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蒙面哥繁星:《知道点世界哲学》读书笔记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4 20:21:09
《知道点世界哲学》读书笔记
哲学就是爱智慧
哲学是一门关于生活、关于思考、关于智慧的学问。它反思生活、求索智慧。具有一定的哲学知识，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和处理自己同世界的关系，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指导。
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一位哲学家搭乘一个渔夫的小船过河。行船之际，这位哲学家向渔夫问道：“你懂数学吗？”渔夫回答：“不懂。”哲学家又问：“你懂得物理吗？”渔夫回答：“不懂。”哲学家再问：“你懂化学吗？”渔夫回答：“不懂。”哲学家叹道：“真遗憾！这样你就等于失去了一半的生命。”这时，水面上刮起一阵狂风，把小船掀翻了。渔夫和哲学家都掉进了水里。渔夫向哲学家喊道：“先生，你会游泳吗？”哲学家回答说：“不会。”渔夫非常遗憾地说：“那你就要失去整个生命了！”
哲学家们虽然爱说，但他们所说的，好像没什么用。既不能让庄稼长得更好一点，也不能让飞机飞得更快一些，更不能在水中救自己的命——总之，在许多人眼里，哲学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哲学不能当饭吃。的确，哲学不能当饭吃。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曾说的那样，像哲学这样的思考，是必须在吃饱了以后进行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需要哲学，需要这类精神性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人”！作为“人”，我们不仅是“在活着”，而且是“愿意活着”，更加是“希望好好地活着”。所以我们就会追问生活的方式、追问生活的意义。
再给大家讲个故事——
一个生长在孤儿院的男孩，常常悲观地问院长：“像我这样没人要的孩子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院长总笑而不答。有一天，院长交给男孩一块石头，说：“明天早上你拿这块石头到市场去卖，但不是‘真’卖，记住，不论别人出多少钱，绝对不能卖。”
第二天，男孩蹲在市场角落，意外地有好多人要向他买那块石头，而且价格越出越高。回到院里男孩兴奋地向院长报告，院长笑笑，要他明天拿到黄金市场去叫卖。在黄金市场，竟有人出比昨天高十倍的价钱要买那块石头。最后，院长叫男孩把石头拿到宝石市场上去展示。结果，石头的身价较昨天又涨了十倍。更由于男孩怎么都不卖，竟被传扬成“稀世珍宝”。
男孩兴冲冲地捧着石头回到孤儿院，将这一切禀报给院长。院长徐徐说道：“生命的价值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在不同的环境下就会有不同的意义。一块不起眼的石头，由于你的珍惜、惜售而提升了它的价值，被说成‘稀世珍宝’。你不就像这块石头一样？只要自己看重自己，自我珍惜，生命就有价值、有意义。”
其实，小男孩的困惑就是一种哲学的困惑。哲学的困惑，就来自于你对于生活意义的发问；哲学的进程，就在于你对它的思考；哲学的功能，就在于它能帮助你发现生活的意义在哪儿，而你又应当如何去实现。所以，哲学能够使你具有一种精神，而不仅仅是沉溺于物欲之中。
“如果只发生一次的事情，只能算作偶然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也只有一次，那人活一辈子是不是也不过‘偶然’而已呢？如果人生只是一次偶然的事件，那我们又该怎么过呢？”
宇宙人生也许就像一只虚无而无限膨胀的瓶子。文学家耽于幻想，他会为空瓶子贴上一张七彩的标签，以诗歌的语言来作说明语，从而赋予空瓶以美的意义。科学家们则会端出仪器，对它进行细细地打量，看看它是怎样地存在。而哲学家会凝思索想瓶子为何而存在？这样存在有什么意义？它有没有可能更好地存在？这些谜正意味着那些“终极意义”。
自古到今，人们对于思想者总抱有很深的误解。据说有一次，一个老妇人让他去观察星象，结果他不慎掉进水沟里，他的求救声招来了老妇人这样的嘲笑：“你怎能指望知道关于天空的所有事情呢，泰勒斯，你甚至看不见就在你眼前的东西！”
赫拉克利特提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观点；宣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认为“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断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我们下次踏入的河流的水已经不是上次踏入时的水了。
数学家出身的毕达哥拉斯自然地主张美德即和谐。万物按照协调的法则构成，健康和所有其他的善以及神自身都如此。他反对任何形式的过度，无论饮酒、饮食还是性爱，都要掌握适当的度。在他看来，每一个事物的背后都包含数，都可以用数来度量。整个宇宙是这样从数中演化出来的：一产生出二，从一和二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平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出可感物体；这种可感物体的元素有4种（即火水土气），这些元素以各种方式相互转化，它们结合在一起就产生出有生命、有智性和球形的宇宙。一切都是变化的，但数是永存的。
