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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之两宫回銮慈禧行新政

                            两宫回銮慈禧行新政

    和议定后，两宫始起程回京。慈禧太后经此巨创，亦知非变行新政不可，又经袁世凯、张之洞两督交章入奏，请定宪法，开国会，改订官制，推行新政，于是乃下九年立宪之诏，先废科举，开学堂，派学生出洋留学，京师设大学堂，特派张冶秋（百熙）先生为管理学务大臣。适吴挚甫先生，由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即派吴为大学堂总教习，并请日本服部文学博士为大学堂教习，共同商榷定学制，编各级学校课程。京师又设译学馆、仕举馆（养成官员）、进士馆（补授新学）。各省省城设一大学堂、高等学堂或方言学堂，各府设一中学堂。县设小学堂。学生毕业，以科举时代之称谓待遇（如进士、举人、附生），奖励极优。惟各国学制，先办小学，由下而上。我国则先办大学，由上而下，因京师已早有同文馆，天津已有北洋大学，湖北则有自强学堂、法政学堂，各省大都先有高等学院等，不能不迁就事实故也。至福建之船政学堂，与上海之广方言馆，开办最早，人才辈出，又当别论。

　　文学方面，以湖南、湖北、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之官立、私立学堂为最盛；武备方面，以直隶保定军官学堂、湖北武昌之武备学堂、江南南京之武备学堂为最有名，此其大略也。不久学务处改为学部，仍特任张冶老为学部尚书。冶老以学者从政，罗致人才，编各种教科书，学部人才，一时称盛。其时慈禧太后极力联络外国使节，时开茶会，招待各公使夫人及馆员眷属。春秋佳日，于宫内御花园开园游会，招待使馆各公使馆员及夫人眷属，旁及税务司夫妇、及顾问外宾。外部尚侍及员司通外文者，亦得陪侍，见太后率领皇后公主命妇等与外宾周旋，由德菱姊妹两人传译。这姊妹为裕朗西之女公子，朗西历任欧洲使节，其夫人又是法国人，故二女娴习西俗，精通英法言语，旗装打扮，与公主们雍容华贵，毫无差异。御花园内各花俱全，衣香花影，花团锦簇，与古松翠柏，相映成趣，真是神仙福地，祥和气氛，恍若承平再见，哪有乱后景象。太后善绘事，对客挥毫，翎毛花卉，各遂所欲，一挥而就，外宾莫不惊异，各求赏赐，太后一一应之，皆视为珍宝。迨夕阳西下，始各称谢而散，此真粉饰太平，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修订官制袁宫保晋京

