武器与战争的关系，新概念武器特别是武器新概念的出场，使战争的面孔
日渐变得模糊。一次“黑客”侵袭，算不算敌对行动？利用金融工具去摧毁一国经
济， 能否视为一场战争？CNN对美军士兵曝尸摩加迪沙街头的报道，是不是动摇了
美国人充当世界宪兵的决心，从而改变了世界战略的格局？以及对战争行为的判断
是看手段还是看效果？显然，从传统的战争定义出发，已经无法对以上问题给出令
人满意的答案。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非战争行动都可能就是未来战争的新的
构成因素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战争新模式进行一次新的命名：
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简言之：超限战。
如果这一命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战争意味着手段无所不备，信息无所
不至，战场无所不在；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
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还意味着已有的
许多作战原则将会被修改，甚至连战争法也需要重新修订。
但是，战神的脉博是难以把握的。要想谈论战争，特别是谈论发生在明天晚上
或是后天早晨的战争，你别无它法，只能屏息定性，仔细号切战神在今天的脉相。
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
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
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
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
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恩格斯
第一章 总是先行到来的武器革命
武器革命总是比军事革命先行一步，当革命性的武器到来之后，军事革命的到
来就是迟早的事了。战争史在不断提供这样的证明：青铜或铁制的矛造就了步兵方
阵、弓箭和马蹬为骑兵提供了新的战术[1] 、在使用黑火药的枪炮中萌生出了整套
近代战争的模式……从圆锥子弹和来复枪[2] 作为技术时代的尖兵登上战场的时候
起，武器干脆就在战争的胸前缀上自己的名字。先是钢甲巨舰充当海上霸主，开启
了“战列舰时代”，再到它的兄弟“坦克”名冠陆战，然后是飞机称雄天空，直到
原子弹横空出世，昭示“核时代”的来临。今天，大量的高新技术武器不断涌现，
使武器俨然成了战争的首席代表。当人们谈到未来战争时，已经很习惯地用某种武
器、或是某项技术去称呼它，叫它“电子战”、“精确武器战”、“信息战”。在
思维轨道的惯性滑跑中，人们还不曾察觉，某种不显眼但很重要的变化正在悄悄来
临。
没有谁能拥有战争冠名权
武器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前奏。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即将到来的军事革命，将
不再被一两件单一武器所推动。大量的技术发明，在不断刺激人们对新武器心向神
往的同时，也迅速消解了每一种武器的神奇。以往只需要数件武器或装备的发明，
像马镫、马克沁机枪[3] ，就足以引起战争样式的改变，现在则需要上百种武器构
成若干个武器系统，才能从整体上影响战争。然而武器发明得越多，单一武器在战
争中的作用就越小，这是隐含在武器与战争关系里的悖论。就此意义上说，除了全
面使用核武器这一越来越不大可能出现的情况可以称之为核战争外，其它任何一种
哪怕是极富革命性的武器，都已不再拥有对未来战争的冠名权。
或许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才有了“高技术战争”和“信息战”[4] 的
提法，意在以宽泛的技术概念替代具体的武器概念，用模糊学的方法解决这道难题。
可这似乎仍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细究起来，最先出现在美国建筑业中的“高技术”[5] 一词，实在是有点语焉
不详。什么是高技术？它针对什么而言？从逻辑上说，高和低只是相对概念。而用
一个可变性很大的概念，刻舟求剑式的为干变万化中的战争命名，本身就很成问题。
当一代所谓的高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低技术时，我们是否还准备把接下来出现
的新鲜玩艺儿再次命名为高技术？而这是否会给我们在技术大爆炸的今天，称呼和
使用每一项新出现的技术带来混乱和麻烦？何况是否高技术，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
就技术本身来说，每一项技术都是具体的，因而也就有它的时限性。昨天的“高”，
很可能是今天的“低” ，而今天的“新”，又会成为明天的“旧”。相对于M－60
坦克、 “眼镜蛇”直升机和B－52这些60－70年代的主战兵器，“艾布拉姆斯”坦
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17以及“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是高
技术； 而在B－2、F－22、“科曼奇”直升机和“杰斯塔”联合监视目标攻击系统
面前，它们眼看着又要成为明日黄花。如此说来，始终都是一个变数的高技术武器
