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莽荒纪评书:大国重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4 22:56:06
大国重建》
--------构建中国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
作者： 犬儒XY
提纲：
序言
第一章 理论篇
第二章 党务篇
第三章 政治治理篇
第四章 外交篇【精华部分，20万字】
第五章 经济篇
第六章 军事篇
第七章 文化篇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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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文名为《大国重建》，主要内容是探索中国大国建设的国内、国际战略问题，库普乾曾说过“大国需要一个理念的世界地图以及与此相关的大战略，旨在维持其国际目标和可用手段之间的平衡”，诚然，大国必须有一幅清晰的、自己设想的能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理想”世界政治格局图，它是本国外交行动的指南，大国要清楚自己在其中扮演的和将要扮演的角色，然后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对内、对外战略，采取相应的手段，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各方面的利益；如果对国际政治形势判断有误、国际战略模糊不清、不能为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而有效运用自己拥有的各种手段，国家外交处于跟着感觉走，或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状态，自己的国家利益必然受损！这种观点是针对美国来说的，但同样也适用于我们中国。
一般来说，中国总是不断强调“未来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是其中重要的一极”，这可以看作是我们现在理想中的“世界政治地图”——即我们对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构想！在目前中国国力有限，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即使有所削弱，也一时难以完全撼动的情况下，推动构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让“多极”分担中国面临的压力【对此，本人深表怀疑，只是姑且人云亦云吧！】，显然是符合中国逐步强大的需要，也是能够在现阶段最大限度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对国际政治现状认识不清和对其发展趋势存在过于乐观的倾向，想得多做得少，不积极主动地推动“多极化”的实现和缺乏实现自己“多极世界中一极”目标的有效手段，甚至没有形成实现自己“一极”目标和建设自己“有效手段”的明确计划，而是事实上抱着“等待”多极降临的态度，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消极很可能会使我们的期望落空！
显然，多极化的世界肯定不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中国也不会轻易成为“世界一极”，我们越是消极，越会使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得以长期保存，我们就会在一个损害自己利益的国际政治格局中遭受更多的折磨！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应该能认识到我们只有奋起抗争，才能打破枷锁，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在这样的基本判断基础上，我们在采取行动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制定实现自己世界“一极”目标的务实外交大战略！在它的指导下看清当今国际政治的本来面目，然后采取正确行动！由于中国有特殊的国情，谈外交大战略，必须要有国内改革的配合，否则，国内的掣肘会使一切宏伟的外交构想陷于空谈，这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
本文强调的“大国重建”观点实际包含两层含义：“大国”理念和“重建”大国的理念。说到大国理念，似乎我们中国人天生就有，几千年来，我们就是东亚地区当然的“大”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基础最雄厚，文化最发达，且持续发展至今，我们已经习惯了周围民族、国家“应该”对我们景仰，“泱泱大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使我们在历史上遭到暂时挫折之时，例如在1840-1949那段屈辱的岁月，我们也从未放弃过大国的追求，没人认为当时中国的地位是正常的！不论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还是随后的所谓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在这一点上都是高度认同的，它们改革或革命的主要目标都是重振中国的大国雄风。所以，我们在确定国家的发展战略的时候，首先就要定位在大国层面上，这里的大国指的是“地区、甚至是世界关系的制衡国，能有效地在地区和世界上推行我们自己的意志，从而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国家！”，大国就是世界上实力强、影响大，能维持国际秩序的国家！不能用面积大、人口多，甚至是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等指标来衡量。
我们要做世界大国，就不应为逃避世界上现存的既得利益的霸权国的所谓“遏制”和消除尤其周边国家担心的所谓“中国威胁”而刻意回避我们的大国理想，甚至因此而有意识地主动节制自己军事力量的发展，压抑自己的欲望，这是不足取的，甚至是愚蠢的！
很显然，现在不论我们如何回避、多么聪明的掩饰、多么高明的“韬光养晦”、多么信誓旦旦的说“中国永远不称霸，即使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都没用，这一切没人相信！正如米尔斯海默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文版序言中所说：“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的确，除了做一个象模象样的大国以外，“中国别无选择”！
中国只要保持发展，国际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就必然会冲击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损害现在霸权国的利益，在霸权国眼中，发展就是我们的“原罪”，我们会因此而停止发展吗，我们有机会逃避它的“遏制”吗？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实际上是一场零和游戏，我们真的别无选择，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不得不作一个在很多人眼中是具有威胁意义的大国和现有国际政治格局的破坏者！鉴于此，我们索性就光明正大的确立大国——“在国际关系中能起制衡作用的大国”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本文决不回避这一点。
对于所谓霸权国的“遏制”，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是必然的，即使我们是当今的霸权国，对新生的强权势力，我们也会这么做的。所以，直面它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是我们前进途中必须跨越的坎！与其在逃避它的“遏制”上无谓的浪费精力，还不如在想办法克制它上多动动脑子！别太高估“韬光养晦”政策的价值，这种政策推行的前提是别人没有察觉你的真实意图，就象当年夫差对勾践的低估和斯大林对希特勒的误判一样！但当别人对你的所作所为一目了然的时候，你还自作聪明的以为迷惑了对方，那不是掩耳盗铃吗？你在国际上说软话、做软事，霸权国就会放松对你的“遏制”吗？这纯粹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霸权国遏制我们的原因是中国的不断发展、不断强大，只要你发展它就有遏制你的必要，和你装出一副甘为人下的谦恭态度没关系，在这些事情上浪费精力是没任何价值的！
对周边很多小国来说，例如越南，中国的人口、面积、资源等综合国力的基本成分都是它的几十倍，中国即使不发展，只要不分裂，对越南来说就必然是它的威胁，我们有办法改变越南或其他周边小国与中国之间这种天然的巨量差距吗？改变不了你就消除不了它们的危机感，我们就只能在事实上充当“威胁”它的角色！所以，对所谓“中国威胁”，我更愿意采取俾斯麦对波兰的态度“就个人而言，我对波兰的命运非常同情，但为了德意志的利益，我们必须将波兰人的梦想（“独立建国”）打碎”，我们承认“中国威胁”是客观存在的，对所谓受到“威胁”的相关国家深表同情！但我们中国人自己没有义务去替他们想办法，中国就是大国，这是天定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因为我们的面积、人口、文化传统等大国因素都摆在那里，你认为它是对你的威胁，你有权想任何办法去应对，但我们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减少一枚导弹的生产，我们只关心我们的国家利益，将做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一切事情！这是本文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
--------------<大国重建>续1----------------
大国虽然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但事实上我们对大国的认识是模糊的、不全面的，对实现大国的途径更是一片茫然，甚至相当多的人竟天真的以为中国经济会永远持续下去，然后就和平的、一路坦途的走向大国，而其他霸权国家会在这一过程中自动给我们腾出国际空间，这就是现在颇为流行的“和平崛起论”！要真是这样的话，与血拼300年才建成的大英帝国、几代精英苦心经营而成的美帝国和亿万人血泪交织、最后崩溃的得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相比，中国无疑将是有史以来最幸运的大国！我们希望如此，但不能把幻想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根本方针吧！？世界的确在变，但大国博弈的实质未变！大国竞争的实质是国家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等的综合国力的对决，胜者为王！我们的大国理念不应是个抽象的概念，甚至是“泱泱大国”的模糊心态，而应该由有明确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现实战略——外交大战略、经济长远规划、高效的政治体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巨大的文化力量构成，制定一个由上述部分构成的大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的长期指导方针是非常必要的，历史上我们之所以走了太多的弯路，和缺乏这样的大战略有关！对此，我们不妨通过对历史上各种势力对国家大国建设的探索史做简单的回顾就能一目了然：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中对现代西方稍有认识的所谓洋务派人士通过自己对西方少数几种事物的感性认知，就武断地认为当时清政府落后于西方的根源仅是缺少“坚船利炮”，购买和自己制造这些东西政府就能度过危机，所以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主张，他们基本没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作为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本能的对之有所偏爱，也不愿对之有所变革！随着北洋舰队的覆灭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他们终于为他们的保守让中国和他们自己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
接下来的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尽管对社会需要变革的程度认识不一，但都认识到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性！清政府自己推行了“新政”、革命派建立了共和国，国家表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国家地位、社会基本面貌并没有根本改观，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各派都对中国社会需要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认识不足，他们的改革主张多半局限在政治领领域，而对经济等方面的深入改革认识不足、做的相应工作有限！国民党在这一点上和他们没多大区别，所以，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结果也差不多！
接下来共产党接过历史的重任，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就是要彻底打破中国旧的一切条条框框，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不可否认，早期的共产党对中国传统的一切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对大国的顺利转型有相当的副作用，但当时中国积弊实在太深，的确需要这样一场疾风暴雨！共产党前辈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认识到改变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只有从基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才能推动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那个时代大部分人都相信“中国从此站起来了”，一洗百年耻辱，历史的磨难都已成过去，今后的路将是康庄大道，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但半个多世纪以后，可以肯定我们仍然在路上，往后的路还很长、很艰难！
客观地说，以上各派的主张和努力都在当时对社会的发展中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他们都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难度认识不够、对中国发展的艰辛程度认识不足和对所谓的“崛起”认识过于乐观！实际上，从1840年以后，中国面临的是“2000年”未有的大变革时代，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在中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善”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官方意识形态压制了其他思想学说的传播和影响，成为唯一的正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统一了思想；靠“三纲五常”维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至少在士大夫当中是深入人心，轻易不敢越纲常半步；儒法结合、霸王道杂之的政治统治学说和高效的三省六部制为代表的政治机构完美结合，皇帝诏令能深入基层，行政干预效率非同时代任何国家可比；地方官僚机构与宗法制度密切配合，稳固的对皇权和“传统”进行维护。这一体制“完善”到看不到任何需要改革的必要和改变的可能！朝代可以更替，外族可以入侵，甚至可以建立外族中央政权，但无一例外最终都是这一体制的胜利，可见它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近代这一体制虽然不可避免的面临崩溃的命运，但谁又能无视它或隐或现的在随后历代政权中的影子？可见彻底根除此项体制的政治改革难度有多大！？
实际上还不仅如此，中华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相对孤立的东亚，受其他文明影响很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国民由于见不到其他的文明，而对自己的处境感不到任何不适应和改革它的必要性，从而对之本能的认同导致整个社会的保守倾向，成为社会变革的最大惰性！中国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越走越远，越是这样，一旦打开大门，走向世界，与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同一个竞技场上竞争时，要想获胜，那它需要变革的东西就越多！可以说，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对比，立刻彰现出它的落后性，中国从那时起面临的就是它从诞生后几千年遇到的第一次真正的挑战，不进行全面的、深刻的变革，仅凭有限的修补根本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历史上，我们多次觉得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发展之路，但最后却都是空喜一场，根源莫不在此！要摆脱这个怪圈，我们就有必要确立一个对国家有较长时期的指导意义的全面改革纲领，用它指导我们的行动，或许才能改变中国改革和革命一再失败的命运！本人就是要自不量力地在这方面做一次浅显的尝试！
---------------《大国重建》续2-------------------
要筹划改革的纲领必须明确认识到我们的什么该改革，如何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最佳！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的改革必然要在吸收外来文化和保存我们的国粹的博弈中展开，你想保存国粹肯定会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洗礼；你想全盘西化，国粹你也很难绕开！所以对二者历史上的博弈做个考察或许能得到有益的启示。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活动，一次是汉朝末年，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的消化吸收，佛教文化最终完全被中国传统文化吸收，随宋代新儒学----理学的兴起而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影响：两汉儒学虽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政权力量保护下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就理论层面而言保留着太多“天人感应”和白虎通类型的谶纬迷信学说，很难经得起推敲，是否被人们从内心认同很难说！但吸收了佛教哲学的理学就完美的多，使儒家基本观点借助类似佛教的说理而得以深入人心，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确立不可动摇的位置，宋以后，理学得以一统天下和此不无关系。
另一次就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的影响注定要超越前一次，不难看出，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基础未变，变的只是上层建筑、文化形态而已，但这次，中国的小农经济必将被工业生产代替，以农业文明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必将被以工业为基础的城市文明代替，经济基础的改变使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得不被重新审视，中国的一切似乎都要经历一次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我们的古代文明曾经多么辉煌，我们多么对之珍视和恋恋不舍，都无法阻挡历史洪流的滚滚向前，我们必须主动适应这种需要才能少走弯路！我们应该在社会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对全社会的一切做一次理性的反思，然后寻找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最佳方法，这就是本文“重建”观点的本意！
当然，我是反对‘全盘西化’主张的，传统的确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不管你喜欢也罢，痛恨也罢，它就象我们的黄皮肤一样，不是靠化装品就能改变的！我甚至对很多人主张的对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张也有点怀疑，主张完全正确，但有些所谓的糟粕似乎是我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烙印，很难轻易去掉，对这些我更愿意用务实的态度对待！
反对“全盘西化”还应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历次盲目引进任何外国的东西都难免遇到水土不服的现象！君主立宪制度是这样，早期的共产党“左倾”不也一样？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迷信任何东西，不管它是来自西方还是来自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同时，也决不排斥任何东西，也不论它来自何方！都通过实践去检验，然后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需要取舍，只要是实践证明对建设我们的世界大国有价值就是合理的，我们要保持传统，但一定是出于现实需要的！例如，我们宣传“孝”的观念，因为它确实对融洽我们的家庭关系有重要作用，所以必须提倡！并不是由于它是我们的传统才要坚持的；对传统文化中的与现实不符合的，不管历史上它是多么完善，多么让外国人倾倒，我们都不得不抛弃！本书不探讨整个社会的重建，而主要是以外交重建为核心，同时也简要分析对外交有很大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问题的重建，从而把我们的大国战略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再者，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国重建理论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如果不是刻意粉饰，我们不得不承认多年以来在外交领域我们屡屡受挫、受骗，甚至唾液自干的受辱，难道不该根本反省自己的外交判断和调整我们的外交政策吗？我们对对手、盟国、伙伴的判断是否正确，如果把对手误当成伙伴，我们主动的亲近可能真的是“与虎谋皮”，不重演“狼和小羊”的悲剧才怪呢？我们是否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外交大战略，没有大战略，靠什么指导我们成为世界大国？我们的军事战略有没有问题？购买、研制先进武器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吗？难道仅仅是为了“威慑”，给自己壮胆？别忘了购买了号称亚洲最强大的舰队的清政府，怎么会有甲午战争的惨败？
弄不清谁是我们的国家敌人，威胁来自何方，国家战略的模糊不清会害苦国家！——威胁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是我们看不清！一旦当挑战再次来临之时，我们是否能坦然应对，还是象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后的手忙脚乱？军事战略模糊和对用军事手段维护大国利益的认识不足，你靠什么最终维护你的大国地位？
我们的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能一枝独秀？经济增长速度决不能代替全国的合理经济规划，所谓GDP的速度只是暂时的沾沾自喜，“拉美奇迹”当年看起来速度、业绩并不比我们30年来的成绩差，但结局如何？还不值得我们提高警惕吗？！
政治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进行廉政建设口号震天，但我们究竟做了多少？做的少或许并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我们找到实现改革政治体制的道路了吗？
上述问题不解决，中国怎么“崛起”？现在我们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对此不能视而不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远虑就是要有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可见，构建一个宏伟的、有明确实现途径和可操作的国家大战略，并用之指导我们的国家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本书的内容归纳起来共七个部分：理论篇、党务篇、政治治理篇、外交篇、经济篇、军事篇和文化篇。外交篇是核心，是大国战略的总纲，政治改革应该是外交建设的前提，前三篇均是探讨这一问题；后三篇可以看作是探讨实施大国外交的基本保证力量部分，靠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文化力量作为实现自己的大国战略的手段，否则，外交设想就是空想！七个部分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中国“大国重建”的战略蓝图！
本人深受米尔斯海默、布热津斯基、库布乾等人的影响，所以始终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希望能理性地分析问题，从而能透过现实的迷雾、探询中国长远发展规划！当然，本人才学有限，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恐难胜任，问题、错误在所难免，本人愿诚恳地接受各方面朋友的批评指教，共同进步！
------------《大国重建》续3-------------
第一章 理论篇
任何国家的外交大战略都有赖于本国政府的精明政治家的具体操作，否则，再宏伟的战略计划由昏庸官僚去实施也很难有成效，就像清政府，在不足百年时间里，割地数百万平方公里、赔款数亿两白银【不算利息】，其中固然有国家实力不足的原因，但实际上，也有很多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避免的，只是由于政府体制落后和官僚愚蠢、信息闭塞，从而导致认不清国际形势，不断上当受骗所致！甚至可以说，清政府当年的悲惨遭遇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更可悲的是，后世政府不知吸取教训，一再复制清政府的错误，每想到这些，总令人痛惜不已！因此，在制定外交大战略之前必须考虑国家政治改革问题！
就中国现状而言，政府的效率低下一直是个令人痛心疾首的大问题，提高行政效率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各种改革尝试不计其数，但就是不见实质性的转变。由于其中涉及很多敏感的问题，很多人在谈论外交战略时故意避开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外交之所以出过不少昏招，原因虽然很多，但跟政府效率低下、官员素质不高，尤其决策机制不科学有相当的关系！要谈外交，政治改革问题无法绕开，离开政治改革谈外交是地道的空谈，政治改革是外交变革的前提！所以在分析外交变革之前我们得先谈谈政治改革问题。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无疑处于政治的核心地位，因此，我们所谓的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党的改革问题，只有党的工作效率提高了，才可能有政府效率的提高，党的改革主要包括理论改革和组织改革两方面，相比较而言，理论改革是第一性的，因为党的理论一旦出现偏差，极有可能把党引入歧途，我党历史上出现的王明“左倾”和“文化大革命”几乎把整个党和国家推到生死存亡的境地，其根源还是理论出了偏差，类似的教训还有很多；就现实需要而言，目前党最需要的也是理论创新问题，党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巩固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性！全党应该敏锐地意识到理论是党的灵魂，如果没有科学理论，只有行政权力是不能长久保证党的合法地位的，对此要慎之又慎！所以，必须明确理论改革是党的改革的前提！这就是本书先探讨理论问题，然后再探讨党的组织改革的缘由。
目前党的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么过于高远，严重脱离现实，信仰表面化、形式化、功利化，其作用实际为零；要么过于浅白，不具有前瞻性，缺乏对现实的指导意义，都不足法！本文所倡导的理论概括地说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它由新民族主义、新社会主义、民权和党权并重等观点组成，也包括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改革的具体目标，以便使这一理论既具有指导意义，也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大国重建》续4------------
一 科学理论的构成