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誉为“古希腊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德谟克利特认为：“找到一个原因的解释，比成为波斯人的王还好。”他有一句名言：“在民主国家里受穷，胜于在专制国家里享福，正如自由胜于奴役一样。”这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普罗泰戈拉深受赫拉克利特万物皆变思想的影响。他的最著名的哲学命题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苏格拉底的老婆是有名的悍妇，他的朋友都对苏格拉底能容忍她的责骂而感到不可理解。可是他解释道：“我已经习惯了，就好像已经习惯了鹅嘎嘎地叫一样。”他的朋友说:“鹅叫还能给你带来鹅蛋和小鹅呢！”苏格拉底非常宽容地说：“我老婆也是我孩子的母亲呀！”他说：“务必要结婚，娶个好女人，你会很快乐，娶个坏女人，你会成为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从17岁开始入师门，跟随柏拉图达20年之久。亚里士多德对老师是很崇敬的，师徒二人也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写了一首诗赞美柏拉图：“在众人之中，他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
然而在追求真理的征程中，亚里士多德非常勇敢、坚决地批评老师的错误和缺点，在哲学思想的内容和方法上都同柏拉图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于是有些人就指责他背叛了老师，亚里士多德对此回敬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的养成重在做德性的行为。我们只有做公正、勇敢、节制的行为才能成为公正、勇敢、节制的人，这就好比我们只有从事建筑活动而变成建筑师一样。然而，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建筑的技艺，那么，即使他天天在建房子，也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建筑师。同样，如果你不知道行为公正、勇敢、节制的技艺，那么，你想成为一个公正、勇敢、节制的人，也是不可能的。可见，伦理德性是后天养成的，因而道德教育对于伦理德性至关重要。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关于德性的普遍标准，那就是“中道即德性”。
亚里士多德的所谓中道，是指无过无不及的恰当适度的良好状态。德性之所以是中道，因为一方面，德性是两种恶的中点，一边是过度，一边是不及。例如，关于健康，饮食过多或过少，同样有损健康，惟有适度饮食可以保持和增进健康。另一方面，德性能够在感情和行为方面发现和选中恰当的量，即在情感和行为方面能够命中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恰当的方式、恰当的对象和恰当的目的。譬如，一个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什么对象都畏首畏尾、退缩不前，这就是懦弱了，即在勇敢方面的不足；反之，如果一个人无论对什么都无所畏惧，敢冒一切危险，甚至冒着违背法律的风险去杀人，这就是鲁莽了，即在勇敢方面的过头。
伊壁鸠鲁提出要养成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他甚至说，只要有了面包和清水，他就敢和宙斯比较看谁更快乐。
其实，伊壁鸠鲁更重视灵魂无纷扰之快乐。他认为，造成人们心灵痛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恐惧神灵，一个是恐惧死亡。而他指出，这两类恐惧都是没必要的。
伊壁鸠鲁说，神居住在世界的缝隙之中，过着幸福的生活。神不会干涉人间的生活，不然就会扰乱自己的幸福生活。神既不因人的虔诚而赐福，也不因人的不敬而降祸。人们恐惧神灵只不过是无知的缘故。
其实，随着身体的死亡，灵魂也就消散，根本不存在不死的灵魂，也不存在什么死后受苦的事。死亡不过是原子的消散和感觉的丧失，死亡根本就与我们毫不相干。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没有来到的东西当然不值得我们害怕了；而当我们死亡后，我们自身已经不存在了，就感觉不到死亡的痛苦了。
总之，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死亡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也就不用恐惧死亡了。而且，人活着不能只考虑寿命的长短，关键是寿命的质量。短暂而快乐的一生比漫长但痛苦的一生更有价值。
针对托马斯之流的繁琐哲学，奥卡姆提出了一个“思维经济原则”。即“切勿浪费较多的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或者表述为“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数目”。奥卡姆说，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就应该把“隐蔽的质”这类累赘的东西，用“思维经济原则”这把“剃刀”统统剃掉。这就是著名的“奥卡姆剃刀”。
1689和1690年，洛克出版了他倾注多年心血的《政府论》，使他的人权思想得以系统阐述。洛克坚决为个人的权利辩护，在他看来，每个人天生就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人们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能更好的保障这些权利。所以，国家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想干涉什么就干涉什么。它的目的是保障人权。如果政府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就违背了建立政府的初衷，人们就不再有服从政府的义务，也就是说，人们就有权推翻政府。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的第一条哲学原理。
