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荣腾实业苏州有限公司:马科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0:20:41
阶级斗争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关键的术语。它把人群划分为阶级，认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紧张，是深藏于纷繁人类景观中的真实。因此主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阶级斗争的框架，去描写、解释，甚至改造、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它既是一种社会学说，又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政治主张、社会运动。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则是由此而通向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注]
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苏联、1921年创始的中共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这一理论的投影。
这一概念，自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并节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新青年杂志社出版陈望道全译本后，深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化和社会实践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最富特色的政治实践、政治谋略（统一战线）的逻辑起点。1949年以后，在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等一系列重大转折关头，阶级斗争概念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说是望远镜、显微镜、照妖镜，功能强大，可以使一切妖魔鬼蜮无所遁形，不但具有巨大的认识作用，而且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指引革命无往而不胜。
1966年毛泽东认定，农村有3分之1以上政权、工厂企业有相当多领导权不在中共手里，文艺界多数协会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他们的代言人。因此“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关系“党变修”、“国变色”的紧迫任务。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为特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长时期（十年文革）、大规模（全面内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运动。
特别是把劳动与剥削、集体与个人、公与私、善与恶、美与丑、精神激励与物质利益的对立，都纳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范围，把所有社会上的可疑动向、与领导人意志相违背的分歧都看成阶级斗争，这样可怕的偷换使阶级斗争概念离开了经典作家的定义，获得了特殊含义。在使用中，具有任意解释的随意性。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当时的工作方法中成为真理性的信条。在这些观念指导下的、被后来概括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实践，变得特别普遍而具有血腥味。因为在阶级斗争（就是战争状态）里没有中间路线，任何仁慈都是对人民的犯罪。连人性、人道等观念，都被判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他们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了。阶级斗争被运用到历史学，就有了儒法斗争史之类的影射史学出现；被运用到文艺创作中，就导致了假大空的概念化艺术；运用到家庭里，斗得一家人吵吵，夫妻、父子、兄弟姊妹分两派，“划清界限”……哪怕最小的社会单位（小到工厂的班组、街道的向阳院），也非得查出点敌情，搞阶级斗争不可，这出人间悲剧又转化为了闹剧、喜剧。
文革后，中共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劣后果进行了清算、纠正，以实现社会和解，收拾人心，扩大合法性基础。但并未彻底放弃阶级斗争概念，以此作为保留其政治领导地位和专政机器的逻辑预设。即使这样，在民间这一套观念也已经声名狼藉了。如果有人观念僵化、教条、死板而态度严厉、冷漠，就会被人叫做“阶级斗争脸儿”（俗语）。
2000年代新左派在当下社会群体关系的动态描写中亦引进了阶级斗争的参考系，它所传达的社会矛盾和民众情绪信息，都是意味深长的，值得引起注意。
[注] 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有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的减轻，阶级间的流动，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明确，从而导致了工业社会中阶级界定上的困难，现代国家政权阶级属性日益模糊，使得工业社会中的斗争转变为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也有人认为，当代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活跃，说明有关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实状况的研究，仍持续地构成今天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参考资料：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关于“阶级斗争”》，“学习园地” http://www.cqnu.edu.cn/www1/yxzy/swxzy/xsdj/party1/party/_private/5.htm）
顾准
（1915－1974）生于上海南市。字哲云，又名绛枫、吴绛枫、吴达人、立达、小方、怀璧等。会计学家、经济学家、中国现代思想家。
自幼从母姓；1920年在小姑母的私塾里开蒙，1926年进中华职校读初中。1927年到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做练习生，1928年成为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学员，担任会计员、查账助理员，1929年成为助教，1934年编写出版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并应聘到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授课。
1935年加入中共，先后参与过进社、武卫会、蚂蚁社、职员运动委员会、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等工作。1940年调新四军，任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淮海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等职；1943年调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在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会计训练班任教；1945年先后任苏中区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49年任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局长。因主张依照税法规定税率“查帐征收”反对“民主评议”被撤职，1953年调建工部财务司工作。1955年进中央党校学习，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第3期）。同年参加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顶撞苏方专家被划右派。1958年到河北省赞皇县接受监督劳动，1959年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动改造（著有《商城日记》）。1960年到中科院清河饲养场、宁河农场工作。1962年恢复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工作。翻译了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撰写内部报告《粮价问题初探》、《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几个理论问题》。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下放京郊房山周口店劳动改造。
文革被揪回经济所批斗、游街、监督劳动、写检查交代、接受外调。读了自藏的历史书、马恩20多卷、《资本论》、资产阶级经济学，自修数学知识，翻译乔安·罗宾逊和约翰·密尔经济学著作。1968年其妻汪璧（已被迫离异）自杀。1969年在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著有《息县日记》）。常与吴敬琏砥砺切磋，开始思考“挪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以文革为背景探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规律。
1972年返京后常蹲北京图书馆，著有《希腊史笔记》和反思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现代化改革的一系列札记。他发现希腊城邦制度的性质与“东方专制主义”截然不同，也就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截然区别。为了推翻反动阶级的暴力革命、破除旧世界，固然可以采取狂飙式的理想主义；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必须实行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强调法权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精神，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
1974年肺癌晚期不治病故。
遗著《希腊史笔记》以《希腊城邦制度》为名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通信体思想笔记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题，1989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准文集》，增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并收入《希腊城邦制度》，成为国内传播顾准的滥觞。比较完整的版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的四卷本《顾准文存》，包括《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日记》、《顾准自述》。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读书界出现“顾准热”。
（参考资料：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罗胜银《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1999年版）
刘主席语录
名词。一种出版物。香港自联出版社编印（社址九龙弥敦道美丽都大厦商场二楼74号；社长司马璐）的刘少奇言论选辑汇编本。同时出版的还有《刘少奇选集》。但《语录》的畅销程度远胜于《选集》。
