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蒙蒂略妻子:中共党史故事中的哲学 - 执古之道 - 堡垒 - 和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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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故事中的哲学
张磊著
现将《中共党史故事中的哲学》一书献给党员、干部、青年学生及其他各界人士愿意从传奇式、生动的党史故事中有兴趣地学习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读者。
张磊
2006年5月
目 录
序 ………………………………………………………………………………4页
一、从李耆年改名为李大钊说起
——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是人生的根本转变……………………5页
二、从夏明翰英勇就义前写的诗句来看
——共产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统一…………………………………9页
三、从山西五台人对徐向前的两种评价看
——各种不同的人生观…………………………………………………12页
四、陈云坚持不收礼的事迹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14页
五、从徐海东之女徐文金隐居湖北山区20年看
——强烈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信念………………………………………17页
六、从董加耕的坎坷人生看
——马克思主义的节操观………………………………………………20页
七、从刘胡兰的壮烈牺牲说起
——革命英雄主义来源于崇高的人生观………………………………23页
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25页
九、从海港工人许振超提出的“赶超世界第一”看
——人的主观能动作用………………………………………………28页
十、从物理学家马祖光对新光谱的发现和甘当人梯看
——事物发展过程中后来居上的规律………………………………31页
十一、从骡车上的“南陈北李”到第一次国共合作
——矛盾运动规律……………………………………………………34页
十二、从红军长征路上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说起
——对立面的相互转化………………………………………………38页
十三、从雷锋的日记说起
——事物的普遍联系性………………………………………………40页
十四、从多位革命烈士各不相同的传奇经历看
——唯物辩证的实质和核心…………………………………………42页
十五、从“秋收起义”到“三湾改编”
——质量互变规律……………………………………………………47页
十六、从牛玉儒“浓缩了生命”再论
——质量互变规律……………………………………………………51页
十七、从周恩来的右臂摔伤说起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和现象…………………………………55页
十八、刘少奇在天津的一次讲话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形式和内容…………………………………58页
十九、从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到胡长青、成志被枪毙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原因和结果…………………………………62页
二十、从被判死刑的贪官李真为官时思想情况来看
——内因和外因的关系………………………………………………66页
二十一、朱德在德国柏林参加中国共产党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69页
二十二、1945年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去重庆谈判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73页
二十三、从李素丽的狭小工作岗位和崇高思想来看
——世界的有限性和无限性…………………………………………77页
二十四、从〈〈新民主主义论〉〉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论述
——认识的辩证过程…………………………………………………79页
二十五、从任长霞的“功德碑”在群众心里看
——真理的客观性……………………………………………………82页
二十六、从《反对本本主义》到反对“两个凡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84页
二十七、从瓦窑堡会议说起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88页
二十八、从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到胡锦涛的“2005。11。
——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91页
序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干部、群众，不论是干革命、反侵略，还是搞建设，都必须自觉、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按照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以振兴中华，最终实现共产党的伟大理想。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就是必须懂得、掌握作为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正确人生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到手，除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科学理论专著和文章外，还有一个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好办法，就是从富于哲理的故事，特别是中共党史的故事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我多年从事政治工作和哲学理论工作的一个体会。因此，在我离休后，把撰写一本《中共党史故事中的哲学》，作为自己发挥余热的若干本著作之一，以实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志愿。
为此，我至耄耋之年，又重温、学习、阅读了有关党史的许多著作、资料、传记、故事、报刊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著作。我从中清楚地看到：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制定各个时期党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克服各种错误倾向，从而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和光辉业绩；展现出许多共产党员在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引下，为了解放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并最终解放全人类，向反动统治势力进行了英勇的、大无畏的、前赴后继的斗争而壮烈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或一生艰苦奋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像春蚕吐丝一样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特别是描绘出革命领导者、英雄、烈士们传奇经历中发人深省的事迹；叙述了一些领导者廉洁奉公、大公无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观和能经受住荣辱、升降、恫吓利诱、委屈、患难考验而始终坚持真理不动摇、不变节的节操观；揭露批判了党内的若干蜕化变节分子，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严重危害党的事业的罪行。其中许多生动的故事中含有深刻的哲学理论。
现我根据个人的体会，编写出《中共党史故事中的哲学业》一书，愿同读者交换意见，真诚地希望批评指正！书中有10篇已在珠洲电力机车厂政研会、企业管理协会主编的《九方思索》季刊上连载，并得到该编委的帮助、鼓励，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一 从李耆年改名为李大钊说起
提起李大钊的英名，全体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会肃然起敬。他虽然来到人世，只活了三十八年，但他那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极端负责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向反动势力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的卓越才能，忠于革命事业的高风亮节，英勇就义的壮烈情景，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李大钊同志光辉的革命一生，是他所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现、人生观所决定的。他这种世界现、人生观同其他的一切优秀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李大钊同志是优秀党员的杰出代表。
李大钊,
然而，面对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年青的李大钊没有停止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他经过一段冷静的思索之后，又振作精神参加了北洋政法学会，担任了该会的编辑部长，编辑出版了《言治》月刊，撰写文章评击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他在北洋政法学校毕业后，为了学习救国的本领，又考入日本早稻村大学。李大钊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资本沦》等，从而开始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现、人生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的国情、国内政治动向，积极参加讨伐卖国贼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二十—条”和恢复帝制的反动行径。为此。他主偏《民命》杂志、出版《言治》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亲自撰写，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名义发表《敬告全国父老书》声讨袁贼。李大钊回国后，在北京先后主办《晨钟》报和参加主办《新青年》杂志，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他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自身进行并组织了对马克思主义系统、深入的研究，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买办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群众运动(包括“五四”运动)，建立、领导了北京以及我国北方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为了回答革命者在斗争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写出了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文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特别是生死观作了深刻的论述，如于1919年《新生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说：“人生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死与生全是生命的一部，生死相间，才成无始无终的大生命，大生命就是大自然，死同生一样，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现象”。(转引自(中国革命伟人的故事)中国和平出版社版，1992车版第115页)李大钊的舍已为人和反对剥削、压迫的斗争精神，固然与他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同劳动群众有密切联系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对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则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结果。
李大钊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之前，所进行的革命活动，只能靠朴素的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民族意识的爱国心进行方向不明确的自发斗争，而不能以科学世界观、正确人生观为指导所进行的方向明确的自觉斗争。而当他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之后，便能够方向明确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进行自觉的活动。
李大钊于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以后，有较高的薪金收入，但他个人和家庭生活却十分俭朴，把节省下来的钱有计划地用作革命活动经费，办刊物和买革命书籍等。他还抽出一定的钱给一些贫困的、思想进步的学生交学费。不少学生在困难时，常常会收到“无名氏”给的钱，这个“无名氏”就是李大钊。当时．身为校长的蔡元培知道此事后，便指示会计室，在每次给李大钊发薪，扣下一部分生活费交给李夫人，以免他们一家人挨饿。李大钊为了组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金表也交给工作人员卖掉作为活动经费之用。
1919年“”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在同志们的劝说下，为了躲避敌人的报复，在对党的各项工作妥善安排后，到了五峰山住了一个时期。当他从五峰山返回北京的时候，一路上发现农村尽是哭声，田野有许多新坟。经调查了解，他得知政府官员们对瘟疫流行不仅熟视无睹，而且封锁消息，不让外界知道。李大钊到北京后，立即写文章在报刊上揭露政府对劳动人民贫病交加、无钱治病不闻不问，不采取任何措施，任凭瘟疫蔓延的罪行，以此激发人民反对封建官僚统治的斗争精神。
1921年，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奋不顾身地领导了北京大学等8个国立大学的职工、学生要求补发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学运。在他率领教师、学生请愿示威时遭到军警镇压，身受重伤，昏迷倒地，经师生的博斗才被救走。正是因为当时北京的学运离不开李大钊的领导，致使他未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完全自觉地按照党的纲领和方针、政策，有计划地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及其善后的工作。如：1922年北京郊区菜农(掏粪工人)抵抗莱捐的罢工斗争；1923年的 “二七”大罢工运动以及惨案发生后对失业流亡工人的安置工作；1925年“五卅”惨案后迅速开展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组织各行各业的“雪耻会”，“痛国家之危亡悼同胞之惨死”；1926年3月18 日，北京10余万群众举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段祺瑞军阀政府卖国的游行示威，随后并举行声讨国内外反动派制造“三一八惨案”罪行的群众集会、示威，等等。李大钊在组织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既细心、沉着，又英勇、果断，表现出卓越的才能，总是亲临最危险的地方指挥，不惜自己受伤，也要把群众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被反动政府通缉，有许多同志劝李大钊为了安全离开北京，随国民革命军去做部队工作。但他为了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坚决不离开北京。不幸，李大钊于1927年4月6 日被捕入狱，受尽军阀张作霖的酷刑，戳穿敌人的种种欺骗．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同月 28日英勇就义，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以个人生命“壮烈的牺牲”拯救和发展人民的“大生命”。他在就义前，而对着敌人的绞架和刽子手们高呼口号：“你们绞死了我，但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
全国解放后，修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的墓碑上，由中共中央撰写的碑文中说：李大钊“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极革命 的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二 从夏明翰英勇就义前所写的壮烈诗句来看
——共产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统一
夏明翰，湖南衡阳人，1900年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参加衡阳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到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后，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于1925年任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并负责农委工作；1927年任武汉农民讲习所秘书，继而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务委员、平（江）浏（阳）特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自有后来人。”