概念，岂不成了“新娘子”的头衔，随着“年年花开人不同”，只剩下空壳一样的
名分，不断地戴在那些正在成为“新娘子”的女人头上。那么，在接连不断的一环
环战争链条中，每一种武器都在随时随地地由高变低、由新变旧，时间之矢不肯在
任何一点上停留，也就没有一种武器可以久居高技术的王座，既然如此，所谓的高
技术战争，究竟是指哪一种高技术？
泛泛而言的高技术不能成为未来战争的同义语，作为当代高技术之一的、几乎
在所有现代武器的构成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信息技术，就更不足以用来命名一场战
争。即使在一场未来战争中所有武器都嵌上信息元件而被充分的信息化，我们仍不
能把这种战争称作信息战争，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信息化战争[6] 。因为不论信息
技术如何重要，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每一种技术本身的功能和作用。比如，已经充分
信息技术化了的F－22战斗机仍是战斗机， “战斧”导弹仍是导弹，而不能笼统地
把它们称作信息武器，用这些武器进行的战争也不能称作信息战[7] 。广义的信息
化战争和狭义的信息战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指被信息技术所强化并伴随的各种形
态的战争；后者则主要是指以信息技术为手段获得或压制信息的作战。此外，信息
崇拜制造的当代神话，使人们误以为它是唯一的朝阳技术，其它的一切都已经日薄
西山。这种神话可以给比尔·盖茨的口袋里带来更多的钱，却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
实，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同样依赖于其它技术的发展，相关材料技术的开发直接制约
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如生物技术的进展就决定着信息技术未来的命运[8] 。说到生
物信息技术，我们不妨回到前面的话题，再做一个小小的假设：如果有人用信息制
导的生物武器打击了生物计算机，它应该算是生物战呢还是信息战？恐怕没有人能
用一句话答得上来，但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人们根本不必为信息技
术能否在今日坐大煞费苦心，因为它本身就是技术综合的产物，它的第一次出现及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个与其它技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过程，而这正是技术
综合－全球化时代最本质的特征。这一特征当然也会像钢印数码一样在每一件现代
武器上留下它的典型印记。我们并不否认在未来战场上，某些先进武器仍会起主导
作用，但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败，已很难有谁还能占据独一无二的地位。它可能是主
导的，却不是唯一的，更不会是长久不变的。也就是说，没有谁还能把自己的名字
大言不惭地冠于某一场现代战争的前面。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
“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与“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这两句话道出了传统战
争与未来战争的明显分野，也点明了在两类战争中武器与战法的关系。前者反映了
处于自然状态下进行战争的人类对武器与战法关系的不自觉或被动适应，后者则预
示了进入自由状态时人们对同一命题的自觉或主动选择。自有战争史以来，人们一
直遵循的一条不成文的通则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往往在先有了一种武器
之后，才开始形成与之匹配的战法。武器在前，战法随后，武器的演变对战法的演
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这里固然有时代和技术的局限因素，但也不能说与每一
代武器制造专家们都只考虑武器自身性能是否先进而不论其它的线性思维无关。或
许这就是武器的革命总是先于军事革命的一个原因。
尽管“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这句话就其本质而言是消极的，因为它的潜台词
所折射的是一种无奈，我们却无意贬低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种积极意义
就是立足现有武器，寻找最佳战法。换言之，就是力求找到最能与既定武器相匹配
的作战方式，从而使其性能的发挥达到最大值。今天，从事战争的人已经在有意无
意间完成了使这一法则从消极向积极的过渡。只是人们仍然误以为这是落后国家在
无奈中唯一可能采取的主动。殊不知就是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也同样需要面
对这种无奈，即使富甲天下，也未必就能用清一色的高新技术武器去打一场费用昂
贵的现代化战争[9]。只不过她在新旧武器的选择搭配方面有更多的自由罢了。
如果能找到良好的契合点，也就是找到最恰当适宜的战法，新旧不同代次的武
器搭配使用，不仅能消解武器单一性的脆弱，还可能成为武器效能的“倍增器”。
曾多次被人预言早该寿终正寝的B－52轰炸机在与巡航导弹及其它精确制导武器的