编选者自联出版社社长、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后定居美国）司马璐，1937年6月曾加入中共，到延安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党。1949年底移居香港。转向学术研究，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自办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十二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他为了让读者了解刘少奇的思想言论，在毛刘思想异同之间有一个比较，编选了《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语录》。
由于是编者独立而为，受到取材条件限制，当时无法收录刘少奇尚未公开发表的言论，因此所选也不全面、不充分。该《语录》筛选刘少奇各个时期的各式著作、讲话节录，仅110页、190段，共3.4万字。目录编为33类：一、党的建设；二、无原则的斗争；三、教条主义；四、宗派主义；五、官僚主义；六、个人主义；七、个人崇拜；八、党内民主；九、党员修养；十、个体与集体；十一、人民民主宪法；十二、从实际出发；十三、统一战线；十四、劳动创造历史；十五、土地改革；十六、中国工业化；十七、走群众路线；十八、向群众学习；十九、人民军队；二十、人民内部矛盾；二十一、知识分子；二十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十三、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二十四、和平共处；二十五、和平改造；二十六、和平过渡；二十七、全民党；二十八、全民国家；二十九、全民经济；三十、自由化经济；三十一、物质刺激；三十二、真假马列主义；三十三、马恩列斯毛都有错误。侧重论述了有别于毛泽东的和平、反对斗争扩大化、崇尚个人思想修养、重视物质利益等思想。
该书64开小型本、红色塑料皮（所以也叫小红书），书名用烫金字，书前面有刘少奇正面半身照片，还有一张“刘主席、毛主席合影”和刘少奇的手迹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目录前有刘少奇简历（录自香港《大公报》1959年5月11日资料）；书后附有刘少奇生平事略。便于海外读者了解刘的概况。扉页上印的是 “全中国的爱国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定价港币一元五角。
香港评论家司马长风说：刘的“好些话非常通情达理”，用该书一些话“来分析批评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针见血之效”。伦敦世界新闻社书评则说：该书“是一本刘少奇言论与思想的详实记录”，“多多少少总算揭开了”毛刘“双方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一点内幕”。
该书先后约印五万册，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日本有多家出版社争购版权。《毛主席语录》日文版销量曾高达15万册；为日共党内拥护刘少奇的“刘派”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东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界引起轰动，为关注中共政治和刘少奇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可贵的见证。1968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该书销路剧降，并被香港造反派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烧毁；但仍有留存下来的。网友梦子1975年曾在自联社购得该书。（见“猫眼看人” 2006-1-11梦子的跟贴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6&replyid=4248855&id=715465&skin=0&page=1）
中国大陆当时在完全对外封闭的条件下，对此几乎毫无所知。即使在收藏颇富的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也没有该书。只有通过香港铜锣湾旧书店还能特约收购。
附：《刘主席语录》选
第7页：“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问题……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内越是想抬高自己，并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去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版)
第26页：“党内的家长制。个别的领导者及领导机关，在这种党内斗争方式之下，压迫着许多党员不敢说话，不敢批评，在党内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独断。”(《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2日)
第27页：“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员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小团体。”(《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年6月)
第110页：“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见《井冈山》报1967年2月8日)
“清华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现在看来，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结论，材料不充分。”(《在人民大会堂报告》1966年7月29日，见《井冈山》报1967年2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
（参考资料：高放《寻觅绝版稀世的“刘主席语录”》，《凤凰周刊》2004年第22期）
黑戏
名词。文革时为批判主管文化一线官僚周扬（文化部部长、□□部副部长）等而设置的靶子——戏曲、戏剧、电影；是故称“黑戏”。主要指传统戏曲，如京剧《海瑞罢官》（吴晗编剧、马连良饰海瑞）、《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孟超编剧）和评剧《刘巧儿》（新凤霞主演）、话剧《洞箫横吹》（海默编剧；吴坚、杨勤导演）和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
毛泽东对文学艺术早有严厉批评，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963年）。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当年即被陆续通知停映外国片192部、香港片17部、国产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革命家庭》、《逆风千里》、《南海潮》、《球迷》、《两家人》、《聂耳》等一大批影片。1966年2月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18日由《解放军报》社论公布了其中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更是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黑八论”。
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为其后发动的文革选择了突破口，敲响了开场锣鼓，大造了舆论，确立了一个文革大批判贯穿始终（1975年被判复辟黑戏的有晋剧《三上桃峰》等）的基本主题。黑戏成为宣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事实根据。报刊杂志、电台广播传播对黑戏进行上纲上线大批判的文章，文艺单位和普通机关、学校都张贴以批判黑戏为内容的大字报，大轰大嗡，铺天盖地。编印了大量正式、非正式的以批判黑戏为内容的小册子，罗列了被打成黑戏作品的名单和五花八门的罪名。通常的罪名有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抹杀阶级斗争，宣传没落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腐朽文化，美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丑化解放军，描写中间人物，暴露黑暗，等等（“黑八论”就是这些罪名的集中概括）。这自然不是正当的文艺、文学批评，而是服务于更为重大的政治运动需要的政治审判，这里不用实事求是的举证、严密的逻辑推导，也不允许被告有任何质证、辩驳的机会。
所有参与黑戏的编剧（吴晗、夏衍、田汉等）、导演（章泯、焦菊隐、蔡楚生、郑君里、谢铁骊、谢晋等）、演员（马连良、周信芳、盖叫天、李少春、上官云珠、王莹、严凤英、新凤霞、林兆明、袁世海等）都受到不同程冲击，不但思想上要接受批判，写自诬的检讨、忏悔认错，业务上还要停止正常工作、练功、演出，政治上被贴大字报、挨批斗，戴上“三名、三高”帽子（被称为文不对题的“学术权威”，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获得的社会声誉、报酬大于普通人而招嫉恨），经济上被降薪、冻结存款、限制现金支付，生活上则强令不得使用保姆、食用牛奶等，人身上被抄家、关牛棚（文革中期下放五七干校）、失去行动自由。他们中除了个别人被利用来为样板戏服务得以幸免外，绝大多数人都被打入另册，因此被剥夺了十年艺术生命。连子女也受到牵连。
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他老人家”找一帮名角来专为自己配曲、演唱、录制、欣赏传统词曲、戏曲名段。中共高层核心也沾光分了一杯羹。
（参考资料：《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黄帅
（1961— ）出生于北京。因来信和日记摘抄揭载报端，而被塑造成为批“师道尊严”的反潮流革命小闯将。
1973年在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五年级时，不满老师批评上课做小动作的同学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在日记中提出了批评。老师看过日记后，大发雷霆，还号召同学们和她“划清界限”。这种纠缠长达两个月，使她精神受到不当刺激。她写信给《北京日报》责问“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全国媒体都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注1]为题，报道了她的故事。此事与前不久张铁生升学考试反映出来的“教育回潮”挂起钩来，被认为“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国务院科教组还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由此在全国中小学引起了反对师道尊严的连锁反应，使本来就已经松弛的教学秩序更加受到广泛冲击。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3位青年署名“王亚卓”致信黄帅，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经人捉刀公开回信批判“王亚卓”“破坏教育革命”。
因为此事造成的重大影响，使她在文革后备受严厉批评（有骂“‘四人帮’的小爪牙”、“小爬虫”的）和巨大压力。在其从事科研工作的父母鼓励、疏导下，1979年以322.5分报考北京工业大学，亦曾一度遭阻碍，经时任□□部部长的胡耀邦出面说项方得录取为计算机专业学生。[注2]1984年获工学学士学位，并被分配到北京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
1988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大学大学院，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被三和综合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后来又担任了新世纪中文电视台节目审议会委员。