谈到理论，我们有必要先弄明白什么样的理论才算是科学理论!?一般来说，它应该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能做到理想与现实兼顾，才可能既具有指导意义，又具有可操作性，偏重于任何一方面的理论都是不能长久的。
科学理论应该有理想主义的部分，崇高的理想、美好的蓝图能唤起人们的行动热情，激励人们为理想而战，为自认为崇高的事业献身，从而促使人们在现实中克服一切困难，把艰难的革命和改革大业进行到底，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不管现在人们看法如何，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始终是当年激励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断艰苦奋斗的不竭动力，是他们在现实中坚持不断革命和改革的支撑力量；其他理论，不论正确与否，凡是有相当影响的理论多半也有类似的成分，例如：宗教的天国、极乐世界的构想，是促使其信徒在现实世界中对所遭受的苦难泰然处之的心理支撑，一旦没有这些，宗教的推行是不可想象的！可见成熟理论中应当有理想主义部分对人们起到引领、激励作用！
但理论中的“理想主义部分”的作用也仅限于此，很多东西若只是作为美好的理想存在，那它对实践是有积极促进作用；一旦企图把理想完全搬到现实的实践中，理想很可能在现世中“玉碎”，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一再重演----58年“大跃进”，企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行动，教训可谓惨痛！类似的例子在中外历史上也不罕见，所有企图在现世中建造“天国”的行动无不以悲剧收场！犯这样错误的根源固然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更因为不了解理论中理想主义部分所扮演的真实角色——理想只是引领人们前进的动力，往往不是可以现世获得的东西！
我们应该明白理想往往设计的过于完美，可现实社会的很多惰性是很难超越的，例如，共产主义当然反对私有，但私有的观念或多或少的深藏于人们心底，不是轻易就能消解的，在这种情况下，侈谈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坚决反对私有观念，甚至采取残暴的形式压抑之都是不可取的，压抑只能起一时作用，最终会碰壁。理性的做法是承认现实中某些东西改变的难度，适当降低理想的高度，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扬弃理想中暂时不能实现的部分，但应保留向理想前进的可能，从而形成现实的理论，或者叫理论的“现实主义部分”，用它来指导现实的实践，我们通过实现一个又一个的“现实主义部分”，不断向理想主义的最高层次逼近，理论的指导效果才会发挥到最好！
例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理想，但在现实中，我们首先确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纲领，宣扬“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只有这样的纲领才可能使共产党在现实中获得农民的支持，站稳脚跟，一步步向自己的理想迈进！否则，不切实际的“共产”主张，既唤不起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热情，因为农民更喜欢自己拥有一份小产业，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而不愿共有财产；也会吓跑自己可能的同盟者，它们同样关注自己的财产！这时，共产党自己的力量又非常弱小，可能还没采取行动就被各种反对势力消灭了，理想根本没有实现的路径，成为纯粹的空想！必须转变自己的理论，使之与实际契合。
当然，在执行现实主义理论过程中不能迷失方向，要时刻牢记自己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共产党当年“减租减息”是为了团结抗日而不是向地主阶级妥协，为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消灭地主阶级是必须的！对他们的团结具有很大的策略性，否则，必然在现实中迷失方向，使自己的伟大事业归于失败，东欧巨变就是深刻教训！
在东欧改革初期，针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诸多弊端，任何人都知道改革有其必然性。客观地说，改革的发动者最早目的也是妄图通过改革社会、党的弊端使社会主义更健康的发展，出发点是好的，他们也绝对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想要废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他们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受益者，绝对最反对变革当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像目前中国，谁是社会主义的最坚定的维护者，大家心里都清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问题一旦暴露，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很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例如：南斯拉夫联盟为了更好的维护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自身利益而对它们放权，本意是完善联盟，使各个成员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但随后各个加盟共和国得寸进尺，不断为自己的“民族利益”争权，甚至不惜揭开历史上的疮疤，无原则地利用民族、宗教矛盾，导致联盟不断被削弱，联盟中央政府无原则地妥协让步，最后解体。
改革是为了应付现实的需要，解决现实问题，但如果模糊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完全被现实的“需要”牵着改革者的鼻子走，很可能会误入歧途，最终导致改革的初衷与结局完全相背，我们必须警惕这一危险！
--------------《大国重建》续5---------------------
概括地说，理论由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部分构成，其理想主义部分起引领作用，为行动把握方向；现实主义部分是实现理想的可行步骤，二者缺一不可，没有理论的理想主义部分的规范指导，会使人们在实际行动中把握不准前进的方向而出现偏差；只有理想主义部分的理论而没有现实的可操作的实施步骤，必然陷于纯粹的空想。可见，科学的理论应该是二者完美的结合。
这就要求我们的指导理论要有崇高的目标[理论的理想主义部分]，同时，也有现实可操作的具体实施方案[理论的现实主义部分]，后者要依靠前者给指明方向，是为了理想的实现而采取的务实的实施步骤，绝对不能为了应付所谓的“现实需要”而做出无原则的让步，不断妥协，最终误入歧途！
客观地说，中国1949——1978年间的指导理论，对社会主义认识是有偏差的，把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私有制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认识过于直观，对私有制的积极作用和客观存在价值忽视了，完全从自己的信仰出发，企图用理想指导现实，结果碰了壁，值得我们反思；而1978年后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一切都从现实出发，“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缺乏崇高理想指引，一味对现实妥协，各项政策过于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有纠偏的必要，理想与现实迫切需要整合，重新定位！
总之，我们的理想应该是和世界人民一道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当然，其实现的时间和形式，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但对其必然实现性，我们还是不要怀疑！因为这样的社会最符合社会公正和人类的本性。
就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我们需要的指导理论不是抽象的、好高鹜远的、可望难及的理论，也不是简单、泛泛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的口号性宣传，而是理想与现实需要相结合的现实主义理论，它应由具体的可操作的目标组成，主要是如何建立生产力极度发达、经济繁荣、政治制度先进、全体人民能充分享受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在国际上获得尊严等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构成；在逐步实施这些战略过程中，使中华民族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这样的理论能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引导国家和民族的正确发展，本节探讨的所谓理论主要就是这样的理论。
-----------------《大国重建》续6------------------
二 新民族主义的内涵
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国内外分歧很多，本文无意纠缠具体定义的差异，而是从国家实用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因此，我所谓的民族主义就是特指将民族实体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活动的主体，而将其置于至上地位的一种价值观和行动指南，它要求我们在制定国家的对内、对外大政方针时要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重视民族利益，把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我们必须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凌驾于民族之上，但也不提倡狭隘民族主义！
狭隘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中最极端的一种，为表示对自身民族的忠心与认同，不惜以各种手段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要么使用武力对外进行扩张侵略；要么狂妄自大、闭关锁国；要么动不动喜欢游行示威、抵制外国产品，鄙视或者仇视外国人。持这种民族主义的国民一般不是盲目自大，就是极度自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狭隘民族主义实际上对民族的长远发展是有害的，比如：韩国，如果他们坚持正常的民族观，韩国人可能靠自己的勤奋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而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但他们坚持盲目自大，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伪造历史，卑鄙的剽窃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等非正常的“爱国”形式，主观目的是想唤起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实际恰恰相反，这种错误做法即令有良知的本国人汗颜，又导致很多外国人打心眼里鄙视韩国人，严重损害韩国人的国际形象，这样的民族主义绝对弊大于利！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创造了灿烂古代文明的伟大民族，应该具有宽广的胸襟对待其他民族和国家，宽容是我们的民族本性之一，但宽容不等于无原则地包容，我们不是佛祖，我们不应因自己宽容而容忍其他民族肆意侵害我们的根本利益，那实际是纵容，对自己，对世界，甚至对对方都是不利的！正是英国、法国当年对希特勒的“宽容”，才铸就了二战的苦果，德国不也因此受害吗？所以，我们绝对不应该允许个别小国侵犯我国南海的领土主权等事件不断发生，虽然，获得这些小岛实际物质利益或许不大，但让小国的卑鄙阴谋得逞的话，会给别人一个软弱可欺的形象，对塑造大国形象非常不利！在这里不要讲什么“共同开发”、“从大局出发”等似是而非的话，我们要态度明确，是非分明——是你的，我们要完整的给你，一寸土地都不想侵占；不是你的，一寸也不放弃！这才是大国应有的气度。
大国应该有坚强的意志，要有为民族的利益不惜与任何大国一战的心理准备，绝对不能因为害怕战争的巨大损失，而在国际争端中总以我们的妥协退让成就别人的卑鄙野心，这会严重损害民族的物质利益和国际威望，挫伤国民的民族自信心！不要总是借口中国经济落后作为自己软弱的遮羞布，富裕大国，如果缺乏坚强的意志也很难在世界上成为伟大的国家，这样的例子少吗？！更不要总是叫嚷自己军事实力薄弱，你既然知道薄弱，为什么不加强？
我们坚持的民族主义首先就是“强势”的民族主义，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国家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我们坚持不卑不亢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尊重别人，也要别人给予尊重，对不尊重我们的国家要敢于坚决打击，才能树立我们的强势民族主义，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我们不惧战争，即使是世界大战，战争的巨大损失是双向的，别人不怕，我们怕什么？怕，只能表明我们的政治家意志薄弱；怕，很可能会使自己不断被别人讹诈！
--------------《大国重建》续7----------------------
世界上不存在最优秀的民族，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机遇和挑战，所以，我们在继承优秀的民族遗产的基础上，要想尽办法弥补自己民族的缺陷，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才是民族振兴的正确道路！我们的民族主义应是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是面向未来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消极的保护“自己的优秀遗产”的民族主义，这是它的另一重要特征。
历史一再证明：任何陶醉于自己民族的辉煌过去和迷恋自己民族的文化特性，而拒绝借鉴其他民族的长处，不思进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最终将受到历史的严惩！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由于创造了独特而辉煌的优秀民族文化，它有陶醉的资本；另外，长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儒学对过去“先王业绩”的推崇，使中华民族也有保守的动机！所以，明清以后中华民族走向全面的保守有其历史必然性，而这一错误令中国人民备尝艰辛，教训深刻！
1840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对中华民族来说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如果当时，中国人能正视自己民族的缺陷，痛下决心，改革内外政策，也许中国会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迅速崛起，免受百年屈辱；可惜的是当时的人们抱残守缺，坚持保守的“中体西用”理念，不愿对自己的缺陷做根本的改良，误把糟粕当国粹，一再错失良机，非常令人痛心!
现在我们反思当时的洋务运动，从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对内、对外都存在根本的缺陷：对外，以李鸿章为首的主要外交决策者，一味的立足于“自保”，这当然是力量不足的表现，但的确也没有认清当时的国际大形势，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当中，保全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主动出击，搞进攻型的民族主义，击垮自己的民族敌人，消极“自保”，类似于羊和狼的短暂相互对峙，狼迟早会想出对你下口的办法，要想不被吃掉，除非羊变成狼；对内，由于长期的阶级统治使国家上下隔阂、猜忌很深，缺乏信任，不能形成团结的集体民族意识，本应消除所谓的“封建纲常”，扫荡守旧势力，达到上下互信，同舟共济！而洋务运动的领导显然抱残守缺，使中华民族不能形成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现在看来，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多少仍然存在，改变这两方面的缺陷仍然是目前我们形成正确民族观的一大任务！
所以，面对越来越国际化的世界，我们的民族观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本文所谓的民族主义主要由内外两方面构成，简单的概括就是：对外坚持进攻型的民族主义，在全世界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利益；对内坚持改革，用公正的法律调整上下关系，消除隔阂，扫荡现阶段颇为猖獗的儒学色彩浓厚的调和理论，不集中精力解决社会的不公、人民的不满，倒是拼命宣传“和谐理论”，没有社会的公正作基础，绝对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即使孔子再世，他也做不到！当然，我们所谓的“社会公正”不是过去的“大锅饭”。你付出多，就该获得多；有才者，就该居高位，这不会使任何人有怨言，这是公正，平均分配、轮流坐庄反而是不公正！我们现在反对的是付出少，获得多；庸才靠特权获取高位等不公平的现象，这些使民怨沸腾的东西，理应消除之，使“得者不引起民怨，失者心服口服”，上下取得信任，才能形成全民一体的民族观，改变中华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过度内耗局面，增强民族的战斗力。
--------------------《大国重建》续8---------------------
第三，我们的民族主义实际是世界性的，应该超越国界，这与民族主义似乎矛盾，但这也是不得不的事情！中华民族生存的国土只有960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2/3以上的山地和高原，这里面有面积广大的沙漠、戈壁、高寒地带等难以利用的土地，真正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少之又少，主要就是三大平原加上有限的谷地、盆地、部分低山丘陵等，总共也不足200万平方公里，人口却高达13亿，人地矛盾极其尖锐！如果我们与其他国家作个简单对比，就更能彰显我国人均资源的可怜！就拿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来说，其面积234万平方公里，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适宜人类居住的，其他部分资源也极为丰富，而它人口只有5000万左右，这样的国家在全世界并不是少数。可以想见，人均土地、资源的严重不足将是制约中华民族充分发展的主要桎梏！解决措施无非两条：第一，通过贸易交换我们所需的资源；第二，向国外移民缓解我国的人口压力。
中国已经是世界排名前三，甚至是第一的贸易大国，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优势还在不断扩大！但我们并不是贸易强国，近些年来，中国人在国外遇到的歧视和各种不公正待遇越来越多，由于国家干预不力，使很多国家和国民都习惯欺辱中国人，因为他们知道欺辱中国人以后不会遭到报复，这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损害，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包括军事打击，对相关国家或势力给予制裁，否则，中国对外发展的努力很可能被遏制，如果考虑到中国为了13亿人的幸福，迫切需要国外的市场和资源，那这就是一个事关民族生死的大问题，必须要解决。
客观地说，中国的土地“养活”13亿人或许不成问题，但要使13亿人达到充分富裕恐怕难度不小！就拿农民来说，尽管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农民之一，但人均只有几亩地，你投入再多的劳动也不可能比有几百亩，甚至几千亩土地的农场主创造的财富多吧！？所以在国外生产条件远远优于国内的情况下，中国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部分人走出国门是必然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出去的有数千万之多，其中很多到国外定居，考虑到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相对狭小的国土，到国外生活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如何对待这些人，我觉得是关系中华民族利益的战略大事！
因此，我们应改变现在这种只关注国内，对外缺乏干预手段的状况，应该争取在全世界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主动出击，对严重侵犯我们利益的任何主体，不论是国家，还是集团，都要给予坚决的打击！不如此，民族的根本利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也不能在世界上维护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和相应的发展权，将可能严重阻碍民族复兴大业！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执行进攻型的民族主义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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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世界上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我们有必要仔细衡量华人、华侨对国家的价值，可以说，维护华人、华侨的利益是国家的任务，同时，华人、华侨也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最好载体。
历史上，如抗日战争时期，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华侨等对国家的帮助是多么的巨大，让我们永世难忘，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倍觉感动！现实中，华侨、华人对国家的贡献也不容小觑，改革开放以后，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固然很大，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所谓的“外资”三分之二以上是港台、东南亚等地的华人资本，没有大批的华人资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将大打折扣！很多华人投资不仅仅考虑经济因素，其中有很多民族感情在里面 ，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丝毫不亚于国内公民，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我们有理由回避自己的责任吗？！
实际上，我们有必要转变我们的传统的民族观念，未来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将不局限在960万平方公里之内，那只是我们的国土范围，作为民族它将冲破国界的藩篱，以全球作为它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我们要用全球的眼光看待民族发展！未来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关系也许类似以色列和犹太民族的关系，这样的话，政府就有必要采取有效手段对分布于全世界的中国人【华人】给予有效的支持，维护他们的利益，把他们作为“自己人”看待，就像他们以“自己人”的身份帮助国家经济建设一样，国家应该依靠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力帮他们建立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社团组织，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武装干涉”等，坚决维护他们在居住地的合法权益！
我们应该从战略的高度看待移民问题，转变对移民的看法。中国人移居国外，改变的只是居住地，或者还有国籍，但他们仍然算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员，民族没有边界！我们要和对居住在国内的人民一样看待他们，团结、爱护他们，尽最大努力维护他们的利益，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如果操作的好的话，我们就能利用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密切中国与其所在国的经济贸易交往，增加对其所在国的影响，对国家的发展益处很多，利用华人扩大国家的世界影响是我们建设世界大国的重要一环。
还有，我们必须注意到，其实，外迁的中国人也有对母国帮助的强烈渴望，不管他们有没有中国国籍，中国人即使加入外国国籍也往往保持自己的一定民族特色，这很容易遭到所在国国民的歧视，这种歧视又加剧了他们民族融合的难度，如果母国对他们给予必要的支持，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他们怎么会不欢迎呢？例如：印尼98年针对华人的大屠杀，如果中国政府能给予广大华人积极支持，甚至是采取武力制止针对华人的暴力活动，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将大大增强，这是对印尼华人直接的雪中送炭，同时，也可以以此为契机讹诈，甚至控制印尼，从而在东南亚谋求利益，这对中国的崛起，确立中国的世界大国的强势地位作用也很大！
借用移民扩大国家的影响是最有效和持久的，大英帝国虽然崩溃了，但英国的影响仍然比同样级别的国家大，这和它国外众多的移民有很大关系；英国和美国能够保持所谓的“特殊关系”，要是没有民族的一定亲缘关系，可能吗？如果中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再加上一个人口几亿的移民团体，从各国内部在世界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二者互相配合，国家和民族的影响将大大提升，即使有些移民不愿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但我们照样可以以维护其利益为借口，借机干涉所在国的内政，这不是大国扩大世界影响的重要手段吗？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定位我们的民族。
客观地说，中国大规模地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是不现实的，但建立众多的“唐人街”是很容易的，我们应该把唐人街建成我们扩大国家影响的基地和民族争取世界发展空间的立足点，这是民族发展的战略计划之一，关系着民族的发展和国家最终的国际地位，必须加倍重视。
当然，我们很多人可能担心中国这么做会不会违反国际法，影响中国的“大国形象”呢？美国为了一个公民的利益不惜对外开战，各种形式的干涉更是家常便饭，中国却往往“息事宁人”，对损失个把人不大在乎，中国形象就比美国好吗？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反华、辱华事件存在就知道了，不注意维护本国人民利益的政府实际是最受世人唾弃的，不仅是本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越是拘泥于国际法【真正的国际法存在吗？别让国际法成为自己不作为的遮羞布！】，越是被人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中国应该放开手脚，敢于像俄罗斯那样坚持对外“铁棒横扫”政策，为了中国人的合法权益，我们这样做错吗？
只要能团结占全球五分之一的华人，拧成一股绳，中国就没必要畏惧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我们这样的民族集团是美国或欧盟等难以比拟的！不在这方面努力，而是可怜兮兮的求得美国等国的“谅解”、“韬光养晦”的自我贬低等做法，不是很愚蠢吗？
总之，所谓的新民族主义内涵有三：
第一，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是全球的，而不是960万平方公里，要在全球重塑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个世界民族，要在全球扩展其发展空间，追求它的全球利益。
第二，民族主义对内的要求是不断改革，塑造一个上下关系协调，建立公正、福利的社会，弥补自己的民族缺陷，使之不断成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而内部和谐的民族。
第三，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国家是民族发展的保护伞；民族【通过对外移民】是国家影响不断扩大的重要工具。政府要执行积极的进攻型的民族主义，主动出击，敢于用一切手段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利益，不论他在什么地方，甚至不关心他是否还有中国国籍，分布于世界任何角落的中国人都是我中华民族之中的一员，都不能放弃，以此获得所有中国人的支持；移民要依靠国家的保护不断扩大国家的影响，维护自己和整个民族的利益，二者相得益彰。
