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烧饼成为洋早餐 中国的早餐又去了哪里?

　　长久以来，豁达而又羸弱的本土早餐业一次次平静地接受着市场份额被蚕食的现实，从粥到油条再到烧饼。

　　似乎，正如沈阳早餐从业者所说：“干早餐，需要一颗强壮的心。”

　　500米的落差

　　凌晨2点一过，数百万沈阳市民睡梦沉沉，可就算腿再沉，有一个人也必须从床上爬起。“我可能是沈阳起得最早的人。”今年40岁、身材瘦小的何超说，两年多了，他的黑眼圈已不再那么引人注目。

　　何超，辽宁凌原人，两年前在沈阳市大东区工农路农贸市场外支起早餐摊，“与做建筑工人相比，这一行虽然同样辛苦，但保靠得多。”而曾与何超同在一个工地的3男1女四个老乡则成了他的搭档。

　　“我找人合伙，必须能吃苦。”何超说，吃早餐的轻松，干早餐的却不易，纯属“劳动密集型”和“月光型”产业。

　　每天凌晨2点30分，何超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至少15公斤的豆子和40公斤的面粉随着太阳的升起，变成了热气升腾的豆浆、豆腐脑、油条和筋饼。

　　5点至10点，食客登门，最忙碌时刻就此降临，四人各司其职招呼客人。而此时的何超也迎来了他一天中最有成就感的几个小时——由于服务热情，最重要的是东西实惠，何超的生意远远好于50米开外的另一个早餐摊点。

　　“我们的收入是那边的三倍。”何超说，自己的早餐点每天接待客人200人左右，以每人最少消费2元(一碗豆浆、两根油条)计算，他们的“流水”总在400元以上，“每人1500元的月收入不是有保障的。”

　　类似的喜悦遍布沈阳的大街小巷。日复一日，不计其数的“基层”早餐点披星戴月，尽管卫生和营养情况良莠不齐，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它们依然不用为市场担心。

　　然而，何超好心情的有效距离只有50米。一年多以前，肯德基东方俪城店开业，距何超的早餐摊点直线距离不足500米。“看看人家，一根油条3块钱，卖一根等于我们卖6根。”何超说，最令他羡慕还是那里新推出的“法风烧饼”，“10元钱一个，多厉害!”

　　几天前，因为儿子过生日，何超带着他奢侈了一把——吃了顿肯德基。看着不断吮手指的儿子，什么都没舍得吃的何超颇有感慨：“洋快餐是不一样，那环境、那花样，难怪人家四年前一个店一个小时的收入就足够我们干上两天。”他清楚的记得，一张报纸曾报道称，2005年时，沈阳地区肯德基每个店的日营业额已在20000元左右。

　　但是何超对此并不担心。他坚信：能吃得起肯德基早餐的人，是不会到他的早点摊吃早点的，因此，在他与肯德基之间，不存在客源分流。

　　事实上，面对广阔的低端市场，安于低标准和低成本经营似乎是沈阳“基层”早餐业的最明智选择。“肯德基一个店面的年租金几十万上百万，可我们在面对1万多的年租金时都得再三掂量。”何超说，与不断上涨的经营成本相比，政府减免的几百元的工商税费更像是杯水车薪。

　　15年的坚守

　　显而易见，早餐产业中，站在高端的明着乐，处在低端的偷着乐，而夹在中间的却乐不起来。事实上，沈阳中档早餐的遗传基因里也排列着一种名为“坚难”的DNA。

　　6月中旬的一天，早上8点，李波坐在岩明火勺承德路店的二楼，无事可做。这位在岩明火勺已整整工作了15个年头的分店经理清楚地意识到，长达5个月的淡季才刚刚开始。

　　1995年4月，岩明火勺正式创立，并很快由初期的一个小店亭、七八个人成长为5个分店、四五十员工的连销企业。2002年8月，沈阳市启动“早餐便民工程”，岩明火勺成为第一批试点企业之一。

　　“然而，中档早餐从来就不是个好混的领域。”在李波看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日子实在难过。

　　《时代商报》近一周的调查显示，包括岩明火勺、永和豆浆、永汇粥铺等企业在内的沈阳中档早餐行业，均处于微利或保本的经营疲态。一方面，由于自身实力的原因，这些企业布点不广，而“少走几步路”的心理往往成全了何超一类的小本经营者;另一方面，自从2005年肯德基等外来品牌推出早餐服务以来，又有一定数量的中、高消费能力的顾客纷纷投自洋快餐怀抱。

　　“一碗混饨、两个火勺、一碟小菜，8元钱左右，可在洋快餐，10元多一点也能吃一顿早餐。”李波说，“更重要的是，后者有空调、有面子、有花样，而且还有广告中所说的营养。”

　　而在李波和其它一些餐饮中人看来，怨天尤人显然是不理智的。“你不得不佩服洋快餐的经营意识和企业理念。”坐在装修相对陈旧的店里，看着穿着越来越好的顾客，李波说，“让能打得起车甚至买得起车的人数年如一日只吃油条、筋饼和火勺，现实吗?”

　　“此外，一袋面粉涨了9元，一公斤豆油最多时上涨了将近5元，”李波说，“以前一个工人月薪600元，现在1100元还留不住人;最可少时店里一个早晨卖过800多元，而岩明火勺一个店一天的平均成本就得1500元左右。”

　　而除了成本问题外，岩明火勺、永和豆浆、永汇粥铺等沈阳中档早餐企业还有另一个共识——无论干多少年，中档早餐业，饿不死人，也发不了财。

　　“早餐工程”的下落

　　事实上，李波和早餐业有机会过得更好。

　　早在2002年，沈阳市就启动了“早餐便民工程”，计划用辽宁省及沈阳市税收减免、工商登记、行政性收费等优惠政策，鼓励餐饮企业和下岗职工从事社区早餐经营，支持下岗再就业人员和连锁企业开设社区早餐店，还建议相关部门设立早餐工程建设发展引导专项基金，给予企业必要的扶持。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在大力推广这项惠民工程。使用百度，仅耗时0.051秒便可找到关于“早餐工程”的网页约93200篇，但却以五六年前的信息居多，近期和呈现结果的内容则有限。

　　2007年，更是有媒体追问当年全国瞩目的“北京早餐工程”为何成了“烂尾工程”? 彼时，中国烹饪协会给出答案：一方面，早餐经营又苦又不赚钱，经营者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制定的政策虽好，但具体执行时力度不足;再者，早餐业属于传统行业受经营思维定试影响较深，加之家族式经营模式较重，缺乏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

　　据沈阳市商业局统计显示，近年来沈阳早餐消费额增长速度直线上升，2008年，沈阳整个早餐市场消费达到近20亿元。“应该考虑一下统计数据的说服力是否有限，”一位早餐业人士回忆，2003年沈阳慈怀斋饭庄响应政府号，率先开展早餐业务，但是，2006年就宣告退出，“不赚钱是最主要原因。”

　　事实表明，早餐并非小事。沈阳市商业局服务消费处表示，鉴于早餐业在方便百姓、扩大就业等方面的作为，有关部门将对其加大扶持力度;同时，早餐企业也应不断完善自身，走连锁发展之路，用规模和经营稳固市场和效益，降低成本，扩大销售，拓展利润空间。

　　当然，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差距，好在何超与李波以及更多的人们已经有了一颗强壮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