1999年回到国内在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任编辑，聘为社长助理。
[注1] 据认为，日记是经人重新编排加工的。而插手来信、日记发表的人是迟群、谢静宜。
[注2]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
（参考资料：《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73.12.28；《黄帅：从“反潮流英雄”到东瀛女硕士》，2004年1月17日《华夏时报》）
《百丑图》
漫画作品。1966年底、1967年初出现的，以丑化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表现内容的红卫兵漫画。
画面中央是坐着“敞蓬轿”（四川俗语称“滑竿”）的刘少奇，而周围抬轿的，鸣锣开道的，打旗摇扇的，舞枪弄棒的，跑腿跟班的，全是所谓 “刘邓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的“黑”干将：邓小平、彭真、陶铸、刘澜涛、杨尚昆、陆定一……据说有100位，以应“百丑图”之名。每个人的模样都极像而又极丑，一看就知道谁是谁，足见这位画家[注1]抓特征的能力。在当时情况下，它打破了中共政治运作的程序规则，提前公告了文革初期的目标所指和刘邓无可挽回的失势，具有政治宣判的传播功能。
这种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的丑化，比历数刘邓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罪状”的说理批判，更能模糊普通群众的认识，煽动他们的盲目仇恨情绪，对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之中的百姓有释放焦虑、宣泄攻击性欲望的作用。该画引起了许多的模仿，得到大面积传播，成为大批判中风靡一时的流行漫画。对当时批判、打倒刘邓的政治运动，起了火上加油、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红卫兵也依样葫芦画瓢，把本地的大小走资派串在一起，给予集体丑化。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上海、西安版《百丑图》。
从学术意义上说，虽可纳入政治漫画的分类，但政治漫画的本意是讽刺，而不是该画式的漫骂、人身攻击；它的讽刺是幽默的批评甚至挖苦，尖锐，但决不是该画式的下流。红卫兵漫画带有鲜明暴民政治色彩。
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老帅大闹怀仁堂时，谭震林就曾以此画[注2]为靶子，抨击红卫兵丑化共产党，运动意图“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据称周恩来对此评论说：“这是一幅反动漫画，打击面太宽！”毛泽东也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说：“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据说造反组织还曾将这些漫画分解成局部（包含个别文革前被打倒的人），集纳编印成册，仍以《百丑图》为名[注3]，广为散发。有的小孩发蒙学漫画，就以此为摹本。文艺界也被搞了一幅“百丑图”，把当时的演艺明星大腕如梅兰芳、孙道临、王晓棠、白杨、 秦怡等悉数网罗其中。甚至一个单位、系统，也搞了本单位、系统针对被打倒、批斗者的《百丑图》，把教书的老师也画上去了。
[注1] 据介绍，漫画作者翁ＸＸ，是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生，父亲翁独健是大历史学家。所作《百丑图》被认为是“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与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的黎利两人同关一室。
[注2] 似误。据介绍，清华井岗山小报上的长篇连环漫画，好像是《新编西游记》，把孙悟空改造成勇于造反的英雄（蒯大富化身），白骨精之类妖魔则是走资派（王光美化身），唐僧是压制造反的学校领导，而猪八戒则是保唐僧，保走资派的“保皇派”。
[注3] 另一种《百丑图》：《革命大批判漫画参考资料》（78×54cm）[http://msn.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3-2308-230803/item_detail-0db1-884bdf2911b8393af9e12f4e5b841b22.jhtml]没有情节、主题和完整的构图，而是集中了全国100个最大走资派、黑帮人物的漫画头像，作为索引，任人选择、组合，以作大批判漫画通用的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wld18《凶眼睛、大拳头：文革美术趣谈 • 断驴腿 》, 中国文学网http://new.haoti.org/xiaoshuo/zw/200503/365.html；琴箫伴夜《文革梦忆》，“凯迪网络”；《毛主席批判百丑图》“红色旅游”2004-8-11；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王力
（1921－1996）江苏淮安县人。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犁。政治活动家。
1939年经谷牧介绍加入中共，长期在东北从事秘密兵运工作，抗战中写过小说《晴天》。1945年任山东《大众日报》记者。不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党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后历任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任河北省副省长、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1953年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红旗》杂志编委、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是彭真、邓拓网罗的秀才班子成员；曾参与九评、中央党政文件、中央领导人的文稿如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毛泽东“五二○声明”等的起草。
1966年初，参与《二月提纲》起草的他火线起义，揭发了彭真在《二月提纲》酝酿过程中的言行；又接着参加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的起草。同年第13期《红旗》杂志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1967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2月16日大闹怀仁堂后参与向毛泽东告状，导致反“二月逆流”的发生。[注1]随同毛泽东参与解决武汉问题，遭遇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七二○事件”。冲突中被打，受到北京组织的百万人欢迎大会。8月7日煽动外交部的夺权，引起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涉外事件。是中央文革小组里唯一没有参与中央专案组的人。
1967年8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以“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炮制者[注2]、“国民党特务”、“五一六黑后台”名义，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被软禁在钓鱼台12号楼并免去党内外职务，后转至北京卫戍区西山别墅、秦城监狱。198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1982年1月获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免予起诉书，1984年2月他被开除党籍。
其处理结论是“开除党籍，保留原待遇”，未给刑事处分。晚年和妻子王平权及子女住在原北京政法学院的三间一套的公寓里。通过非正式渠道为中央高层提出政策性建议。 [注3]曾建议假释老病的陈伯达、为黎玉平反。1989年初上海作家叶永烈采写、经王力改定的长篇专访《王力病中答客问》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曾引起强烈反弹。为贲门癌所困扰，辞世当年作过胰腺手术。
撰有80万字《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版，获得香港地区图书最高奖），其中《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有二十多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披露了大量史实。他评论文革说：“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反文化、反科学、反民主、具有极大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这个历史是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应重演了。”但仍坚持认为“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
[注1] 1967年3月26日向毛泽东汇报“大闹怀仁堂”后曾写下:“大灭奴隶气，/莫当旧顺民，/长缨握在手，/当家做主人。/活着干，死了算，/搞好了蒯大富，/搞不好进公安部。”
[注2]在《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起草者是林杰。而且从职务上看，签发者应为陈伯达。此举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平息军人怒气，稳定军队。
[注3]曾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民问题致信中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甚至因建议对文物采取以流通促保护的政策，因此备受诟病。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文革“英雄”沉浮录》；《再说王力》，见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http://www.war-sky.com/forum/read.php?fid=33&tid=102460&toread=1）