这就是我们要树立的现代民族观，虽然这样的民族主义或许不是很多人【美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越南人？等等？】希望的那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彬彬“儒家君子”形象！但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顾虑别人的感受吗？在乎那些总是企图“遏制中国”、“分裂中国”等国家的看法吗？
-------------------《大国重建》续10---------------------
三 对社会主义的新诠释
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同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之的解释往往是不同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之的不同理解很容易导致理论的混乱，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对此，中国曾经有过血的教训，所以，必须对之做理性的分析，准确把握。
客观地说，虽然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于西欧，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来源于苏联的，是十月革命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否存在缺陷呢？现在回答这一问题应该不困难，但很长时间里，我们对此是缺乏清醒认识的，把很多“俄罗斯的东西”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但我们还是采用了斯大林模式，并奉之为神圣的根源，因为我们把很多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了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敢有丝毫的怀疑，头脑被之完全束缚，稍有变易的念头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实践中遇到严重的挫折，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也往往因为悖于“经典理论”而裹足不前！这使我们走了太多的弯路，国家和人民都付出沉重代价！所以，全面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这就有必要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为好。
建国以后，我们仿照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弊端受害颇深，经验教训不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几乎是世界上第一个摆脱“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束缚的国家，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新探索，诞生了邓小平理论【对于是否存在成熟的邓小平理论，本人持保留态度，本人把小平同志视为伟大的改革家，而不是理论家，所谓的邓小平理论指的是小平一系列改革经验的总结，虽然它们确实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小平同志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要使之真正上升到理论高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纯粹个人观点】！当我们成功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经历了巨变，虽然邓小平理论在历史上，尤其改革开放初期曾经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指导，但是，在小平同志逝世十多年以后，世界又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即使不论小平理论的先天不足之处，我们也应该看到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又有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了。
经过三十年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实践和三十年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建国六十年以后，我们应该能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科学的阐释，并用更理性、更准确、更务实的理论来指导和规范我们的行动了！下文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做个简单的回溯，从中探寻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从而，重新阐释这一理论。
----------------------------《大国重建》续11--------------------------------
1、社会主义思想的源起
社会主义思想诞生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阶段，这个阶段一般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整个社会“充满罪恶”，资本家把人性中的贪婪和凶残发展到极致！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等人对贪婪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的描述可以让我们对之有个形象的了解：“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羊吃人”是对那个罪恶时代的最好诠释。
当时，人民的苦难简直是言语难以描述的——“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非离开家园不可——其中有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着婴儿的父母以及人口多养活少的一家大小，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很多人倒毙路上。
活着的人也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l、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和在沃尔斯坦登这两个陶业区，人的寿命特别短。20岁以上的男子从事陶业生产的，在斯托克区虽然只占36.6％，在沃尔斯坦登只占30.4％，但是在这类年龄的男子死亡人数中，死于胸腔病的陶工在斯托克区占一半以上，在沃尔斯坦登区约占2／5。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形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短促，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对比早期“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社会简直变成了人间地狱。
与劳动人民悲惨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却在劳动人民的累累白骨基础上过着最豪华的生活：“（英国）冬春两季议院闭会时，他们或聚会暖室，高谈阔论，豪饮狂赌；或纵马驱犬，猎狐逐兔。风和日丽时，他们常常聚集在伦敦、巴斯等风光胜地，赛马斗鸡，击剑摔跤，舒畅身心，放纵性情。游玩娱乐需要种种投入，开支之多令人瞠目：1759年，罗金厄姆侯爵耗费4586英镑【一英镑约合现在2500元】用以驯养猎狗骏马；1770年，金斯顿公爵在霍尔姆－皮埃尔庞特为马厩和马匹花费560英镑，加上养马人、驯马人和9名跟班的花费，以及在赛马场和职业骑士师俱乐部的开销，数目十分巨大；18世纪末，格罗夫纳勋爵每年仅赛马就耗费7000英镑”。
由以上材料可见，当时的社会极为不公，劳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社会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必然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劳动人民不断抗争，先是破坏机器，进而发动武装起义（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大起义、里昂纺织工人起义等都是对当时世界震动极大的事件，类似事件还有很多！），社会动荡不安，残酷的现实激励着各种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社会主义思潮是他们的有益探索之一。
“社会主义”一词大约在19世纪30至40年代开始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性！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的思想家目的是解决社会的极端不公，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解救陷于困苦中的劳动人民，这是根本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离开这一点谈论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救陷于困苦之中的劳动人民，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至于是否实行公有制只是用来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就实行；否则，完全可以变通！目的是唯一的，但达到目的的手段应该是具有多种选择的，不能离开主要目的，而只专注于具体手段，甚至把手段置于目的之上！可惜的是，社会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竟完全把公有制确定为其根本标志，即使在公有制的实行过程中确实损害了人民“福利”，甚至加剧了人民的“困苦”时，也不敢有丝毫的怀疑！这就完全抛开了它诞生的主要目的，显然是舍本逐末，使所有实践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同程度的被这一观点束缚了头脑，付出了惨重代价，要摆脱历史的怪圈，只有还其本来面目。
----------------------------《大国重建》续12--------------------------------
2、社会主义的异化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科学性，这是它能够深入影响社会的缘由，只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明显异化的过程，这种异化有点矫枉过正，最终，使其本质受损，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挫折的根源，所以，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发展，使之度过危机必须在这里取得突破，这就必须使被异化的社会主义实现理性回归，认识到这一点是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关键。【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奠基于平等、自由、公正基础上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在资本主义早期，面对空前激化的社会矛盾，很多有良知的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为广大苦难的人民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人们思考了很多社会改造模式，并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各种思潮自然进行着优胜劣汰！
要使人民摆脱困苦，发展生产力可以吗？当时生产力的确在飞速发展：“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但对工人生活而言，生产力的发展却适得其反，“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可见，不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尤其分配制度，单纯的增加生产，工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生产再多，资本家的欲望也是无法满足的，他们也不会想到该为工人做点什么，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而不是慈善家，这就是当时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资本家的共识，客观地说，这也是当时对资本家面目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马克思等人“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给“宣言”（《共产党宣言》）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认为只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改造社会”，马克思等人认识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根本原因是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工人苦难的根源也是不占有生产资料，工人要摆脱悲惨的命运必须废除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否则，只要对资本占有不平等，那工人和资本家永远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剥削的命运，这在逻辑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看也绝对正确。
在这里，马克思等人坚信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是矛盾的，前途不妙！其实，马克思在很多问题上是犯有绝对主义错误的！例如他对国家的认识问题上，按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资本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而掌握这个工具压迫统治工人，国家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马克思也承认，只是不认为这是国家的主要职能罢了】，从马克思到现在100多年的国家发展史表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决非某个阶级或集团可以随心所欲的掌握和利用了，它更象一个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妥协的平台，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它甚至要对最强大的集团采取限制措施，很多国家通过了反垄断法就是一例，虽然本质上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它也得考虑照顾其他阶级、集团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也可以利用国家这个机器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全面维护自己的利益，很多国家，例如北欧诸国，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靠对社会再分配的强有力的干预，采取对资本家征收重税等措施而掌握了国家财富的大部分，然后用之给予工人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解决了工人的经济困难问题，大大削弱了资本家势力，缓和了社会矛盾，虽然这样的福利社会，也有很多弊端，但至少可以肯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早期工人遇到的苦难和贫困问题的。马克思认识到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平等占有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
我们承认马克思是极为深邃的思想家，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并且，马克思还是一位社会使命感很强的思想家，总想从根本上一劳永逸的解决社会问题，这一点作为理论家没有错，但是否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呢？ 我们看看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在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并没有和社会主义做严格的区分，很多时候当然社会主义指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一般也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这对后世带来严重的思想混乱！人们往往注意到共产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与消灭私有制相联系，而不去仔细体会马克思设置的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等等，如果现实社会中，分工依然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存在、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那建立完全的公有制社会可能吗？如果不实行公有制，那还叫社会主义吗？这个悖论困扰了社会主义国家很多年，使很多国家付出沉重代价。这些都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被异化的社会主义思想束缚住了自己头脑的结果。
社会主义的本义是为了消除人民的贫困和社会极度的不平等，和公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公有制联系，甚至等同起来是后来的事情，如果知道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公有制实际推行中是加剧人民贫困和社会不公，而慑于理论而不敢调整的话，我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理论异化的结果，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悖的。要想从中摆脱出来，需要理论创新，这个任务是由小平同志完成的。
-----------------《大国重建》续13-----------------------
3、社会主义的回归
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两点：
一、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是解决工人遭遇到的苦难问题，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
二、公有制一定能消除工人的苦难？
我们应该认识到工人的苦难主要是经济极端困难，工作、生活条件恶劣，缺乏起码的医疗福利保障等问题，工人政治地位低下，缺乏保护自己利益的政治模式，在一个资本家完全占有生产资料，而国家力量处于统治薄弱的情况下，资本家缺少制约，自然千方百计地在社会分配中扩大自己所得的份额，而不顾工人的死活，如果消除了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他就没办法对工人进行剥削了，工人就可以彻底改善自己的处境，说的非常好！在这里，我们应该承认公有制是根除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唯一方式，也是消除社会不公的根本措施，但是，公有制一定能解决工人的苦难，需要社会的检验。
经过多年的实践，就我们中国的实践而言，完全的公有制推行，虽然消除了资本家的剥削，但随之出现了新问题，如“平均分配”、“大锅饭”等，这些问题严重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虽然理论上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当家作主，但最终导致工人劳动积极性低落，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力发展受阻，而不是先前社会主义理论家设想的那样生产力大大发展！可见，公有制不仅没有使人民摆脱贫困，还使社会主义国家与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表明完全的公有制在实践中是成问题的，其根源或许还是人们对马克思当年对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条件“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等等的漠视，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完全的公有制是难以完全实现的，实现的效率将大大折扣，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完全的公有制不易实现，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了，我们应该回到社会主义的本源时代，把解决人民的贫困问题，消除社会的不公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抓，社会主义本来不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吗？为公有制而公有制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大误解！邓小平实际最早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他能取得巨大理论突破的根源！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新界定，使我们突破了旧的对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的束缚，但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述还是有时代特征的，也需要我们在其基础上继续前进，下面具体谈谈这一问题。
----------------------------《大国重建》续14--------------------------------
4、评价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邓小平认识到了社会主义需要向其本质回归，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成问题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解决现在我们遇到的社会问题。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实际是社会主义的原始观点，就是要解决劳动人民的贫困问题，解决社会的不公，而对公有制没有提及！公有还是私有都是手段，为了人民的“富裕”服务的手段，的确不必提及，在这里小平无疑抓到了问题的关键。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他理论的其他部分与之均有密切的关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当时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生产落后，且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人民陷于可怕的贫困状态；长期的思想控制导致人们思维僵化，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政治领域个人迷信盛行，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对外实际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与很多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如此等等，表明国家已经处于危机状态，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针对这种局面，邓小平首先提出“解放思想”的观点，实际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在当时，如果人们的思想观念不转变一切都无从谈，所以邓小平理论的第一条可以说是邓最伟大的贡献，是其精华所在；随后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一关键中的关键环节强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当时虽说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关键的还是经济落后，只有经济发展了一切才有解决的可能，否则，都是空想！
随后，邓小平又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这一点是理论的创新，它最大的革命意义是开始把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分开来看，这对人们摆脱公有制观念的束缚是有积极作用的，对当时的社会起了解放作用，这是公认的。
虽然，我们不难理解邓小平的这一提法是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但这一观点的科学性还是值得商榷！因为，对任何社会来说发展生产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国家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这会严重威胁到国民对统治者的认同，从而动摇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任何社会的本质都是发展生产力呢？显然不能！这在论论上说不通。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应过分局限于生产力层面，更重要的是生产关系的质的不同，特别是产品如何分配问题，是公平分配，还是一些人多拿，一些人少拿，从而出现剥削与被剥削等不合理的现象？！过分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而一味的以对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评价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片面的，如果分配的公平问题不解决，最终也会反馈到生产力层面，也会严重压抑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最后抑制生产力的发展！这一问题在80-90年代由于迫切的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需要，人们无暇顾及，所以表现还不明显，但现在我们不得不重视起来了，因为长期这么做的副作用已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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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虽然邓小平判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显然他更偏重发展生产力，对如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重视不够，简单的依靠“先富帮后富”的富人自觉恐怕不行，现在两极分化的严重性已经严重挑战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性问题，生产力虽然在快速发展，而广大人民并不能从中分享到好处，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味强调发展生产力，甚至“不问姓社姓资”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大胆采纳，这样做很危险啊！不重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别忘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也不是没有可能，在人类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
所以，现在是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上来的时候了。就目前实际状况而言，虽然彻底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也不现实，但我们必须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整个社会，尤其产品分配等制度基本公正，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之上，我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再分配环节上，利用强大的政府力量对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做强有力的矫正，使社会最终的产品分配比较公平，把建设“公正社会”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结为发展生产力是针对当时国情——迫切发展生产力，解决国家极端贫困的需要而言的，对当时有积极作用，但我们忽视变化的现实继续照搬就难免犯错误了！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今后应该抛弃夸大的、片面的生产力标准而把注意力向“社会公正”方面转移！
