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诗小铺洗发水:电视系列片《晋商》------祸福之间

　　电视系列片《晋商》解说词

　　　第九集　祸福之间（上）
　　公元1843年，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小雪初晴，雷履泰大掌柜的马车离开小南街的宅院到日升昌去，那一年他七十三岁，这位老人在舒适的马车中享受着票号成功带给他的财富、地位和声望，三年前他七十大寿时平遥城中的商民特意将一面写着“拔乎其萃”工匾额挂在他宅院的厅堂之上，在平遥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获得过如此的荣耀。
　　马车的国轮碾过寂静的街道，此时的平遥城已经显露出一派富贵的气象，以日升昌、蔚泰厚为首的十九家票号每年都会给这座县城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与票号相关的镖局、当铺、茶楼、酒肆、车马店的生意也都兴旺起来了，在平遥城中甚至有了专营洋货的铺户，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山西中部相邻的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票号自道光三年左右创办，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汇兑网络，仅日升昌、蔚泰厚两家就在北京、苏州、汉口、广州、长沙等地开设35家分号，在业务上票号也突破了单纯的汇兑，成为一种能全面承担存、放、汇业务的金融信用组织，基本上具备了现代银行的全部功能，当时山西票号一年的业务量将近五千万两白银。
　　票号的兴起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员的注意，山西巡抚申启贤在一份奏折中说“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江苏巡抚陶澍说“苏州为百货聚集之区，银钱交易全借商贾流通，向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处每年来苏办货，约可得银百万两，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具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钱运到”。
　　晌午时分，雷履泰的马车驶进了日升昌的后院，六年之后，雷履泰走完了自己八十年的人生道路，当他把自己苦心经营二十年的票号交到继承者手中时他没有留下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票号的一切似乎都走上了一条平坦的大路，实际上老谋深算的大掌柜错了，票号的未来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艰难，它的命运和此后的整个中国的命运一样注定要多灾多难。
　　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当雷履泰的马车碾过平遥城中狭窄的街巷时，在广西桂平县的小村庄中一个叫洪秀全的私塾先生正在家中苦读四书五经，以便参加来年的科举考试，他并没有全心全意地准备这次考试，此时在他的心中来自西方的上帝和东方的孔子正在做一番较量。道光二十三年，当他第二次科举考试失败后，西方的上帝最终在较量上占了上风，从那时起他就宣称自已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并在广西贫苦的乡村开始传播被他改造后的上帝福音。这些事情雷履泰以及所有的山西商人都不会知道，即使有所耳闻，他们也不会看出广西一个私塾先生的古怪想法会对自己的生意有什么影响。
　　中南财经大学教授赵德馨：山西票号或者说整个的传统金融业，在太平天国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到一次重大的打击，原因就是太平天国是一些贫苦的、下层的农民、矿工、一些搬运工作、私塾的老师等一些下层的人，他们武装反抗清政府的起义，那么他起义以后带着家属走，就必须要有吃的、穿的，就是说要军饷、要军需物资，军需物资怎么筹备呢？他有一个口号“吾以天下富食为库”。
　　咸丰元年一月，日升昌总号接到成都分号来信，报告贼匪扰乱不堪，大掌柜立即命令成都分号归入重庆分号暂作躲避，接着又命令广州分号随时观察。太平军刚进入湖南，各票号就急忙命令汉口的分号做好撤庄准备，结果还没来得及布置妥当，太平军已占领汉口，各票号不仅损失惨重，甚至斥资百万修建的三晋会馆也毁于战火。一向从容大度、善于处理各种危机的山西商人完全慌了，咸丰元年四年，日升昌大掌柜甚至命令雇员从战火并未涉及的广州撤回，在撤庄信中大掌柜写道“务必速归，早回为是，万不可再为迟缓，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清朝中叶正是晋商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个时候晋商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江南的稳定和经济，这给晋商的发展带来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晋商相当一部分人是做贸易的，做俄罗斯、蒙古甚至欧洲的贸易，那么货源相当一部分是南方的货源，比如茶叶等等，战争一起货源就中断了，运输就遇到了困难，这对晋商的发展的带来了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晋商票号经营原则叫做北存南放，所谓北存南放就是在北方地区主要吸引存款，因为我们知道在北方地区有许多的王公和地主，这些人的存款往往是存在晋商的票号里，但是南方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于是晋商就把北方收到的存款，然后在南方发出去、贷出去，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可是战争起来以后，借到钱的这些商人没法还钱了，于是晋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战争对票号最致命的影响是商路、汇路的断绝，当时许多官员的奏折都谈到了这种情况，福建将军说“南方商船，闻风裹足”，江南巡抚说“闻风鹤之警，舟楫不通”，安徽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当时的情况用了这样的话“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甚至因为“外地商贾皆携货以归”而变得“民穷财尽”。