夏明翰诗中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其基本意思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为真理而斗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最基本的部分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统一的，即它的人生观是建立其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总的看法。它是人们是改造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客观世界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世界观人人都有，不过，由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立场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因而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也不一样，这就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各种不同的世界观归结起来有两大类：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心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世界观又分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世界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分主观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
朴素唯物主义即自发唯物主义，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唯物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例如，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世界的五种最基本的元素。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万物皆变、皆动、有生、有灭，其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内部包含着的对立力量，即阴和阳、正和反、清和浊、升和降、热和冷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产生，对于反对古代宗教迷信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对于后来唯物主义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对世界的看法带有感性，直观的性质，缺乏科学的论证，特别是对人类社会的说明是唯心主义的。
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即机械唯心主义。它产生于十七、十八世纪的英、法等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把自然界各种不同质的过程和现象（化学的、生物的、心理的等），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甚至把人看成一架机器。它把世界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不变的。事物的运动只是在外力推动下空间的移动和数量的增减。它否认事物发展的内部源泉和质变。它对人类历史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夸大个别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把“天才”人物的意志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万物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如，英国的大主教贝克莱说：物是“感觉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我国宋代的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主观唯心主义“是纯粹的唯我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不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某种神秘的客观精神的产物。如，德国的黑格尔说：“绝对精神”是一切事物的源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绝对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宋代的朱喜说：“理”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本原，没有“理”也就没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实质就是宗教所说的“上帝创造世界”，“神主宰一切”。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作为无产阶级思想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新成就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还有它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科学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外壳；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抛弃了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和唯心主义的伦理杂质，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并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完备的具有客观真理性的科学世界观。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内容是：从根本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发展的，物质运动、发展是有规律的；物质的运动、发展派生出精神，精神是物质的反映，并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即在精神、思想、意识指导下的人的实践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社会历史是爱生产方式制约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相结合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相结合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在人民群众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对加速社会的发展也起着一定推动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转过来影响社会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原始、无阶级的公有制社会，经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的阶级剥削的私有制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有制社会发展，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加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共产党人从事社会活动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他们在这种科学世界观指引下的革命，斗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是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把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人生的目的。
夏明翰的英勇就义，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指引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具体表现。他在就义写的诗中所说的“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则是他对共产党人英勇斗争，前仆后继，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充满信心。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决定其人生观。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又决定其道德观、节操观等。
三 从山西省五台人对徐向前的两种评价来看
——各种不同的人生观
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位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在解放战争时期曾指挥了太原战役。
太原解放的当天，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徐向前为主任，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任副主任。
过去，阎锡山以太原为老巢在山西实行反动统治时，结党营私，进行宗派活动，把家乡五台人一批又一批地笼络在自己麾下，委以重任，当地有句顺口溜：“会说五台话，就把洋人挎”。徐向前也是五台县人，一些家乡人也认为自己也能“沾光，”受到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重用了”。
徐向前所在的家族在五台是个大家族。他的一些亲戚朋友当听到徐向前“打”回来，在太原接替阎锡山当上了“大官”，一个个兴高采烈，来到太原要官当。他们心里想的是：“大小当个头，不用站岗楼，给个官当就比老百姓舒服”。徐向前的两个姐姐徐先月、徐春月也结伴从五台县的乡下来到太原。抗日战争开始那年，徐向前回了趟家，把两个姐姐的两个儿子，带去参加了八路军。这两个青年都在作战中牺牲了。徐向前的两个姐姐心里想：看在两个孩子为国捐躯的份上，也会得到一些好处的。
徐向前对来太原求官的乡亲，给予了热情接待，耐心地说服教育，说明共产党与封建官的根本不同。徐向前看到两个姐姐后想起牺牲的两个外甥感到内疚，但对于两个姐姐来太原想要些收缴敌人的东西，则不能同意。于是便采取了让她们多住几天亲眼看看共产党的官是怎么回事的办法，以取得问题的解决。
来太原想谋个官当的一些五台人，经过徐向前的耐心说服教育，多数人理解了，回乡后逢人就讲“还是共产党的官好，不贪不占、不徇私情，咱们国家大有希望！”徐向前的两个姐姐在太原住了几天后，亲眼看到自已的弟弟虽然“当了大官”，却同一般干部，士兵一样同甘共苦，“真是个好官”，同过去一样，“还是个好弟弟”，于是没有要公家的一件东西，愉快地回家了。同时，也有少数乡亲，来太原后听不进去徐向前讲的道理，因没能沾上光，说“五台的这个大司令员六亲不认”。
五台人对徐向前在担任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时不同评价，说明了不同的人生观。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信念，文化素质，等诸方面的不同，他们对人生的目的，态度，价值、生死、苦乐、荣辱和意义的根本观点，即人生观也不相同，甚至相反。人生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观在人生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在现代社会支配着人们生存的主要是剥削阶级的损人利己、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和无产阶级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山西军阀阎锡山结党营私、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行为，表现出剥削阶级的人生观。而受到阎锡山剥削阶级人生观影响的一些五台人，把“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以及当官的亲属就能沾光作为光荣和享受，则是受到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小私有者自私自利的人生观的具体表现。他们用这种人生观来要求作为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城市管理者的徐向前为乡亲安排官职或给予一些公物的行为，就必然发生剥削阶级自私自利人生观和无产阶级大公无私人生观的矛盾。
徐向前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对乡亲、亲属的不正确思想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并以身作则地用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行为来影响他们，终于使自己的亲属和多数乡亲克服剥削阶级，小私有者损公利己、自私自利的人生观。他们愉快地回到家乡积极地从事生产劳动，并称赞共产党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优良作风。当然，在私有制、私有制尚未消灭的社会，共产党所进行的思想教育也不可能把所有人的私心杂念都改造过来。因此，从太原回家乡后的少数乡亲，仍然，把徐向前的大公无私看成“六亲不认”，继续坚持自私自利的人生观。
军阀阎锡山结党营私、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的人生观和共产党的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人生观是对立的。而自私自利的小私有者的人生观和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也是不同的。
四 陈云坚持不收礼的事迹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
在中国共产党内集中了许多品德高尚的革命家。而在这些革命家中，陈云以他光辉的业绩、崇高的人格，特别是始终坚持不收礼的自律，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
陈云1905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革命斗争的70年中，怀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艰苦奋斗、历尽艰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陈云表现出的坚持党性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具有鲜明的廉洁奉公的品德，是党的精神财富。
陈云不收礼，有口皆碑。他曾遇到许多有人送礼的事，都被他根据不同的情节严词或婉言拒绝了。陈云说：“送礼是有求于我，收下后，决定事情必有偏差。”有一次，他在解释这条铁的纪律原则时说：“如果主席、总理给我送礼，我就收，因为他俩没有求我的事儿。”
有一次陈云在某市的公务刚刚结束，准备剩火车返回北京时，该市的一些同志到火车站送行时，带了两只老母鸡和一些蔬菜，交给陈云同志的随行人员，诚恳地加以说明：“我们看到陈云同志来到后整天忙着谈话、开会，深入基层各生产企业了解情况，很辛苦，同时在生活上坚持低标准，几天下来，大家看到陈云同志明显消瘦了。对此，我们很受感动。为表达敬意和对领导同志的关心，带来这些食品，希望能给首长和同志们补充些营养。秘书萧华光得知此事后，向当地同志表示感谢，并宛言请他们将东西带回去。但是送行的同志很坚决，说首长太劳累，这些表示敬意和食品，希望一定收下。萧华光向陈云作了汇报，并建议说，送行的同志如此盛情，拒收不如按市场的价格，把这些东西买下来。陈云果断地说：”虽然送行的同志们是善行，不会有所求。但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不住了。还是请他们带回去，要和他们说，他们的心意我领了，但东西不能收“。地方的同志也不好再坚持，于是把东西搬下火车，心里无不暗暗赞叹！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被扫地出门、靠边站的老同志，在陈云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仗义执言和关怀下，陆续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其中有一位老同志为略表心意，在登门拜访陈云时，带来一纸箱葡萄。等交谈后，陈云指着装葡萄的纸箱说：请你把它带回家。那位同志反复解释，这不值几个钱，只是一点心意。陈云笑着说：“那好，我就尝五粒。”说罢，就打开箱子，摘下五粒。那位同志心悦诚服地依了陈云。
陈云不吃请的佳话也是有口皆碑。他除了国务活动统一安排的聚餐外，在北京工作时，历来是公事办完后即回家吃粗茶淡饭，如果在外地也从来不参加公家或私人的宴请，每天都是紧张的工作，按时到食堂同当地普通干部职工一样的买饭吃。
陈云在一生的工作中，坚持不收礼、不吃请，诚实廉洁奉公，认真、坚持原则，宽厚、友好待人的作风，充分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所谓行为规范也就是行为准则。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用一定的准则来确定、评价是非、好坏、善与恶、正确与错误、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腐败与廉洁等行为，从而把人与人、个人与群体、各个团体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纳入道德准则所要求的范围内。
道德与政治思想、法律上正有所不同。第一、道德比政治、法律产生的时间要早。在公有制、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原始人的道德观念。第二，政治、法律是在私有制、阶级、剥削制度产生后才产生的，是以国家机器强制的办法推行的；而道德是依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特别是以社会舆论的力量来实行、维持的。第三，从作用的范围来看，道德要比政治、法律作用的范围要广泛，道德与政治、法律思想是相互补充的。