总体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在一个生产力极端落后，温饱问题都没解决的情况下，专注于发展生产力，甚至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永远这样下去就难免有失偏颇，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你不是企业经理，除了发展经济以外，你还有更重要的角色需要你扮演，你应该是全社会的管理者、社会各阶层的仲裁者，维护社会的公正是你的主要任务，所以现在政府的角色需要尽快转换，把注意力从重视生产力标准迅速向“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上转移，从而建立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使人民的生活比较幸福。
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说不再大力发展生产力了，生产力快速发展对任何社会来说都很重要，我们应该遵循客观规律促进其发展，历史证明：最懂发展经济的其实是普通国民，政府的主动刺激，多半适得其反或成本太高，如我们原来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国家对经济的人为刺激发展到了极至，结果效果并不好，发展经济的任务应主要由国民去具体操作，作为国家来说，你只要当好社会的管理者和仲裁者就行了，你的工作重点是在社会再分配环节上发挥作用，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使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比较公平，维护人民政治上的平等，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尽最大努力提高全民福利，尤其是要使最底层的人民生活也能得到保障，普通人也能获得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改善自己生活，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使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比生活在同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更幸福，这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维护社会的公正，保障人民经济、政治上的合法权益神圣不可侵犯，建立一个全民幸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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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结合
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是中国的世纪命题，直到现在中国也没解决好，似乎还在儒学的窠臼中打转，那是没有前途的！社会主义应该和中国的真正国情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披上一张“儒学”的皮！
①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小私有经济为基础的
中国近代引进了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但最终只有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生根发芽！这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后来居上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必要，以及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的特性。
在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深入人心，但在中国人心中对私有观念却有天生的抵触心理，私有很大程度上是个贬义词，如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渴望一个平等的社会，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们生活和睦、幸福，所以以公有制和经济、政治地位完全平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能在中国人心中获得共鸣，这实际是中国人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源之一。
但我们不能把我们古代的“大同社会”的理念和社会主义社会完全等同，实际上他们有本质的区别，历史上，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无偿让农民分得地主的土地，从而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护，也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我们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而大受压抑，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我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种变相的“耕者有其田”制度以后，又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人心底对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矛盾心态，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家庭单元为主的小生产者占主流的社会，在小生产者心目中，他们希望社会的公平，他们反对等级悬殊的阶级社会，但对完全的公有制社会，他们是缺乏认识，甚至是本能排斥的，在苏联和中国都实行过农村土地公有，但效果都不好，实际上，广大农民希望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们理想的社会实际是个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平均主义”的社会，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党适时在农村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而不是土地公有，才唤起了农民的革命热情，最后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城市居民的理想大多也是有自己的房子、稳定的工作和有保证的福利等，和农民的小生产者心态是一致的，从这里看中国最大的特色就是“小生产者”为国家主体，我们实行任何制度，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在实际中努力维护而不是损害中国老百姓的这一地位。
中国人骨子里渴望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但他又不认可利用私有财产获取剥削利益，当然更不希望自己被剥削，而是希望利用它，通过自己的劳动，“甘其实，美其服”，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农民对幸福生活的主要定义，我们多少都受这一观念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公平社会建设理念就应该建立在保护小私有财产基础之上，才比较适应中国的实际！我们的各项制度也应该奠基于保护小生产者家庭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才比较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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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家庭是社会主义的立足点
从历史上看，儒学虽然长期被奉为官方哲学，但真正受它约束的是社会上很小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对广大的农民、工人等下层社会的影响有限，从这个角度说儒学算不上是我们整个民族最本真的东西，我们民族的根应该是隐藏在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朴素观念中，我们应该到我们平民百姓的日常价值观中去寻找我们最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毕竟，中国的未来肯定是个平民社会，而不是贵族社会。因此，我觉得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是和儒学融合以后形成儒学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与中国平民的实际需要结合，那中国民到底需要什么呢？
中国人从农村到城市，甚至到国外生活多年，甚至是几代以后，都有较感性的家的观念，父母对孩子都充满无私的爱，孩子对父母的感情比其他种族要浓厚的多！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都该以家庭为社会建设的基本单元，把税收和福利等各项制度应落实在家庭而不是个人基础上，例如：一个家庭有5名成员，1老，两少，夫妻2人工作，夫妻二人按个人收入交税，远不如按5人平均以后交税公平，也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我们的价值观；福利也没有必要按个人，可以根据家庭的收入状况，对收入少的家庭给予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资助，而对收入高的家庭可完全让它自己解决，这样既能调动家庭成员劳动积极性，也有助于家庭团结互助，培养感情，因为，国家不负担你的教育费用，你就感激父母为自己教育付出，在自己工作以后更好的回报父母。在家庭里鼓励培养“父慈子孝”的温情，建立和谐稳定的家，成为社会的避风港，把很多现代社会遇到的社会问题解决在家里，建立在传统家庭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与其他国家最大的区别。
③中国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服务的强势政府
中国人还有两个明显的矛盾心理：
一、中国人虽然对小私有财产极度偏爱，陶醉于拥有一小片属于自己的田地；但同时，又非常向往强大的国家，这种思想在社会的精英之中更是表现极其强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向上思想深入骨髓，无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看起来如此矛盾，但它又是事实！或许是中国人小生产者的地位极其脆弱，所以就渴望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不论什么原因，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其实，从长远来看，我们中国随着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到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多，的确也需要强大的国家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从国内、国际的需要角度看，我们都应该建立强大而具有巨大干预力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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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似乎天生不信任政府，认为政府总是被富人、特权阶层所控制，“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官官相护”等想法普遍存在，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怕见官，不愿打官司，按常理，既然这样，老百姓就该希望建立一个小政府，尽量减少政府对自己生活的“干扰”，其实不然，老百姓最向往的却是一个强势的政府，全能的政府，希望这样的政府为他提供福利、公平的政治和社会保障！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其实，对比一下就很容易找到原因：在有些国家，例如中东阿拉伯国家，国内有部落组织、宗教组织等，它们能代替国家行使一些如教育、医疗、司法等国家职能，相对而言，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比较淡薄，但我们中国不同，没有类似的社会组织分担国家职能，老百姓没有任何的依靠，只有一切靠政府，所以内心渴望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能为自己提供全面的各种服务，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完全的政府为好。
归纳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具体归结到三点：一 维护家庭的稳定，把家庭而不是个人建设成社会的基本细胞；二 建设强势的政府，既能维护小生产者的合法权益，又为全体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三 建设强大的国家，在国际上充分发挥大国的作用。社会主义有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而目前我们最鲜明的“中国特色”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强国，维护全体国民的国内、国际利益，建立一个全民福利的先进国家！
6、小结
总之，从社会主义形成的过程分析，社会主义的内涵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马克思出发点是消除社会的不公，解救工人的苦难生活，而工人苦难的根源在于私有制，资本家依靠对资本的占有，而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要消除工人的苦难只有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但是经过苏联和中国等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人们逐步认识到单纯的公有制并不能消除工人的贫困，而是挫伤了人民劳动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小平同志出发点也是为了广大人民生活幸福，消除贫困等苦难！所以他主张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的解释要结合现实的需要，有时代特征，也要结合国家民族特征，有一定得民族特色!就现实的中国而言，人民最大的苦难是社会的不公平，实现社会的公正是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所以，社会主义也应从这个角度去阐释为好！
概括地说我们坚持的理论就是：一 最高目标是消除剥削，消除压迫，消灭私有制，实现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最高纲领，在现实中，我们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向它靠近；二 现实的目标就是建立公正的福利社会。宜公则共，宜私则私，大力发展生产力；三 建立强大的国家，用法律手段保护广大人民教育、医疗、养老、全面发展的机会，建立全民福利的社会，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实现人民生活比较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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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权、党权和责任政府
1、反思中国传统政治弊端
关于中国未来政治的具体发展途径尽管存在分歧，但无论道路如何曲折，其最终的发展方向必然是走向民主社会，对此，几乎没有任何人或团体敢提出异议，即使是内心存有独裁野心的个人或社团也不得不违心附和民主潮流，因为民主的潮流不仅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更是广大民众的心声，违背这一潮流将把自己置于与人民对立的境地，使自己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发生动摇！
从理论上说，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民权高于一切已经获得个人和任何政治团体或真心或违心的表面承认，但人民真正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从而真正掌握国家权力是不容易的，对中国人民而言，民主、民权似乎更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原因何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可以说具有先天的不足，中国历来是个“家天下”的社会，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总是想把整个国家看作自己的私产，不准任何人染指其实质性的统治权，对广大老百姓采取残暴的愚民政策，对人民的任何反抗，都视为大逆不道，给予坚决的镇压，当人民的势力大到推翻王朝的时候，很多皇帝宁愿死也不愿与人分享权力，似乎他们头脑中从来没有妥协的概念，也不理解合作的意义，生做寡人，死也要做个寡人，他们身上似乎最能体现中国人最保守、最顽固的某种劣根性的东西。
同时，广大人民似乎也和皇帝一样的不宽容，当他们处于弱势，总是祈求出现“好皇帝”怜悯自己，解救自己的苦难，不敢对皇帝稍有反抗；但当自己真的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奋起反抗皇帝的残暴的时候，组织起义的农民领袖，初起之时一般也和普通农民一样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但随着自己力量的壮大，壮大到可以动摇皇权的时候，他又总是想：“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坚决不肯错过机会，不会与旧皇帝妥协，共同分享任何权力，而是选择自己做皇帝，和他一起的农民又回到从前状态，如此，周而复始，农民的地位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领袖固然背叛了农民集体的利益，但其他人似乎只要有掌握权力的机会，和他的选择没有两样，农民并不会适当节制自己的欲望，所以农民起义只是成就少数人的野心，而作为一个阶级没有质的改变；处于皇帝和人民之间的在西方可制约皇权的官僚贵族阶层在中国平时总是企图通过对皇帝个人的效忠，从而得到皇帝的欢心，达到“攀龙附凤”分一杯羹的目的，充当皇帝压迫农民的鹰犬；一旦自己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而皇帝软弱就企图踢开皇帝自己做皇帝！西方的官僚贵族在政治中地位远比他们在东方的同类高得多，在西方，贵族通过贵族会议，很大程度上拥有废立皇帝的权力，皇帝、国王对他们的利益和意见也是很尊重的！而东方的贵族官僚似乎总是想通过个人对皇帝献媚取宠，打击削弱他们的同类以达到个人目的，没有集体合作的意识！个别人通过此途径确实可能暂时得宠，从而获得极多的物质利益和极高的权位！但皇帝也通过这种形式拉拢一批人，打击另一批人，从而利用官僚贵族集团的分裂，最终掌握绝对权力，使贵族，即使是得宠的贵族也事实上成为皇帝的高级奴仆，皇帝可以随时剥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多少位至宰辅的权臣，皇帝一翻脸立刻就家破人亡！中国官僚贵族的贪婪和“自作聪明”实际只成就了皇帝的独裁，而事实上把自己这个阶层推到了奴仆的地位，如果，他们知道节制，不去追求过分的地位，而是集体维护自己当前的政治、经济地位，也许能获得和西方贵族一样的地位！
总之，中国社会似乎从古到今、从上到下天然就缺少妥协精神和节制行为，而民主社会首先需要的就是妥协和节制，所以，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注定是艰难曲折的。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先不要好高骛远，首先应培养妥协和节制精神，实际上，妥协和节制对皇帝、官僚、人民都是有好处的，是维护他们最大利益的最佳途径，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我对中国的民主前途是有信心的，否则，中国民主之路还很漫长。
----------------------------《大国重建》续20--------------------------------
从历史的经验看：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而言，不断的起义，结果也就是成就个别人的野心，而农民付出惨重的代价，实质上，农民不可能通过反抗而人人成为皇帝，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根本途径是维护农民的小生产者地位，减少地主、官僚、皇帝等势力对自己利益的过度侵犯，他们似乎更应该追求诸如：逐步减轻地租，逐步扩大自己拥有的土地面积，减轻过度的徭役和兵役等负担，并将自己获得的权利逐步用法律形式给予保障，这样远比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来得更实惠和长远！
贵族官僚也要适当节制自己的野心和“聪明”，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作为主要的维护对象，而要依靠集体的力量而不是靠皇帝的恩典，通过与皇权的斗争，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自己的特权，使自己的利益有可靠的保证，这似乎才是维护自己长远利益的根本途径。
中国的皇帝比西方的皇帝和国王权力大得多，政治地位也高得多，物质财富也多得多，但中国王朝的寿命似乎短得多，与西方动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王室贵族统治家族相比，中国统治王朝短的微不足道！中国皇帝似乎缺少一种正常的心态，一旦获得权力就忘乎所以，肆意享乐，恨不得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渴望“乾纲独统”，做个专制的狂人，但这样显然把自己置于众矢之的的位置，显然难以长久，只好依靠绝对的暴力维护，维护住了，自己王朝就存在，否则，就灭亡！为了一时的快感，而使自己处于短命状态不是得不偿失的吗？如果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贵族、人民通过协商妥协，也许能长久的得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反思中国的封建社会，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各阶层都缺乏节制，如果能各自节制自己的过分欲望，通过和平协商认识到自己的最大利益，农民的小生产者的地位得到保护，能获得小块土地，即使租地地租也要降到一个双方能够认为比较合理的程度，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也要公允！这样农民的生活就比较有保障，对贵族和国王的统治才能容忍；贵族要通过和国王的博弈，依靠集体的力量，组织贵族会议，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限制王权；国王也有节制自己的贪欲，如果认识到个人贪欲的肆虐，只会激起人民和贵族的反抗，最终伤害自己的长远利益，而适当节制，可以常保富贵和最高地位，节制将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有效保证啊!农民、贵族、国王通过理性的博弈，认识到节制可以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然后通过“契约”，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许会使整个社会稳定而比较公正，避免社会大动荡给三方带来的痛苦，不是最好矛盾解决方式吗？
任何一个集团对权力的滥用获得的只是一时的快感，失去的将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我们在建设民主社会的时候，首先要反思这些！民主说穿了就是在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博弈和节制自己的过分欲望，从而达成妥协！自己好也让别人好而已。
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统治，有很多东西影响至今，所以，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的封建社会，但现代社会和传统的封建社会还是有了很大区别，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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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权至上未必可取
现代社会在人民、政府之外存在政党、社团、各种利益集团等中间阶层，我们做个不恰当的类比，他们大概相当于封建社会的贵族，政府由于掌握政治权力相当于皇帝，人民还是老百姓，没什么变化！三者通过博弈，在理性的衡量自己最大利益的基础上，达成维护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妥协是形成民主社会的根本途径！
对于人民，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照现在世界上民权顶发达的国家讲，人民在政治上是占甚么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权呢？就最近一百多年来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种选举和被选举权。”其实，人民只拥有选举权就够了，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等于给予统治集团【主要是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如果，统治者不称职，人民还是通过选举权剥夺他们的统治权；孙中山认为人民除了选举权和罢免权以外，还享有其他权力——“国家除了官吏之外，还有甚么重要东西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种法律，以为是很有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决定出来，交到政府去执行，关于这种权，叫做创制权，……。若是大家看到了从前的旧法律，以为是很不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后，便要政府执行修改的法律，废止从前的旧法律，关于这种权，叫做复决权，这就是第四个民权。”这是多余的！
人民由于知识和精力的有限，他们不得不为生活操劳，实际上由人民自己创制和修改法律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孙中山后期也认识到了，后来他主张提高党权弥补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人民就是要严肃的掌握自己的选举权，审慎的运用就有可能迫使其他集团不敢小视人民的威力，从而保障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
政府由于掌握了行政权，最容易形成独裁，所以必须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理论上讲，人民直接监督，效果最好，因为政府的独裁，人民可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最反对之，但人民直接监督政府的情形只有在小国如瑞士等地方可以实现，瑞士国家很小，人口少，又实行联邦制，每个邦人口更少，少的只有几千人，这样，政府官员几乎完全处在国民的直接监督之下，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很难逃过人民的眼睛，人民可以随时撤换官员，较好的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我们现在在基层实行的民主制度与此类似！但在大国或一国较大的范围内，这种直接的民主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实行代议制，在代议制下，选民数量很多，甚至几十万，上百万才选举一名议员，选民数量和议员数量之比越悬殊，则人民对议员监督越困难，议员越有自由发挥的机会！人民的民权越容易被剥夺，一旦个人或集团控制了议员就可能形成独裁，或者侵害民意！人民和议员之间容易出现真空，从而导致民权受损，补救的措施是在他们之间寻找连接的力量，在有些国家，有各种强大的利益集团存在，他们处于中间，可以发挥一定的对议员的监督作用，因为任何政府的错误行为可能侵害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利益集团足够强大，它的抗议声足够大的话，必然能有效校正政府的行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将最终维护较公平的局面，当然这也容易导致议员代表利益集团利益而背叛选民利益，只给一个民主的假象，美国的民主类似这种情况！不管怎么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政党、社团、各种利益集团等中间阶层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没有他们政府直接面对一盘散沙的人民，想不独裁都很难。
