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天路还收费吗:媒体盘点第四次“严打整治”

“整治”吃重

随着公检法之间保持适当距离，公安部前述人士承认，与以前注重打声势、讲究大规模相比，现在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孟建柱部长一再提出要理性、文明、规范执法，体现的就是工作价值取向的转变。”

在就本次“严打”的采访中，公安部的相关人士多次纠正记者关于此次“严打”的提法，坚持应当称之为“严打整治”，而并非单纯的“严打”。即使是地方公安系统内部，也并不认为本次“严打”会令他们进入另一种工作状态。“我们没有太具体的深入策划，还是按日常的工作部署，在抓好全国的重点同时抓好自己的重点。”某地公安系统人士表示。

甚至在公安系统一些内部人士看来，这次“严打”与以往的专项整治相比，并无太多的新意，只是对前一段时间频发的个人暴力案件表态，显示公安部对这类犯罪的重视。

“严打”在弱化，“整治”的绩效考核在公安机制中的分量开始吃重。

或许生怕外界误读，公安部提供给本刊记者的材料强调：此次行动在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紧紧突出了“整治”二字。此次行动不限于对某种具体犯罪行为的打击，更是针对易滋生犯罪的源头进行综合施策；严打为手段，整治是目的，二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河北一位原县委书记对记者表示，整治的方向没有错。犯罪有多方面的原因，综合治理才行。严打政策应改为专项整治活动。

但多部门才能包容的整治任务，转由公安部门一家高高举起，让承载者颇费策略。

为了避免“一抓就紧，一放就乱”的局面，2010年“严打”之下，公安系统进行了一些机制尝试，试图建立起治安整治的长效机制。

“人、地、物、事”分类管理的模式在地方“严打”过程中浮出水面。

管“人”中，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在全国大规模首创村庄社区化管理，建栅栏，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

尽管争议巨大，但效果却非常明显。公安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实施村庄社区化管理以来，首批推进的西红门镇金星地区16个村庄110警情和刑事发案率分别下降了46.7%和73.1%。

管“地”中，公安系统划出河北、云南和广东等14个治爆缉枪重点省区，将30个县市列为重点地区予以挂牌督办，对60个县市予以通报示警。

管“事”中，对发生“黄赌毒”案件的辖区，天津市武清区建立属地所长问责制，实行第一次由主管局长谈话，第二次由分局长谈话，第三次停止工作的刚性措施。

管“物”中，青海省化隆县将脱贫致富作为枪患的治本之策。

对于此轮“严打整治”，并非没有争议。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依然出现打黑扩大化以及刑事辩护环境恶化的问题，离“整治”有距离。

在重庆“打黑”中，为李义团伙涉黑案中担任辩护律师的周立太认为，从他经手的案子和其他案的案情看，有些团伙被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值得商榷。根据刑法和全国人大的司法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同时具备四个特征。在李义团伙案中，“90年”后的青少年有4个，轻易将其定性为“黑社会”会给这些孩子带来心理伤害，产生报复心理。

尽管重庆高级法院院长等人对此说法进行了反驳，但是一名参与了重庆“打黑”辩护的律师向《凤凰周刊》记者透露，重庆“打黑”逮捕的2000多名涉黑人员最后并没有提起公诉，这意味着检察机关没有充分的理由证实这些人全部涉黑。

编织天罗地网

“严打”之后是“整治”，“整治”之后是“防控”。

公安部表示，此次“严打整治”行动并非简单地重复，而是不断健全各项警务机制，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战斗场和试验田。

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央政法委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三项重点工作之一，其余两项是指社会矛盾化解和公正廉洁执法。

具体到了大陆公安部门，近年来被日益加码的一个新职能是建立一套对整个社会的防控系统。

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梁伟发2010年6月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表示，社会管理环境从静态封闭走向动态开放，社会管理对象从“单位人”转为“社会人”，社会管理领域从现实社会延至虚拟社会，“人（流动人口）、屋（出租屋）、车（机动车）、场（重点场所）、网（互联网）、会（社会组织）”等社会管理要素纷繁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一些“顽症”还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日常社会生活中，社区正取代原有的单位组织而成为城市管理的实施单元，“原有的社会安全保卫模式受到严峻挑战”，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分析说，公安的管理模式必须由过去的间接面对社会转变为直接面向社会。