道德与政治、法律一样，都是社会上层建筑，都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又转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道德具有不同的内容。在私有制、阶级产生前的原始社会，原始人的道德观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中进行集体的生产劳动、求生存共同维护原始群、氏族公社的社会秩序的一种社会舆论力量。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作为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观，都是奴隶主、地主、资本家来维护本阶级统治的社会舆论力量。相反，作为被统绐阶级的道德观，都是奴隶、农民、无产阶级以社会舆论的力量，使劳动者团结一致反抗阶级压迫、剥削的。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时也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求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以及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发扬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具体表现是：大公无私、团结互助、廉洁奉公、关心集体、努力工作、艰苦奋斗等。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的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都以各自的是非标准来评价各种道德观。但道德是有客观标准的。
在历史上，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道德就是进步的道德；凡是阻止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道德，就是落后、反动的道德。无产阶级道德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一切劳动人民以及其他曾经是进步阶级的进步的道德观点，形成了最高尚的无产阶级道德，即马克思主义道德。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广大党员特别是无数优秀党员，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为指导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陈云是优秀党员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勤奋工作、不收礼、不吃请的事绩，有口皆碑的传颂，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社会舆论力量，从根本上倡导廉洁奉公、防微杜渐地反对贪污腐败的作风。坚持不收礼、不吃请，既反对了收礼、吃请的行为，也反对了送礼、请客的行为。这在坚持和发扬党的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的过程中是完全必要的。这里说的收礼、吃请和送礼、请客，根本不同于亲、友之间的正当的礼尚往来，而是作为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怀有私心、杂念的错误行为。例如，党内屡禁不止的卖官、买官、贪污、腐败现象，大量的是从一般性的收礼、吃请和送礼、请客开始的。
陈云坚持不收礼、不吃请，是从如何在党内坚持和发扬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优良作风考虑的。陈云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党中央组织部长时期，每次讲话、谈话和起草的文件中，反复强调：一定要采取各种措施把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培养成全心全意干革命，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事业始终不渝、艰苦奋斗的战士。陈云的一生完全实践了这一高尚的愿望。其中包括忠实地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念指导自己的行动。坚持不收礼、不吃请，则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念的突出表现之一。
五 从徐海东之女徐文金隐居湖北山区70年看
——强烈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信念
徐海东，湖北省大悟县（原礼山县）人，1900年生于贫苦农民家庭。他10多岁就跟着父亲给当地的窑老板打工为生，一直到20多岁，当了11年的窑工，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穿过，受尽了窑主残酷的剥削欺侮和生活的磨难，终于参加工农红军。
1925年，徐海东的女儿徐文金出生了。在这一年，25岁的徐海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徐海东遭到追捕，受到牵连的徐家共有66人被杀害。当时还不到三岁的徐文金，被三伯父徐金元用箩筐挑着连夜逃走。自此，徐文金隐姓埋名，成为灿金套村一户高姓人家的“童养妻”。徐文金长大后，便与乡村医生高正凯结了婚。徐文金与父亲长期的完全断了消息，彼此都不知是死是活着。
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村里的乡亲告诉徐文金：“从广播中听到你父亲徐海东不仅活着，还在北京当了大官……”的确如此，徐海东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骁勇善战被誉为“虎将军”，毛泽东曾称他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劳的人”。
徐文金听到父亲徐海东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托人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当时的徐海东正在大连的一家疗养院疗养。他接到女儿的信后，立即派人把徐文金接到大连疗养院。徐文金见到离别多年的父亲后，激动的一时说不出话来。父亲一把握住她的手流着泪说：“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在大连，徐文金与父亲度过了一个愉快、难忘的春节。
在大连住两个月后，徐文金向父亲提出到城里工作。徐海东沉默许久后说：“现在政府负担还很重，你又没有文化，怎么能搞特殊化呢？再说，现在农村劳苦的老百姓都做了主人，你回到农村有什么不好呢？在旧社会农民没田想种田，如今有田怎能不想种呢？……”徐文金在父亲耐心的教育下回家安心当农民。
徐文金先后生了4男1女。徐海东听到外孙、外孙女出生的肖息后很高兴，及时地寄去了礼物，并给他（她）们逐个起了名字：女孩叫翠珍，男孩老大叫保国、老二叫建国、老三叫卫国、老四叫兴国。从对给孩子的起名上，可以看出徐海东对外孙们的殷切期望，同对新中国的保卫、建设和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徐文金回家乡后，担任了村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徐海东侄子徐峰说：“徐文金非常积极地领导妇女队生产劳动，是全村每天起的最早、回家最晚的人。徐文金虽然拼命劳动，但生活仍然很艰辛。在遭受旱灾的1959年，5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嗷嗷待哺，生活重担几乎将徐文金压垮。一些好心人劝徐文金到北京找父亲接济一下。徐文金却说；“向父亲申手，就是给党和政府添麻烦，大家能过这样的苦日子我也能过。”
1962年，徐文金的丈夫因病逝世，她家的困难就更大了。当时，最大的孩子12岁，最小的孩子是6岁。37岁的徐文金寻找一切可以谋生的机会，除了在生产队劳动，还到山上砍柴挑到集市去卖挣些钱给孩子交学费。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先后把子、女送到学校读书。
1995年，徐文金因病导致暂时瘫痪，从此结束了劳动生活，在大悟县有关领导部门帮助下“进城”到新城镇生活。徐文金曾在山区农村居住了70年。
1997年，反映徐海东革命业绩的电视剧《北上先锋》正在热播。徐文金却没有钱买电视观看。消息传开后，一些单位和个人送来电视机等物品。
2004年，徐文金的弟弟徐文伯（原文化部副部长，现任中央文化扶贫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回故乡看望姐姐。徐文伯到徐文金的旧居看过后，流着眼泪说：“我只知道姐姐的生活很苦，没想到有这么苦。”
当记者去采访徐海东之女徐文金甘愿在农村劳动的事迹时，大悟县政府的数名干部告诉记者：“徐文金的行动为今天的人们树立一个坐标，告诉人们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奉献，什么是甘于清贫……
徐海东教育女儿徐文金甘愿在农村劳动的感人事迹说明了什么是强烈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信念。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信念，是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基础上，构成共产党员或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的劳动者行为的内在动机和性格的指导思想。它是受这种指导思想而行动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对马克思主义道德义务、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真诚的信服和强烈的责任感，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的深刻认识、强烈情感、顽强意志的统一。马克思主义道德信念是道德动机的最高形式。马克思主义道德信念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中介、关健要素，它会使共产党员以及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教育的劳动者，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作出行动的决择。
曾被毛泽东称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的徐海东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信念。他以自己这种信念的实际行动影响着女儿徐文金，并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念耐心地教育了女儿徐文金。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徐文金在父亲徐海东言传身教的教导和影响下，也具有了强烈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信念。作为大将之女的徐文金，在离别父亲23年之后，得以父、女重逢。徐文金在城市同父亲只住了两个多月，为了不增加国家的负担便又回到农村的家乡生产劳动。 她回乡后虽然生活上遇到困难，也不找父亲接济。徐文金认为 ，从当时军队干部的待遇情况来看，“向父亲伸手就是给党和政府添麻烦……。这样高的政治觉悟，充分地表现出强烈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信念。
六 从董加耕的坎坷人生看
——马克思主义的节操观
董加耕，江苏省盐城县董伙村人，于1961年，21岁时高中毕业。由于他品学兼优，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96分以上，担任着班里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是预备共产党员。因此，学校的组织上决定保送他进北京大学哲学系。但是，当时，全国出现了灾荒，他家乡和亲人都在挨饿。因此，董加耕在毕业就业升学选择登记表上写下了“立志耕耘、回家务农”八个字。10天以后，他用一根扁担挑起自己的书和行李回到家乡的生产队参加劳动。董加耕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改水田为旱田，稻、麦、棉、绿肥间作。结果，不仅粮食丰收，水乡还第一次长出了棉花。董加耕被选为生产队长，工作越干越好。随后，他升任共青团盐城团委书记，团中央委员，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被表彰为青年标兵。
然而随着董加耕的步步高升，他正一步步被卷入当时发生的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1966年12月，董加耕在北京开完会返回盐城，就被人反剪双臂推下车，进行批斗。
董加耕曾先后四次受到莫名其妙的冲击和审查。对他冲击最大的是第四次，即被打成盐城地区“5。16反革命集团“的头子，非法囚禁了三年。”清查小分队“轮番审查对他进行体罚。最令人发指的是清查者为了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口供，曾强迫董加耕站了整整十八个昼夜！但还是一无所获。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所谓“5。16反革命集团”是“文革”的最大冤案之一。
1974年，周恩来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见到董加耕谈到他在清杳“5。16的冤案中受到的迫害时问道：”那些整过你的人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工作，心里感觉别不别扭？“他心平气和地说了一句：“不能以错对错。”周恩来听了这个回答情不自禁地夸奖他：“这样好，不愧是小董！”
同样难得的是，“文革”中大搞个人崇拜之时董加耕也没有盲从，他为此也受到迫害。有人抛出《董加耕反对毛泽东思想100例》。董加耕仍坚持真理，没有屈服。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1975年春。董加耕又被选为第四届人大常委，并出任团中央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备组的第二副组长；筹备组的组长由谢静宜担任。当时，江青想拉拢董加耕，请他和邢燕子在钓鱼台看过一次电影，以示“关怀”。谢静宜点名要他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告。他却宛言谢绝地说：“这个内容怕讲不好，如果有关上山下乡方面的，叫我去讲讲还可以，讲这个，我还是不去了吧！”
董加耕对周恩来有深厚的感情。在周恩来逝世时，他是周恩来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曾带领家人到天安门广场吊唁。“四人帮”下达了不准去到天安门广场去吊唁的通知的第二天，中央青年出版社的12个工作人员抬着一个花圈准备送到天安门广场去吊唁周恩来，向他请示“能否去？”他说：“你们去吧！我要不是值班离不开，也跟你们一起去。“后来，这件事被追查，谢静宜说：“这是立场问题”。张春桥在日记上写道：“小董不可靠。”
可是，奇怪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后，董加耕却又被扣上”同“四人帮同流合污”的罪名，又一次被隔离了起来。直到1994年4月才经中央组织部复审，由江苏省纪委发文件纠正了当年不正确的结论。落实为副处级待遇。
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的董加耕平静地说：“一个人的品质、理想和追求，不是什么样的级别待遇所衡量的。历史扭曲了我们。我们自己要掌握好平衡……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共产党员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也是义务，一点都不能含糊”。
1996年国庆节，一批共和国的老劳模应邀赴京参加国庆节观礼活动，董加耕也在其内。他和老熟人邢燕子、侯隽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热泪盈眶，深感党和人民群众没有忘记他们。
2000年，董加耕从盐城市政协主席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他用16个字总结了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
从董加耕的人生路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节操观。
节操，是指人们不论在何种艰难困苦的条件和环境下，都能坚持、笃守某种被誉为高尚纯正的道德品质的行为表现，其道德品质是与一定的政治信仰和阶级利益相联系的。在不同类型的道德品质体系中，节操有着不同的内容和性质。例如中国封建主义伦说道德的节操观，主要是“以忠君、孝祖、从夫”等为内容，从而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封建秩序。而无产阶级的节操观则是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大公无私的革命气慨。
马克思主义的节操观，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的现论基础上，对共产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这种科学的节操观，是共产党人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强大精神武器。
董加耕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下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因而他不求名利，吃苦耐劳；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等。特别是他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却反而被加上与异己势力“同流合污”的罪名遭到隔离审查时，仍能正确对待。这一切，都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节操观。
七 从刘胡兰的壮烈牺牲说起
——革命英雄主义来源于崇高的人生观
刘胡兰，女，1932年生，山西省文水县周西村人，194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村妇救会秘书，在解放战争时期，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支持前线的工作。
人民解放军独四旅的指战员们，当听到周西村的乡亲们和刘胡兰的妈妈哭诉阎军惨杀刘胡兰及其它六个农民的情景后，立即高呼着“为刘胡兰报仇”的口号，组成了为刘胡兰报仇的突击队和爆破班。特别是战斗英雄机枪手王银才，含着两眼泪水，在铡刀旁边捧起一块渗透烈士鲜血的泥土，用手巾包好，揣进怀里，拉着刘胡兰的妈妈的手宣誓说：“我们把胡兰子等烈士的鲜血保存起来，不忘敌人欠下的血债，一定要为胡兰子等烈士报仇！”