如果没有利益集团的中间制约，人民可能享有选举权，但选举出来政府，自己又没能力监督之，使之事实上处于自由状态，很可能形成类似台湾或拉美国家的状态，每届政府不上台则已，一上台就贪污腐化起来，人民表面上享有选举权，实际并不能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在这里，人民需要适当节制，将监督权让渡给利益集团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实际上，美国政治的本质就是依靠利益集团之间的牵制才维护了“民主”政体。
客观地说，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现阶段就是“党”，如果能利用党组织制约政府将是较好的政治改革模式！下文分析。
--------构建中国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
作者： 犬儒XY
提纲：
序言
第一章 理论篇
第二章 党务篇
第三章 政治治理篇
第四章 外交篇【精华部分，20万字】
第五章 经济篇
第六章 军事篇
第七章 文化篇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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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文名为《大国重建》，主要内容是探索中国大国建设的国内、国际战略问题，库普乾曾说过“大国需要一个理念的世界地图以及与此相关的大战略，旨在维持其国际目标和可用手段之间的平衡”，诚然，大国必须有一幅清晰的、自己设想的能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理想”世界政治格局图，它是本国外交行动的指南，大国要清楚自己在其中扮演的和将要扮演的角色，然后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对内、对外战略，采取相应的手段，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自己各方面的利益；如果对国际政治形势判断有误、国际战略模糊不清、不能为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而有效运用自己拥有的各种手段，国家外交处于跟着感觉走，或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状态，自己的国家利益必然受损！这种观点是针对美国来说的，但同样也适用于我们中国。
一般来说，中国总是不断强调“未来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是其中重要的一极”，这可以看作是我们现在理想中的“世界政治地图”——即我们对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构想！在目前中国国力有限，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即使有所削弱，也一时难以完全撼动的情况下，推动构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让“多极”分担中国面临的压力【对此，本人深表怀疑，只是姑且人云亦云吧！】，显然是符合中国逐步强大的需要，也是能够在现阶段最大限度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对国际政治现状认识不清和对其发展趋势存在过于乐观的倾向，想得多做得少，不积极主动地推动“多极化”的实现和缺乏实现自己“多极世界中一极”目标的有效手段，甚至没有形成实现自己“一极”目标和建设自己“有效手段”的明确计划，而是事实上抱着“等待”多极降临的态度，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消极很可能会使我们的期望落空！
显然，多极化的世界肯定不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中国也不会轻易成为“世界一极”，我们越是消极，越会使旧的国际政治秩序得以长期保存，我们就会在一个损害自己利益的国际政治格局中遭受更多的折磨！如果我们清醒一点，就应该能认识到我们只有奋起抗争，才能打破枷锁，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在这样的基本判断基础上，我们在采取行动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制定实现自己世界“一极”目标的务实外交大战略！在它的指导下看清当今国际政治的本来面目，然后采取正确行动！由于中国有特殊的国情，谈外交大战略，必须要有国内改革的配合，否则，国内的掣肘会使一切宏伟的外交构想陷于空谈，这是本文写作的出发点。
本文强调的“大国重建”观点实际包含两层含义：“大国”理念和“重建”大国的理念。说到大国理念，似乎我们中国人天生就有，几千年来，我们就是东亚地区当然的“大”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基础最雄厚，文化最发达，且持续发展至今，我们已经习惯了周围民族、国家“应该”对我们景仰，“泱泱大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使我们在历史上遭到暂时挫折之时，例如在1840-1949那段屈辱的岁月，我们也从未放弃过大国的追求，没人认为当时中国的地位是正常的！不论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还是随后的所谓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在这一点上都是高度认同的，它们改革或革命的主要目标都是重振中国的大国雄风。所以，我们在确定国家的发展战略的时候，首先就要定位在大国层面上，这里的大国指的是“地区、甚至是世界关系的制衡国，能有效地在地区和世界上推行我们自己的意志，从而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国家！”，大国就是世界上实力强、影响大，能维持国际秩序的国家！不能用面积大、人口多，甚至是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等指标来衡量。
我们要做世界大国，就不应为逃避世界上现存的既得利益的霸权国的所谓“遏制”和消除尤其周边国家担心的所谓“中国威胁”而刻意回避我们的大国理想，甚至因此而有意识地主动节制自己军事力量的发展，压抑自己的欲望，这是不足取的，甚至是愚蠢的！
很显然，现在不论我们如何回避、多么聪明的掩饰、多么高明的“韬光养晦”、多么信誓旦旦的说“中国永远不称霸，即使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都没用，这一切没人相信！正如米尔斯海默在其《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文版序言中所说：“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么中国便别无选择”——的确，除了做一个象模象样的大国以外，“中国别无选择”！
中国只要保持发展，国际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就必然会冲击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损害现在霸权国的利益，在霸权国眼中，发展就是我们的“原罪”，我们会因此而停止发展吗，我们有机会逃避它的“遏制”吗？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实际上是一场零和游戏，我们真的别无选择，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不得不作一个在很多人眼中是具有威胁意义的大国和现有国际政治格局的破坏者！鉴于此，我们索性就光明正大的确立大国——“在国际关系中能起制衡作用的大国”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本文决不回避这一点。
对于所谓霸权国的“遏制”，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是必然的，即使我们是当今的霸权国，对新生的强权势力，我们也会这么做的。所以，直面它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那是我们前进途中必须跨越的坎！与其在逃避它的“遏制”上无谓的浪费精力，还不如在想办法克制它上多动动脑子！别太高估“韬光养晦”政策的价值，这种政策推行的前提是别人没有察觉你的真实意图，就象当年夫差对勾践的低估和斯大林对希特勒的误判一样！但当别人对你的所作所为一目了然的时候，你还自作聪明的以为迷惑了对方，那不是掩耳盗铃吗？你在国际上说软话、做软事，霸权国就会放松对你的“遏制”吗？这纯粹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霸权国遏制我们的原因是中国的不断发展、不断强大，只要你发展它就有遏制你的必要，和你装出一副甘为人下的谦恭态度没关系，在这些事情上浪费精力是没任何价值的！
对周边很多小国来说，例如越南，中国的人口、面积、资源等综合国力的基本成分都是它的几十倍，中国即使不发展，只要不分裂，对越南来说就必然是它的威胁，我们有办法改变越南或其他周边小国与中国之间这种天然的巨量差距吗？改变不了你就消除不了它们的危机感，我们就只能在事实上充当“威胁”它的角色！所以，对所谓“中国威胁”，我更愿意采取俾斯麦对波兰的态度“就个人而言，我对波兰的命运非常同情，但为了德意志的利益，我们必须将波兰人的梦想（“独立建国”）打碎”，我们承认“中国威胁”是客观存在的，对所谓受到“威胁”的相关国家深表同情！但我们中国人自己没有义务去替他们想办法，中国就是大国，这是天定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因为我们的面积、人口、文化传统等大国因素都摆在那里，你认为它是对你的威胁，你有权想任何办法去应对，但我们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减少一枚导弹的生产，我们只关心我们的国家利益，将做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一切事情！这是本文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
--------------<大国重建>续1----------------
大国虽然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但事实上我们对大国的认识是模糊的、不全面的，对实现大国的途径更是一片茫然，甚至相当多的人竟天真的以为中国经济会永远持续下去，然后就和平的、一路坦途的走向大国，而其他霸权国家会在这一过程中自动给我们腾出国际空间，这就是现在颇为流行的“和平崛起论”！要真是这样的话，与血拼300年才建成的大英帝国、几代精英苦心经营而成的美帝国和亿万人血泪交织、最后崩溃的得意志帝国、日本帝国相比，中国无疑将是有史以来最幸运的大国！我们希望如此，但不能把幻想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根本方针吧！？世界的确在变，但大国博弈的实质未变！大国竞争的实质是国家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外交力量、文化力量等的综合国力的对决，胜者为王！我们的大国理念不应是个抽象的概念，甚至是“泱泱大国”的模糊心态，而应该由有明确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现实战略——外交大战略、经济长远规划、高效的政治体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影响巨大的文化力量构成，制定一个由上述部分构成的大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的长期指导方针是非常必要的，历史上我们之所以走了太多的弯路，和缺乏这样的大战略有关！对此，我们不妨通过对历史上各种势力对国家大国建设的探索史做简单的回顾就能一目了然：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中对现代西方稍有认识的所谓洋务派人士通过自己对西方少数几种事物的感性认知，就武断地认为当时清政府落后于西方的根源仅是缺少“坚船利炮”，购买和自己制造这些东西政府就能度过危机，所以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主张，他们基本没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作为这种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本能的对之有所偏爱，也不愿对之有所变革！随着北洋舰队的覆灭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他们终于为他们的保守让中国和他们自己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
接下来的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尽管对社会需要变革的程度认识不一，但都认识到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重要性！清政府自己推行了“新政”、革命派建立了共和国，国家表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国家地位、社会基本面貌并没有根本改观，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各派都对中国社会需要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认识不足，他们的改革主张多半局限在政治领领域，而对经济等方面的深入改革认识不足、做的相应工作有限！国民党在这一点上和他们没多大区别，所以，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结果也差不多！
接下来共产党接过历史的重任，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就是要彻底打破中国旧的一切条条框框，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不可否认，早期的共产党对中国传统的一切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对大国的顺利转型有相当的副作用，但当时中国积弊实在太深，的确需要这样一场疾风暴雨！共产党前辈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认识到改变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只有从基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才能推动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那个时代大部分人都相信“中国从此站起来了”，一洗百年耻辱，历史的磨难都已成过去，今后的路将是康庄大道，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但半个多世纪以后，可以肯定我们仍然在路上，往后的路还很长、很艰难！
客观地说，以上各派的主张和努力都在当时对社会的发展中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他们都对中国社会转型的难度认识不够、对中国发展的艰辛程度认识不足和对所谓的“崛起”认识过于乐观！实际上，从1840年以后，中国面临的是“2000年”未有的大变革时代，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在中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善”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官方意识形态压制了其他思想学说的传播和影响，成为唯一的正统得到了社会的认同，统一了思想；靠“三纲五常”维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至少在士大夫当中是深入人心，轻易不敢越纲常半步；儒法结合、霸王道杂之的政治统治学说和高效的三省六部制为代表的政治机构完美结合，皇帝诏令能深入基层，行政干预效率非同时代任何国家可比；地方官僚机构与宗法制度密切配合，稳固的对皇权和“传统”进行维护。这一体制“完善”到看不到任何需要改革的必要和改变的可能！朝代可以更替，外族可以入侵，甚至可以建立外族中央政权，但无一例外最终都是这一体制的胜利，可见它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近代这一体制虽然不可避免的面临崩溃的命运，但谁又能无视它或隐或现的在随后历代政权中的影子？可见彻底根除此项体制的政治改革难度有多大！？
实际上还不仅如此，中华文明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相对孤立的东亚，受其他文明影响很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国民由于见不到其他的文明，而对自己的处境感不到任何不适应和改革它的必要性，从而对之本能的认同导致整个社会的保守倾向，成为社会变革的最大惰性！中国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越走越远，越是这样，一旦打开大门，走向世界，与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同一个竞技场上竞争时，要想获胜，那它需要变革的东西就越多！可以说，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与西方对比，立刻彰现出它的落后性，中国从那时起面临的就是它从诞生后几千年遇到的第一次真正的挑战，不进行全面的、深刻的变革，仅凭有限的修补根本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历史上，我们多次觉得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发展之路，但最后却都是空喜一场，根源莫不在此！要摆脱这个怪圈，我们就有必要确立一个对国家有较长时期的指导意义的全面改革纲领，用它指导我们的行动，或许才能改变中国改革和革命一再失败的命运！本人就是要自不量力地在这方面做一次浅显的尝试！
---------------《大国重建》续2-------------------
要筹划改革的纲领必须明确认识到我们的什么该改革，如何改革，改革到什么程度最佳！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的改革必然要在吸收外来文化和保存我们的国粹的博弈中展开，你想保存国粹肯定会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洗礼；你想全盘西化，国粹你也很难绕开！所以对二者历史上的博弈做个考察或许能得到有益的启示。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活动，一次是汉朝末年，佛教大规模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的消化吸收，佛教文化最终完全被中国传统文化吸收，随宋代新儒学----理学的兴起而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影响：两汉儒学虽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政权力量保护下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就理论层面而言保留着太多“天人感应”和白虎通类型的谶纬迷信学说，很难经得起推敲，是否被人们从内心认同很难说！但吸收了佛教哲学的理学就完美的多，使儒家基本观点借助类似佛教的说理而得以深入人心，尤其在知识分子中间确立不可动摇的位置，宋以后，理学得以一统天下和此不无关系。
另一次就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的影响注定要超越前一次，不难看出，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基础未变，变的只是上层建筑、文化形态而已，但这次，中国的小农经济必将被工业生产代替，以农业文明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必将被以工业为基础的城市文明代替，经济基础的改变使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不得不被重新审视，中国的一切似乎都要经历一次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我们的古代文明曾经多么辉煌，我们多么对之珍视和恋恋不舍，都无法阻挡历史洪流的滚滚向前，我们必须主动适应这种需要才能少走弯路！我们应该在社会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对全社会的一切做一次理性的反思，然后寻找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最佳方法，这就是本文“重建”观点的本意！
当然，我是反对‘全盘西化’主张的，传统的确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不管你喜欢也罢，痛恨也罢，它就象我们的黄皮肤一样，不是靠化装品就能改变的！我甚至对很多人主张的对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主张也有点怀疑，主张完全正确，但有些所谓的糟粕似乎是我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烙印，很难轻易去掉，对这些我更愿意用务实的态度对待！
反对“全盘西化”还应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历次盲目引进任何外国的东西都难免遇到水土不服的现象！君主立宪制度是这样，早期的共产党“左倾”不也一样？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迷信任何东西，不管它是来自西方还是来自我们几千年的传统；同时，也决不排斥任何东西，也不论它来自何方！都通过实践去检验，然后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需要取舍，只要是实践证明对建设我们的世界大国有价值就是合理的，我们要保持传统，但一定是出于现实需要的！例如，我们宣传“孝”的观念，因为它确实对融洽我们的家庭关系有重要作用，所以必须提倡！并不是由于它是我们的传统才要坚持的；对传统文化中的与现实不符合的，不管历史上它是多么完善，多么让外国人倾倒，我们都不得不抛弃！本书不探讨整个社会的重建，而主要是以外交重建为核心，同时也简要分析对外交有很大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问题的重建，从而把我们的大国战略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再者，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国重建理论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如果不是刻意粉饰，我们不得不承认多年以来在外交领域我们屡屡受挫、受骗，甚至唾液自干的受辱，难道不该根本反省自己的外交判断和调整我们的外交政策吗？我们对对手、盟国、伙伴的判断是否正确，如果把对手误当成伙伴，我们主动的亲近可能真的是“与虎谋皮”，不重演“狼和小羊”的悲剧才怪呢？我们是否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外交大战略，没有大战略，靠什么指导我们成为世界大国？我们的军事战略有没有问题？购买、研制先进武器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吗？难道仅仅是为了“威慑”，给自己壮胆？别忘了购买了号称亚洲最强大的舰队的清政府，怎么会有甲午战争的惨败？
弄不清谁是我们的国家敌人，威胁来自何方，国家战略的模糊不清会害苦国家！——威胁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是我们看不清！一旦当挑战再次来临之时，我们是否能坦然应对，还是象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后的手忙脚乱？军事战略模糊和对用军事手段维护大国利益的认识不足，你靠什么最终维护你的大国地位？
我们的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能一枝独秀？经济增长速度决不能代替全国的合理经济规划，所谓GDP的速度只是暂时的沾沾自喜，“拉美奇迹”当年看起来速度、业绩并不比我们30年来的成绩差，但结局如何？还不值得我们提高警惕吗？！
政治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进行廉政建设口号震天，但我们究竟做了多少？做的少或许并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我们找到实现改革政治体制的道路了吗？
上述问题不解决，中国怎么“崛起”？现在我们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对此不能视而不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远虑就是要有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可见，构建一个宏伟的、有明确实现途径和可操作的国家大战略，并用之指导我们的国家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本书的内容归纳起来共七个部分：理论篇、党务篇、政治治理篇、外交篇、经济篇、军事篇和文化篇。外交篇是核心，是大国战略的总纲，政治改革应该是外交建设的前提，前三篇均是探讨这一问题；后三篇可以看作是探讨实施大国外交的基本保证力量部分，靠经济力量、军事力量、文化力量作为实现自己的大国战略的手段，否则，外交设想就是空想！七个部分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中国“大国重建”的战略蓝图！
本人深受米尔斯海默、布热津斯基、库布乾等人的影响，所以始终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希望能理性地分析问题，从而能透过现实的迷雾、探询中国长远发展规划！当然，本人才学有限，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恐难胜任，问题、错误在所难免，本人愿诚恳地接受各方面朋友的批评指教，共同进步！
------------《大国重建》续3-------------
第一章 理论篇
任何国家的外交大战略都有赖于本国政府的精明政治家的具体操作，否则，再宏伟的战略计划由昏庸官僚去实施也很难有成效，就像清政府，在不足百年时间里，割地数百万平方公里、赔款数亿两白银【不算利息】，其中固然有国家实力不足的原因，但实际上，也有很多是可以通过外交手段避免的，只是由于政府体制落后和官僚愚蠢、信息闭塞，从而导致认不清国际形势，不断上当受骗所致！甚至可以说，清政府当年的悲惨遭遇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更可悲的是，后世政府不知吸取教训，一再复制清政府的错误，每想到这些，总令人痛惜不已！因此，在制定外交大战略之前必须考虑国家政治改革问题！
就中国现状而言，政府的效率低下一直是个令人痛心疾首的大问题，提高行政效率的口号已经喊了多年，各种改革尝试不计其数，但就是不见实质性的转变。由于其中涉及很多敏感的问题，很多人在谈论外交战略时故意避开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外交之所以出过不少昏招，原因虽然很多，但跟政府效率低下、官员素质不高，尤其决策机制不科学有相当的关系！要谈外交，政治改革问题无法绕开，离开政治改革谈外交是地道的空谈，政治改革是外交变革的前提！所以在分析外交变革之前我们得先谈谈政治改革问题。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无疑处于政治的核心地位，因此，我们所谓的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党的改革问题，只有党的工作效率提高了，才可能有政府效率的提高，党的改革主要包括理论改革和组织改革两方面，相比较而言，理论改革是第一性的，因为党的理论一旦出现偏差，极有可能把党引入歧途，我党历史上出现的王明“左倾”和“文化大革命”几乎把整个党和国家推到生死存亡的境地，其根源还是理论出了偏差，类似的教训还有很多；就现实需要而言，目前党最需要的也是理论创新问题，党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巩固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性！全党应该敏锐地意识到理论是党的灵魂，如果没有科学理论，只有行政权力是不能长久保证党的合法地位的，对此要慎之又慎！所以，必须明确理论改革是党的改革的前提！这就是本书先探讨理论问题，然后再探讨党的组织改革的缘由。
目前党的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么过于高远，严重脱离现实，信仰表面化、形式化、功利化，其作用实际为零；要么过于浅白，不具有前瞻性，缺乏对现实的指导意义，都不足法！本文所倡导的理论概括地说就是“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它由新民族主义、新社会主义、民权和党权并重等观点组成，也包括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改革的具体目标，以便使这一理论既具有指导意义，也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大国重建》续4------------