资产阶级法权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马克思作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针对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社会主义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劳分配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从等量劳动取得等量产品的平等原则出发，每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消费品仍是不平等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还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作于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预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写道：“‘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足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还没有也不应当人为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1958年以后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他对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颇为留念，认为那时的革命意志坚定，没有进城后这么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体制化官僚主义的心理感受，是他早年新村主义实践的情感遗留，是他改造中国的乌托邦理想的表现。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1974年12月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这成为当时发布毛泽东指示的典型方式之一），其中说，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张春桥在他的论文里形容说，资产阶级法权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这一概念就成为限制、批判物质利益原则，认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会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坚持继续革命，制订一系列革命化的城乡经济政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立论根据。“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劳动、农村“割资产阶级尾巴”一类反修防修措施、新生事物，恶性发展的“大锅饭”，等等，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1979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经过研究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中的“法权”一词，德文是Recht，俄文是npaBo，可分别指“法”或“权利”；译为“法权”不能确切地表达其涵义，容易使人误解为“法定权利”、“合法权利”，不符合马列的原意，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英译本和日译本都根据原著行文的含义，分别译为ｌａｗ（法、法律）或ｒｉｇｈｔ（权利），法或权利。经恩格斯亲自校订过的英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就将Ｒｅｃｈｔ一词分别译为“法”或“权利”。于是决定将其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这可能是中国翻译史上牵涉面最广、政治性最强、规格最高也最正式的译名更正了。
2000年代有报告说，中国社会分化加剧，基尼系数成为人们热烈争论的话题（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0.4上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是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是已经超过0.5），两极化愈演愈烈并且通过教育产业化等途径出现了制度化、固定化的趋势，社会流动水平下降。当初资产阶级法权译法的修订更正，是否失去现实基础了呢？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批评者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粱美娜《基尼系数高压线各国不同 贫富鸿沟需理性对待》，《中国经营报》2005年01月16日）
五七指示
文献名。《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这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以此为基础，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农民（包括林、牧、副、渔）以农为主，也要兼……”，并且谈到对教育革命的设想：“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被认为是教育黑线专政论的张本）
这封信的论述，远远超越了对部队农副业生产作批示的范围，而对军队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预示着军队统摄全局的社会稳定作用），甚至对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模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构思宏大的设计。如果说《给江青的一封信》、《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之于文革“破”的纲领，《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思路超迈、飘逸，天才玄想和乌托邦激情集于一体。
同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摘要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并第一次对此进行了权威的解读，比较敏锐地触及到了毛泽东遐想的核心。社论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社论还认为，按照“五七指示”去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文革前对理想国的一次展望。除了紧迫的现实政治目标和生存需要外，还有他心目中的美好新世界驱使他投下赌注。这个美好新世界，是以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封闭自足为特征的，政社一体化的农业文明的典范。这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自给自足、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把低水平公平当成最高目标，不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模式。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文革时的许多现象，诸如五七干校（建立之后又经历了它自己的演变）、战备学校，校办工厂，工厂、街道的农场，在校生的学工、学农、学军等等“新生事物”和社会实践，都是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下孕育、产生的。
有学者认为，这与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有关。[注]
[注] 1920年5月毛泽东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工读生活。这一举动显然受到新村主义的影响。同年7月他离沪返湘，在武汉同恽代英交换过具有新村性质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而在晚年毛泽东记忆中，林彪是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组织的互助社的成员）。回长沙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
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高城石河内村曾经尝试着实践他的新村理想。
抗战时军队大生产运动的屯垦经验让毛泽东看到军农一体的希望。1958年办起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起因，部分与毛泽东的这段早期经历有关。文革发起在即，毛泽东再次回忆起了自己青年时代未竟的理想。
（参考资料：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本报评论员《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1966.08.01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0&SelectID=4&ChannelID=5020&Page=1；黄瑶 《毛泽东为何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
五七干校
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被《“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为“变相劳改”的场所。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有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为题，用一整版篇幅进行了报道，并在配发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竞相仿效。
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于是，“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白）、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的军人或工宣队师傅管理。
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的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在各单位群众中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干校被当作迫害异己、惩治走资派和知识分子的场所。[注1]这里也搞政治运动，如抓五一六等；同样的激烈、揪心，人人自危。但总的说，前紧后松。1976年姚文元预感有不祥降临时说：亏我身体还好，挤挤公共汽车，到五七干校劳动都还行。
干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药味略淡一些。与文革初期的群众性批斗相比，到干校相对是一种解脱，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虽然仍有批斗等进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数不再是急风骤雨式的了。能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已经属于候补被解放者或准被解放者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注2]对那些转到干校来的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还有所改善 ──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甚至劳动强度也略小些。
[注1] 一些“五·七干校”就是从“清队学习班”延续、改建而来（见上海金山县志1968年7月16日记载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50/node3937/node3941/）。
[注2]1978年臧克家出版诗集《忆向阳》。张光年在《向阳日记》里记有：“(1972年9月14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干校生活留给他的终于成了“感恩”心态（“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和田园牧歌般的情调。诗集遭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有人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献媚。臧本人后来也不愿提及他的这部作品。