1947年2月下午1时，解放军发起了惩讨敌人的总攻，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就全歼了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敌人。为什么能够这样迅速消灭敌人呢？主要是解放军战士兵们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为烈士复仇的急切心情，不怕个人牺牲，勇猛迅速地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特别是战斗英雄王银才，挺身端着机枪，毫不荫蔽地向敌人射击，故竟把敌人的火力引向自己身边，从而使爆破班炸开了两道城门，从而迅速胜利地结束了战斗。在这次战斗中王银才身负重伤。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以及周西村六位农民壮烈牺牲和人民解放军独立四旅全歼文水县阎匪英勇战斗的故事，长期以来在晋中以及全国传颂着。
从刘胡兰壮烈牺牲时的大无畏精神和人民解放军独立六旅的指战员特别是战斗英雄王银才为刘胡兰等烈士报仇迅速全歼一股阎匪时勇往直前的气慨，充分地表现出革命英雄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是革命战士高度政治觉悟的表现，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具体表现。具有这种世界观、人生观的人。
视革命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积极性。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不怕牺牲，敢于为真理而勇往直前，奋斗终身。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全部斗争过程中，革命英雄主义，对革命者要求是：把个人勇敢与集体作用结合起来，自觉地为人民、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在这方面，刘胡兰、王银才等革命英雄作出的榜样。
八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物质第—性、意识第二性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1989年至1991年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再一次发生曲折。但这丝毫无损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在来势凶猛的国际反共逆流中，中国人民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世界瞩目的胜利，越南、朝鲜、古巴等国人民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阵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82周年至88周年之际，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以各种方式举行纪念活动。特别是原苏联的一些共和国，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高举着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和红旗、横幅、走向原“十月广场”和大街小巷集会、游行、呼喊着“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等口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的人民群众曾也走向街头，怀着怀念社会主义制度和悼念在东欧剧变时由国内、外反共势力所策划的被杀害的共产党领袖的心情，呼喊着“我们想念霍查同志”、“齐奥赛斯库同志在哪里”、“齐奥赛斯库同志回来吧”等口号；德国柏林约10万人游行，纪念于1919年被反动政治势力杀害的德国共产党的奠基人卢森堡；在英国伦敦有9种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出售，成为畅销书，等等。这一切表明共产主义理想已深入人心的事实，引发了人们对往事的回忆。
1949年的
有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干部提出了问题：听说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前10多年里，就有一些中国人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为什么毛主席却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呢”?一位党史工作者回答说：这个问题可用中国革命的实践来回答。不错，早在1906年我国就有了《共产党宣言》节译本，1911年中国社会党的创建人江亢虎写了几本“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当时，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毛泽东，怀着“为完成革命尽力”的愿望参加了谭延恺的长沙革命军。他在军队里读了这些社会主义著作，并同其他士兵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对那个时代的一些青年思想进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因江亢虎的书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的社会主义宣传，当时所进行的关于社会主义讨论也未能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1914年至1916年的一个时期内，李大钊读了较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发表过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文章；鲁迅、陈独秀、刘半农等也读过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提倡和创立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但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潮，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作斗争，还没有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那时的中国工人运动(包括香港工人的罢工)仍处在自发斗争的阶段。只有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后，才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就是说逐步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当时，李大钊是“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积极的宣传者。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又阅读了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从而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于1919年在北京爆发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反帝反封爱国的“五四运动”。这次学生运动发动起来后，有工人阶级参加了斗争。这是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工人运动由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转变的转折点，它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开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因此，毛主席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那位青年干部又提出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宇宙观呢?
一位哲学工作者回答说：无产阶级宇宙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无产阶级领导着全体劳动人民运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来观察自然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而达到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是这一科学世界观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发展中的宇宙万物，包括地球上的山、川、土地、微生物、植物、动物、人类等，其本质都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人类的大脑这种特殊物质的机能。人类大脑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根据极为丰富的科学材料证明，由单细胞经过长期的发展，产生了各种动植物物种。由于遗传和变异作用，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动、植物获得了各自发展着的特性。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使类人猿变成了具有思想能力的人。人类，人类社会的出现，就发生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又反转过来影响物质。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人类社会便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反转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特别是理性认识即理论对实践起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发生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列宁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社会基本矛盾导至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因此，毛主席说：“中国人以往的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就这样，从“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中“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那位青年干部又提出问题：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么为什么毛主席还提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呢?
哲学工作者回答说：“这两个提法是完全一致的。第一，毛主席所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指的它的基本理论，而不是它的个别结论。第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观点。第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进行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认识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既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也反对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实践证明：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时，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脱离，革命必然遭受挫折、失败；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时，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革命必然取得发展、胜利。
时至
九 从海港工人许振超提出的“赶超世界第一”看
——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许振超，1950年生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 由于“文革”的动乱，只上了一年半的初中就当了工人，自1974年他走进青岛海港，正式成为一名海港的码头工人。
许振超从干皮带机电工到开门机。在当时，青岛海港开门机是最先进的难度最大的机械技术。许振超以最大的努力创造了七天学会开门机的记录。他为了熟悉开门机的技术，搜集各种各样有关门机的资料仔细地阅读、钻研。随着对门机机械了解的加深，他的研究兴趣不断延伸。许振超为了掌握与门机有关的高压变配电、电力拖动、计算机、数学控制、网络通迅等方面的先进技术，不仅阅读、钻研有关的中文资料，还自学英文阅读钻研了有关的英文资料。许振超这个普通工人通过自学和实践成为一位科技人员。1991年青岛市召开的第一次科技人员表彰大会许振超是被表彰的科技人员之一。
此后，许振超的科研工作更加辛苦，他在开门机的实践中练出了许多绝活，一为“一钩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一小时可吊60个箱子，对眼准确率达到100%。1992年，许振超接任固机队队长。他带领全队工人第二个绝活“无声响操作”。这便使货物不受损坏，并减少了桥吊吊具的损坏。
1994年，许振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
在航海港口的地图上，一个点表示支线港口，一个圈表示干线枢纽港口。原来青岛港在地图上只是一个点。在航运界，竞争最激烈的是集装箱，而衡量港口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装卸货物的速度。许振超下定决心使青岛港在地图上的那个点变成圈。他明确提出“赶超世界第一”的口号。为此，他根据自己多年驾驶和维修桥吊的经验，编制了《青岛港集装箱装卸桥吊司机操作手册》，并亲自给青年司机上专题课，从而使青岛港桥吊队的作业水平迅速提高。
1997年11月，美国西海岸各大港口工人罢工，全球联盟的美西干线“鳄兽智能”轮到青岛港时，班期误拖了48个小时。船长感到这有可能使船公司遭受巨大损失而着急万分。这时，许振超平静地说：“青岛港保证12小时内完成作业，确保该轮乘着高潮顺利到达下一个港口。”然后，他亲自坐在3号集装箱桥吊上，作业全部结束只用了11个小时。船长激动地说：“我要再见他一次，当面谢他，谢谢中国工人。”因许振超过分劳累，未能接见这位船长。船长离开青岛港台时给许振超留下一封信，信上说：“从你身上，看到了中国码头工人的精神。”
大雾作业没有先例，风险太大。许振超考虑到货主的利益，便对这位船长说：“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的箱子卸下来。”许振超亲自登上桥吊，并安排两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分别在船上和岸边，通过对讲机报告集装箱的位置，随着清晰的报告声，一个个箱子一钩到位，轻松卸下。卸完最后一个集装箱，船长紧紧地握着许振超的手不放。
青岛港随着桥吊技术的提高，也有了更为艰巨的任务。2004年3月26日夜，“地中海洛丽塔”轮的三条船泊停泊在78泊位。船上重箱占60%以上，各舱货物配载也不均衡，使作业增加了困难。但在许振超对全体队员作充分动员、直接指挥和以身作则的操作下，连夜作业，只用了10小时就完成了这一量大、困难的装卸任务。当这艘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船启航时，这位几乎走遍全世界的船长感叹道：“10小时完成装卸，真是不可思议。我到过欧洲许多大的港口比较起来，这里是优秀的港口！我向中国的码头工人致意！”
许振超桥吊队创造的奇迹传颂在世界的世界航运界。因此，在新出版的航海地图上，青岛港的一个点变成了一个圈。这个圈是青岛的工人用自己的血汗、智慧画出来的，特别是工人集体主观能动作用的结果。青岛港的组织领导和工人称桥吊队的作业效率为“振超效率”。而许振超则高呼：“团队精神万岁！”“我们一定要赶超世界第一！”2006年初，许振超桥吊队创装卸1亿吨的记录。
许振超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赶超世界第一”的精神以及使青岛港的面貌为这一新的事实，充分说明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表现。
我们在承认客观存在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即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果认识不到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这一个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就不能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
人不同于动物的特点，则在于他们不是被动地适应客观环境，而是能动地通过自己的行动改造客观世界，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从最根本上来说，人类能制造、改进和使用生产工具，进行、发展社会生产，逐步提高生产力，从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列宁在《黑格尔〈罗辑学〉一书摘要》中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当然，要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必须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情况，必须进行周密地调查研究，根据客观事实，引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计划、口号等等。只有如此，人们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实现预期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这就要求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中，既要有雄心壮志和百倍的努力，又要有求真务实和周密的调查。许振超所提出的“赶超世界第一”的口号及其所领导的桥吊队改变青岛港落后面貌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国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能像许振超及其领导的桥吊队那样，敢为人先发扬“赶超世界第一”的精神，那么经过若干年后，我国的建设事业，从总体上也一定能改变其落后面貌，走向世界的前列。