一 科学理论的构成
谈到理论，我们有必要先弄明白什么样的理论才算是科学理论!?一般来说，它应该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能做到理想与现实兼顾，才可能既具有指导意义，又具有可操作性，偏重于任何一方面的理论都是不能长久的。
科学理论应该有理想主义的部分，崇高的理想、美好的蓝图能唤起人们的行动热情，激励人们为理想而战，为自认为崇高的事业献身，从而促使人们在现实中克服一切困难，把艰难的革命和改革大业进行到底，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不管现在人们看法如何，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始终是当年激励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断艰苦奋斗的不竭动力，是他们在现实中坚持不断革命和改革的支撑力量；其他理论，不论正确与否，凡是有相当影响的理论多半也有类似的成分，例如：宗教的天国、极乐世界的构想，是促使其信徒在现实世界中对所遭受的苦难泰然处之的心理支撑，一旦没有这些，宗教的推行是不可想象的！可见成熟理论中应当有理想主义部分对人们起到引领、激励作用！
但理论中的“理想主义部分”的作用也仅限于此，很多东西若只是作为美好的理想存在，那它对实践是有积极促进作用；一旦企图把理想完全搬到现实的实践中，理想很可能在现世中“玉碎”，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一再重演----58年“大跃进”，企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行动，教训可谓惨痛！类似的例子在中外历史上也不罕见，所有企图在现世中建造“天国”的行动无不以悲剧收场！犯这样错误的根源固然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更因为不了解理论中理想主义部分所扮演的真实角色——理想只是引领人们前进的动力，往往不是可以现世获得的东西！
我们应该明白理想往往设计的过于完美，可现实社会的很多惰性是很难超越的，例如，共产主义当然反对私有，但私有的观念或多或少的深藏于人们心底，不是轻易就能消解的，在这种情况下，侈谈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坚决反对私有观念，甚至采取残暴的形式压抑之都是不可取的，压抑只能起一时作用，最终会碰壁。理性的做法是承认现实中某些东西改变的难度，适当降低理想的高度，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扬弃理想中暂时不能实现的部分，但应保留向理想前进的可能，从而形成现实的理论，或者叫理论的“现实主义部分”，用它来指导现实的实践，我们通过实现一个又一个的“现实主义部分”，不断向理想主义的最高层次逼近，理论的指导效果才会发挥到最好！
例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理想，但在现实中，我们首先确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纲领，宣扬“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只有这样的纲领才可能使共产党在现实中获得农民的支持，站稳脚跟，一步步向自己的理想迈进！否则，不切实际的“共产”主张，既唤不起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热情，因为农民更喜欢自己拥有一份小产业，养活自己的老婆孩子，而不愿共有财产；也会吓跑自己可能的同盟者，它们同样关注自己的财产！这时，共产党自己的力量又非常弱小，可能还没采取行动就被各种反对势力消灭了，理想根本没有实现的路径，成为纯粹的空想！必须转变自己的理论，使之与实际契合。
当然，在执行现实主义理论过程中不能迷失方向，要时刻牢记自己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共产党当年“减租减息”是为了团结抗日而不是向地主阶级妥协，为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消灭地主阶级是必须的！对他们的团结具有很大的策略性，否则，必然在现实中迷失方向，使自己的伟大事业归于失败，东欧巨变就是深刻教训！
在东欧改革初期，针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诸多弊端，任何人都知道改革有其必然性。客观地说，改革的发动者最早目的也是妄图通过改革社会、党的弊端使社会主义更健康的发展，出发点是好的，他们也绝对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想要废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他们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受益者，绝对最反对变革当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像目前中国，谁是社会主义的最坚定的维护者，大家心里都清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问题一旦暴露，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很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例如：南斯拉夫联盟为了更好的维护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自身利益而对它们放权，本意是完善联盟，使各个成员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但随后各个加盟共和国得寸进尺，不断为自己的“民族利益”争权，甚至不惜揭开历史上的疮疤，无原则地利用民族、宗教矛盾，导致联盟不断被削弱，联盟中央政府无原则地妥协让步，最后解体。
改革是为了应付现实的需要，解决现实问题，但如果模糊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完全被现实的“需要”牵着改革者的鼻子走，很可能会误入歧途，最终导致改革的初衷与结局完全相背，我们必须警惕这一危险！
--------------《大国重建》续5---------------------
概括地说，理论由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部分构成，其理想主义部分起引领作用，为行动把握方向；现实主义部分是实现理想的可行步骤，二者缺一不可，没有理论的理想主义部分的规范指导，会使人们在实际行动中把握不准前进的方向而出现偏差；只有理想主义部分的理论而没有现实的可操作的实施步骤，必然陷于纯粹的空想。可见，科学的理论应该是二者完美的结合。
这就要求我们的指导理论要有崇高的目标[理论的理想主义部分]，同时，也有现实可操作的具体实施方案[理论的现实主义部分]，后者要依靠前者给指明方向，是为了理想的实现而采取的务实的实施步骤，绝对不能为了应付所谓的“现实需要”而做出无原则的让步，不断妥协，最终误入歧途！
客观地说，中国1949——1978年间的指导理论，对社会主义认识是有偏差的，把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私有制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认识过于直观，对私有制的积极作用和客观存在价值忽视了，完全从自己的信仰出发，企图用理想指导现实，结果碰了壁，值得我们反思；而1978年后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一切都从现实出发，“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缺乏崇高理想指引，一味对现实妥协，各项政策过于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有纠偏的必要，理想与现实迫切需要整合，重新定位！
总之，我们的理想应该是和世界人民一道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当然，其实现的时间和形式，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但对其必然实现性，我们还是不要怀疑！因为这样的社会最符合社会公正和人类的本性。
就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我们需要的指导理论不是抽象的、好高鹜远的、可望难及的理论，也不是简单、泛泛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的口号性宣传，而是理想与现实需要相结合的现实主义理论，它应由具体的可操作的目标组成，主要是如何建立生产力极度发达、经济繁荣、政治制度先进、全体人民能充分享受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在国际上获得尊严等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构成；在逐步实施这些战略过程中，使中华民族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这样的理论能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引导国家和民族的正确发展，本节探讨的所谓理论主要就是这样的理论。
-----------------《大国重建》续6------------------
二 新民族主义的内涵
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国内外分歧很多，本文无意纠缠具体定义的差异，而是从国家实用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因此，我所谓的民族主义就是特指将民族实体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活动的主体，而将其置于至上地位的一种价值观和行动指南，它要求我们在制定国家的对内、对外大政方针时要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重视民族利益，把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我们必须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凌驾于民族之上，但也不提倡狭隘民族主义！
狭隘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中最极端的一种，为表示对自身民族的忠心与认同，不惜以各种手段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要么使用武力对外进行扩张侵略；要么狂妄自大、闭关锁国；要么动不动喜欢游行示威、抵制外国产品，鄙视或者仇视外国人。持这种民族主义的国民一般不是盲目自大，就是极度自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狭隘民族主义实际上对民族的长远发展是有害的，比如：韩国，如果他们坚持正常的民族观，韩国人可能靠自己的勤奋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而获得其他民族的尊重，但他们坚持盲目自大，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伪造历史，卑鄙的剽窃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等非正常的“爱国”形式，主观目的是想唤起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实际恰恰相反，这种错误做法即令有良知的本国人汗颜，又导致很多外国人打心眼里鄙视韩国人，严重损害韩国人的国际形象，这样的民族主义绝对弊大于利！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创造了灿烂古代文明的伟大民族，应该具有宽广的胸襟对待其他民族和国家，宽容是我们的民族本性之一，但宽容不等于无原则地包容，我们不是佛祖，我们不应因自己宽容而容忍其他民族肆意侵害我们的根本利益，那实际是纵容，对自己，对世界，甚至对对方都是不利的！正是英国、法国当年对希特勒的“宽容”，才铸就了二战的苦果，德国不也因此受害吗？所以，我们绝对不应该允许个别小国侵犯我国南海的领土主权等事件不断发生，虽然，获得这些小岛实际物质利益或许不大，但让小国的卑鄙阴谋得逞的话，会给别人一个软弱可欺的形象，对塑造大国形象非常不利！在这里不要讲什么“共同开发”、“从大局出发”等似是而非的话，我们要态度明确，是非分明——是你的，我们要完整的给你，一寸土地都不想侵占；不是你的，一寸也不放弃！这才是大国应有的气度。
大国应该有坚强的意志，要有为民族的利益不惜与任何大国一战的心理准备，绝对不能因为害怕战争的巨大损失，而在国际争端中总以我们的妥协退让成就别人的卑鄙野心，这会严重损害民族的物质利益和国际威望，挫伤国民的民族自信心！不要总是借口中国经济落后作为自己软弱的遮羞布，富裕大国，如果缺乏坚强的意志也很难在世界上成为伟大的国家，这样的例子少吗？！更不要总是叫嚷自己军事实力薄弱，你既然知道薄弱，为什么不加强？
我们坚持的民族主义首先就是“强势”的民族主义，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国家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我们坚持不卑不亢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尊重别人，也要别人给予尊重，对不尊重我们的国家要敢于坚决打击，才能树立我们的强势民族主义，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我们不惧战争，即使是世界大战，战争的巨大损失是双向的，别人不怕，我们怕什么？怕，只能表明我们的政治家意志薄弱；怕，很可能会使自己不断被别人讹诈！
--------------《大国重建》续7----------------------
世界上不存在最优秀的民族，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机遇和挑战，所以，我们在继承优秀的民族遗产的基础上，要想尽办法弥补自己民族的缺陷，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才是民族振兴的正确道路！我们的民族主义应是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是面向未来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消极的保护“自己的优秀遗产”的民族主义，这是它的另一重要特征。
历史一再证明：任何陶醉于自己民族的辉煌过去和迷恋自己民族的文化特性，而拒绝借鉴其他民族的长处，不思进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最终将受到历史的严惩！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由于创造了独特而辉煌的优秀民族文化，它有陶醉的资本；另外，长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儒学对过去“先王业绩”的推崇，使中华民族也有保守的动机！所以，明清以后中华民族走向全面的保守有其历史必然性，而这一错误令中国人民备尝艰辛，教训深刻！
1840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对中华民族来说是挑战，同时也是机遇，如果当时，中国人能正视自己民族的缺陷，痛下决心，改革内外政策，也许中国会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迅速崛起，免受百年屈辱；可惜的是当时的人们抱残守缺，坚持保守的“中体西用”理念，不愿对自己的缺陷做根本的改良，误把糟粕当国粹，一再错失良机，非常令人痛心!
现在我们反思当时的洋务运动，从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对内、对外都存在根本的缺陷：对外，以李鸿章为首的主要外交决策者，一味的立足于“自保”，这当然是力量不足的表现，但的确也没有认清当时的国际大形势，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当中，保全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主动出击，搞进攻型的民族主义，击垮自己的民族敌人，消极“自保”，类似于羊和狼的短暂相互对峙，狼迟早会想出对你下口的办法，要想不被吃掉，除非羊变成狼；对内，由于长期的阶级统治使国家上下隔阂、猜忌很深，缺乏信任，不能形成团结的集体民族意识，本应消除所谓的“封建纲常”，扫荡守旧势力，达到上下互信，同舟共济！而洋务运动的领导显然抱残守缺，使中华民族不能形成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现在看来，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多少仍然存在，改变这两方面的缺陷仍然是目前我们形成正确民族观的一大任务！
所以，面对越来越国际化的世界，我们的民族观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本文所谓的民族主义主要由内外两方面构成，简单的概括就是：对外坚持进攻型的民族主义，在全世界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利益；对内坚持改革，用公正的法律调整上下关系，消除隔阂，扫荡现阶段颇为猖獗的儒学色彩浓厚的调和理论，不集中精力解决社会的不公、人民的不满，倒是拼命宣传“和谐理论”，没有社会的公正作基础，绝对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即使孔子再世，他也做不到！当然，我们所谓的“社会公正”不是过去的“大锅饭”。你付出多，就该获得多；有才者，就该居高位，这不会使任何人有怨言，这是公正，平均分配、轮流坐庄反而是不公正！我们现在反对的是付出少，获得多；庸才靠特权获取高位等不公平的现象，这些使民怨沸腾的东西，理应消除之，使“得者不引起民怨，失者心服口服”，上下取得信任，才能形成全民一体的民族观，改变中华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过度内耗局面，增强民族的战斗力。
--------------------《大国重建》续8---------------------
第三，我们的民族主义实际是世界性的，应该超越国界，这与民族主义似乎矛盾，但这也是不得不的事情！中华民族生存的国土只有960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2/3以上的山地和高原，这里面有面积广大的沙漠、戈壁、高寒地带等难以利用的土地，真正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少之又少，主要就是三大平原加上有限的谷地、盆地、部分低山丘陵等，总共也不足200万平方公里，人口却高达13亿，人地矛盾极其尖锐！如果我们与其他国家作个简单对比，就更能彰显我国人均资源的可怜！就拿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来说，其面积234万平方公里，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适宜人类居住的，其他部分资源也极为丰富，而它人口只有5000万左右，这样的国家在全世界并不是少数。可以想见，人均土地、资源的严重不足将是制约中华民族充分发展的主要桎梏！解决措施无非两条：第一，通过贸易交换我们所需的资源；第二，向国外移民缓解我国的人口压力。
中国已经是世界排名前三，甚至是第一的贸易大国，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优势还在不断扩大！但我们并不是贸易强国，近些年来，中国人在国外遇到的歧视和各种不公正待遇越来越多，由于国家干预不力，使很多国家和国民都习惯欺辱中国人，因为他们知道欺辱中国人以后不会遭到报复，这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损害，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包括军事打击，对相关国家或势力给予制裁，否则，中国对外发展的努力很可能被遏制，如果考虑到中国为了13亿人的幸福，迫切需要国外的市场和资源，那这就是一个事关民族生死的大问题，必须要解决。
客观地说，中国的土地“养活”13亿人或许不成问题，但要使13亿人达到充分富裕恐怕难度不小！就拿农民来说，尽管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农民之一，但人均只有几亩地，你投入再多的劳动也不可能比有几百亩，甚至几千亩土地的农场主创造的财富多吧！？所以在国外生产条件远远优于国内的情况下，中国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部分人走出国门是必然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出去的有数千万之多，其中很多到国外定居，考虑到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相对狭小的国土，到国外生活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如何对待这些人，我觉得是关系中华民族利益的战略大事！
因此，我们应改变现在这种只关注国内，对外缺乏干预手段的状况，应该争取在全世界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主动出击，对严重侵犯我们利益的任何主体，不论是国家，还是集团，都要给予坚决的打击！不如此，民族的根本利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也不能在世界上维护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和相应的发展权，将可能严重阻碍民族复兴大业！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执行进攻型的民族主义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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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世界上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我们有必要仔细衡量华人、华侨对国家的价值，可以说，维护华人、华侨的利益是国家的任务，同时，华人、华侨也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最好载体。
历史上，如抗日战争时期，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华侨等对国家的帮助是多么的巨大，让我们永世难忘，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倍觉感动！现实中，华侨、华人对国家的贡献也不容小觑，改革开放以后，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固然很大，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所谓的“外资”三分之二以上是港台、东南亚等地的华人资本，没有大批的华人资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将大打折扣！很多华人投资不仅仅考虑经济因素，其中有很多民族感情在里面 ，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丝毫不亚于国内公民，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我们有理由回避自己的责任吗？！
实际上，我们有必要转变我们的传统的民族观念，未来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将不局限在960万平方公里之内，那只是我们的国土范围，作为民族它将冲破国界的藩篱，以全球作为它的发展空间，这就需要我们要用全球的眼光看待民族发展！未来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关系也许类似以色列和犹太民族的关系，这样的话，政府就有必要采取有效手段对分布于全世界的中国人【华人】给予有效的支持，维护他们的利益，把他们作为“自己人”看待，就像他们以“自己人”的身份帮助国家经济建设一样，国家应该依靠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力帮他们建立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社团组织，采取各种手段，包括“武装干涉”等，坚决维护他们在居住地的合法权益！
我们应该从战略的高度看待移民问题，转变对移民的看法。中国人移居国外，改变的只是居住地，或者还有国籍，但他们仍然算是我中华民族的一员，民族没有边界！我们要和对居住在国内的人民一样看待他们，团结、爱护他们，尽最大努力维护他们的利益，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如果操作的好的话，我们就能利用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密切中国与其所在国的经济贸易交往，增加对其所在国的影响，对国家的发展益处很多，利用华人扩大国家的世界影响是我们建设世界大国的重要一环。
还有，我们必须注意到，其实，外迁的中国人也有对母国帮助的强烈渴望，不管他们有没有中国国籍，中国人即使加入外国国籍也往往保持自己的一定民族特色，这很容易遭到所在国国民的歧视，这种歧视又加剧了他们民族融合的难度，如果母国对他们给予必要的支持，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他们怎么会不欢迎呢？例如：印尼98年针对华人的大屠杀，如果中国政府能给予广大华人积极支持，甚至是采取武力制止针对华人的暴力活动，华人的民族认同感将大大增强，这是对印尼华人直接的雪中送炭，同时，也可以以此为契机讹诈，甚至控制印尼，从而在东南亚谋求利益，这对中国的崛起，确立中国的世界大国的强势地位作用也很大！
借用移民扩大国家的影响是最有效和持久的，大英帝国虽然崩溃了，但英国的影响仍然比同样级别的国家大，这和它国外众多的移民有很大关系；英国和美国能够保持所谓的“特殊关系”，要是没有民族的一定亲缘关系，可能吗？如果中国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再加上一个人口几亿的移民团体，从各国内部在世界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二者互相配合，国家和民族的影响将大大提升，即使有些移民不愿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但我们照样可以以维护其利益为借口，借机干涉所在国的内政，这不是大国扩大世界影响的重要手段吗？我们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定位我们的民族。
客观地说，中国大规模地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是不现实的，但建立众多的“唐人街”是很容易的，我们应该把唐人街建成我们扩大国家影响的基地和民族争取世界发展空间的立足点，这是民族发展的战略计划之一，关系着民族的发展和国家最终的国际地位，必须加倍重视。
当然，我们很多人可能担心中国这么做会不会违反国际法，影响中国的“大国形象”呢？美国为了一个公民的利益不惜对外开战，各种形式的干涉更是家常便饭，中国却往往“息事宁人”，对损失个把人不大在乎，中国形象就比美国好吗？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反华、辱华事件存在就知道了，不注意维护本国人民利益的政府实际是最受世人唾弃的，不仅是本国人，也包括外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越是拘泥于国际法【真正的国际法存在吗？别让国际法成为自己不作为的遮羞布！】，越是被人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中国应该放开手脚，敢于像俄罗斯那样坚持对外“铁棒横扫”政策，为了中国人的合法权益，我们这样做错吗？
只要能团结占全球五分之一的华人，拧成一股绳，中国就没必要畏惧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我们这样的民族集团是美国或欧盟等难以比拟的！不在这方面努力，而是可怜兮兮的求得美国等国的“谅解”、“韬光养晦”的自我贬低等做法，不是很愚蠢吗？
总之，所谓的新民族主义内涵有三：
第一，中华民族的发展空间是全球的，而不是960万平方公里，要在全球重塑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个世界民族，要在全球扩展其发展空间，追求它的全球利益。
第二，民族主义对内的要求是不断改革，塑造一个上下关系协调，建立公正、福利的社会，弥补自己的民族缺陷，使之不断成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而内部和谐的民族。
第三，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国家是民族发展的保护伞；民族【通过对外移民】是国家影响不断扩大的重要工具。政府要执行积极的进攻型的民族主义，主动出击，敢于用一切手段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利益，不论他在什么地方，甚至不关心他是否还有中国国籍，分布于世界任何角落的中国人都是我中华民族之中的一员，都不能放弃，以此获得所有中国人的支持；移民要依靠国家的保护不断扩大国家的影响，维护自己和整个民族的利益，二者相得益彰。
这就是我们要树立的现代民族观，虽然这样的民族主义或许不是很多人【美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越南人？等等？】希望的那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彬彬“儒家君子”形象！但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顾虑别人的感受吗？在乎那些总是企图“遏制中国”、“分裂中国”等国家的看法吗？
-------------------《大国重建》续10---------------------
三 对社会主义的新诠释