这种局面使得各家票号处于无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咸丰三年二月，各家票号在得知太平军即将攻占南京的消息时一齐向北京的分号发出了撤庄的命令，而这项命令引起的连锁反应却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大清咸丰三年二月初十，宫中的咸丰皇帝一天之内接到两个坏消息，太平军攻陷六朝古都南京，同一天京城所有商号几乎全部歇业。南京失守固然对清帝国打击很重，但京城的商业危机似乎更加紧迫，所有店铺的歇业不仅使昨天还是繁华的京城一夜之间就变得死气沉沉，而且城中一下子多了几万名失去生计的百姓。
　　原山西省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郝建贵：造成北京城混乱局面的最初原因是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钱铺、帐庄同时收缩资本，只收不放，由于银根紧缩商户周转发生困难，所以大部分陷入停业状态，后来军机大臣山西人祁隽藻向皇帝解释说，平时京师的资金调度全凭票号负责，帐局负责资金接济，但战局恶化之后，不少拥有雄厚资本的山西商人纷纷报官歇业了，携资数千万出京，致使汇兑不通、市场萧条，而其它商号也告贷无门。
　　咸丰三年四月，北京迎来了一个特别寒冷的春天，似乎天气也没有从两个月前那场萧条中缓过劲来，虽然朝廷用半强迫的方式挽留住了匆忙离去的山西商人，但这并不能缓解大清国内无粮饷、外无精兵的局面。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当时清政府财政十分紧张，维持前线的军饷、粮饷都很困难，当时清政府户部的存粮顶多能维持半个月的开销。
　　咸丰皇帝也还没有从刚刚平息的京城风波中缓过劲来，就又接到了这更让他心惊胆颤的坏消息，此时京城中一些大清国的官员却替皇帝想到了一个解决僵局的办法，他们都从刚过去的市场萧条中看到了山西商人鼓囊囊的钱袋。
　　四月十一日，惠清王绵愉以密折的形式首先道破天机“风闻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籍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夷，若能实力劝捐，自不患无济于事”，御史章嗣衡甚至已经列好了一份名单“山西太谷之孙姓富二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五姓各三、四百万”。
　　咸丰三年十月，朝廷明颁上渝命令山西等地的总督巡抚劝令商人捐输军饷，这时候即使山西商人不乐于从事，恐怕也是天命难违了。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据史料记载，光是咸丰三年全国商民捐输的银两就达五百多万两，在这个数目里面山西商人捐输的钱就占了一半，这种捐输对山西商业资本特别是票号资本的积累和发展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山西商人在这种勒索性质的捐输中不能一无所获，日升昌的东家就通过出钱换来了四品知府的头衔，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翙更是不光为自己甚至为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名誉官职，如果说捐输只是暂时的事情，那么这种捐输换来的顶戴却对山西商人以后的发展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他使一些创业时兢兢业业的杰出商人沾染了许多官场习气。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校刘建生：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历来没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说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自始至终没有商法，商人始终由于在传统社会中的重农抑商政策没有起到法人地位，在这种无法人地位的情况下，他是很弱小的一种弱势的群体，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法人地位，又没有立法保障的情况下，他需要庇护，因此他尽管有钱，他可以傲视权力，但他摆脱不了权力对他的干预，为了少被政府干预，甚至于如何能从政府那儿得到好处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两者紧密结合。
　　在票号衰败之后，《申报》上的一篇文章很深刻地分析了这种影响“汇票往来不特通市之财可以转移，而天下之财亦可流通，所难者，自国家重商之后，凡属殷富皆经大臣保举，小而隶卒，大至监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气而养修体，一身之奉养犹有限也，而家人亲族岁费浩瀚矣，一铺之开销虽大尚可算也，而官场应酬之事无所底止矣”。无奈的是捐输只是山西商人与朝廷直接接触的开始，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还有很多交道要打。
 　　第十集　祸福之间（中）
　　在山西的许多地方至今流传着这样的风俗，每年农历正月十三各买卖铺户都结束了春节假期重新开张营业，在这一天里各家商号不仅门前悬灯结彩，而且在开门做生意之前还要举行祭财神的仪式，来求得新的一年中财源广进，这种风俗山西人叫开市。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县、太谷、平遥几个县城开市的仪式显得格外红火，这不仅是因为为期一年的咸丰皇帝国丧期满，更重要的是云集在这些县城中的票号在惨淡经营几年之后终于迎来一个重新发展的机会。