十 从物理学家马祖光对新光谱的发现和“甘当人梯”看
——事物发展中后来居上的规律
马祖光，1928年生于北平，195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物理系，同年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并攻读研究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8月创办核物理专业，任主任、副教授；1970年创办光电子技术专业，任主任、教授，并兼任哈工大技术研究所所长；1980年，作为我国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赴德国汉威大学物理所做访问学者。
马祖光这次出国访问的任务是对激光介质光谱、非线悟光学和新型可调谐激光深入了解、全面掌握和普遍应用进行研究和实验。他深知攻克“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这一近红外激光发展中的世界性难题意义重大。当时的情况是，美国、苏联、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第一、第二世界国家的科学家对这一课题都没有多大信心。德国人则表示：第三世界国家科技水平低，成功的希望渺茫。马祖光却说：“第三世界怎么了？外国人搞不出的东西中国人就不一定搞不出来，这口气一定要争！”
马祖光为找到红外激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废寝忘食，放弃组织规定的旅游项目，硬顶着外国人的非议，进行科学实验。经过三个月零十天，于当地时间
马祖光拒绝了德国人的挽留回到了祖国，他回国时所带的40斤行李，除了书籍就是图纸，还手提一部小型仪器。他在德国留学时吃掉了150多斤清水挂面，将省下的1万马克全部上交给国家。
马祖光从德国带来的大量实验数据全部交给国内的年轻的物理学家，他同年轻人一起研究写成的论文在刊物发表都坚持自己不署名。这位世界著名的光学专家，在每次中国科学评选院士时都拒绝申报，而是大力帮助自己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人获得院士的学位。2001年哈工大第三次向中国科学院申报院士，校党委书记李生亲自向马祖光做工作动员他申请院士。他同马祖光说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谈通。马祖光说得很诚恳：“我年纪大了，评院士意义不大。应该让年轻同志评。”党委书记把话题扯到学校党的建设上，马祖光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听从党的安排。”党委书记抓住时机说：“那你就再听从一次吧！”马祖光无可奈何地在申报材料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因此，马祖光被选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马祖光经常给学生讲登山英雄刘连满的故事：刘连满攀登珠峰时，甘当人梯，用自己的肩膀把队友托起，自己却在距离峰顶
在“211”研究成果评审时，许多专家发现马祖光提出了很多研究方向，争取到很多课题，可是，作为激光领域领衔专家的他，竟没有在一个课题成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
马祖光一生感到欣慰的有两件事；一是做出了科研成果；二是培养出的学生都很能干。2003年6月马祖光为本科生作了一场题为“做人与做事”的演讲。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人生体验与同学们作一次推心置腹的畅谈，最后说：“我今年70多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有很多事情想做却力不从心了……”他最后语重心长地把研究激光的事业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对同学们说：“年轻人当自重啊！”这席话成了马祖光留下的最后遗言。
马祖光“甘当人梯”的品德及其实践，完全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无限性和后来居上的规律。
世界发展是无限的，根本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也就是说：世界有着川流不息、万古长青、无休无止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旧事物不断灭亡，新事物不断出现，原来先进的事物可能就变成落后的，而原来落后的也可能经过跨越式的发展变成先进的。从总的发展趋势说来是后来居上。事物间的相互转化，新陈代谢，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是世界普遍存在的规律。
当然，这里所说的后来居上的新生事物，是指在自然界、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符合发展规律具有远大前途的东西；而旧事物则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正在日趋灭亡的和逐渐丧失其存在必然性的东西。识别一个事物是否新事物，不是只以出现的时间先后为依据，要看其有没有发展的前进的必然性。
新事物在初生时总是比较弱小的，而且在刚一出现时总会有若干缺点。这就需要人们善于发现新生事物，并帮克服其缺点，以利于其成长，发展。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地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
马祖光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我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光学专家，他经过从落后到先进的跨越式发展，具有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学术水平，而且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在走向古稀年龄并体弱多病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够工作的时间不多了。特别是他深刻地认识到，能够继承、发扬光大光学事业的是有为的年轻科学工作者。因此，马祖光在个人艰苦奋斗，努力做出突出科研成果的同时，还淡泊名利、甘当人梯，注意培养青年科学家，特别在他的晚年，便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培养自己的学生了。
马祖光之成为时代楷模，不仅在于他经过自己的努力，在世界的光学研究上有所发现，作出了突出贡献，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自觉地遵循世界发展的规律，使光学研究后继有人，科研水平有更大的提高，前途无量。
十一 从骡车的‘南陈北李’到第一次国共合作
——矛盾运动规律
在1920年2月的上旬，北京一带气温较低，空气中水汽较多，低温和多水汽的相互结合和相互排斥的矛盾运动，形成了一场大雪的降落。瑞雪兆丰年，应该呈现出人们喜气扬扬的景象。可是，当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平、津，却是劳动人民啼饥号寒，革命者遭受迫害的悲惨世界。同年同月9日，正是我国
正是由于李大钊等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导者的革命活动，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1920年8月底炎热的上海，在一座幽静的院落里，有当时中国两位最伟大的人物热烈的讨论着国家大事。他们就是共产党的领袖李大钊和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孙中山是我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自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就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清朝政府进行着斗争。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8月，他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但是，由于孙中山长期以来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革命的正确途径，其斗争成果被袁世凯等军阀窃取，竟使自己没有立足之地。1922年6月，由于孙中山遭到自己花费多年精力培植起来的广东军人陈炯明发动兵变的凶猛攻击和谋害，同年8月只身逃到上海，感到“一切力量也没有了”。正在这时，他听说李大钊前来拜见，真是喜出望外。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五大执行委员之一，名列第二位，正确路线的主要代表者的李大钊，根据1922年8月党的特别会议，原则上确定的实行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会见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的问题。孙中山和李大钊一见如故，不论是谈理论，还是论国际形势和展望中国革命的前途，都有一致之处。这次会见后，孙中山说：从李大钊身上“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随后李大钊和林伯渠带领苏联特使越飞会见孙中山。他们商谈了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建立中国革命军队等问题，一连谈了六天。从此，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中加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他的亲密战友和合作伙伴，提出李大钊带头参加国民党的要求。李大钊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便在孙中山“亲自主盟”下参加了国民党。从此，拉开了国共合作的帷幕。
在“二七惨案”后不久的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罢工的经验教训，较深刻地认识了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克服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把共产党合并到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错误倾向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反对“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组织合作”的“左”倾错误倾向，正式通过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会后，派李大钊等同志同孙中山会谈国共台作的具体进程，并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中，都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特别是在孙中山1925年3月逝世后，他们更加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活动。正当中国“大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刻，窃取国民革命军军权的蒋介石，代表着国民党的新、老右派的愿望，迎合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力，势力的要求．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之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等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的暴行。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全面破坏，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我国大地陷入了一片腥风血雨之中。这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先烈的鲜血并没有白流。这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1036页)
从在大雪覆盖着的马路上奔驰的骡车上的“南陈北李”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及其遭到破坏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的故事，从—个方面说明了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1)矛盾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即共性)的含意是，矛盾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又贯串于—切过程的始终，是一切事物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世界充满着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各个方面、各个角落都存在着矛盾，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因此，人们在社会生产及其他各种社会活动、社会生活以及个人交往中，都要做到不回避矛盾，主动地认识矛盾和正确地解决矛盾。矛盾的特殊性(即个性)的含意是世界上的矛盾都具有各自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任何一种矛盾的性质和特点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可以转化的。例如，在社会矛盾中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可以相互转化，有时两者交叉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因此，人们在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时，应该对于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2)矛盾既具有同一性，也具有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的含意是，矛盾着的双方都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共处于统一体中，矛盾着的双方的地位是相对的，都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例如，社会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以相互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前提的，双方的地位在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变化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此，人们应在认识、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注意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做矛盾的转化工作。矛盾的斗争性的含意是在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都具有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特点，只不过是不同种类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形式罢了：例如．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教育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解决。因此，要想做好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转化工作，必须在解决矛盾时掌握正确的斗争形式和方法。
十二 从红军长征路上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说起
——对立面的相互转化
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后，以风驰电掣之势继续北上。然而，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当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正向大渡河急进。红军如果不能抢渡大渡河，势必被迫向西进入更为艰险的川康交界地区。担任抢渡大渡河主攻任务的先遣队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师一团和工兵连，从冕宁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彝族居位的大凉山地区。
以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官府、军队对彝族的压迫、抢劫，汉族奸商对彝族的欺谝、剥削，造成彝族人民对汉族反动官府、军队、商人的对抗性矛盾。因此，当红军进入大凉山彝地区后，被误认为汉族的反动军队而遭到彝族的阻挠。但是，由于红军纪律严明，红军战士在行军中遭到阻挠时，作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甚至不得已作了俘虏，绝对不作损害彝族群众利益的事，并尊重彝族的风俗习惯，等等。这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烧杀抢掠的行为成了鲜明对比，以及红军作了充分的宣传，说明红军是反对反动官府、保护人民和少数民族利益的军队，并表明刘伯承司令员愿同彝族的首领小叶丹结拜为兄、弟，还把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增送给小叶丹的部落。这样，彝族对红军的误会和矛盾便完全化解了。
在小叶丹同意与刘伯承结盟时，举行了简单的结盟仪式。将一只公鸡的嘴划破，鸡血分洒在两碗清清的湖水中。刘伯承首先端起洒上鸡血湖水的大碗一饮而进。小叶丹也立即把另一碗鸡血水喝完。结盟的仪式便告结束。，随后，刘伯承又把小叶丹及其四叔请到红军的宿营地饮酒畅谈。特别是研究了红军和彝族如何联合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官府、军队作斗争，如，按照红军的办法组成彝族游击队等。次日，红军便在小叶丹部落彝族群众站岗放哨的护围和夹道欢送下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好区，在安顺场抢渡了大渡河。