   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独立，是近代立宪国之常规。中国现行官制，内阁几同虚设，行政权不能完全，司法又不能独立，财政则无预算，与现代立宪国官制、政治大相径庭。北洋大臣袁制军，以朝廷既颁布立宪诏书，预备立宪，推行宪政，现行官制，自应改订，以符立宪国之体制，奏请改订，奉旨允准。袁制军特到北京，住于海淀，并于西郊朗润园设修改官制馆，亲自主持，调京外知名之士三十余人为编修，新旧学者都有。以宝瑞臣（熙）为提调，余与衮父、仲和、闰生均与焉。余对此举，期望很深，以为有行宪希望。编修均宿于园中，以期克期蒇事，分司法、行政两部，各拟说帖，附以条例，由提调汇呈项城阅定，可见其对于此举之重视。揣项城之意，以朝廷既决意立宪，自应照立宪国成例，改为内阁制，其它不适用于现代之官署，亦应审核，应留应废，以利推行新政。岂知遭了瞿军机及满洲大员的疑忌，以为袁为自己布置，新内阁成立即为总理大臣，大权独揽，故对于各部九卿官制，应改应废之处，均顺利通过，独对于废军机处，改设内阁一条，即横生阻力，再三易稿，均不能同意。军机处本来成立于雍正西征之时，其时因内阁办事迂缓，故另设军机处，大臣可随时奏对，以期速应戎机，后因方便，政事亦渐归军机处，内阁等于虚设，沿袭至今。这种制度，何能适用于立宪国，故此次草案，以设责任内阁为行政重心，下设各部。总理大臣由钦派，惟须交国会通过，此为立宪国之常规。但亲王大臣等，对责任内阁多持反对，只见宝瑞臣提调奔走忙碌，可想争论之剧烈。微闻反对之主张，以为政权操之总理，岂非成了独裁，又谓君权下移，流弊更甚等语。夫责任内阁，成为立宪国通例，总理权限，自有宪法规定，何能成为独裁。至君主之权，亦定之宪法，王大臣并此而不知，何能行立宪政治。其实目的，只恐项城为总理而已。后几经磋商，成立了四不像的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副总理两人，均钦派，仍每日奏对，不设公署，下设章京数人。另设铨叙局（执行吏部事）、公报局、印铸局等，等于换汤不换药。官制奏定后，随即下上谕，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副总理大臣，一为徐世昌，一为那桐，鸿不久即出军机，开缺回籍。张之洞、袁世凯均内调为军机大臣，张兼体仁阁大学士（清制非正途出身不能拜相入阁），袁兼外务部尚书。铁良（宝臣）为陆军大臣，北洋两湖新军归陆军节制。枢臣与满大臣，皆如愿以偿。项城抱了改革政治热心而来，而所得者适得其反，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出京前夕，在北洋所设宴通请王公大臣，下及馆员，并演话剧，剧名"朝鲜烈士蹈海记"，寓有讽刺警惕之意。剧情大意，朝鲜顽固党争名夺利，与一烈士争论，烈士对顽固大臣，力说朝鲜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权利，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若不变法，何以图存。大臣不听，后日本进兵，迫王退位，烈士痛哭流涕，演说一场，跳海而死。剧情切实现势，语语打动心弦，使听者惊心动魄。这出戏本名"朝鲜烈士殉国记"，演员个个精彩，讲的道地官话，穿的却是朝鲜服装。项城特演此剧，寓有深意，真能感动人心，观者听烈士演说完了，蹈海而死一场，有流涕者，不知王公大臣，看了作何感想。

   　改定官制后，将张袁两督内调，崇以空洞之荣衔，解除了实际之兵权，以新军统归陆军部节制。直隶总督，继以杨士骧，两湖总督，继以瑞澂，枢廷以为可以中央集权，疆臣可听命于中央矣。不知那时之王朝，譬之古老之大厦，基础已不稳固，全靠三支大柱（指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合力支持，自刘辞世，只剩两支，已感吃力，今并两支全撤，又无它力以扶持，而欲古老之大厦屹立无恙，其可得乎？袁氏此次抱有推行新政之决心，使朝廷变法维新，以挽救危局，岂知反遭满汉大臣之疑忌，连内阁制都不能行，何能立宪，从此灰心变志。假使实行内阁制，予项城以实权，或可能挽救危局，维持清室，未可知也。此次修改官制，惟一收获，只是司法独立。至修改法律，早已成立法律馆，派沈家本、伍廷芳为正副总裁。沈为大清律例专家，为刑部当家侍郎。刑部必有一当家侍郎，上奏定罪，非当家侍郎核准不能上，但限于命案，此是慎重人命之意也。

　　又聘日本民法大家岩谷博士、刑法大家冈田博士为顾问（两博士兼教授进士馆）。刑法及刑事诉讼法草案，均已告成。新刑法已废止体刑，及非法拷问，死刑改斩为绞，凌迟已废，流刑改为徒刑服役，不遣戍。商法已由商部订定颁行。讲到刑法有一插曲：当资政院成立后，依照立法程度，刑法法案，提交资政院审查，经过三读，才算成立。惟对于奸非罪一章，新旧两派主张不同，新派主张强奸有罪，和奸无罪。旧派主张，和奸亦有罪，惟轻重不同；双方展开辩论甚烈。总之新派以人格立论，旧派以风化立论，辩论好久，终不能决。后以投票表决，主张新者，仅多二票，通过原案，可见其时一般人的心理。之后，又设立宪政编查馆，将考察宪政大臣携回的资料，都交宪政馆编查参考，以张南皮为总裁，网罗新旧名士为编纂，筹备立宪事宜，余所记者，有严璩、施愚、张一、顾鳌、吴向之、方枢、江庸、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余亦滥竽其间，仍以宝瑞臣为提调。张南皮每周开会，必亲自出席，携带家制四川豆腐脑一樽，菜碟四色，白干一壶，与馆员共餐，边饮边谈，谈笑风生。南皮身矮而声宏，银髯飘飘，道貌俨然，说话带四川音。他不喜用手续、取缔等字，见到这等字，指为外国语，即打一红杠，后看了选举法草案，此法于行宪最为重要，故编辑时，大家对于被选举人之资格，选举规律，监督选举种种，都照各国成法，防弊极严，甚至请客送礼，在所必禁，金钱贿选，定罪更重。南皮看了，掀髯笑道，诸君定法，真想得周密，中国初次立宪，人民对于选举，稍有越规亦是难免，连请吃饭亦算犯法，若照法认真执行，恐人民连投票也要视为畏途了。南皮的话，足见中国那时行宪之困难。他对选举法用公民两字，亦说是外国语，后改为选民，沿用至今。