　　原山西人民银行高级经济师郝建贵：在熬过了太平天国初期的战乱之后，朝廷终于取消了票号不能承揽官方银两汇兑的禁令，同意各省、各海关上缴中央财政的税收京饷可以由山西票号汇兑，当时各地上缴的京饷每年都超过四千万两，汇兑如此数目的银两对山西商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发财的良机。
　　在山西票号创办之前，各省每年向中央上缴财政税收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首先是要把民间流通的碎银重新熔铸成五十两一锭的官银，其次再将新铸好的银子装入特制的箱子之中，最后还得派大量的军队押运进京。
　　1823年日升昌开张，此后民间银两往来大多选择了方便、快捷、安全的汇兑方式，但朝廷并不接受这种方式，如果说当时因为票号刚刚开张还没有得到朝廷的信任的话，那么到1863年票号已经成功经营了四十年，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组织完备，信誉良好，而且山西商人还曾经在危急时刻帮过朝廷的大忙，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什么还是要禁止票号染指官府的银两呢？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清朝的财政制度所有的各地方的上解中央的款项或者是各地方的财政款项历来都是要由蕃库来储藏，不能随便动的。要解送银两的时候历来就解现（银），这在封建统治者的心理认为这是祖训，他的祖宗给规定下来的制度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那么为什么这项坚持了四十年的政策会在1863年同治二年的时候有所松动呢？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太平军起义又是捻军的起义，因为当时清中央的财政主要来源江苏、广州，捻军起义就把由南到北这条官道切断了，再继续运现（银）就不能走了，这样条件下广东地方财政就开始票号汇兑，由于广东这个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这些省就开始汇兑了。
　　同治元年（1862年10月），朝廷一再下文向广东这个欠饷大户催债，上面逼得急，又无银可解，广东省的官员不得不又来找山西票号想办法，志诚信是山西票号中重要的一家，它的总号就设在太谷城的这条街上。以前志诚信广东分号曾多次借钱给广东巡抚衙门，所以这次广东的官员又求到它的门下。这一次志诚信的大掌柜也很爽快地答应了官府的请求，但有一个小小的条件，精明的山西商人不仅看到了广东省的财政困难而且也看到了大清朝的难处，他们决定利用这样的机会迫使朝廷放弃泥古不化的笨办法。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当时山西商人就提出了一个条件，因为广东现钱有限，可以给你一张汇票到北京去兑付，实际上山西商人这里做了小小的一个强迫他按照我商人的意见去办。
　　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广东一地，许多欠饷的省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从那时起，一些封疆大吏，方面大员都开始为票号汇兑京饷找理由、想办法。江西巡抚沈葆贞说“风闻河南一带捻匪不时滋扰，直隶境上伏有骑马贼出没无常，现未敢冒险道行，致滋疏失，而京师待饷孔急，可否暂为变通交给在江省开设新泰厚汇票兑汇”。同治元年十月，朝廷终于同意了各督抚的请求：“奏准京饷案内，行令设法汇兑，总期妥速”。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汇兑京饷可以说是山西票号获得的一次难得的发展良机，尤其是在经过十年的战乱之后，民间的商业萧条，商业银两往来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这种生意对票号的生存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但是票号汇兑银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清朝一批官员都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金融混乱，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就曾经上奏朝廷说“库多收一批汇兑，即京城少进一批实银”。所以就能造成“银贵钱贱”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力请禁止汇兑，此后关于究竟汇兑还是运现，在官员内部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的争论。
　　朝廷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对票号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争取朝廷的认同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钱最终是把整个票号的命运都押在一个毫无希望的政府身上。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晋商是在封建社会里面经商，所以他们就离不了政府，一方面他们代理政府朝廷财政管理，而且把财政收入送到中央政府去，这一项对他们的业务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财政困难或者是不讲信誉，或者是各种官员的苛扣，所以晋商也吃了大亏，当时各地解到北京的京饷大概是八千万两左右，其中有一千五百万两是由晋商垫付的，所谓垫付也就是你先把钱拿出来，以后有钱再还，可是由于政府以后的财政困难和各种原因，这笔钱其实很多都是有去无还，这就使晋商资金的流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成为晋商最后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900年）七月二十日，北京城已经是一片火海，那天凌晨，由俄国军队组成的八国联军先头部队由东便门攻入北京，在其后的五个月时间里，自认为最文明国家的士兵在北京城中争先恐后地进行犯罪比赛。当所有的人都想尽办法逃离北京时，一个叫齐梦彪的山西商人却从容地端坐在志诚信北京分号的帐房内。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所研究员李三谋：这个时候有人劝票号的掌柜齐梦彪让他躲一躲，但他感到自己作为票号的掌柜，对刚刚收到的一批海关银，就是官府的官银，一定要好好地保管好，要做到信、义，他坚持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这批官银的安全。