（参考资料：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革命的熔炉 批修的战场——毛主席发出十周年前夕 访问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人民日报》1976.05.07；陈 虹《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书屋》2002年第3期）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关键的术语。它把人群划分为阶级，认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紧张，是深藏于纷繁人类景观中的真实。因此主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阶级斗争的框架，去描写、解释，甚至改造、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它既是一种社会学说，又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政治主张、社会运动。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则是由此而通向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注]
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苏联、1921年创始的中共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这一理论的投影。
这一概念，自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并节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新青年杂志社出版陈望道全译本后，深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化和社会实践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最富特色的政治实践、政治谋略（统一战线）的逻辑起点。1949年以后，在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等一系列重大转折关头，阶级斗争概念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说是望远镜、显微镜、照妖镜，功能强大，可以使一切妖魔鬼蜮无所遁形，不但具有巨大的认识作用，而且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指引革命无往而不胜。
1966年毛泽东认定，农村有3分之1以上政权、工厂企业有相当多领导权不在中共手里，文艺界多数协会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他们的代言人。因此“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关系“党变修”、“国变色”的紧迫任务。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为特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长时期（十年文革）、大规模（全面内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运动。
特别是把劳动与剥削、集体与个人、公与私、善与恶、美与丑、精神激励与物质利益的对立，都纳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范围，把所有社会上的可疑动向、与领导人意志相违背的分歧都看成阶级斗争，这样可怕的偷换使阶级斗争概念离开了经典作家的定义，获得了特殊含义。在使用中，具有任意解释的随意性。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当时的工作方法中成为真理性的信条。在这些观念指导下的、被后来概括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实践，变得特别普遍而具有血腥味。因为在阶级斗争（就是战争状态）里没有中间路线，任何仁慈都是对人民的犯罪。连人性、人道等观念，都被判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他们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了。阶级斗争被运用到历史学，就有了儒法斗争史之类的影射史学出现；被运用到文艺创作中，就导致了假大空的概念化艺术；运用到家庭里，斗得一家人吵吵，夫妻、父子、兄弟姊妹分两派，“划清界限”……哪怕最小的社会单位（小到工厂的班组、街道的向阳院），也非得查出点敌情，搞阶级斗争不可，这出人间悲剧又转化为了闹剧、喜剧。
文革后，中共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劣后果进行了清算、纠正，以实现社会和解，收拾人心，扩大合法性基础。但并未彻底放弃阶级斗争概念，以此作为保留其政治领导地位和专政机器的逻辑预设。即使这样，在民间这一套观念也已经声名狼藉了。如果有人观念僵化、教条、死板而态度严厉、冷漠，就会被人叫做“阶级斗争脸儿”（俗语）。
2000年代新左派在当下社会群体关系的动态描写中亦引进了阶级斗争的参考系，它所传达的社会矛盾和民众情绪信息，都是意味深长的，值得引起注意。
[注] 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有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的减轻，阶级间的流动，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明确，从而导致了工业社会中阶级界定上的困难，现代国家政权阶级属性日益模糊，使得工业社会中的斗争转变为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也有人认为，当代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活跃，说明有关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实状况的研究，仍持续地构成今天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参考资料：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关于“阶级斗争”》，“学习园地” http://www.cqnu.edu.cn/www1/yxzy/swxzy/xsdj/party1/party/_private/5.htm）
顾准
（1915－1974）生于上海南市。字哲云，又名绛枫、吴绛枫、吴达人、立达、小方、怀璧等。会计学家、经济学家、中国现代思想家。
自幼从母姓；1920年在小姑母的私塾里开蒙，1926年进中华职校读初中。1927年到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做练习生，1928年成为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学员，担任会计员、查账助理员，1929年成为助教，1934年编写出版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并应聘到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授课。
1935年加入中共，先后参与过进社、武卫会、蚂蚁社、职员运动委员会、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等工作。1940年调新四军，任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淮海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等职；1943年调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在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会计训练班任教；1945年先后任苏中区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49年任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局长。因主张依照税法规定税率“查帐征收”反对“民主评议”被撤职，1953年调建工部财务司工作。1955年进中央党校学习，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第3期）。同年参加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顶撞苏方专家被划右派。1958年到河北省赞皇县接受监督劳动，1959年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动改造（著有《商城日记》）。1960年到中科院清河饲养场、宁河农场工作。1962年恢复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工作。翻译了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撰写内部报告《粮价问题初探》、《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几个理论问题》。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下放京郊房山周口店劳动改造。
文革被揪回经济所批斗、游街、监督劳动、写检查交代、接受外调。读了自藏的历史书、马恩20多卷、《资本论》、资产阶级经济学，自修数学知识，翻译乔安·罗宾逊和约翰·密尔经济学著作。1968年其妻汪璧（已被迫离异）自杀。1969年在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著有《息县日记》）。常与吴敬琏砥砺切磋，开始思考“挪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以文革为背景探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规律。
1972年返京后常蹲北京图书馆，著有《希腊史笔记》和反思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现代化改革的一系列札记。他发现希腊城邦制度的性质与“东方专制主义”截然不同，也就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截然区别。为了推翻反动阶级的暴力革命、破除旧世界，固然可以采取狂飙式的理想主义；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必须实行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强调法权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精神，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
1974年肺癌晚期不治病故。
遗著《希腊史笔记》以《希腊城邦制度》为名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通信体思想笔记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题，1989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准文集》，增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并收入《希腊城邦制度》，成为国内传播顾准的滥觞。比较完整的版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的四卷本《顾准文存》，包括《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日记》、《顾准自述》。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读书界出现“顾准热”。
（参考资料：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罗胜银《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1999年版）
刘主席语录
名词。一种出版物。香港自联出版社编印（社址九龙弥敦道美丽都大厦商场二楼74号；社长司马璐）的刘少奇言论选辑汇编本。同时出版的还有《刘少奇选集》。但《语录》的畅销程度远胜于《选集》。
