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索托签证:冯玉祥关于反拆迁的妙论

“拆”，是指将土地上原有的建筑物或其他必须拆除物拆除； “迁”，是指对原土地使用者的暂时或永久迁移，将该范围内的单位和居民重新安置。如今，由于一些地方在拆迁时行为粗暴，且安置不给力，致使拆迁已经成为了一个声名狼藉的词。李承鹏以“暴力拆迁”和“抗拆迁”为主题的小说《李可乐抗拆记》出版后，更使拆迁这个热词火上浇油。博主刘继兴不禁想起了民国年间冯玉祥将军关于拆迁的一番宏论，写来与各位看官分享之。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6月6日，南京被定为特别市，刘纪文成为南京建市后的第一任市长。刘纪文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1914年，刘纪文曾从日本去美国看望在哈佛大学念书的好友宋子文，结识时在美国念书的宋美龄。1916年，由于宋子文的撮合，宋美龄与刘纪文在美国纽约订婚。后来，众所周知的是，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

1929年5月，刘纪文也找到了自己迟来的爱，与“金陵佳丽”许淑珍举行了盛大婚礼。宋美龄没有亲临现场，只派人送了一个硕大的花篮。上面题款是四句诗：“往昔进履殿恩晖，事倍争效鸟双飞。如今寥廓横空喜，烟花浪漫至如归。” 将诗的每句首字连接起来，便是后来宋美龄撰写的爱情小说题名——《往事如烟》。 

宋美龄的爱情小说《往事如烟》，全文长达3万多字，写于1945年夏秋之际的中国陪都重庆。在这部爱情小说中，宋美龄以细腻的笔法，浪漫的情愫，纪实的风格，客观生动地描述了她早年与“情人”热恋恩爱的动人爱情故事，这个“情人”就是刘纪文。《往事如烟》面世后风靡美国，当时的纽约《女性世界》杂志专门出版了一期“时尚”增刊，全文发表了宋美龄的这部炙手之作，随后华盛顿《和平》杂志予以全文转载，一时间在美国文坛上炒得沸沸扬扬，火火爆爆，仅半个月时间内就再版了三次，印数多达30余万册。

在刘纪文担任南京市长的2年任期内，南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奠定了南京市中心区的道路格局。南京设市之初，财政拮据，刘纪文抓住国民政府筹备孙中山奉安大典的机会，提出修筑迎榇大道的建议，得到采纳。于1928年8月至1929年5月建成一条长12公里、宽40米、铺有沥青路面的中山大道，并从上海法租界购得第一批悬铃木数千株，种植在大道两旁，成为南京第一批行道树。中山大道至今仍是南京的主干道。

建设中山路时，遭遇了拆迁的难题。由于拆迁补偿款不足以购买新房或建造新房，400多拆迁户不接受补偿方案，于是群起而抗议，不“配合”政府的拆迁。当时的南京特别市政府发动宣传攻势，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要建设就要先破坏，为了长远利益，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也是迫不得已，望拆迁户们予以谅解。

但老百姓很现实，乱世中的老百姓更是如此。官方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老百姓根本不买账。房子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房子拆了，他们就没有了栖身之所。他们想不通，对拆迁有抵触，无不愤愤然。而不“配合”拆迁，官方便要派人强拆，于是矛盾升级，无法调和。

忍无可忍的拆迁户(还有同情他们的人)，聚集一起，走上街头，并蜂拥而至国民政府(在今长江路292号)，要求当局解决问题。蒋介石等要人在大楼里面，对情绪激愤的请愿者避而不见。也许他们害怕控制不了局面，不但平息不了风潮，反而会火上浇油；也许他们害怕请愿者不给他们下台的台阶，让他们难堪。总之他们害怕见民众，不敢跟民众直接对话。

他们想到了一个他们认为最合适去做民众工作的人，这个人便是冯玉祥。他们推冯玉祥出来跟民众对话。

冯玉祥戎马一生，由士兵逐步升至一级上将。建设中山路的两年期间，冯玉祥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10月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他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在国民政府的高官中，他是一位很特别的人物。有人说他“事事与人不同”。他穿粗布衣，打扮与普通百姓差不多，人称“布衣将军”；他生活俭朴，粗茶淡饭，请客(包括请蒋介石吃饭)总是两菜一汤，从不奢侈浪费；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独到领悟，嘴边常挂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句子，心中常有“民生”二字，做事常能想到普通的老百姓。因此，他有“亲民”形象，在老百姓中很有威望。蒋介石等人也许是要利用他的“亲民”形象，所以把他推出去和闹事的群众对话，希望他能以口舌平息事端。

对于这件事，冯玉祥有详细记载。他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南京城内大拆房子。蒋介石叫南京市政府拆民房，展宽大马路。市政府就在地图上划了两道线，线里限两星期拆完，不拆的公家替他们拆。南京的老百姓集合了一两万到国民政府来请愿，蒋他们大家不出去，就推我出去给请愿的代表讲话。我说：‘最好你们另请别人去，若我出去对人民说话，恐怕说出话来得罪朋友。’结果还是推我出去。”

冯玉祥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还记载了他参与此事后对民众讲话的全文，言辞平实，旁征博引，妙不可言：“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没盖好房，硬叫你们搬出去那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的喜欢。现在我说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维廉一世做了德国的皇帝，对于法国打了胜仗，维廉要把他的花园扩大。正好有一个老百姓有三间房，可是他不卖;要在另外买块地方同这三间房来换，百姓也不换。维廉皇帝看别人去没办成，他就自己出马同这房主说了许多好话。房主说：‘对于大皇帝的话我应当听，但是我父亲有遗嘱教训我不要卖这三间房屋，我要卖了就是不孝之子，那么大皇帝你一定不愿意你的国民做一个不孝之子吧？’维廉说：‘你知道我是德国的皇帝，连这小小的事都办不成，还做什么皇帝呢？’房主说：‘假如你肯把你依法治国的招牌砸碎了，你可以叫你几个兵把我的房子拆了；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动我的房子。’维廉气得不行，回到宫里，正好毕士麦来给他贺喜说：‘大皇帝陛下有这样守法的国民，我们应当来庆贺。’这样维廉的气才消了下去。一个有皇帝的国家，还不敢拆人民的房。我们是民主国家，若不得我们的同意，谁敢来拆房呀!”

冯玉祥说完后，本来怨气冲天的黑压压的民众居然热烈地鼓起掌来，他的话讲到了拆迁户们的心里。

蒋介石本来是要冯玉祥为当局讲话的，谁知他却为拆迁户讲了话。“救火”的，变成了“火上浇油”者。蒋介石自然很不高兴，但也不好发作。冯玉祥在《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后来听见说，蒋介石对于我这次的讲话很不痛快!”

民国时期，大小官员都喜欢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常常挂在嘴上，但真正能和冯玉祥这样践行民生主义者，实在是寥寥无几。（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