　　那么为什么齐梦彪非得呆在充满凶险的北京城呢？在当时的北京城这些数额巨大的官角不但不会给志诚信带来任何利益，而且随时会给齐梦彪招来杀身之祸。
　　后来齐梦彪的一位朋友记下了他当时的作为，文字很短，“君斯驻京，以庄存海关巨款，约同人死守，屡遇非常之惊，从容应会，了无惧色”。
　　山西商人就是凭着这种不惜牺牲生命来维护信誉的作法赢得了许多政府官员的认同，光绪年间胡雪岩开办的阜康银行倒闭了，亏损了户部的公款，所以朝廷命令停止票号汇兑官银，而且还重申了违禁条例，要各省“知所敬惧”，但是当时的四川总督丁宝祯向皇帝上奏折说“川省银号向无南商，止有西商，公私款项从无亏短，与南省阜康有别”，还坚持由山西票号汇兑京饷。
　　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十年时间内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业务也逐渐转为汇兑和借贷公款为主，而这些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票商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当年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此时也开始染上了一些官气。
　　这里曾经是一位日升昌大掌柜侯殿元的产业，由三座楼房构成，正厅为七开间，这样规格的房屋按朝廷规定，只有亲王一级的官员才能修建，而一些票号的经理出行时甚至要动用官员的仪仗。
　　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我们也从许多资料上来看，山西票号一个经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触，当地的巡抚、布政使，甚至总督都可以接触，有的人甚至于成为当地政府的财务顾问了，在这种情况下面他的地位是很巩固的，甚至于政府发表新的官员任命时没有路费，票号就借给他，跟政府密切结合，跟官员关系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所以我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就讲了，票号那时不可一世、声势显赫。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各级官员被看作是支撑这个社会的基石，虽然哪怕是在这座最低级的官衙中，也到处挂着这样的匾额、对联，以此来提醒老爷们时刻注意自己的职责、使命，但他们为之服务的百姓走进这个地方却只能跪在这里享受从上而下的服务。当官员把大笔公款交由票号汇兑时，或多或少是带着些恩赐的味道，因为他们知道票号在帮忙的同时也得到了大笔的不计利息的借贷资金，当时不论官员和商人都没有想到，他们之间原本可以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合理的关系。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资本主义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从这个观念上说，如果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富起来了，那么这个国家整个也由此强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面讲究“藏富于民”。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什么地方呢？在老百姓手里头。那么封建社会讲究什么呢？讲究“国强民穷”，比如说乾隆的时候朝廷的财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苦的，也就是它利用政权通过税收这种办法，把大量的财富集中到政府手中，这个时候民间没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力，所以经济必然要衰退，从封建社会的“国强民穷”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藏富于民”，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形式的转化，而且是一个制度的转化。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惶出逃，他们在河北的乡间度过一段很悲惨的逃亡生活后进入山西，当慈禧的车驾进入山西时，最早知道消息的不是山西的官员，而是一位山西商人，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高钰。1900年8月，高钰接到了一封密信，写信的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做了他一生最好的一次投资，他不仅把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行宫，而且筹措银两，为慌乱出逃行囊羞涩的慈禧准备了一笔不小的旅费。
　　1900年八月初十，清帝国的统治者走进了大德通的大门，由于他们的到来山西的这家票号暂时成了整个帝国的中枢，第二天一早离开这里时，山西商人的招待给那一对落难的帝后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作家王进：慈禧皇太后给山西商人留了个大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交由山西来经营，这样的话山西票号又出现了晚霞中的最后一抹余晖。