他认为，我可以怀疑一切，但当我在怀疑一切时，我不能怀疑那个正在怀疑着的“我”的存在，这是清楚明白因而也是确实可靠的事实。怀疑总是一种思想活动，因而这个思想着、怀疑着的“我”是存在的。“我”的本质就在于它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所以这个“我”并非指身心结合具有形体的“我”，而是指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我”的根本属性就是思想，即怀疑、感觉、想像、理解等，“我”是与思想共存的，有“我”存在就有思想，有思想就有“我”存在。
但是，听从并且只听从真理的召唤，不管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也不畏惧常人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宾诺莎才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斯宾诺莎在经历了多年的肺结核病痛之后，在44岁过世，死时依然孤独。而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理智改进论》及他的代表作《伦理学》在他死后才得以发表。
这时人们才明白，是什么力量使这位思想家能面对同时代所有人的敌视和仇恨，依然忠于自我，忠于他所发现的真理，不为荣誉所诱惑，在孤独中忍耐地坚持。他在头脑中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他的内心已经走出暂存的世界，走向永恒。于是，他能够忍受这个世界给他带来的痛苦！
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在体验现世痛苦的经验中，充满激情地拥抱永恒，并停留在热爱之中。他说这是“对上帝的精神之爱”。
后人评价他说：“斯宾诺莎是个对上帝狂热的人，”“他内心充满了崇高的世界精神，无限是他的开始和终结，宇宙是他唯一永恒的爱。他圣洁而又谦卑地在永恒的世界中映照出自我，并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最亲近的一面镜子。”
孟德斯鸠认为，好的国家制度应符合人类的理性，能处理好各种社会因素的关系，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他特别强调政体的性质和原则对国家的各项制度有决定性关系，恶劣的政体不可能有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必然要丧失存在的权利。于是，孟德斯鸠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入批判，说它违背理性，违背法的精神，没有良好的法制，必然要走向灭亡。
在书中他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别由议会、君主、法院三家掌管，各自独立，相互牵制，彼此平衡，以维系国家的统一。他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时至今日，影响仍然深远。
卢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是他的“自由”。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开篇便写道：“人生而自由，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中！”
所谓“人生而自由”，是说人到了一定年龄，总可以自行判断该去做什么事情，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但是，“自由”绝不是随心所欲，否则大家都没有安全了。所以，人们就会相互之间订立契约，形成一种“公共意志”。
这种“公共意志”体现了每个人的意志，所以，当大家都来服从“公共意志”的时候，就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所以，这才是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狄德罗的名言是：“走向哲学的第一步就是不信神。”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们老是拿这句话来批评黑格尔，指责他保守、片面、妄自尊大。这个命题乍一看，似乎还真是在为现有的秩序作辩护，在当时，就是在为普
然而，就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两方面的人都只是肤浅地理解了黑格尔的字面意思。其实，黑格尔的意思并不是说“凡是现在存在的东西就是好的”，甚至，他根本就没有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所讲的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什么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源，支配着万物的存在和发展；它就是“理性”。“合乎理性”，就是说合乎绝对精神的发展脉络，合乎整个世界的发展规律。所以，这里的“理性”不是指哪一个人的精神活动；“合理的”，也不是说“有效的”、“有道理的”等意思。