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同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对之的解释往往是不同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之的不同理解很容易导致理论的混乱，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对此，中国曾经有过血的教训，所以，必须对之做理性的分析，准确把握。
客观地说，虽然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于西欧，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来源于苏联的，是十月革命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否存在缺陷呢？现在回答这一问题应该不困难，但很长时间里，我们对此是缺乏清醒认识的，把很多“俄罗斯的东西”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早就认识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但我们还是采用了斯大林模式，并奉之为神圣的根源，因为我们把很多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了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敢有丝毫的怀疑，头脑被之完全束缚，稍有变易的念头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实践中遇到严重的挫折，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也往往因为悖于“经典理论”而裹足不前！这使我们走了太多的弯路，国家和人民都付出沉重代价！所以，全面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这就有必要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为好。
建国以后，我们仿照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弊端受害颇深，经验教训不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几乎是世界上第一个摆脱“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束缚的国家，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新探索，诞生了邓小平理论【对于是否存在成熟的邓小平理论，本人持保留态度，本人把小平同志视为伟大的改革家，而不是理论家，所谓的邓小平理论指的是小平一系列改革经验的总结，虽然它们确实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小平同志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要使之真正上升到理论高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纯粹个人观点】！当我们成功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经历了巨变，虽然邓小平理论在历史上，尤其改革开放初期曾经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指导，但是，在小平同志逝世十多年以后，世界又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即使不论小平理论的先天不足之处，我们也应该看到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又有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了。
经过三十年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实践和三十年的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建国六十年以后，我们应该能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科学的阐释，并用更理性、更准确、更务实的理论来指导和规范我们的行动了！下文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做个简单的回溯，从中探寻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从而，重新阐释这一理论。
----------------------------《大国重建》续11--------------------------------
1、社会主义思想的源起
社会主义思想诞生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阶段，这个阶段一般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整个社会“充满罪恶”，资本家把人性中的贪婪和凶残发展到极致！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等人对贪婪的资产阶级新贵族的描述可以让我们对之有个形象的了解：“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羊吃人”是对那个罪恶时代的最好诠释。
当时，人民的苦难简直是言语难以描述的——“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非离开家园不可——其中有男的、女的，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着婴儿的父母以及人口多养活少的一家大小，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很多人倒毙路上。
活着的人也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l、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和在沃尔斯坦登这两个陶业区，人的寿命特别短。20岁以上的男子从事陶业生产的，在斯托克区虽然只占36.6％，在沃尔斯坦登只占30.4％，但是在这类年龄的男子死亡人数中，死于胸腔病的陶工在斯托克区占一半以上，在沃尔斯坦登区约占2／5。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形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短促，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对比早期“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社会简直变成了人间地狱。
与劳动人民悲惨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却在劳动人民的累累白骨基础上过着最豪华的生活：“（英国）冬春两季议院闭会时，他们或聚会暖室，高谈阔论，豪饮狂赌；或纵马驱犬，猎狐逐兔。风和日丽时，他们常常聚集在伦敦、巴斯等风光胜地，赛马斗鸡，击剑摔跤，舒畅身心，放纵性情。游玩娱乐需要种种投入，开支之多令人瞠目：1759年，罗金厄姆侯爵耗费4586英镑【一英镑约合现在2500元】用以驯养猎狗骏马；1770年，金斯顿公爵在霍尔姆－皮埃尔庞特为马厩和马匹花费560英镑，加上养马人、驯马人和9名跟班的花费，以及在赛马场和职业骑士师俱乐部的开销，数目十分巨大；18世纪末，格罗夫纳勋爵每年仅赛马就耗费7000英镑”。
由以上材料可见，当时的社会极为不公，劳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社会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必然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劳动人民不断抗争，先是破坏机器，进而发动武装起义（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大起义、里昂纺织工人起义等都是对当时世界震动极大的事件，类似事件还有很多！），社会动荡不安，残酷的现实激励着各种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社会主义思潮是他们的有益探索之一。
“社会主义”一词大约在19世纪30至40年代开始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性！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的思想家目的是解决社会的极端不公，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解救陷于困苦中的劳动人民，这是根本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离开这一点谈论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救陷于困苦之中的劳动人民，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至于是否实行公有制只是用来完成这一任务的手段，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就实行；否则，完全可以变通！目的是唯一的，但达到目的的手段应该是具有多种选择的，不能离开主要目的，而只专注于具体手段，甚至把手段置于目的之上！可惜的是，社会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竟完全把公有制确定为其根本标志，即使在公有制的实行过程中确实损害了人民“福利”，甚至加剧了人民的“困苦”时，也不敢有丝毫的怀疑！这就完全抛开了它诞生的主要目的，显然是舍本逐末，使所有实践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同程度的被这一观点束缚了头脑，付出了惨重代价，要摆脱历史的怪圈，只有还其本来面目。
----------------------------《大国重建》续12--------------------------------
2、社会主义的异化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科学性，这是它能够深入影响社会的缘由，只是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明显异化的过程，这种异化有点矫枉过正，最终，使其本质受损，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挫折的根源，所以，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新发展，使之度过危机必须在这里取得突破，这就必须使被异化的社会主义实现理性回归，认识到这一点是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关键。【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奠基于平等、自由、公正基础上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在资本主义早期，面对空前激化的社会矛盾，很多有良知的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为广大苦难的人民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人们思考了很多社会改造模式，并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各种思潮自然进行着优胜劣汰！
要使人民摆脱困苦，发展生产力可以吗？当时生产力的确在飞速发展：“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但对工人生活而言，生产力的发展却适得其反，“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可见，不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尤其分配制度，单纯的增加生产，工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生产再多，资本家的欲望也是无法满足的，他们也不会想到该为工人做点什么，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而不是慈善家，这就是当时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资本家的共识，客观地说，这也是当时对资本家面目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马克思等人“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给“宣言”（《共产党宣言》）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认为只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改造社会”，马克思等人认识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根本原因是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工人苦难的根源也是不占有生产资料，工人要摆脱悲惨的命运必须废除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否则，只要对资本占有不平等，那工人和资本家永远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剥削的命运，这在逻辑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看也绝对正确。
在这里，马克思等人坚信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是矛盾的，前途不妙！其实，马克思在很多问题上是犯有绝对主义错误的！例如他对国家的认识问题上，按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资本家由于占有生产资料，而掌握这个工具压迫统治工人，国家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马克思也承认，只是不认为这是国家的主要职能罢了】，从马克思到现在100多年的国家发展史表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决非某个阶级或集团可以随心所欲的掌握和利用了，它更象一个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妥协的平台，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它甚至要对最强大的集团采取限制措施，很多国家通过了反垄断法就是一例，虽然本质上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它也得考虑照顾其他阶级、集团的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也可以利用国家这个机器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全面维护自己的利益，很多国家，例如北欧诸国，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靠对社会再分配的强有力的干预，采取对资本家征收重税等措施而掌握了国家财富的大部分，然后用之给予工人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解决了工人的经济困难问题，大大削弱了资本家势力，缓和了社会矛盾，虽然这样的福利社会，也有很多弊端，但至少可以肯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早期工人遇到的苦难和贫困问题的。马克思认识到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平等占有才可能有政治上的平等，
我们承认马克思是极为深邃的思想家，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并且，马克思还是一位社会使命感很强的思想家，总想从根本上一劳永逸的解决社会问题，这一点作为理论家没有错，但是否能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呢？ 我们看看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在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并没有和社会主义做严格的区分，很多时候当然社会主义指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一般也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这对后世带来严重的思想混乱！人们往往注意到共产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与消灭私有制相联系，而不去仔细体会马克思设置的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等等，如果现实社会中，分工依然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存在、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那建立完全的公有制社会可能吗？如果不实行公有制，那还叫社会主义吗？这个悖论困扰了社会主义国家很多年，使很多国家付出沉重代价。这些都是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被异化的社会主义思想束缚住了自己头脑的结果。
社会主义的本义是为了消除人民的贫困和社会极度的不平等，和公有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公有制联系，甚至等同起来是后来的事情，如果知道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公有制实际推行中是加剧人民贫困和社会不公，而慑于理论而不敢调整的话，我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理论异化的结果，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悖的。要想从中摆脱出来，需要理论创新，这个任务是由小平同志完成的。
-----------------《大国重建》续13-----------------------
3、社会主义的回归
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两点：
一、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是解决工人遭遇到的苦难问题，这是我们的目的，也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
二、公有制一定能消除工人的苦难？
我们应该认识到工人的苦难主要是经济极端困难，工作、生活条件恶劣，缺乏起码的医疗福利保障等问题，工人政治地位低下，缺乏保护自己利益的政治模式，在一个资本家完全占有生产资料，而国家力量处于统治薄弱的情况下，资本家缺少制约，自然千方百计地在社会分配中扩大自己所得的份额，而不顾工人的死活，如果消除了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他就没办法对工人进行剥削了，工人就可以彻底改善自己的处境，说的非常好！在这里，我们应该承认公有制是根除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唯一方式，也是消除社会不公的根本措施，但是，公有制一定能解决工人的苦难，需要社会的检验。
经过多年的实践，就我们中国的实践而言，完全的公有制推行，虽然消除了资本家的剥削，但随之出现了新问题，如“平均分配”、“大锅饭”等，这些问题严重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虽然理论上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当家作主，但最终导致工人劳动积极性低落，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力发展受阻，而不是先前社会主义理论家设想的那样生产力大大发展！可见，公有制不仅没有使人民摆脱贫困，还使社会主义国家与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表明完全的公有制在实践中是成问题的，其根源或许还是人们对马克思当年对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条件“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等等的漠视，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完全的公有制是难以完全实现的，实现的效率将大大折扣，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完全的公有制不易实现，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了，我们应该回到社会主义的本源时代，把解决人民的贫困问题，消除社会的不公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抓，社会主义本来不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吗？为公有制而公有制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大误解！邓小平实际最早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他能取得巨大理论突破的根源！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新界定，使我们突破了旧的对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的束缚，但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述还是有时代特征的，也需要我们在其基础上继续前进，下面具体谈谈这一问题。
----------------------------《大国重建》续14--------------------------------
4、评价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邓小平认识到了社会主义需要向其本质回归，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成问题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解决现在我们遇到的社会问题。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实际是社会主义的原始观点，就是要解决劳动人民的贫困问题，解决社会的不公，而对公有制没有提及！公有还是私有都是手段，为了人民的“富裕”服务的手段，的确不必提及，在这里小平无疑抓到了问题的关键。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他理论的其他部分与之均有密切的关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当时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生产落后，且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人民陷于可怕的贫困状态；长期的思想控制导致人们思维僵化，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政治领域个人迷信盛行，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对外实际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与很多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如此等等，表明国家已经处于危机状态，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针对这种局面，邓小平首先提出“解放思想”的观点，实际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在当时，如果人们的思想观念不转变一切都无从谈，所以邓小平理论的第一条可以说是邓最伟大的贡献，是其精华所在；随后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一关键中的关键环节强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当时虽说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关键的还是经济落后，只有经济发展了一切才有解决的可能，否则，都是空想！
随后，邓小平又把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这一点是理论的创新，它最大的革命意义是开始把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分开来看，这对人们摆脱公有制观念的束缚是有积极作用的，对当时的社会起了解放作用，这是公认的。
虽然，我们不难理解邓小平的这一提法是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但这一观点的科学性还是值得商榷！因为，对任何社会来说发展生产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国家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这会严重威胁到国民对统治者的认同，从而动摇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任何社会的本质都是发展生产力呢？显然不能！这在论论上说不通。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应过分局限于生产力层面，更重要的是生产关系的质的不同，特别是产品如何分配问题，是公平分配，还是一些人多拿，一些人少拿，从而出现剥削与被剥削等不合理的现象？！过分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而一味的以对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评价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片面的，如果分配的公平问题不解决，最终也会反馈到生产力层面，也会严重压抑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最后抑制生产力的发展！这一问题在80-90年代由于迫切的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需要，人们无暇顾及，所以表现还不明显，但现在我们不得不重视起来了，因为长期这么做的副作用已经显现。
----------------------------《大国重建》续15--------------------------------
客观地说，虽然邓小平判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显然他更偏重发展生产力，对如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重视不够，简单的依靠“先富帮后富”的富人自觉恐怕不行，现在两极分化的严重性已经严重挑战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性问题，生产力虽然在快速发展，而广大人民并不能从中分享到好处，这将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味强调发展生产力，甚至“不问姓社姓资”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大胆采纳，这样做很危险啊！不重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别忘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也不是没有可能，在人类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
所以，现在是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上来的时候了。就目前实际状况而言，虽然彻底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也不现实，但我们必须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整个社会，尤其产品分配等制度基本公正，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之上，我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再分配环节上，利用强大的政府力量对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做强有力的矫正，使社会最终的产品分配比较公平，把建设“公正社会”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结为发展生产力是针对当时国情——迫切发展生产力，解决国家极端贫困的需要而言的，对当时有积极作用，但我们忽视变化的现实继续照搬就难免犯错误了！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今后应该抛弃夸大的、片面的生产力标准而把注意力向“社会公正”方面转移！