　　我与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宪政馆第一大事为起草宪法，公推李柳溪（家驹）、汪衮父为起草，另推若干人为参与，余亦为参与之一。柳溪与衮父都是新旧兼通之学者，他们两人特在红螺山赁一小寺，静心研究，参酌各国宪法，采用责任内阁制，总理钦派，阁员由总理遴请钦派，国会两院制，人民应享之权利，与各国宪法相同。另设枢密院，以位置旧人。草案成后，在天坛开宪法审查会，由资政院选出议员廿四人，政府派十二人，宪政馆全体参与，只作旁听，开会讨论。由起草员逐条宣读解释，又由议员等质问修改，经过两月余，按照三读会，始行成立，名为大清天坛宪法草案。因适应时代，君权稍重，虽未实行，亦为有清一代之重要掌故。

   　                袁兼外尚革新外务部

  项城内调为军机大臣，北洋新军统归陆军部节制。陆军部尚书铁宝臣，亦满员中之佼佼者，以为军权归入中央，即可中央集权；反对行宪，亦是此君。岂知小站新军由项城一手训练而成，将领都是项城的心腹，向来只知有袁宫保，岂铁宝臣所能转移。后以良赉臣之建议，加入日本士官出身之将领，意在分化原来之将领，反起了派别之争，成为革命之先锋，岂非人事之不臧欤。

　　项城又兼外务部尚书，就任后以外务部暮气沉沉，对于人事略有更动，以唐绍仪为侍郎，调周自齐、高尔谦、施肇基等为丞参，张荫棠、颜惠庆、朱子文、锺文耀等，均是那时奏调外部的。将旧日丞参酌放东欧小国，如瑞典、丹麦之类。设新闻处，以颜惠庆主其事，魏宸组、刁作谦诸人皆是先入新闻处。唐少川先生以英美外交家闻名，提议与英国商勘藏印界务，即派唐绍仪为勘界大臣，张荫棠副之。调津海道梁敦彦（号嵩生）升为侍郎。时印度尚属英国，西藏分前后藏，前藏为达赖喇嘛，主亲英，后藏为班禅喇嘛，主亲俄，交涉对象，仍是英国。英自袒印，以印藏界线早已议定，商议半载，毫无结果。遂以驻藏大臣易以张荫棠。驻藏大臣是优缺，历任大臣均由满员充任，卸任后，金银财宝满载而归。汉人为驻藏大臣，自此开始。后由英国提议，藏印划界，政府派陈贻范（驻英使馆头等参赞）为代表，英国派驻印度参赞马洪为代表，在拉萨开议，英代表提出议案，以西藏自治，及以藏印之间一山脊为藏印界线，陈代表驳斥自治案，此案撤回。英代表以界线非照英案不可，陈代表以藏印界线，有大清一统志为凭，坚执不允，相持至四月之久。英代表声言，若不照英案之界线签字，英国即与西藏单独订约，陈代表不得已于界图上画了押。并声明画押不算签字，签字须得政府训示，即回京报告。政府又令驻英使臣向英政府声明，不承认英国擅定之藏印界线，陈贻范又受申斥，此案就此搁起。而英国与印度，即以此线名为麦马洪界线，以至于今。因手头无资料，故仅记其大略如此。