结合后又重放异彩， 至今仍未歇下它的翅膀；A－10飞机利用外挂的红外导弹，使
自己具备了原本没有的夜间攻击能力，而其与阿帕奇直升机的配合相得益彰，更使
这种70年代中期出现的武器平台雄风大振。可见，“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并不是
消极无为。如今日益开放的武器市场，多元的武器供应渠道，为武器的选择提供了
极大的余地，多代次武器的大量并存，为武器间的跨代次组合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
代更广阔也更可为的基础，只要破除把武器代次、用途、联结方式固定化的思维惯
性，就可能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以为打现代战争就一定要靠先进武器，一味迷信这
类武器的神奇作用，反倒会化神奇为腐朽。我们正处于以火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向
以信息为标志的武器系统跃进的武器革命阶段，这期间会有一个相对漫长的武器更
迭期。眼下我们无法预言这一时期有多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这一更迭没有结
束，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就是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这样拥有先进武器最多的国家处理
武器与作战间关系的最基本的办法。需要指出的是，最基本的不一定就是最有前途
的。在消极的前提下积极进取只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做法，而并非永恒的法则。科技
进步在人类手中早已从被动发现变成主动发明，美国人提出“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
的设想，引发了武器与战法关系自有战争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变革。先确定作战方式
然后再来研制武器，在这方面，美国人吃到的第一只螃蟹就是“空地一体作战”，
时下沸沸扬扬正当红的“数字化战场”和“数字化部队”[10]则是它的最新尝试。
这种做法标志着武器总是领先于军事革命的地位已经动摇，战法先行而武器随进或
是两者相互砥硕、推挽前行构成了它们之间的新关系。同时武器自身也产生了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演变，它的发展不再只是看单件武器性能的改进，而更要看武器是否
具备与其它武器之间联结和匹配的良好性能。像当年高蹈独行的F－111因其太先进
无法与其它武器匹配而只能束之高阁的教训已被汲取，那种企图依靠一两件高新技
术武器充当“杀手钢”就能制敌于死命的思想显然已经过时。“打什么仗造什么武
器”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实验室特征的做法，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主动选择，也
可以被当成以不变应万变之策，它在酝酿战争史的重大突破的同时也隐含着现代战
争的潜在危机：为一种尚在探讨研究中的战法度身定做一套武器系统，就如同为不
知谁来赴约的盛宴准备菜肴，差之毫厘就可能谬之千里，从美军在索马里遇上艾迪
德军队后一筹莫展的表现看，最现代化的军队也不具备调节众口的能力，应付不了
不按常规行事的敌手。在未来战场上，数字化部队很可能会像擅长烹饪奶油浇龙虾
的大厨师一样， 面对坚持啃玉米棒的游击队员徒呼奈何。 武器和军队的“代差”
[11]也许是需要格外重视的问题，代差越近，代位高的一方战果越显著，而代差拉
得越开，彼此间相互对付的办法就越少，甚至可能谁也吃不掉谁，从已有的战例来
看，高技术军队难以应付非正规战争和低技术战争，这其中或许有某种规律存在，
起码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12]。
新概念武器和武器新概念
与新概念武器相对，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武器几乎都可统称为旧概念武
器。所以称其为旧，是这类武器的基本性能就是机动力加杀伤力。即或像精确制导
炸弹等高新技术武器，也不外乎添加进了智力和结构力这两种因素而已。从实用角
度来说，不论如何改头换面也无法改变其传统武器的性质，即它始终被职业化战士
所掌握并在一定战场上所使用。所有这些沿传统思路制造出来的武器和武器平台，
在适应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的努力中，无一例外都已走进了死胡同。那些想用高技
术的魔法使传统武器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愿望。最终落入无休止消耗有限经费和
军备竞赛的高技术陷阱。这就是传统武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悖论：
为保持武器的领先，只能在研制经费上层层加码；层层加码的结果，则无人有
足够的经费保持领先。其最终的结果是，保卫国家的利器，反倒成了导致国家破产
的诱因。
最近的例证也许最有说服力。 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尔加科夫元帅敏锐地洞悉了
“核后时代”武器发展的走向，相机提出“军事技术革命”这一崭新概念时，他的