总体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有一定的时代特色，在一个生产力极端落后，温饱问题都没解决的情况下，专注于发展生产力，甚至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永远这样下去就难免有失偏颇，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你不是企业经理，除了发展经济以外，你还有更重要的角色需要你扮演，你应该是全社会的管理者、社会各阶层的仲裁者，维护社会的公正是你的主要任务，所以现在政府的角色需要尽快转换，把注意力从重视生产力标准迅速向“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上转移，从而建立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使人民的生活比较幸福。
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说不再大力发展生产力了，生产力快速发展对任何社会来说都很重要，我们应该遵循客观规律促进其发展，历史证明：最懂发展经济的其实是普通国民，政府的主动刺激，多半适得其反或成本太高，如我们原来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国家对经济的人为刺激发展到了极至，结果效果并不好，发展经济的任务应主要由国民去具体操作，作为国家来说，你只要当好社会的管理者和仲裁者就行了，你的工作重点是在社会再分配环节上发挥作用，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使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比较公平，维护人民政治上的平等，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尽最大努力提高全民福利，尤其是要使最底层的人民生活也能得到保障，普通人也能获得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改善自己生活，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使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比生活在同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更幸福，这才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维护社会的公正，保障人民经济、政治上的合法权益神圣不可侵犯，建立一个全民幸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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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结合
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相结合是中国的世纪命题，直到现在中国也没解决好，似乎还在儒学的窠臼中打转，那是没有前途的！社会主义应该和中国的真正国情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披上一张“儒学”的皮！
①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小私有经济为基础的
中国近代引进了形形色色的各种理论，但最终只有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生根发芽！这不是偶然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后来居上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必要，以及中国化的社会主义的特性。
在西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深入人心，但在中国人心中对私有观念却有天生的抵触心理，私有很大程度上是个贬义词，如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渴望一个平等的社会，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们生活和睦、幸福，所以以公有制和经济、政治地位完全平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论能在中国人心中获得共鸣，这实际是中国人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源之一。
但我们不能把我们古代的“大同社会”的理念和社会主义社会完全等同，实际上他们有本质的区别，历史上，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无偿让农民分得地主的土地，从而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护，也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我们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而大受压抑，严重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我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种变相的“耕者有其田”制度以后，又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人心底对公有和私有之间的矛盾心态，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家庭单元为主的小生产者占主流的社会，在小生产者心目中，他们希望社会的公平，他们反对等级悬殊的阶级社会，但对完全的公有制社会，他们是缺乏认识，甚至是本能排斥的，在苏联和中国都实行过农村土地公有，但效果都不好，实际上，广大农民希望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们理想的社会实际是个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平均主义”的社会，针对这种情况，共产党适时在农村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而不是土地公有，才唤起了农民的革命热情，最后取得了胜利；中国的城市居民的理想大多也是有自己的房子、稳定的工作和有保证的福利等，和农民的小生产者心态是一致的，从这里看中国最大的特色就是“小生产者”为国家主体，我们实行任何制度，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在实际中努力维护而不是损害中国老百姓的这一地位。
中国人骨子里渴望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但他又不认可利用私有财产获取剥削利益，当然更不希望自己被剥削，而是希望利用它，通过自己的劳动，“甘其实，美其服”，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农民对幸福生活的主要定义，我们多少都受这一观念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公平社会建设理念就应该建立在保护小私有财产基础之上，才比较适应中国的实际！我们的各项制度也应该奠基于保护小生产者家庭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才比较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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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家庭是社会主义的立足点
从历史上看，儒学虽然长期被奉为官方哲学，但真正受它约束的是社会上很小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官僚士大夫阶层，对广大的农民、工人等下层社会的影响有限，从这个角度说儒学算不上是我们整个民族最本真的东西，我们民族的根应该是隐藏在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朴素观念中，我们应该到我们平民百姓的日常价值观中去寻找我们最有民族特色的东西，毕竟，中国的未来肯定是个平民社会，而不是贵族社会。因此，我觉得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是和儒学融合以后形成儒学化的社会主义理论，而是与中国平民的实际需要结合，那中国民到底需要什么呢？
中国人从农村到城市，甚至到国外生活多年，甚至是几代以后，都有较感性的家的观念，父母对孩子都充满无私的爱，孩子对父母的感情比其他种族要浓厚的多！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都该以家庭为社会建设的基本单元，把税收和福利等各项制度应落实在家庭而不是个人基础上，例如：一个家庭有5名成员，1老，两少，夫妻2人工作，夫妻二人按个人收入交税，远不如按5人平均以后交税公平，也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我们的价值观；福利也没有必要按个人，可以根据家庭的收入状况，对收入少的家庭给予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资助，而对收入高的家庭可完全让它自己解决，这样既能调动家庭成员劳动积极性，也有助于家庭团结互助，培养感情，因为，国家不负担你的教育费用，你就感激父母为自己教育付出，在自己工作以后更好的回报父母。在家庭里鼓励培养“父慈子孝”的温情，建立和谐稳定的家，成为社会的避风港，把很多现代社会遇到的社会问题解决在家里，建立在传统家庭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与其他国家最大的区别。
③中国社会主义需要一个服务的强势政府
中国人还有两个明显的矛盾心理：
一、中国人虽然对小私有财产极度偏爱，陶醉于拥有一小片属于自己的田地；但同时，又非常向往强大的国家，这种思想在社会的精英之中更是表现极其强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向上思想深入骨髓，无不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看起来如此矛盾，但它又是事实！或许是中国人小生产者的地位极其脆弱，所以就渴望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不论什么原因，我们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其实，从长远来看，我们中国随着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到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多，的确也需要强大的国家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从国内、国际的需要角度看，我们都应该建立强大而具有巨大干预力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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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似乎天生不信任政府，认为政府总是被富人、特权阶层所控制，“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官官相护”等想法普遍存在，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怕见官，不愿打官司，按常理，既然这样，老百姓就该希望建立一个小政府，尽量减少政府对自己生活的“干扰”，其实不然，老百姓最向往的却是一个强势的政府，全能的政府，希望这样的政府为他提供福利、公平的政治和社会保障！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其实，对比一下就很容易找到原因：在有些国家，例如中东阿拉伯国家，国内有部落组织、宗教组织等，它们能代替国家行使一些如教育、医疗、司法等国家职能，相对而言，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比较淡薄，但我们中国不同，没有类似的社会组织分担国家职能，老百姓没有任何的依靠，只有一切靠政府，所以内心渴望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能为自己提供全面的各种服务，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完全的政府为好。
归纳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具体归结到三点：一 维护家庭的稳定，把家庭而不是个人建设成社会的基本细胞；二 建设强势的政府，既能维护小生产者的合法权益，又为全体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三 建设强大的国家，在国际上充分发挥大国的作用。社会主义有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而目前我们最鲜明的“中国特色”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强国，维护全体国民的国内、国际利益，建立一个全民福利的先进国家！
6、小结
总之，从社会主义形成的过程分析，社会主义的内涵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马克思出发点是消除社会的不公，解救工人的苦难生活，而工人苦难的根源在于私有制，资本家依靠对资本的占有，而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要消除工人的苦难只有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但是经过苏联和中国等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人们逐步认识到单纯的公有制并不能消除工人的贫困，而是挫伤了人民劳动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小平同志出发点也是为了广大人民生活幸福，消除贫困等苦难！所以他主张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的解释要结合现实的需要，有时代特征，也要结合国家民族特征，有一定得民族特色!就现实的中国而言，人民最大的苦难是社会的不公平，实现社会的公正是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所以，社会主义也应从这个角度去阐释为好！
概括地说我们坚持的理论就是：一 最高目标是消除剥削，消除压迫，消灭私有制，实现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它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最高纲领，在现实中，我们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逐步向它靠近；二 现实的目标就是建立公正的福利社会。宜公则共，宜私则私，大力发展生产力；三 建立强大的国家，用法律手段保护广大人民教育、医疗、养老、全面发展的机会，建立全民福利的社会，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实现人民生活比较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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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权、党权和责任政府
1、反思中国传统政治弊端
关于中国未来政治的具体发展途径尽管存在分歧，但无论道路如何曲折，其最终的发展方向必然是走向民主社会，对此，几乎没有任何人或团体敢提出异议，即使是内心存有独裁野心的个人或社团也不得不违心附和民主潮流，因为民主的潮流不仅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更是广大民众的心声，违背这一潮流将把自己置于与人民对立的境地，使自己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发生动摇！
从理论上说，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民权高于一切已经获得个人和任何政治团体或真心或违心的表面承认，但人民真正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从而真正掌握国家权力是不容易的，对中国人民而言，民主、民权似乎更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原因何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可以说具有先天的不足，中国历来是个“家天下”的社会，以皇帝为首的统治者总是想把整个国家看作自己的私产，不准任何人染指其实质性的统治权，对广大老百姓采取残暴的愚民政策，对人民的任何反抗，都视为大逆不道，给予坚决的镇压，当人民的势力大到推翻王朝的时候，很多皇帝宁愿死也不愿与人分享权力，似乎他们头脑中从来没有妥协的概念，也不理解合作的意义，生做寡人，死也要做个寡人，他们身上似乎最能体现中国人最保守、最顽固的某种劣根性的东西。
同时，广大人民似乎也和皇帝一样的不宽容，当他们处于弱势，总是祈求出现“好皇帝”怜悯自己，解救自己的苦难，不敢对皇帝稍有反抗；但当自己真的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奋起反抗皇帝的残暴的时候，组织起义的农民领袖，初起之时一般也和普通农民一样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但随着自己力量的壮大，壮大到可以动摇皇权的时候，他又总是想：“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坚决不肯错过机会，不会与旧皇帝妥协，共同分享任何权力，而是选择自己做皇帝，和他一起的农民又回到从前状态，如此，周而复始，农民的地位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领袖固然背叛了农民集体的利益，但其他人似乎只要有掌握权力的机会，和他的选择没有两样，农民并不会适当节制自己的欲望，所以农民起义只是成就少数人的野心，而作为一个阶级没有质的改变；处于皇帝和人民之间的在西方可制约皇权的官僚贵族阶层在中国平时总是企图通过对皇帝个人的效忠，从而得到皇帝的欢心，达到“攀龙附凤”分一杯羹的目的，充当皇帝压迫农民的鹰犬；一旦自己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而皇帝软弱就企图踢开皇帝自己做皇帝！西方的官僚贵族在政治中地位远比他们在东方的同类高得多，在西方，贵族通过贵族会议，很大程度上拥有废立皇帝的权力，皇帝、国王对他们的利益和意见也是很尊重的！而东方的贵族官僚似乎总是想通过个人对皇帝献媚取宠，打击削弱他们的同类以达到个人目的，没有集体合作的意识！个别人通过此途径确实可能暂时得宠，从而获得极多的物质利益和极高的权位！但皇帝也通过这种形式拉拢一批人，打击另一批人，从而利用官僚贵族集团的分裂，最终掌握绝对权力，使贵族，即使是得宠的贵族也事实上成为皇帝的高级奴仆，皇帝可以随时剥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多少位至宰辅的权臣，皇帝一翻脸立刻就家破人亡！中国官僚贵族的贪婪和“自作聪明”实际只成就了皇帝的独裁，而事实上把自己这个阶层推到了奴仆的地位，如果，他们知道节制，不去追求过分的地位，而是集体维护自己当前的政治、经济地位，也许能获得和西方贵族一样的地位！
总之，中国社会似乎从古到今、从上到下天然就缺少妥协精神和节制行为，而民主社会首先需要的就是妥协和节制，所以，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注定是艰难曲折的。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先不要好高骛远，首先应培养妥协和节制精神，实际上，妥协和节制对皇帝、官僚、人民都是有好处的，是维护他们最大利益的最佳途径，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我对中国的民主前途是有信心的，否则，中国民主之路还很漫长。
----------------------------《大国重建》续20--------------------------------
从历史的经验看：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而言，不断的起义，结果也就是成就个别人的野心，而农民付出惨重的代价，实质上，农民不可能通过反抗而人人成为皇帝，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根本途径是维护农民的小生产者地位，减少地主、官僚、皇帝等势力对自己利益的过度侵犯，他们似乎更应该追求诸如：逐步减轻地租，逐步扩大自己拥有的土地面积，减轻过度的徭役和兵役等负担，并将自己获得的权利逐步用法律形式给予保障，这样远比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来得更实惠和长远！
贵族官僚也要适当节制自己的野心和“聪明”，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作为主要的维护对象，而要依靠集体的力量而不是靠皇帝的恩典，通过与皇权的斗争，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自己的特权，使自己的利益有可靠的保证，这似乎才是维护自己长远利益的根本途径。
中国的皇帝比西方的皇帝和国王权力大得多，政治地位也高得多，物质财富也多得多，但中国王朝的寿命似乎短得多，与西方动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王室贵族统治家族相比，中国统治王朝短的微不足道！中国皇帝似乎缺少一种正常的心态，一旦获得权力就忘乎所以，肆意享乐，恨不得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渴望“乾纲独统”，做个专制的狂人，但这样显然把自己置于众矢之的的位置，显然难以长久，只好依靠绝对的暴力维护，维护住了，自己王朝就存在，否则，就灭亡！为了一时的快感，而使自己处于短命状态不是得不偿失的吗？如果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贵族、人民通过协商妥协，也许能长久的得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反思中国的封建社会，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各阶层都缺乏节制，如果能各自节制自己的过分欲望，通过和平协商认识到自己的最大利益，农民的小生产者的地位得到保护，能获得小块土地，即使租地地租也要降到一个双方能够认为比较合理的程度，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也要公允！这样农民的生活就比较有保障，对贵族和国王的统治才能容忍；贵族要通过和国王的博弈，依靠集体的力量，组织贵族会议，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限制王权；国王也有节制自己的贪欲，如果认识到个人贪欲的肆虐，只会激起人民和贵族的反抗，最终伤害自己的长远利益，而适当节制，可以常保富贵和最高地位，节制将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有效保证啊!农民、贵族、国王通过理性的博弈，认识到节制可以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然后通过“契约”，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也许会使整个社会稳定而比较公正，避免社会大动荡给三方带来的痛苦，不是最好矛盾解决方式吗？
任何一个集团对权力的滥用获得的只是一时的快感，失去的将是自己的根本利益，我们在建设民主社会的时候，首先要反思这些！民主说穿了就是在维护自己根本利益的基础上，通过理性的博弈和节制自己的过分欲望，从而达成妥协！自己好也让别人好而已。
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统治，有很多东西影响至今，所以，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的封建社会，但现代社会和传统的封建社会还是有了很大区别，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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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权至上未必可取
现代社会在人民、政府之外存在政党、社团、各种利益集团等中间阶层，我们做个不恰当的类比，他们大概相当于封建社会的贵族，政府由于掌握政治权力相当于皇帝，人民还是老百姓，没什么变化！三者通过博弈，在理性的衡量自己最大利益的基础上，达成维护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妥协是形成民主社会的根本途径！
对于人民，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照现在世界上民权顶发达的国家讲，人民在政治上是占甚么地位呢？得到了多少民权呢？就最近一百多年来所得的结果，不过是一种选举和被选举权。”其实，人民只拥有选举权就够了，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等于给予统治集团【主要是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如果，统治者不称职，人民还是通过选举权剥夺他们的统治权；孙中山认为人民除了选举权和罢免权以外，还享有其他权力——“国家除了官吏之外，还有甚么重要东西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种法律，以为是很有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决定出来，交到政府去执行，关于这种权，叫做创制权，……。若是大家看到了从前的旧法律，以为是很不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后，便要政府执行修改的法律，废止从前的旧法律，关于这种权，叫做复决权，这就是第四个民权。”这是多余的！
人民由于知识和精力的有限，他们不得不为生活操劳，实际上由人民自己创制和修改法律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孙中山后期也认识到了，后来他主张提高党权弥补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人民就是要严肃的掌握自己的选举权，审慎的运用就有可能迫使其他集团不敢小视人民的威力，从而保障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
政府由于掌握了行政权，最容易形成独裁，所以必须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理论上讲，人民直接监督，效果最好，因为政府的独裁，人民可能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最反对之，但人民直接监督政府的情形只有在小国如瑞士等地方可以实现，瑞士国家很小，人口少，又实行联邦制，每个邦人口更少，少的只有几千人，这样，政府官员几乎完全处在国民的直接监督之下，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很难逃过人民的眼睛，人民可以随时撤换官员，较好的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我们现在在基层实行的民主制度与此类似！但在大国或一国较大的范围内，这种直接的民主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实行代议制，在代议制下，选民数量很多，甚至几十万，上百万才选举一名议员，选民数量和议员数量之比越悬殊，则人民对议员监督越困难，议员越有自由发挥的机会！人民的民权越容易被剥夺，一旦个人或集团控制了议员就可能形成独裁，或者侵害民意！人民和议员之间容易出现真空，从而导致民权受损，补救的措施是在他们之间寻找连接的力量，在有些国家，有各种强大的利益集团存在，他们处于中间，可以发挥一定的对议员的监督作用，因为任何政府的错误行为可能侵害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利益集团足够强大，它的抗议声足够大的话，必然能有效校正政府的行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将最终维护较公平的局面，当然这也容易导致议员代表利益集团利益而背叛选民利益，只给一个民主的假象，美国的民主类似这种情况！不管怎么说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政党、社团、各种利益集团等中间阶层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没有他们政府直接面对一盘散沙的人民，想不独裁都很难。
如果没有利益集团的中间制约，人民可能享有选举权，但选举出来政府，自己又没能力监督之，使之事实上处于自由状态，很可能形成类似台湾或拉美国家的状态，每届政府不上台则已，一上台就贪污腐化起来，人民表面上享有选举权，实际并不能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在这里，人民需要适当节制，将监督权让渡给利益集团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实际上，美国政治的本质就是依靠利益集团之间的牵制才维护了“民主”政体。
客观地说，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现阶段就是“党”，如果能利用党组织制约政府将是较好的政治改革模式！下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