　　唐侍郎后升任邮传部大臣，建议向美国借款，建设锦爱铁路，美已同意。日本根据东三省会议录，提出抗议，卒未成功。余想此事唐大臣自食其果，应知主权之说，不足凭乎！余在外部，关于议约后问题，大半由我主办。时内田公使内调，继以伊集院，伊氏回国，继任者为山座圆次郎。此君亦出席东三省会议之一人，性豪爽，不拘小节，又豪于饮，公事桌上，酒以当茶，白兰地酒不离桌上。有一次上午十时许，余以事往访，公使尚未下楼，即请至楼上书房，公使晨衣相见，啤酒瓶已空至六七个。与他谈公事，如涉重要者，总说考虑再复，不重要者，即说照贵部意思办了好了，何必再来商谈。我答以有关协定，故必须经贵公使的同意。他笑说何必多此一举。如此直爽之使节，真不易得，可惜不久因心脏麻痹症，仅一日间，不治而殁于任所。其时日本使馆水田一等书记官，病故尚未逾月，水田夫人由东京奔丧来京，余赴车站往迓，山座公使亦迓于车站，毫无病状。回馆不久，即闻病已危笃，时在下午二时许，余往慰问，据云由车站回馆，即病发，医生断为心脏麻痹症，大约为酒毒所致，无法可治。迨至黄昏即逝，殊为惋惜。一月之间，日使馆竟丧两位重要人物，亦是奇事，继任者为林权助。林公使久任英国大使，威仪整肃，纯然英国绅士派，沉默寡言笑，然人甚正直。

 时外部以间岛问题，与日使交涉，久未解决。间岛位于吉林边境，与朝鲜接壤，日俄战争时，日本驻兵于此久而不撤，且主张为朝鲜领土。该处朝鲜居民甚多，中国方面，仅有少数满洲人。我国以图们江上游，立有一古石碑，刊有北望图们，东望鸭绿字样，并无他文，不知何时所立，据此为我领土之址，此外亦无证据。日本则指此碑不足为凭，但亦无朝鲜领土之证据。部中以这事非口舌文书所能解决，乃电商东三省徐总督派员调查，并带军队以资应付。徐督派吴禄贞先赴间岛察看情形，侦知日本收买匪头韩登举。他部下有数千人，吴遂诱以禄利，晓以大义，劝受招抚，允助以军械，于极秘密中代他训练，韩果归顺。半年后，韩部竟成劲旅，吴令据守各要点，日本初不知也。吴自己又带卫队赴间岛，日本始知中国派兵入间岛，即由斋藤少将率兵一团，赶到间岛，见韩登举竟已归顺，且占据要点，即大声叱吴曰：尔来何为？此是朝鲜领土，尔快将兵撤退，绶卿（禄贞字）为日本士官出身，斋藤曾任士官教官。绶卿即答曰：我奉政府命来守此土，何能撤退？疆界问题应由政府解决，非我辈所能主张，前在学校时，老师教我忠君爱国，今日之事，即遵老师之教也。相持半日之久，斋藤见守要点的兵，都是韩的部下，自方兵力又寡，又不能因此启衅，遂屯驻于朝鲜边境，说双方听候政府命令。后日使要求我方撤兵，谓我侵占朝鲜领土，我则谓派兵守我边界，不应干涉我内政，且诘责侵略我领土，彼此辩论，各不撤兵，遂搁置甚久。后改为自开商埠，以结此案。日兵尽撤。吴号绶卿，湖北人，与我甚稔，性机警豪爽，有大志。此案若非吴绶卿相机行事，措置有方，间岛非我有矣！

                    初次召见奏陈立宪事

东三省自日俄战争后，改设行省，与各省同，每省设巡抚，不分满汉，起用徐世昌为三省总督，并设左右两参赞，一为唐绍仪，一为钱能训。东海拟调余及陆闰生到奉天，外部以部内需用未允，闰生则随至奉天，派充盐务督办。闰生(宗舆）为我同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时上谕令各省督抚保举人才，以备重用。徐督以余列入荐剡，考语为学识兼优才堪大用。奏上着预备召见。凡被保举之人，照例先召见，方授官职。余与徐总督，素无渊源，因我友良赉臣（弼）之介，见过一次。后以拟调赴东省，电话招见，谈了一次，询问日本东三省情形，并愿同去东省否，我陈述意见，并说愿追随以增阅历，后以外部不允而罢。七次保举，大约即因一谈之缘乎。