思想显然领先于他的同时代人。但思想的超前并没有给他的国家带来福祉，反倒带
来了灾难性后果[13]。这个在冷战背景下被他的同僚们视为独步一时的设想一经提
出，便大大加剧了美苏间存在已久的军备竞赛，只是当时还没有人会预料到，其结
果竟是苏联解体及其在超级大国的角逐中彻底出局。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一枪未放的
情况下就土崩瓦解，活生生印证了吉卜林的一句名诗：帝国的灭亡，不是轰隆一响，
而是扑哧一声。不独前苏联如此，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也在步其老对手的后尘，为我
们提出的武器发展悖论提供新的证明。随着技术综合时代的轮廓日渐清晰，他们投
入新武器研制的费用越来越多，武器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60－70年代研制F－14、
F－15的花费是10亿美元， 80年代研制B－2飞机就突破了100亿美元，而90年代F－
22飞机的研制费超过了130亿美元， 若以重量计，单价在13－15亿美元的B－2飞机
[14]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3倍[15]。像这样昂贵的武器在美军武库中比比皆是，
如F－117A轰炸机、F－22主战飞机、“科曼奇”武装直升机，这些武器的价格几乎
件件超过或接近上亿美元，大量费效比如此不合理的武器，给美国军队披上了越来
越沉重的甲胄，把他们一步步拖向在经费上层层加码的高技术武器陷阱之中。财大
气粗的美国人尚且如此，其他每每囊中羞涩的国家在这条路上又能走多远？显而易
见，谁都很难走下去。步出困境的办法当然是另辟蹊径。
于是，新概念武器应运而生。只不过让人感到有点不平的是，在这方面领先于
潮流的又是美国人。早在越战时期，投放在“胡志明小道”上空造成倾盆暴雨的碘
化银粉末和撤播在亚热带丛林中的脱叶剂，即已使“美国鬼子”在新概念武器和手
段残忍两方面都独领风骚。此后30年，他们更在财力和技术的双重优势下，令人无
力在此领域望其项背。
不过美国人也并非事事占尽风头，在新概念武器之后提出范围更其广泛的武器
新概念，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美国人没能在这方面理清头绪。因为提出武器新概
念无须凭借新技术做跳板，只需要一种明快而犀利的思想。而这并不是思想附丽于
技术的美国人之所长。美国人总是在技术未曾到达的界域停顿思想的呼吸。不容否
认，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地震、海啸、灾害性天气或是次声波、新生化武器等都属于
新概念武器[16]，并且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武器已有很大区别，但它们都还是与军事、
军人、军火商有关的以直接杀伤和损毁为目标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只不
过是改变了武器的机理和在杀伤力、损毁力方面成倍放大了的非传统武器而已。
武器新概念则不同。它和人们所说的新概念武器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说，新概
念武器是超出传统武器范畴的、可以在技术层面上掌握和操作的、能够对敌方造成
物质或精神杀伤的武器的话，那么，这种武器在武器新概念面前，仍旧是狭义的武
器。因为武器新概念就是广义武器观，它把所有超出了军事领域，但仍能运用于战
争行动的手段都看做是武器。在它眼里，一切能造福于人类的，皆可加害于人类。
也就是说，今天世上的一切没有什么不能成为武器，这就要求我们对武器的认识要
有打破一切界限的自觉。当技术的发展正在努力增加武器的品种之际，思想的突破
则一举拓开了武器王国的疆域。在我们看来，一次人为的股灾、一次电脑病毒的侵
入、一次使敌国汇率的异动，或是一次在互联网上抖落敌国首脑的绯闻、丑闻统统
都可被纳入新概念武器之列。武器新概念为新概念武器提供指向，新概念武器则使
武器新概念固定成型。对于大量出现的新概念武器，技术已经不是主要因素，关于
武器的新概念才是真正的深层原因。
必须明确的是，武器新概念正在打造与平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武器。假如我们说
出的第一句话是：新概念武器的出现，肯定会将未来战争提升到普通人甚至是军人
都难以想象的水平；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就该是：武器新概念则将使普通人和军人
一起对自己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也会成为进行战争的武器而大感骇异。相信人们会
在某一个早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攻击性和杀伤
性。
武器的“慈化”倾向
原子弹出现以前，战争一直处在杀伤力的“短缺时代”。改进武器的努力主要
是为了增加杀伤力，由冷兵器和单发火器构成的“轻杀武器”，再到由各种自动火
器构成的“重杀武器”，武器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不断增加武器杀伤力的过程。漫长
的短缺，造成了军人们对拥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难以满足的渴求。随着美国新墨西
