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系小萝莉:中国还在渐进改革中吗？-

　　2月27日，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互联网上第三次与网民在线交流。当谈及中国高房价问题时，温总理明确表示有信心抑制高房价，并再次列举了若干举措来证明其信心与决心。末了，还对房地产商进行了道德规劝。温总理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你们应该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就其个人而言，温家宝先生对房地产们进行“道德教育”，倒也无所谓，毕竟是教人向善之举，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国家总理，在连续几年表示将抑制中国房价问题，并且底线不断退让的现实面前，却不得不让人怀疑，是不是中央政府对高房价问题已经黔驴技穷了，毫无还手之力了呢?同时，兼有推卸政府责任，转移民众视角，寻找中国高房价问题的替罪羊之嫌疑。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高房价问题与中国的土地财政紧密相关，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均衡、官员的GDP政绩考核制度相关。在政府垄断权力、土地资源的条件下，政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与民争利，才为房地产商们制造了追求高额利润，“为富不仁”的机会。在此情况下，寄望于房地产商的“道德高尚”，来实现中国房价的下降，未免南辕北辙，本末倒置了。在制度无法实现普遍的公平正义的条件下，讲究道德情操，其效果最多有如佛祖劝人向善，却未必能真正制止邪恶的继续与蔓延。

　　尽管温总理在互动中也谈及多项治理高房价问题的措施，但从近期十几个城市实行以户籍或连续若干年的纳税证明作为条件的限购令，却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才是最大的不道德行为。中国在推进改革32年之后，却重新返回以计划经济思维逻辑为主导的行政计划政策，试图以此实现抑制中国高房价的目标。此举不仅反映了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自私自利，追求短期的行政效果与利益，无视民众的安居需要与平等的消费权利，更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民众之间的身份差异，破坏了社会公正。

　　本来，在政府的不作为或消极作为下已经导致了商品房成为中国居民实现安居愿望的唯一可能性选择对象的现实下，政府本应该积极提供另外的选择，建设更多的保障性住房，或出台保障公民租住房屋的权益保障法律，以实现公民的安居愿望;但现在，却反而强化了户籍制度，制造更多事实上的不平等与不公正，重新强化中国的“身份社会”，而不是促进建立起“契约社会”。显然，相较于房地产商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逐利行为，这实为更大的不道德——如果一定要认为房地产商们这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话。

　　事实上，公众追求的是安居的生活，因此，高房价本身可以并不是问题。只有在商品房成为公众实现安居的唯一实现途径的情况下，这才是问题。也因此，才导致了非理性的高房价泡沫。如果政府不是着眼于自身的利益，不以盈利为目标参与市场经济活动，高房价本身不会是现实下的无解难题。

　　而从另一角度上看，限购令的出台，也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治理上，不仅思维封闭，而且已经力不从心，只能回到计划经济的逻辑思维上，试图以政府一方的行政力量来实现抑制房价的目标。尽管近些年来，中国政府被外界认为是一个高效的政府，其理由无非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然而，社会治理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几个大工程。涉及民众民生的问题，又岂止只是集中力量就可以处理好的?政府之所以在社会管理与治理上日渐捉襟见肘，很大程度上在于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限购令的出台，很大程度上就反映出了这样的一种倾向。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中国是否还在渐进的改革道路之上?

　　中国经济在这32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成功离不开所谓的渐进式改革。然而，在当下的中国，是否仍然行走在渐进的改革之路上，却是令人怀疑的。中国虽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相较而言，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却严重滞后。或许，在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上，中国在这三十二年中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但当其无法适应民众的需要，或与民众的诉求发生脱节时，其成果就值得反思，其建设是否过于缓慢，就值得思考。

　　就限购令本身以及近来倍受媒体所关注的儿童乞讨问题而言，事实上都指向了中国的社会建设问题。无论是限购令还是儿童乞讨问题，其背后都与社会福利体系的缺失或不足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在社会上不断出现的“官二代”、“富二代”等特权现象，诸如“我爸是李刚”、“24岁的副院长”，年轻一代对未来前景普遍信心不足、表现出急功近利的情绪时，政府就更应该思考在社会改革、建设上究竟做了多少，还有多少需要积极作为。

　　当然，如果政府又试图大包大揽，将所有社会建设都包在自己身上时，可以肯定的是，政府一样将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民众诉求多样化、多元化，规模急剧膨胀的今天，依赖政府自身一己之力，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此，让出一定的权力空间、允许民间、社会释放自身的力量，才是明智的选择。更何况，让社会管理社会，让民众实现基层的自治，本身就是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

　　因此，与其对房地产商们谈道德情操，还不如多点改革行动，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否则，此举与一些地方政府在出现失责行为时，将责任推给“临时工”，又能有多大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