　　召见前一日，袁项城自海淀别业电话招见。时项城已入军机，春夏之时，两宫在颐和园听政，各军机大臣，都在海淀有别业。余遂驱车至海淀别业，以为必有事垂询。岂知见后即说，你明日初次召见，故特招你来将应注意的仪注告你，这种过节，不可不知，以免失仪。遂将怎样进殿，怎样跪对等等应注意的事，一一告知。且谓应备一双护膝盖，琉璃厂有售的，恐跪久即麻，起立不便云。余深感其关切之意，谢之辞出。

　　翌日黎明，即赴颐和园外朝房伺候。有一与余年相若者，通问后知为张鸣岐，他放广西巡抚召见。余久耳其名，互道久仰之意，相谈甚契，相勉为国努力，不要使他们笑我们少不更事也。此人久佐岑春煊，名闻一时，后升任两广总督，即遇黄花冈起事之人也。曙光甫启，即传召见军机大臣，次传张鸣岐，次即传余。此日开始召见被保之人才，每日召见两人，共约三十人。余即随太监引导，进宫门，到仁寿殿门，引导太监即退。殿门门槛高近二尺，殿门内垂有又宽又厚的棉门帘，由殿内太监掀起让进，启落异常之快，若举动稍缓，可能一足在内，一足在外，又可能官帽花翎摔斜，即是失仪，幸项城指示，故已留意。进殿后，殿内漆黑，稍闭眼，才见偌大殿座，只有两支大蜡烛在御案上，御案下斜列拜垫一排，是为军机垫，遂在军机垫下面跪下，脱帽花翎向上，不叩头，静听问话，这都是项城告我的。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先由皇帝问，你在外务部当差几年？对：臣由商部调外务部当差，才不到一年。太后即将绿头签（绿头签上写明年岁籍贯出身现官，召见时先递）展阅，阅后即问，你是留学日本的，学的哪一门？对：学的是法律政治科。问：日本立宪是那一年立的。对：日本于明治十四年颁布立宪，到明治二十三年，才开国会。问：日本的宪法是什么宗旨？对：他们先派伊藤博文带了随员，到欧洲各国考察宪法，因德国宪法，君权比较重，故日本宪法的宗旨，是取法德国的。问：日本国会的议员，怎样选举的？对：他们国会分上下两议院，上议院又名贵族院，议员是按照定额，由日皇于贵族中有功于国的，及硕学通儒、大实业家中钦派的。下议院是按照各省定额，由各省人民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当选。问：听说他们国会里有党派时常有吵闹的事？对：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问：他们党派哪一党为大？对：那时有政友会，是由伊藤博文领导的，又有进步党，由大隈重信领导的。政友会议员人数较多，在开会时，因政见不同，时有争辩，但临到大事，朝议定后，两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论了。臣在日本时，适逢对俄开战问题，争得很厉害，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两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太后听了，将手轻轻的在御案上一拍，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太后听了很诧异的神气，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答：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　

      太后听了，若有所思，半顷不语。我正想再有垂询，预备上陈，皇帝见太后不问，即说下去吧。遂带上官帽从容退出殿门，皇帝自始至终，只说了两句话，但窃窥他端坐静听，没有倦容。我以初次召见的学生，任意陈述，适因太后问到日本国会，遂将我本来主张立宪之意乘机略陈。仰窥太后，目光炯炯，声音不高不低，对于奏对，不厌求详，一再下询，想见她对于立宪，似感兴趣，更可见她思想并不顽固，可惜平时没有人以各国新政灌输上陈。设使戊戌变法，南海任公诸公，先拟全套变法计划加以说明，各国强盛，都由立宪开端，以祛除其救中国不救大清的错觉，我想以翁师傅等的渊博，傅以南海诸先生之学贯中西，若将各国因立宪才能兴盛之故事上陈，未必不能得太后的同意。惜乎当时维新诸君子，求进之心太急，而光绪帝因搁置王照一奏，竟一日罢斥全部堂官，操之过急，反激起守旧者之反感，失此机会，真是可惜。以余之观察，太后是精明强干，喜揽大权，不甘寂寞之人，只要使她面子上不失为无权之人，或即可敷衍过去，亦未可知。第二日即下上谕，着以外务部参议候补，遂忝于京堂之列，但传皇帝因病不能视朝矣。隔了将近一月，特保尚未召见的人，又蒙召见，每日四人，每次不过数分钟，例行故事而已。