编选者自联出版社社长、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后定居美国）司马璐，1937年6月曾加入中共，到延安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党。1949年底移居香港。转向学术研究，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自办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十二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他为了让读者了解刘少奇的思想言论，在毛刘思想异同之间有一个比较，编选了《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语录》。
由于是编者独立而为，受到取材条件限制，当时无法收录刘少奇尚未公开发表的言论，因此所选也不全面、不充分。该《语录》筛选刘少奇各个时期的各式著作、讲话节录，仅110页、190段，共3.4万字。目录编为33类：一、党的建设；二、无原则的斗争；三、教条主义；四、宗派主义；五、官僚主义；六、个人主义；七、个人崇拜；八、党内民主；九、党员修养；十、个体与集体；十一、人民民主宪法；十二、从实际出发；十三、统一战线；十四、劳动创造历史；十五、土地改革；十六、中国工业化；十七、走群众路线；十八、向群众学习；十九、人民军队；二十、人民内部矛盾；二十一、知识分子；二十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十三、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二十四、和平共处；二十五、和平改造；二十六、和平过渡；二十七、全民党；二十八、全民国家；二十九、全民经济；三十、自由化经济；三十一、物质刺激；三十二、真假马列主义；三十三、马恩列斯毛都有错误。侧重论述了有别于毛泽东的和平、反对斗争扩大化、崇尚个人思想修养、重视物质利益等思想。
该书64开小型本、红色塑料皮（所以也叫小红书），书名用烫金字，书前面有刘少奇正面半身照片，还有一张“刘主席、毛主席合影”和刘少奇的手迹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目录前有刘少奇简历（录自香港《大公报》1959年5月11日资料）；书后附有刘少奇生平事略。便于海外读者了解刘的概况。扉页上印的是 “全中国的爱国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定价港币一元五角。
香港评论家司马长风说：刘的“好些话非常通情达理”，用该书一些话“来分析批评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针见血之效”。伦敦世界新闻社书评则说：该书“是一本刘少奇言论与思想的详实记录”，“多多少少总算揭开了”毛刘“双方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一点内幕”。
该书先后约印五万册，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日本有多家出版社争购版权。《毛主席语录》日文版销量曾高达15万册；为日共党内拥护刘少奇的“刘派”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东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界引起轰动，为关注中共政治和刘少奇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可贵的见证。1968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该书销路剧降，并被香港造反派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烧毁；但仍有留存下来的。网友梦子1975年曾在自联社购得该书。（见“猫眼看人” 2006-1-11梦子的跟贴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6&replyid=4248855&id=715465&skin=0&page=1）
中国大陆当时在完全对外封闭的条件下，对此几乎毫无所知。即使在收藏颇富的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也没有该书。只有通过香港铜锣湾旧书店还能特约收购。
附：《刘主席语录》选
第7页：“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问题……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内越是想抬高自己，并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去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版)
第26页：“党内的家长制。个别的领导者及领导机关，在这种党内斗争方式之下，压迫着许多党员不敢说话，不敢批评，在党内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独断。”(《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2日)
第27页：“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员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小团体。”(《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年6月)
第110页：“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见《井冈山》报1967年2月8日)
“清华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现在看来，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结论，材料不充分。”(《在人民大会堂报告》1966年7月29日，见《井冈山》报1967年2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
（参考资料：高放《寻觅绝版稀世的“刘主席语录”》，《凤凰周刊》2004年第22期）
黑戏
名词。文革时为批判主管文化一线官僚周扬（文化部部长、□□部副部长）等而设置的靶子——戏曲、戏剧、电影；是故称“黑戏”。主要指传统戏曲，如京剧《海瑞罢官》（吴晗编剧、马连良饰海瑞）、《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孟超编剧）和评剧《刘巧儿》（新凤霞主演）、话剧《洞箫横吹》（海默编剧；吴坚、杨勤导演）和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
毛泽东对文学艺术早有严厉批评，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963年）。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当年即被陆续通知停映外国片192部、香港片17部、国产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革命家庭》、《逆风千里》、《南海潮》、《球迷》、《两家人》、《聂耳》等一大批影片。1966年2月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18日由《解放军报》社论公布了其中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更是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黑八论”。
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为其后发动的文革选择了突破口，敲响了开场锣鼓，大造了舆论，确立了一个文革大批判贯穿始终（1975年被判复辟黑戏的有晋剧《三上桃峰》等）的基本主题。黑戏成为宣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事实根据。报刊杂志、电台广播传播对黑戏进行上纲上线大批判的文章，文艺单位和普通机关、学校都张贴以批判黑戏为内容的大字报，大轰大嗡，铺天盖地。编印了大量正式、非正式的以批判黑戏为内容的小册子，罗列了被打成黑戏作品的名单和五花八门的罪名。通常的罪名有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抹杀阶级斗争，宣传没落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腐朽文化，美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丑化解放军，描写中间人物，暴露黑暗，等等（“黑八论”就是这些罪名的集中概括）。这自然不是正当的文艺、文学批评，而是服务于更为重大的政治运动需要的政治审判，这里不用实事求是的举证、严密的逻辑推导，也不允许被告有任何质证、辩驳的机会。
所有参与黑戏的编剧（吴晗、夏衍、田汉等）、导演（章泯、焦菊隐、蔡楚生、郑君里、谢铁骊、谢晋等）、演员（马连良、周信芳、盖叫天、李少春、上官云珠、王莹、严凤英、新凤霞、林兆明、袁世海等）都受到不同程冲击，不但思想上要接受批判，写自诬的检讨、忏悔认错，业务上还要停止正常工作、练功、演出，政治上被贴大字报、挨批斗，戴上“三名、三高”帽子（被称为文不对题的“学术权威”，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获得的社会声誉、报酬大于普通人而招嫉恨），经济上被降薪、冻结存款、限制现金支付，生活上则强令不得使用保姆、食用牛奶等，人身上被抄家、关牛棚（文革中期下放五七干校）、失去行动自由。他们中除了个别人被利用来为样板戏服务得以幸免外，绝大多数人都被打入另册，因此被剥夺了十年艺术生命。连子女也受到牵连。
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他老人家”找一帮名角来专为自己配曲、演唱、录制、欣赏传统词曲、戏曲名段。中共高层核心也沾光分了一杯羹。
（参考资料：《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黄帅
（1961— ）出生于北京。因来信和日记摘抄揭载报端，而被塑造成为批“师道尊严”的反潮流革命小闯将。
1973年在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五年级时，不满老师批评上课做小动作的同学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在日记中提出了批评。老师看过日记后，大发雷霆，还号召同学们和她“划清界限”。这种纠缠长达两个月，使她精神受到不当刺激。她写信给《北京日报》责问“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全国媒体都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注1]为题，报道了她的故事。此事与前不久张铁生升学考试反映出来的“教育回潮”挂起钩来，被认为“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国务院科教组还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由此在全国中小学引起了反对师道尊严的连锁反应，使本来就已经松弛的教学秩序更加受到广泛冲击。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3位青年署名“王亚卓”致信黄帅，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经人捉刀公开回信批判“王亚卓”“破坏教育革命”。
因为此事造成的重大影响，使她在文革后备受严厉批评（有骂“‘四人帮’的小爪牙”、“小爬虫”的）和巨大压力。在其从事科研工作的父母鼓励、疏导下，1979年以322.5分报考北京工业大学，亦曾一度遭阻碍，经时任□□部部长的胡耀邦出面说项方得录取为计算机专业学生。[注2]1984年获工学学士学位，并被分配到北京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
1988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大学大学院，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被三和综合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后来又担任了新世纪中文电视台节目审议会委员。