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官府等反动势力既是压迫、剥削者，也是统治者；而当时的红军和作为少数民族的彝族人民既是被压迫被剥削者，也是被统者。因此，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这一矛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从总体上来说，国民党反动势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在矛盾运动中占有支配地位；而红军以及彝族人民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他们在一定时期的矛盾运动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但是，从局部来说，红军在若干战役，由于正确的领导、采取正确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因而它在矛盾运动中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国民党军队在若干战役中则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被支配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依靠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进行斗争，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总体上使自己同敌人之间的地位相互转化，变次要方面为主要方面，即自己在矛盾运动中占有支配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也就能够取得胜利了。
在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长征的路上进入大凉山地区时，被误认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而遭到彝族的阻挠发生了红军与彝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虽然是差异性、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不及时解决就可能在敌人的拦截追击下，使红军长征遭受严重挫折。由于红军的军纪严明，特别是经过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以及深入地宣传工作、赠送武器、传授军事技术等，迅速得到了解决。为此，不仅加强了红军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力量，而且增强了彝族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以后，建立、扩大了陕甘宁根据地，参加并领导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包括彝族在内全体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经过若干个大小战役，由量变到质变，解放了中国的大陆部分，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把反动派的残余势力赶至台湾等海岛，中国大陆人民得到了解放，从而在总体上使反动派与人民军取、全体中国人民的这一对抗性的矛盾，从对立面的原来的主要方面转化为次要方面，而原来的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振兴的现阶段，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便可以使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同台湾反动统治势力的矛盾消除了。
十三 从雷锋的日记说起
——事物的普遍联系性
雷锋，1940年生，湖南长沙人，出身贫农家庭，父、母、兄、弟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地主和资本家的迫害相继惨死。他七岁时成为孤儿，在穷亲戚的帮助、照顾下生活，1949年解放后，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被送入学校读书。雷锋于1950年高小毕业后，先后在乡人民政府和中共望城县委当通信员、工务员。他于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升为班长，并被选为抚顺市人大代表。雷锋在入伍后做过大量为人民服务的好事，
雷锋生前所以能做大量为人民服务的好事，并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成为无数青年以及壮年、老年人学习的榜样，就在于他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这从雷锋的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例如：
上述雷锋日记所讲的是的道理说明了事物的普遍联系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万物，物质世界以及由它排生出来的精神世界，都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处于一定的联系之中，只有在一定的联系这中才有它的存在，才有它的发展。滔滔的海水是由许多滴水结合在一起构成的。海水，经太阳照射随时可以改变它的形态成为水蒸气。水蒸气遇冷空气又变成雨水散落在海中或江、河里。有些江、河的水又要流入海中，就这样的许多滴海水长久的不会干枯。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事物普遍联系性，从而说明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可能脱离党的集体而进行革命、建设活动。任何一个共产党员的成就都是党的成就。任何一个共产党员的荣誉都是党的荣誉。现代的机器都是许多的部件和螺丝钉构成的。机器在动力的推动下，运转制造出各种产品。其产品的取得有赖于机器的每个部件、螺丝钉的作用。每个共产党员与党的关系就像每个部件、螺丝钉同机器的关系一样，在工作的运转中，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每个共产党员要想很好地发挥作用，不仅像机器的每个部件，螺丝钉一样坚守岗位，而且像机器的部件、螺丝钉一样的保养、清洗一样进行检查，即进行批评、自我批评，从而提高政治思想、业务素质。在党领导下的全体共产党员所进行的革命，建设工作，又要同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军事以及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有联系，就有矛盾。事物的联系有其规律，矛盾的发展也有其规律。在党领导下的每个共产党员进行的工作，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解决矛盾而发挥作用。雷锋在离开军营执行任务时把自己带的食品分给未带食品的战友吃，是为了解决有的战友忘记带饭饿肚子的矛盾。他把自己积蓄的钱寄到战友家里，是为了解决有的战友家中生活困难的矛盾。他给予许多老人的义务劳动，是为了解决那些老人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矛盾。他在火车站、汽车站等地给旅客送开水并为其搬运行李，为了解决一些行人口渴无水喝、行李沉重上、下车有困难的矛盾等等。
现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解决党、群之间，政、民之间，社会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等各方面的矛盾。如果不注意从根本上不断地解决各方面的矛盾，要想建立和谐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
立党为公的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来说，它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但由于它的各级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等原因，就会出现党、群矛盾。执政为民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但由于它的各级公务员也会出现缺点、错误甚至产生贪污、腐败分子等原因也会出现政民矛盾。特别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在进行各项工作时都必须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作到主、客观一致。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总会出现主、客之间的矛盾，不断解决主、客的矛盾，才能实现主、客一致。社会主义社会的各阶层、各集团虽然都具有追求振兴中华、建设祖国的一致愿望，但由于经济地位、文化素质、意识形态的差别，必然存在着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
因此，从党的各级领导以及每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做到切实解决方面的矛盾，以促成社会和谐，掌握事物普遍联系和矛盾运动的规律，继承和发扬坚持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十四 从多位革命烈士各不相同的传奇经历看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在我国革命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民群众永世怀念的革命烈士，除了述的夏明翰之外，还有向警予、陈觉、赵云霄、周文雍、陈铁军、杨靖宇、赵一曼、李林、江竹筠等等。
向警予，女，生于1895年。她勇敢地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走出家门、国门，于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底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中央的第一任妇女部长，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起草了许多有关妇女运动的重要文件，撰写了大量有关妇女运动的重要文章，培养了大批妇女工作的干部，在妇女运动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革命失败后，向警予留在武汉坚持地下斗争，
陈觉，1907年2月生，湖南醴陵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赵云霄，女，1906年生，河北阜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陈觉、赵云霄作为第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青年，于1925年冬进入俄国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学业习期间结为夫妻，1927年一道回国参加革命工作。1927年11月，陈、赵二人一同到醴陵从事地下斗争。1928年春，陈觉任湖南省委特派员指员醴陵的革命暴动。不久他们二人被调回省委机关工作。同年9月，赵云霄由于叛徒告密在长沙被捕。10月，陈觉也被捕入狱。反动当局对他们多次审讯，残酷折磨。他们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不久，他们被判死刑，因当时赵云霄身怀有孕，刑期推后。
周文雍，广东开平人，1905年8月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广州工人纠警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陈铁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年3月，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参加准备广州起义。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回到广州，重建党的机关。
杨靖宇，1905年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河南确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参加领导确山农民革命暴动，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确山农民军总指挥。1928年后，他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州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他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军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屡建战功。1939年在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蒙江一带，最后只身与敌周旋五昼夜，于
赵一曼，1905年，四川宜宾人。她勇敢地冲破封建地主家庭的束缚，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山学习，次年回国后在宜昌、南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派到东北进行抗日斗争，先后任满州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工人罢工，组织、领导抗日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1935年秋，她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同年11月间第2团被日、伪军团困于一座山间，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昏迷被俘。日寇对她施以酷刑，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
李林，女，福建尤溪人，1915年出生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被侨眷领养，侨居印度尼西亚。她于1929年回国，1933年就读上海爱国女中，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春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抗日救亡青年团，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赴太原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举办的国民师范学校军政训练班，任特委宣传委员，兼女子第十一连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委宣传部长，后随晋缓边区工作委员会到雁北抗日前线，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参加抗日武装，同年11月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支队长兼政治主任，率部深入敌后与日伪军进行战斗，勇敢坚定，机智灵活，指挥有方，屡建战功。1938年春，她任整编后的独立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率部驰骋雁北、绥南与日伪军作战多次，取得了更大的胜利。贺龙称赞“李林是我们的女英雄。”同年7月，牺盟会晋绥边工委成立，李林任边工委宣传委员兼管边区地方武装，后当选为晋绥边区第十一行政专员公署委员。1940年4月，日伪军集中1万2千兵力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李林为了掩护机关人员和群众突围，不顾自己怀有3个月的身孕，率骑兵连勇猛冲杀，将日伪军引开，自己却被围困于小郭家村荫凉山顶。同月26日她腿部、胸部多处负伤后，仍英勇抗击，毙伤日伪军6人，自己宁死不屈，用最后一发子弹射进喉部，壮烈牺牲。
江竹筠，女，四川自贡人，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中共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江竹筠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江竹筠在市委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对同志非常热情关心，因而人们习惯称她为“江姐”，以表敬爱之情。1947年在“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中，她受党组织的指派，负责组织重庆的大中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同时，她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前线。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牺牲。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在中国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是无数的，仅就上述几位烈士的经历和事迹，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事物发展中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事物发展中的共性和个性，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问题，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宇宙、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在剥削阶级统治的阶级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群众的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斗争才能解决。这是绝对的。在这种斗争中有无数共产党员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不怕吃苦耐劳，不怕忍饥挨饿，不怕遭受酷刑，不怕牺牲，敢于同敌人斗争到底，直至自己的生命终结为止。这是所有英烈的共性。上述烈士是全体优秀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的共同决心，这是绝对的。而要深刻了解包括英烈在内的全体共产党员的共性，则必须认识、研究他们的个性，特别是英烈的个性。