　　自下立宪上谕后不久，派徐世昌（时已内调）、绍英、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赴各国考察宪政。在北京出发时，在车站遇吴樾掷炸弹之事，五大臣仅绍英受伤。吴樾本人因身怀炸弹，扮作随伺之人，于戒备森严之中，硬挤上车，警察见他形迹可疑，向前盘问，吴于心意忙乱之中，撞在火车门上，怀中炸弹，被压力爆炸，以至腹破身亡，面目糊涂，辨不出是何人。后经警厅调查各处会馆旅馆，在安徽会馆住有吴樾，仅来三日，是日清早出门，从未回来，检查信件，才确定吴樾为车站行刺五大臣之人。后改由端方、戴鸿慈、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五人出国考察，与各国接触不多，端方又特别搜访古迹，仅由随员等搜购关于宪政的书籍，并没有考察的意见说帖等件，悉交宪政编查馆参考，卷帙繁重，只能摘要参考，于此亦可见，虚行故事，并无实际之可言。 

                           地方自治先设咨议局

政府为推行宪政，先由地方自治做起，故谕令各省设立咨议局为民治机关。咨议员由人民按照选举法选举，议长由议员公选，此为中国人民开始有了选举权。此次虽属初次选举，且是地方选举，却没有弊病，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已有了行宪的资格，所举议员，都是地方素有声望的人，日本法政速成班毕业生竟占了多数。范静生时长教育部，喜而走告曰，我们布的种子竟出了芽了，地方上对于速成班出身者，看得很重，我们总算没有白费心，真想不到。谈得很高兴，并说以后地方上应兴应革之事，可有民意决定的机构了。我说：这确值得我们的高兴，但是，芽是出了，但望加以培植，不要加以摧残才能长成。静生说：民意力量最大，不怕摧残，亦不能摧残。他是湖南人，总有点刚强之气。后来咨议局建议太多，与地方长官渐渐有了相歧的意见。地方长官对于咨议局，已觉头痛，惟以民选之故，只好敷衍。政府亦怕民意嚣张，时以为虑。后有孙洪伊咨议员，以九年立宪期限太长，主张缩短年限，联合各省咨议局，推举孙洪伊为首代表，晋京向政府请愿，请缩短年限。政府对咨议局，本已有戒心，此次竟来干预大政，更加厌恶。答以已定年限，不能更改，且预备一切，亦非九年不成，拒绝请愿。代表等坚请说明理由，政府交由宪政编查馆提调对付。但宝瑞臣怎能对付代表，馆员又多同情于孙洪伊等。孙要见总理大臣庆亲王，庆邸向来怕见外客的人，哪肯见代表，即派员代见，更令孙代表们不满。此事症结，在代表以人民代表自视甚高，人民之意政府自应照准，在政府对人民请愿不甚重视，这是初行宪政时难免的事。闹了好久，余知政府已不满于咨议员，这样搞下去，宪政刚开始即触了礁，遂乘间向那相（桐）进言（时那为外务部尚书）。我说：这次孙洪伊的举动，却失了代表身份，人民请愿准与不准，权在政府，何能强逼。但我看来，宪法草案已成，国会已开始建筑，立宪年限即缩短几年，亦没有关系。孙洪伊是民党中最激烈分子，我知道咨议员的法政速成班，都是主张君宪的温和派为多，若使孙洪伊失意回去，向各省咨议员乱造谣言，诋毁政府，青年议员易受冲动。若被其鼓动，使温和派亦变为激烈派，于政府行宪上，大有关系，请转陈庆邸酌短几年，使得代表们有转圜余地。那相听了，亦以为然，哪知庆邸竟不赞成，谓这样搅下去，他们更加嚣张，且立宪大事何可朝令暮改，成何体统。可惜他不知立宪应尊重民意也。后来竟交警察厅劝令出京，代表不从，竟令递解回籍，遂激怒了各省咨议员，以为政府对民意机关的代表竟有压力，还讲什么民意。于是咨议局议员，经孙洪伊的鼓动，遂令各省咨议员本来主张君主立宪的亦变为排满革命的了，知识分子排满风潮，遂日益弥漫。咨议员以拥护君宪始，而以造成革命终，言之痛心。戊戌百日维新虽未成功，至今传诵，慈禧九年立宪，喧传一时，终成画饼，实因前者是有新锐之气，后者有迟暮之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