1999年回到国内在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任编辑，聘为社长助理。
[注1] 据认为，日记是经人重新编排加工的。而插手来信、日记发表的人是迟群、谢静宜。
[注2]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
（参考资料：《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73.12.28；《黄帅：从“反潮流英雄”到东瀛女硕士》，2004年1月17日《华夏时报》）
《百丑图》
漫画作品。1966年底、1967年初出现的，以丑化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表现内容的红卫兵漫画。
画面中央是坐着“敞蓬轿”（四川俗语称“滑竿”）的刘少奇，而周围抬轿的，鸣锣开道的，打旗摇扇的，舞枪弄棒的，跑腿跟班的，全是所谓 “刘邓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的“黑”干将：邓小平、彭真、陶铸、刘澜涛、杨尚昆、陆定一……据说有100位，以应“百丑图”之名。每个人的模样都极像而又极丑，一看就知道谁是谁，足见这位画家[注1]抓特征的能力。在当时情况下，它打破了中共政治运作的程序规则，提前公告了文革初期的目标所指和刘邓无可挽回的失势，具有政治宣判的传播功能。
这种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的丑化，比历数刘邓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罪状”的说理批判，更能模糊普通群众的认识，煽动他们的盲目仇恨情绪，对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之中的百姓有释放焦虑、宣泄攻击性欲望的作用。该画引起了许多的模仿，得到大面积传播，成为大批判中风靡一时的流行漫画。对当时批判、打倒刘邓的政治运动，起了火上加油、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红卫兵也依样葫芦画瓢，把本地的大小走资派串在一起，给予集体丑化。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上海、西安版《百丑图》。
从学术意义上说，虽可纳入政治漫画的分类，但政治漫画的本意是讽刺，而不是该画式的漫骂、人身攻击；它的讽刺是幽默的批评甚至挖苦，尖锐，但决不是该画式的下流。红卫兵漫画带有鲜明暴民政治色彩。
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老帅大闹怀仁堂时，谭震林就曾以此画[注2]为靶子，抨击红卫兵丑化共产党，运动意图“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据称周恩来对此评论说：“这是一幅反动漫画，打击面太宽！”毛泽东也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说：“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据说造反组织还曾将这些漫画分解成局部（包含个别文革前被打倒的人），集纳编印成册，仍以《百丑图》为名[注3]，广为散发。有的小孩发蒙学漫画，就以此为摹本。文艺界也被搞了一幅“百丑图”，把当时的演艺明星大腕如梅兰芳、孙道临、王晓棠、白杨、 秦怡等悉数网罗其中。甚至一个单位、系统，也搞了本单位、系统针对被打倒、批斗者的《百丑图》，把教书的老师也画上去了。
[注1] 据介绍，漫画作者翁ＸＸ，是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生，父亲翁独健是大历史学家。所作《百丑图》被认为是“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与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的黎利两人同关一室。
[注2] 似误。据介绍，清华井岗山小报上的长篇连环漫画，好像是《新编西游记》，把孙悟空改造成勇于造反的英雄（蒯大富化身），白骨精之类妖魔则是走资派（王光美化身），唐僧是压制造反的学校领导，而猪八戒则是保唐僧，保走资派的“保皇派”。
[注3] 另一种《百丑图》：《革命大批判漫画参考资料》（78×54cm）[http://msn.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3-2308-230803/item_detail-0db1-884bdf2911b8393af9e12f4e5b841b22.jhtml]没有情节、主题和完整的构图，而是集中了全国100个最大走资派、黑帮人物的漫画头像，作为索引，任人选择、组合，以作大批判漫画通用的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wld18《凶眼睛、大拳头：文革美术趣谈 • 断驴腿 》, 中国文学网http://new.haoti.org/xiaoshuo/zw/200503/365.html；琴箫伴夜《文革梦忆》，“凯迪网络”；《毛主席批判百丑图》“红色旅游”2004-8-11；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王力
（1921－1996）江苏淮安县人。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犁。政治活动家。
1939年经谷牧介绍加入中共，长期在东北从事秘密兵运工作，抗战中写过小说《晴天》。1945年任山东《大众日报》记者。不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党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后历任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任河北省副省长、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1953年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红旗》杂志编委、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是彭真、邓拓网罗的秀才班子成员；曾参与九评、中央党政文件、中央领导人的文稿如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毛泽东“五二○声明”等的起草。
1966年初，参与《二月提纲》起草的他火线起义，揭发了彭真在《二月提纲》酝酿过程中的言行；又接着参加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的起草。同年第13期《红旗》杂志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1967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2月16日大闹怀仁堂后参与向毛泽东告状，导致反“二月逆流”的发生。[注1]随同毛泽东参与解决武汉问题，遭遇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七二○事件”。冲突中被打，受到北京组织的百万人欢迎大会。8月7日煽动外交部的夺权，引起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涉外事件。是中央文革小组里唯一没有参与中央专案组的人。
1967年8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以“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炮制者[注2]、“国民党特务”、“五一六黑后台”名义，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被软禁在钓鱼台12号楼并免去党内外职务，后转至北京卫戍区西山别墅、秦城监狱。198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1982年1月获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免予起诉书，1984年2月他被开除党籍。
其处理结论是“开除党籍，保留原待遇”，未给刑事处分。晚年和妻子王平权及子女住在原北京政法学院的三间一套的公寓里。通过非正式渠道为中央高层提出政策性建议。 [注3]曾建议假释老病的陈伯达、为黎玉平反。1989年初上海作家叶永烈采写、经王力改定的长篇专访《王力病中答客问》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曾引起强烈反弹。为贲门癌所困扰，辞世当年作过胰腺手术。
撰有80万字《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版，获得香港地区图书最高奖），其中《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有二十多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披露了大量史实。他评论文革说：“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反文化、反科学、反民主、具有极大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这个历史是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应重演了。”但仍坚持认为“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
[注1] 1967年3月26日向毛泽东汇报“大闹怀仁堂”后曾写下:“大灭奴隶气，/莫当旧顺民，/长缨握在手，/当家做主人。/活着干，死了算，/搞好了蒯大富，/搞不好进公安部。”
[注2]在《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起草者是林杰。而且从职务上看，签发者应为陈伯达。此举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平息军人怒气，稳定军队。
[注3]曾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民问题致信中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甚至因建议对文物采取以流通促保护的政策，因此备受诟病。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文革“英雄”沉浮录》；《再说王力》，见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http://www.war-sky.com/forum/read.php?fid=33&tid=102460&toread=1）