包括英烈在内的每个共产党员都有其个性。就是说，他们各自的性别、出身、性格、经历、健康状况等。这一切，是由他们的生理条件、社会关系、社会环境、工作条件的差异形成的。差异就是矛盾。这类具有特殊性的矛盾形成的个性是相对的。
上述的夏明翰是中共建党初期第一批知识出身的共产党员。他入党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直接受无产阶级斗争精神的影响，并参与发动了秋收起义，领导发动了平江农民暴动，又深受中国农民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是有着很高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觉悟，因此，在就义前写出了气壮山河，充满信心的诗句。其他9位烈士的英雄故事已在本篇叙述了。
从以上述烈士个性，即特殊性的表现，可不清楚地看出烈士们、以及全体优秀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甘愿艰苦奋斗甚至牺牲生命的共性，即普遍性的表现。共性即普遍性寓于个性，即特殊之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说的“个别之中有一般。”
通过对烈士们个性和共性，即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分析，使我们清楚地看出唯物辩证法的关键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是：要想正确、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由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逐步扩大到认识一般的普遍的事物。经过认真的研究，首先认识许多不同事物的个别、特殊的本质，然后进一步总和、概括认识事物共同、普遍的本质。当着已经深刻认识事物的共同，普遍的本质之后，便可以用这种深刻的本质的认识为指导，向着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深入地认识其个别特殊本质，补充、丰富和发展其共同、普遍的本质。这两种认识过程：由特殊到普遍、由普遍到特殊的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限地进行下去可又使人类的认识不断深化。
我们认识、宣传优秀共产党员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认真学习，宣传诸位烈士们的经历、表现，特别是向敌人作斗争英雄事绩，并深入地研究他们英勇行为的根源是非常必要的。从现实来看，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由于政治思想学习不认真，组织生活不严格，受到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等原因，没有从根本上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或者是动摇了入党时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丧失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品质，甚至蜕变为贪污腐败分子。这从根本上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的进攻造成的。在我们建党的过程中，除大力宣传传烈士们的英雄事绩外，还必须由党的各级组织经常认真地分析每个党员的思想情况，分别不同情况作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优秀的共产党给予表扬，并使其找出缺点，继续进步。对政治思想比较落后的党员，加强帮助，鼓励其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变落后为先进。对那些有贪污腐败行为党员或蜕化变质分子，要严肃对待，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批评、教育、处理。情节较轻，能够挽救的尽量挽救，给予必要的处分。对蜕化变质分子尤其是罪大恶极者，坚决开除其党籍法办。这就是说，在党的建设中，根据一般情况，发文件、定规章，作号召，开会议是必要的。但只是根据共性进行一般性的工作是不行的，必须根据其个性逐个的作细致工作。
十五 从“秋收起义”到“三湾改编”
——质量互变规律
“秋收起义”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四·一二”政变后，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国民党反动派矛盾激化中发生的“八一南昌起义”的继续。“八一南昌起义”使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反动集团篡夺了领导权，而妄图使之成为反革命工具的原国民革命军的30000人发生了质变，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而“秋收起义”则又使身受侵略者、地主、买办剥削和压迫的尚未武装和组织起来的工农群众5000余人发生变质，变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军。由赣西修水农民起义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向平江方向推进。由安源工农和矿警起义组成的该师第二团，向萍乡方向前进。由浏阳工农起义的义勇队改编为该师第三团向浏阳县城进发。这就形成了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前推进的形势。但是，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本来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为战，行动不统一，进攻的目标又由当时的党中央脱离实际地错误确定为湖南中心城市长沙。这个进攻计划本来就难以实现，再加上当时起义军的师部和第一团在
起义军在文家市住了两夜一天，第二天清晨，当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向莲花池南下时，因对情况侦察不明，后卫遭到国民党军袭击，造成人、枪各损失300，使工农革命再次减员。特别是总指挥卢德铭，为了掩护后围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也使部队的战斗力受到削弱。
总之，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虽然也有攻克莲花县城，救出被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等局部胜利。但从全局来看，当时的形势是严峻的。起义军一路战斗失利，指挥员和不少战士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一些怕艰苦的人不辞而别，疾病流行，病员较多，不少人掉队，甚至有的伤病员因缺医少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存在着打骂士兵的旧习气，党组织不健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保持和增强起义军的战斗力，把武装斗争坚持下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
三湾村群山环抱，起义军到达这里时已把追敌摆脱掉，此处也没有地方反动武装。起义军在这个村子安全地住了五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息的机会。起义军进村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的现状和问题及其解决的办法。经过充分的讨论后，会议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中共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措施和内容是：第一，精简机构，纯洁内部，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战士的革命自觉性。把因受挫已经不足1000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革命意志坚强的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已对起义悲观失望的师长余酒度的指挥权。改编时确定了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的原则。第二，民主改革，废除旧军队恶习。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官兵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经济管理，监督官长。第三，确立党领导军队的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班、排设党小组，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设立党委会，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统一负责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机构臃肿、单纯军事管理、官兵不平等的腐败制度、恶劣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谩作风，从而使起义军在军事、政治、思想素质的提高上发生了质变。“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军队的重要举措，在党的建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从继“八一南昌起义”的“秋收起义”到“三湾改编”的故事，在一个方面说明了矛盾运动中的质量互变规律。
由于事物的内在矛盾，其发展必然引起诸矛盾方面向对立面的转化。这种转化表现为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原来作为剥削者、统治者的地主、买办成为革命的对象后，在有了觉悟的工、农等群众革命运动致命打击下，会失去其反动军队和政权，转化成为被统治者。原来作为被剥削者、被统治者的工、农等人民群众，在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胜利的革命斗争，便能够建设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和人民政权，转化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统治者。
量和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的。质总是具有一定的量，量也总是具有一定的质。量变是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是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不是根本性质的变化。质变是根本性质的变化，是事物由一种质的形态向另一种质的形态的突变(飞跃)。事物的变化总是先从量变开始，量变超过一定的限度就发生质变。同时，量变和质变不是以纯粹的形态出现，而总是相互交错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包括许多部分质变，在每一次质变中都有量的扩张。原来作为地主、官办的剥削者、统治者，变成被统治者并终于作为反动阶级被消灭掉，以及原来作为被剥削者、被统治者的工农群众，变成新社会的建设者、统治者，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长期革命斗争的结果。“秋收起义”所造成的一些被剥削、被统治的工农群众拿起刀枪组成了工农革命军，打倒了一些土豪劣绅，并推翻了一些基层反动政权。“三湾改编”，使在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在思想、政治、军事素质和革命情绪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斗志昂扬地上了井岗山，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建立了人民政权，壮大了人民军队，并有了可以依托的根据地。至1928年4月下旬，朱、毛会师后工农革命军发展到6000多人。同年6月井岗山根据地的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50多万人。继“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及“三湾改编”所造成的部分质变，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造成的牛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转化形成的整体质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矛盾诸方面的相互转化，所引起的从量变到质变，会产生新的自然现象、生理现象、社会现象。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尽管在其产生的过程，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曲折。新生事物的产生、成长、发展和完善，在人类社会出现后，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需要充分发挥先进社会势力，先进分子的聪明才智及其所能够运用的——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八一南昌起义”诞生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的反动军队的无数次围剿和党内“左”、右倾错误倾向的严重危害，而受到多次挫折。但由于“秋收起义”后建立起来的工农革命军，实行了“三湾改编”，确立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这一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建军原则，在党的整个建军过程中得到了贯彻、继承、丰富和发展，使这支人民军队日益壮大，曾经打败日本法西斯军队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不可战胜的军事力量。
客观事物从量变到质变、从质变到量变的过程是无止境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为完成历史所赋予它的使命的过程中，其素质的提高也是无止境的。
十六 从牛玉儒“浓缩了生命”再论
——质量互变规律
牛玉儒，1952年11月生，内蒙古通辽人，蒙古族，大专文化程度。他于1970年5月参加工作，197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秘书长、中共包头市委副书记、包头市长、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共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牛玉儒在任职期间，心里总是揣着群众。他经常对其所领导的干部、工作人员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城市建设是为了让老百姓住得更好，生活环境更好；经济发展是为了让老百姓收入能提高，生活的更幸福。他对社会保障工作、发放离退休金和养老金、居民住房、环境设施交通运输、道路布局、食堂饭店、侧所卫生等等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都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逐步切实地给予解决。他在改善群众生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国营、集体、民营和外商、外资的作用。他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名位，“谋事不求官”，能上能下，全部心思都用到如何干好工作上。他实行“苛刻的自律”，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没有在工程承包上批过一张条子，打过一个电话。”他不仅自己，而且要求在其领导下的工、勤人员拒绝收受一切礼品、礼金。他对其亲、友的私事、困难问题，除力所能及地用自己的工资给予帮助解决，一律拒绝利用职权办理。牛玉儒以百倍的努力，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智慧和勇气都用在工作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评价牛玉儒说：“他是我们自治区最有激情的干部，一个因为无私、而无畏的人。”
牛玉儒任职期间，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如：联合国人居中心将“2000年”迪拜国际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的称号授予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也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列。这一切都与牛玉儒勤奋、努力、无私、无畏的工作分不开的。
牛玉儒勤奋、努力、无私、无畏的工作精神，在他最后的115天表现的非常清楚。
牛玉儒长期总说工作忙没有时间体检。他于
牛玉儒的病房成了他的第二办公室。他除了躺在病床上不能出去几乎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总是同市里的干部谈工作，打电话了解市里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
牛玉儒把病房当成办公室还不够，还在每一次化疗间歇，反复要求大夫允许他回呼市安排工作。牛玉儒曾三次从医院回呼市工作，最后的一次是参加自治区七届六次全委会，并主持呼市委九届六次全委会在会上作工作报告。牛玉儒这次从医院回到呼市住在家中，在参加会议前，他的爱人谢莉给其穿上西装。这时的牛玉儒，原来2尺9寸的腰围现在已经瘦到不足2尺3寸了。“西装穿在身上，好像看不见胳膊似的”，谢莉对此感到难过。但牛玉儒却口气如常地说“里边就多穿几件内衣吧！”
西装内套了七、八层衬衣的牛玉儒登上讲台，精神振奋地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必须以冲刺的状态迅速占领发展的制高点，力争在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00亿元，财政收入达到60亿元的目标……”他抛开原本40分钟的讲话稿，整整讲了两个多小时。牛玉儒讲话的激昂情绪，使到会的全体人员振奋不已，谁能想到这是个讲话者竟然是个病危的人呢？
讲完话的牛玉儒回到汽车上时已经精疲力竭了，汗水浸透了西装里面新穿的白色衬衣。但他还是尽力张开双眼，静静地看着慢慢开动的汽车窗处这座自己热爱的城市。
牛玉儒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他于