　　票号又一次从战乱中挺了过来，不仅如此，这次复兴把山西商人的事业推向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时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达到一万七千两，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在当时修建的许多山西商人住宅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兽头，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一座屋顶上时，对主人来说，很难一下子看清是福还是祸。
 　　第十一集 祸福之间（下）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平遥这个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县城中，也传出了天主教唱诗班的歌声。这种起源于西方的宗教是在康熙年间由一个叫侯存智的平遥商人带回到这里，平遥的居民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接纳了西方的天主，虽然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种陌生的东西。到鸦片战争前，平遥已经有一百多位教民，从平遥人对待西方宗教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山西人的一种基本想法，对于外来的东西并不断然排斥，但也不过分热心，山西商人更是以一种纯粹的商业眼光来打量西方的一切。早在清朝初年，他们已经在洽克图和广州与欧州商人开始做生意了，由于有这样的渊源，在鸦片战争之后，他们很快成为大批来华的西方商人的贸易伙伴。
　　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王鲁湘：中国当时只是在一些允许通商的口岸才有洋人存在，因此也只有这些口岸才有所谓的西方的银行的存在，西方的银行在登上中国大陆以后突然发现，他们需要寄生在山西票号的网络系统上面。
　　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西方商人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们发现生意并不好做，因为他们的商号银行只能设立在沿海的几个通商口岸，无法进入广阔的中国内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中国的贸易方式、社会状况与自己国家的情况迥然不同，他们以急切的目光在中国寻找一种与自己国家大体相似的商业组织和贸易伙伴，很快他们发现了由山西商人经营的叫做票号的金融组织。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当时驻汉国的英国领事在一份商务报告中曾经这样说过“汉口是以一个完整而富裕的银钱体系而自豪，商人与外埠的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他的作用几乎与英国的银行一样。”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外贸中心逐渐由广州北移至上海，大概在1861年左右，山西票号开始进入这个商贾云集的新兴城市，山西商人来到这里时，首先要面对的还不是外国银行，而是另外一群与他们一样聪明的中国商人－江浙籍银钱商人。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当时上海金融业的主宰是浙江籍商人开办的钱庄，明末这种钱庄就已经设立，到清中叶大概有六十多家，他们不但经营银钱兑换、存放款业务，大一点有实力的钱庄还发行钱票和银票。
　　山西票号进入上海后并没有借助财雄势大与上海钱庄抢生意争地盘，而是细细观察一番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票号与钱庄的关系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有过这样的描述“从表面视之，大有两雄对峙势不两立之状，但实际上相处正善，毫无冲突之虑，推厥原因则本地钱庄资力薄弱，有赖于票庄之供给，而票庄与各省人情风俗又多隔阂，极愿与之往来通声技，于是相互提携共营斯业，然感情既已联络，而营业究不一致，不免日久发生冲突，于是划分界线互不侵犯，本地之事，钱庄任之；各省之事，以票庄任之。”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在和外国人交往的国际贸易中，钱庄票号需要互相配合才促进事情的发展，要和银行结合起来。
　　山西商人凭着长袖善舞的经商才干很快在上海站稳脚根，据调查，至光绪元年，山西票号在上海设立分号的就有24家，并且为统一行动还购置地产合组了山西汇业公所，但山西票号与外国银行之间这种互惠互利的蜜月期非常短暂，国家的贫弱很快就使山西票号在合作中丧失了平等的地位。
　　南开大学经济所教授王玉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不平等待遇集中在几个方面，一、“子口半税”就是在税收上，外国商品进入中国以后是低税，而中国的商品是层层加价的；二、我们在外国人进入中国的海关管理上；三、外国在中国建立租借，外国产品的包装、加工业以及他的货栈、堆栈业已经非法的营业了。