传统的内保管理模式也受到了严峻挑战。原来各个企业都设有保卫科或专职保卫干部，在公安分局设立内保部门，对口负责企业的安全保卫和治安防范工作。其工作方式是依靠企业保卫干部，以联系、指导、监督的方法，来构成对企业的防控机制。而随着企业的转型、改革、破产，原有体系七零八落。

同时，外科手术式维稳，因高成本、低效益，也让整个社会不堪重负。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公布在一个数据，2009年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增长幅度达47.5%。

一位公安系统人士说，在以前三次全国统一的“严打”战役中间，其实还有百余次以打击刑事犯罪为主的“严打”行动。“‘严打’的弊端，我们早就有切身感受，但一直没找到可以替代的模式。”

“现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基层党组织基本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堆积到公安，那无论增加多少警力都是难以解决的。”上述公安系统人士体会深切。但在无多选择的现实下，公安只能被推向前台。

在2003年的第二十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首次提出建设完善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并将“提高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水平”作为未来五年公安工作的首要奋斗目标。

2005年，面临奥运安保任务的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明确提出了用“整体防控”替代“严打”，主张编织一张覆盖北京全部城区、控制所有时段的大网计划。

此后，各地开始摸索建立治安防控网络。这些需要强大的资金、设备、技术支撑。一些财力雄厚省份，大幅增加公安经费支出，相关技术公司订单猛增。

广东、吉林、江苏等省构建起了以“五张治安防控网络”为核心的治安防控体系，对重点场所要害部位、人群密集公共复杂场所、社区、企事业内部、各种边缘地区，实施治安网络空间上的无缝化闭合。

在这无缝化的布控中，较落后省份发挥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人海战术。吉林省在推广吉林市防控先进经验时称，吉林市积极利用再就业人员、社区保安人员、治安积极分子、低保人员、三老人员、卫生清扫人员等人防力量，既为政府缓解了就业压力，又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社会治安防控新路。其中，在社区、村屯层面，组建了一万多人的义务治安巡逻队、季节性巡逻队和十户联防组。

在经济较发达省份和城市，技术承担了更多的使命。

天津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有一张“技防网”。即通过综合利用电子、电磁、通讯、信息、卫星定位、红外线、计算机以及其他防护手段和设施，对重点地区、重点要害部位、重点物品予以全天候的监控。在天津公安机关一份宣传中称，2004年以来，利用“技防网”累计预防和破获各类案件5000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000余名。

综合各地的防控创新，公安部副部长黄明2010年3月在全国地市公安局长培训班上提出，争取到2012年，在全国省、市、县基本建立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对社会治安的多层次、全方位、全时空的有效覆盖。

而在此次“2010严打整治”行动初期，公安部就要求各地一边坚持开展严打整治，一边健全完善各项警务机制，积极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包括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防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等六张防控网络。

信息化，成为2010年织网防控的突破性力量。2010年北京市公安局大力推进对全市1000余家娱乐场所8万名从业人员的身份管理，完成了对上述人员的从业人员信息登记IC卡的办理工作。

而在山东省烟台市，借助雄厚财力，投入2.4亿元建立起人口、旅馆业等96个子系统为支撑的公安信息化体系。全市警务平台日均录入6万条。

“‘上班必开机、工作必用网、办案必查询’已经成了民警的基本习惯。全市通过信息化手段破案数占破案总数的51%。” 烟台公安局局长孙运波说。

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陶晶说，“为什么一户一居室的房子却老是用掉相当于五户家庭的水电？为什么居住在出租屋内的单身女子家中频繁出入不同的陌生男性？这些信息，社区民警随时录入更新，做到犯罪预警最大化。”

根据公安部的“三定方案”，公安系统主要职能是维持秩序，而非源头治理。似乎不得不做的是，为使“秩序”最大化，“社会人”的各种信息正在被加速收集和透明化。

来源：《凤凰周刊》2011年5期 作者：熊剑锋 赵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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