牛玉儒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心，使他精神抖擞。用他爱人谢莉的话来说：“牛玉儒为了未竟的事业，他浓缩了生命，只有百年的人生经过浓缩后也就是变得更加短暂。”可是，只享年52岁人生的牛玉儒，对党的事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成就却大于普通人的百岁。
牛玉儒“浓缩了生命”的感人事绩，非常典型地展现了质量互变的规律。
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没有一定质和一定量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质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决定这一事物与其他多种事物的不同。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就是因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质的规定性。
事物具有多种运动形态，即具有多方面的质。例如，人类，既有他们的社会的质，也有生理的质。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质，医学和生理学则是研究人类生理的质。人类的社会的质，也有根本的质和非根本的质的区别。从人不同于动物的质来看，人和动物区别的质是社会的质，其中最根本的表现是：动物不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只能消极地适应环境；而人则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生产，积极地改造环境。人的社会本质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共产党员的质则他们的党性。
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量的规定性。量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等。例如：原始人的数量少、生产工具粗劣，生产力低，社会发展缓慢。人类经过长期的发展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生产力逐步提高。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也多次发生变化，不断提高了改造环境的能力。在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时出现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产业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这种斗争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可以看出量和质不是各不相关的，而是紧密联系不可分离的，质总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也总是一定质的量。事物质、量发展变化是在其自身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
人的生理的质也是不可忽视的。人经过受精卵在母体发育到一定期的时候分娩后就具有其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等的婴儿。人全身的各个系统都有特有的细胞组成。细胞需在一定的能量供给，细胞有正常的新陈代谢，如果细胞缺乏能量供给会发生损伤，甚至造成不正常的死亡。在人的关键器官——心、肝、脑等细胞的大量损伤、死亡会造成人的生命结束。人，不论是作为社会的人，还是作为生理的人，都有其发展变化过程。这种发展变化过程，存在着事物的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
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从量变开始，量的增加和减少，在一定限度内，不会引起质的变化，即事物还保持自己的相对稳定性。但是量的变化一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即出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新的事物就诞生了。随后，又开始了新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事物不断地发展变化。
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有阶段性。这种阶段性，从量到质变过程中的若干个阶段。
任何事物的质变都是通过飞跃，即量的渐进过程的中断来实现的。飞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自然界的飞跃和社会生活中的飞跃是有区别的。自然界的飞跃是客观规律自发的起作用。社会生活中的飞跃是通过有意识的人的活动实现的。但是，不论是自然界的飞跃，还是社会生活中的飞跃，都有爆发式或非爆发式的多种形式。
对于牛玉儒的一生，从社会科学来看，他经历了从量到质变的三个发展阶段：一为从1970年5月至1975年11月由一位具有大专文化程度蒙古族学生，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为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二为197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至200年4月26日因重病住医院前作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以自己的全部精力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三为处
牛玉儒从学生到政府工作人员，作为社会的人的第一次质变，是通过变学习为从政的这种飞跃形式来实现的。这种质变是从小学、中学到大专的各阶段学习量变以及部分质变来完成的。在这次质变中也有人生理上质变的因素，即从幼年到成后。这一质变同样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牛玉儒从参加工作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作为社会人的第二次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对牛玉儒的一生非常重要。他在学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在政府工作的岗位上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下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决心，因而在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就 。
牛玉儒从患重病住进医院到逝世是既作社会的人也作为生理的人第三次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他担任领导工作后，把全部精力用于工作，连体检、就医时间也都被工作压缩掉了，因而影响了身体的健康。当他被发现癌症已转移到肝脏住进医院后，仍奋不顾身地工作，因而影响对疾病的治疗，加速了逝世的进程。
牛玉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非常堪称时代楷模，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当然，如果牛玉儒能够在勤奋工作的同时又能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及时医疗疾病延长寿命，更长时期地为党工作，就会更好。正因为如此，大家对牛玉儒的早逝十分痛惜。
十七 从周恩来的右臂摔伤说起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和现象
当抗日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的1939年，蒋介石对抗日停步不前了。他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府，不允许八路军和新四军到敌人后方活动，制造了很多起反共事件。在他的密令下，国民党军队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和湖南等地偷袭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屠杀我指战员许多人。对于这一件件惨案，在重庆的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并回到延安，同毛泽东、党中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当天晚上，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和巴苏大夫赶来给周恩来治疗时，两人都惊呆了：周恩来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练习写字，咬着牙，忍着痛，满脸都是汗。原来是他恐怕右臂受伤后，在很长时间不能写字而影响工作，就在骨折后不久剧烈疼痛的情况下练习写字。大夫们帮他脱下衣服检查，看见他的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柯棣华大夫心疼地说：“你不该这样不爱护自己的身体。”而周恩来满脑袋所想的却是当时如何反击蒋介石反共挑衅以推动抗日进程的问题，则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只要活着，就要为党工作。”在场的人听了他的话，都忍不住掉下眼泪。
周恩来被摔伤的右臂用两块木板吊着，他边治疗边吃力地用左手写报告，起草电文，批改文件，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伤痛，坚持处理抗日大事。一个半月后，周恩来的伤臂经大夫检查后发现骨折处愈合的不好，右肘只能半弯曲，无法伸直了。由于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差，党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到苏联去治疗。周恩来到苏联住进医院，医学专家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为动手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骨，这样治疗时间长；二为不开刀，这样治疗时间短，但以后胳膊不能作大的转动。周恩来听后，断然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他选定第二种方案治疗。不久，周恩来的骨伤基本治愈出院后，就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做报告，向外国同志讲解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政策和情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回国后又回到重庆，在局势很险恶，环境很复杂，任务很艰巨的条件下，进行了奋不顾身的、紧张的工作。
上述周恩来右臂摔伤后那种不顾伤痛一心为党为人民的情况，只是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突出表现之一。周恩来的一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一生。他在同阶级敌人、民族敌人进行斗争时，总是英勇无畏，机智沉着。他对同志对人民总是首先想着人民，从来不把自己放在心里，有一个伟大宽阔的胸怀和纯洁无私的心。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等。他身兼数职，既要从事军事工作，组织革命起义，又要领导工农运动，还要做统一战线工作并在其内部进行各种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这充分表现出：周恩来踏上革命征途的第一步就是一心为人民，勤勤恳恳干革命，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排除了错误倾向的干扰，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完全站在党的立场，对于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起到了自己应有的作用，自此便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功勋卓著。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的几十年内，他始终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人民谋利益而工作，日理万机，经常是一日工作10余小时、20余小时，有时连续工作几天几夜，自己连吃饭也不顾得，只是由警卫员在茶杯中泡几块饼干供他充饥。他工作的一年究竟等于几个年头，谁也算不清楚。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治疗时，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屈不挠地同疾病作斗争，仍像平时一样地为人民工作。当医务人员劝他休息时，他抚摸着面前的一叠叠文件，忍受着癌症的剧痛，却含笑着问：“这是全国人民的事情，我能放下吗?”当时处在“四人帮”横行年代的周恩来，根本顾不得自身疾病的严重性，也从来不考虑个人的一切，他白天工作，深夜工作，医生按脉看病时也在工作，躺在手术台上所想的还是工作，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占去了自己的全部心思。一位老医生激动地说：“周总理曾讲过，共产党员要像蚕一样，将最后的一根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周总理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息，他自己真正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啊!”
上述周恩来右臂摔伤的故事及其革命一生中的表现，从哲学上来讲，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这一本质表现出来的现象。周恩来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牢固地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因为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他自少年时代就怀有“为中华之崛起”的志愿，从1917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牢固地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下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决心，真正做到了舍己为人、对同志极端热情和对人民极端负责。这就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即本质，从而表现出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和为人民服务的种种现象。
本质具有规律性。按照列宁的说法，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现象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外部表现。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现象和本质是构成客观事物的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任何现象又都是从某一特定的方面表现出事物的本质。
有的现象可以直接、鲜明地表明事物的本质。如，抗日战争时期，有—次周恩来乘飞机从延安去重庆，同行10多人，飞机经过秦岭上空遇到寒流，机翼和螺浆上结了冰凌，并不断加厚，迫使飞机不断下降。为了避免失事，只好打开舱门把行李扔下一些，以减轻飞机负担。机长又让大家背好降落伞。待他命令一下，立即跳伞。机上的人都迅速背上伞包。这时，周恩来发现小杨梅(叶挺的女儿)因她的座位没有伞包而急哭了时，便立即解下自己的伞包，绐小杨梅背上，并鼓励她说：“你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要同困难和危险作斗争。这一件非常具体、现实、明白的在生死关头，一心想着别人，忘掉自已，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绐自己的现象，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周恩来所具有共产党员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本质)。
当然，现象是十分复杂多样的。本质是贯串于各个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之间的内部联系。现象通常以曲折的形式表现本质。甚至有的现象是假象，会给人一种和事物本质相反的印象。因此，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搜集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经过抽象的思维，才能达到。大量的事实说明：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涌现出来了许多具有高贵品质的领导者和一般党员中英雄、模范人物。周恩来则是杰出的代表之一。党员的多数也是好的、比较好的。也有一些党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的错误，经过教育和批评自我批评，也是可以改正，保持党员应有品质的。这是主流，因此，我们党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忽视支流。有一些不具备党员品质的混进了党内，或因忽视对党的政治、理论学习，不坚持思想改造而蜕化变质丧失了群众的信任。有些蜕化变质分子，巧施阴谋诡汁，隐瞒罪行，把自己伪装起来，长期骗取党的信任，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这就要求我们经常宣传具有党员高贵品质的领导者和一般党员中的先进、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以先进、英雄、模范党员的事迹为一面镜子，透过现象看本质，及时发现一些党员所存在着的严重缺点和错误，给予应有的教育、批评，使其改正；注意搜集大量事实材料，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认真分析研究，识破假象，及时地把蜕化变质分子和根本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清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