　　1898年德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济租界条约》攫取修筑胶济铁路等特权，德国政府的这次公开抢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所谓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欲望，似乎此时的大清朝廷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而是替他们看守赃物的同伙，这些来自文明国家的文明人争先恐后地将刀叉伸向中国这块诱人的大蛋糕，山西因为储量丰富的煤铁资源，无疑是这块蛋糕中最诱人的一部分，当时的上海英商总会主席相当正式地向英国驻沪领事建议“现今航运事业因燃料价昂负担很重，因此本会主张要求中国允许使用外资本与技术与中国煤矿的开采方面。”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当年山西巡抚胡聘之采纳了他的幕僚－《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的意见，说全国都在搞洋务，山西经济要发展必须要搞一些实验，开发山西的资源，这样胡聘之采纳和刘鄂的意见准备开发山西的矿产资源，但资金从何而来？政府难以支付这笔启动费，在刘鄂的建议下和英国福公司两家联办，其实是把山西的矿权卖给了英国福公司，当英国福公司一旦拿到了这样的矿权，马上明令禁止山西地方小煤窑、民办煤窑全部封禁因为这涉及到主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群情激愤。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大家要求把矿权争回来，从平定开始一直到太原省城大学生流行，最后影响到海外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给政府来电，要求政府把矿权收回来。
　　一个叫李培仁的山西留学生在日本以跳海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当他写着“痛晋矿之将亡，伤祖国不振”的遗书被送回山西时，闻者无不泪下。
　　1906年早春，渠本翘离开了祁县南关的家，坐上马车前往太原，那一年他四十岁，他出生在一个商业世家，两百年前他的祖先就开始与俄国人做茶叶生意，他的父亲是山西票行业非常有影响的人，他的母亲来自于另一个著名的商人家族－声名显赫的乔家，他的早年经历与别的商人子女有所不同，他曾经中过进士，后来作为外交官出使日本，回国后又加入到家庭生意当中，当山西人争回矿区、路权的运动开始之后，他率先以商人的身份加入并且很快就成为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他的方法既不是鼓动农民私自开矿，也不是率领学生上街游行，他知道这些举动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他联合了几乎所有的票号商人，目的是通过谈判首先从英国商人手中赎回被政府廉价出让的矿权、路权，然后再按照现在的方式组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用现代机械化开展山西的矿产资源，他甚至为这个新公司想好了一个颇具含意的名字“保晋公司”。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茂棠：山西的争矿运动当时在全国来说也是全国争矿运动之一，它从自发的、无组织的状态转入实质性的阶段，商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907年的2月，山西各界的代表当时到清政府外务部去交涉，要求收回矿务，他们已经在发动捐出钱来作为条件和福公司进行谈判，也使得当时清政府外务部、山西巡抚恩寿也只好表示极力支持，到了第二年1908年1月20号，双方就签定了第一批合同，合同签定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山西商人拿出二百七十万两银子。
　　1908年，又是一个寒冷的早春，渠本翘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屋子里，前一天他刚从太原回来，在那里他知道的新合同签订的消息，但同时他也得知，一个月内山西巡抚根本拿不出一百多万两银子交给英国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几年辛苦得来的新合同就是一张废纸，英国商人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做出了最后的让步，几十年后，当渠本翘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他用了这样一句话“瞬息千变，不可思议，倘别生枝节，则所失更多。”在他的合力呼号下，晋商众志成城纷纷解囊。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山西的赎矿运动得到了票号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调集了一百多万两的赎矿银，而且踊跃认购保晋公司的股票，通过自己遍布全国的金融网络承担了保晋公司在全国招股的任务。
　　1908年2月25日，山西商人按时交付了一百七十万白银的赎矿款，中国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大公报》上登出了这样的消息“闻晋有名票庄均认先行挪借，以免失信于人，而保晋省名誉，晋人团体如此团结，将来发达岂可限量？”日后，一位当事人回忆说“票庄不动声色，不爽时刻，纯然以彼外国银行的周围之票相交付，于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金融界活动之力若何，亦可睹矣！”
　　渠本翘等山西商人在保矿运动中的一系列作为都值得我们骄傲，他们在与外商竞争夺回国家利权的过程中完全按照现代商业的规则谈判代替对抗，虽然双方的处境非常不公平，但是山西商人不退让又不蛮横，最有意义的是在夺回矿权之后山西商人又以一种近乎现代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对矿区的生产过程和制度建立进行了改造。阳泉矿务局－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之一，在它保存的历史档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一个世纪之前，这里还被叫做山西商办全省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在经理一栏写着”渠本翘“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