哥州荒原上腾起的一朵红云，军人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它不仅能将敌人全部杀死，而且还够再杀死他们一百次一千次。它使人类拥有了超
过需要的杀伤力，战争的杀伤力第一次有了富余。
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切事物达到极致都会转向它的反面。发明像核武器这样
的、能够毁灭全人类的“超杀武器”[17]，使人类掉进了自己设置的生存陷阱。核
武器成了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它迫使人们思索：我们真的需要“超杀武
器”吗？把敌人杀死一百次和杀死一次有什么不同？打败敌人却要冒毁灭地球的风
险又有什么意义？怎样避免同归于尽的战争？“确保互相摧毁”的“恐怖的平衡”
是这些思索的直接产物，而它的副产品则是为不断增速的提高武器杀伤性能的疯狂
快车提供了刹车装置，使武器的发展不再是沿着轻杀武器——重杀武器——超杀武
器的高速通道向前猛冲，人们试图寻求武器发展的新路径，既要有效，又能对武器
的杀伤力实行控制。
任何重大的技术发明，都会有深刻的人文背景。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
界人权宣言》及其后与此有关的50多个公约，为世界规定了一套人权国际准则，其
中认定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严重侵犯了“生命权”，是“对人类的犯
罪”。在人权等新政治概念的影响下，再加上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各种社会政治
力量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犬牙交错，对生态环境特别是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关
怀”概念的提出，导致对杀伤和破坏的顾忌，形成了新的战争价值观和新的战争伦
理。武器的“慈化”[18]正是对人类文化背景的这种大变迁在武器生产和发展方面
的反应。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具备了直接打击敌方中枢而不殃及其他的手段，为夺
取胜利提供了许多新的选择，这一切使人们相信最好的取胜办法是控制而不是杀伤。
战争观念、武器观念都发生了变化，那种通过无节制杀戮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想
法，已成为旧时代的陈迹。战争已经告别了凡尔登战役式的绞肉机时代。
精杀（精确）武器和非杀（非致命）武器的出现，是武器发展的转折点，它标
志武器第一次不是向“强化”方向发展，而是呈现出“慈化”倾向。精杀武器可以
精确地打击目标，减少附带杀伤，像能切除肿瘤却几乎不必流血的伽马刀，它导致
了“外科手术式”打击等新战法的出现，使不起眼的战斗行动亦能收到十分显著的
战略效果。如俄国人仅用一枚导弹追踪移动电话信号，就使令人头痛的杜达耶夫永
远闭上了强硬的嘴巴，顺带着也就缓解了小小车臣惹出的巨大麻烦。非杀武器能够
有效地使人员和装备失去战斗力，但不会致人死命[19]。这些武器所体现的趋向标
志着人类正在克服自己的极端思维，开始学习控制已经拥有却日显多余的杀伤力。
在海湾战争长达一个多月的大轰炸中，伊拉克平民的死亡人数仅以千数计[20]，远
远低于二战期间的德累斯敦大轰炸。慈化武器是人类在武器领域进行多种选择中最
新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它在给武器注入了新技术的因素之后，又加入了人性成份，
从而破天荒地使战争涂上了温情色彩。但慈化的武器仍然是武器，并不会因慈化的
需要便降低武器的战场效能。剥夺一辆坦克的作战能力，可以用炮弹、导弹去摧毁
它，也可以用激光束去毁坏它的光学设备或是使乘员致盲。在战场上，一个伤员比
一名阵亡者需要更多的照料，无人武器平台可以省去越来越昂贵的防护设施，发展
慈化武器的人肯定已经对此经过了冷冰冰的费效比计算。杀伤人员可以剥夺敌人的
战斗力，让敌人恐慌且丧失战斗意志，可谓非常上算的取胜之道。今天我们已经拥
有足够的技术，可以创造许多更有效的造成恐惧的办法。像在天幕上用激光束投射
一个受难圣徒的影像，就足以震慑那些虔信宗教的士兵。制造这样的武器在技术上
已没有什么障碍，只是需要往技术成份中添加更多一些想像力。
慈化武器是武器新概念的派生物，而信息武器则是慈化武器的突出代表。不论
是进行硬摧毁的电磁能武器，还是实行软打击的电脑逻辑炸弹、网络病毒、媒体武
器，都是着眼于瘫痪和破坏而不是人员杀伤。慈化武器这种只可能诞生在技术综合
时代的武器，极可能正是最有前途的武器发展趋势，同时也就会带来我们今天还无
法想象和预知的战争状态或是军事革命，它是人类战争史迄今为止最具深刻内涵的
改变，是新旧战争状态的分水岭。因为它的出现，已足以把冷热兵器时代的战争统
统划进“旧”的时代。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沉湎于技术浪漫主义的幻想，以为战
争从此就会成为电子游戏般的对抗，即便在计算机房内完成的虚拟战争也同样需要
以国家的整体实力为前提，一个泥足巨人拿出十套虚拟战争的方案，也不足以威慑
任何在实力上强于它的敌人。战争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容不得丝毫的天真。哪
怕有一天所有的武器都被充分慈化了，一场或许可以避免流血的慈化战争却依旧是
战争，它可以改变战争的残酷过程，却无法改变战争强制性的本质，因而也就无法
改变残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