资产阶级法权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马克思作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针对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社会主义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劳分配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从等量劳动取得等量产品的平等原则出发，每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消费品仍是不平等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还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作于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预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写道：“‘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足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还没有也不应当人为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1958年以后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他对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颇为留念，认为那时的革命意志坚定，没有进城后这么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体制化官僚主义的心理感受，是他早年新村主义实践的情感遗留，是他改造中国的乌托邦理想的表现。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1974年12月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这成为当时发布毛泽东指示的典型方式之一），其中说，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张春桥在他的论文里形容说，资产阶级法权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这一概念就成为限制、批判物质利益原则，认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会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坚持继续革命，制订一系列革命化的城乡经济政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立论根据。“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劳动、农村“割资产阶级尾巴”一类反修防修措施、新生事物，恶性发展的“大锅饭”，等等，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1979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经过研究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中的“法权”一词，德文是Recht，俄文是npaBo，可分别指“法”或“权利”；译为“法权”不能确切地表达其涵义，容易使人误解为“法定权利”、“合法权利”，不符合马列的原意，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英译本和日译本都根据原著行文的含义，分别译为ｌａｗ（法、法律）或ｒｉｇｈｔ（权利），法或权利。经恩格斯亲自校订过的英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就将Ｒｅｃｈｔ一词分别译为“法”或“权利”。于是决定将其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这可能是中国翻译史上牵涉面最广、政治性最强、规格最高也最正式的译名更正了。
2000年代有报告说，中国社会分化加剧，基尼系数成为人们热烈争论的话题（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0.4上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是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是已经超过0.5），两极化愈演愈烈并且通过教育产业化等途径出现了制度化、固定化的趋势，社会流动水平下降。当初资产阶级法权译法的修订更正，是否失去现实基础了呢？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批评者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粱美娜《基尼系数高压线各国不同 贫富鸿沟需理性对待》，《中国经营报》2005年01月16日）
五七指示
文献名。《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这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以此为基础，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农民（包括林、牧、副、渔）以农为主，也要兼……”，并且谈到对教育革命的设想：“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被认为是教育黑线专政论的张本）
这封信的论述，远远超越了对部队农副业生产作批示的范围，而对军队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预示着军队统摄全局的社会稳定作用），甚至对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模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构思宏大的设计。如果说《给江青的一封信》、《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之于文革“破”的纲领，《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思路超迈、飘逸，天才玄想和乌托邦激情集于一体。
同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摘要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并第一次对此进行了权威的解读，比较敏锐地触及到了毛泽东遐想的核心。社论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社论还认为，按照“五七指示”去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文革前对理想国的一次展望。除了紧迫的现实政治目标和生存需要外，还有他心目中的美好新世界驱使他投下赌注。这个美好新世界，是以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封闭自足为特征的，政社一体化的农业文明的典范。这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自给自足、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把低水平公平当成最高目标，不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模式。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文革时的许多现象，诸如五七干校（建立之后又经历了它自己的演变）、战备学校，校办工厂，工厂、街道的农场，在校生的学工、学农、学军等等“新生事物”和社会实践，都是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下孕育、产生的。
有学者认为，这与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有关。[注]
[注] 1920年5月毛泽东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工读生活。这一举动显然受到新村主义的影响。同年7月他离沪返湘，在武汉同恽代英交换过具有新村性质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而在晚年毛泽东记忆中，林彪是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组织的互助社的成员）。回长沙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
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高城石河内村曾经尝试着实践他的新村理想。
抗战时军队大生产运动的屯垦经验让毛泽东看到军农一体的希望。1958年办起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起因，部分与毛泽东的这段早期经历有关。文革发起在即，毛泽东再次回忆起了自己青年时代未竟的理想。
（参考资料：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本报评论员《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1966.08.01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0&SelectID=4&ChannelID=5020&Page=1；黄瑶 《毛泽东为何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
五七干校
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被《“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为“变相劳改”的场所。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有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为题，用一整版篇幅进行了报道，并在配发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竞相仿效。
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于是，“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白）、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的军人或工宣队师傅管理。
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的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在各单位群众中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干校被当作迫害异己、惩治走资派和知识分子的场所。[注1]这里也搞政治运动，如抓五一六等；同样的激烈、揪心，人人自危。但总的说，前紧后松。1976年姚文元预感有不祥降临时说：亏我身体还好，挤挤公共汽车，到五七干校劳动都还行。
干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药味略淡一些。与文革初期的群众性批斗相比，到干校相对是一种解脱，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虽然仍有批斗等进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数不再是急风骤雨式的了。能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已经属于候补被解放者或准被解放者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注2]对那些转到干校来的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还有所改善 ──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甚至劳动强度也略小些。
[注1] 一些“五·七干校”就是从“清队学习班”延续、改建而来（见上海金山县志1968年7月16日记载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50/node3937/node3941/）。
[注2]1978年臧克家出版诗集《忆向阳》。张光年在《向阳日记》里记有：“(1972年9月14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干校生活留给他的终于成了“感恩”心态（“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和田园牧歌般的情调。诗集遭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有人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献媚。臧本人后来也不愿提及他的这部作品。
（参考资料：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革命的熔炉 批修的战场——毛主席发出十周年前夕 访问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人民日报》1976.05.07；陈 虹《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书屋》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