“人是人的上帝”，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的一句名言，出自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简单地讲，它的意思是说，“上帝”其实是我们这些人类把自己的属性抽象出来，加以夸大和人格化，然后当作一个独立于我们，又强于我们的实体来崇拜。所以，与其说是上帝创造了我们，还不如说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上帝。
“宗教就是欺骗！世界上第一个说谎者就是神学家！”费尔巴哈说。他认为人的宗教感情不是天生的，因为人没有天生的宗教器官。我们既不能用眼睛看见上帝，也不能用耳朵听到上帝，而知道上帝、信仰上帝是人在社会中慢慢被培养的结果。
那么，人是怎么造出一个上帝来的呢？更深的问题是，人为什么要造出一个上帝来呢？
费尔巴哈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无知和恐惧。由于世界中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而人们无法理解，所以他们就会感到害怕，就会猜测——那背后是不是有某种神奇的巨大力量在操纵它。除了恐惧，人们对自然也有感恩的一面，因为自然为人提供生存的空间和资源。恐惧感和崇敬感交织在一起，就使人产生了另一种感情——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才是一切宗教的真正基础。人总会找到某个比它强大的东西作依靠，从依赖自然到依赖君主，从依赖社会到依赖上帝，都是这个道理。
1999年，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学人”这一命题，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的教授进行了校内征询与推选，投票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爱因斯坦第二。随后，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以同一命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征询投票一个月，结果得票高居榜首者依然是德国人马克思。
人类社会过去的1000年，是波澜壮阔的1000年，是造就巨人的1000年。悠悠千载，茫茫人海，代代英豪，在可圈可点的历史画卷中，曾出现过灿若繁星般的思想大师。为什么马克思能够独占鳌头呢？马克思，何许人也？
马克思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无产阶级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完成这个任务。在这场革命中，无产阶级既要进行“武器的批判”，也要掌握“批判的武器”。
所谓“武器的批判”，就是说要运用物质的力量，真刀真枪地进行战斗。所谓“批判的武器”，就是说要借助理论的力量，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马克思在《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思想上的批判终究是思想领域中的，而拿起武器去战斗，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经之路。但是在战斗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若想成功，完成人类的解放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要有先进的“批判的武器”来指引自己前进的方向。
“实践”的观念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马克思把“实践”引入了自己的哲学，又科学地说明了实践的决定作用和基础地位，而且还强调，一切理论的东西都应该付诸实践，指导实践。所以，他的哲学和以往的哲学有着十分不同的风格和气质。就像他自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标准。
“理想的基督徒的生活饱含爱和谦逊……它坚决反对自卫的权利，反对以征服他人作为自己的胜利。”在尼采眼中，基督教就是要人们甘于贫穷，服从命运，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没用的家伙；它扼杀人的生命力量和原始冲动，扼杀人的个性，扼杀人的激情和自由；基督教不是让人们积极向上，而是要人们去怜悯、同情弱者，使人趋于柔弱、萎靡的境地。尼采说，基督教提倡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奴隶的道德，它们用平等、宽恕的道德原则来为自己卑下的地位做辩护。所以，基督教完全有悖于人性的发展。
尼采呼唤着高贵的“超人”能够出现。这种“超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力、创造性和权力意志。他威武刚强，充满希望。他不再是彼岸的理想，而是在现实世界就能够存在的有些有肉的人。
于是，尼采说，我们要重估一切价值，“上帝已死，我们现在希望超人诞生！”
18世纪，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哈奇逊的苏格兰——爱尔兰哲学家曾说：“最好的行为就是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幸福。”
让我们通过3个问题，来看看穆勒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第一，“自由”是什么的“自由”？
在穆勒这里，“自由”不是意志的自由，也不是形而上学意义的某个概念，而是在人们现代生活中所拥有的权利。所以自由是行动的自由。如果说这种自由依然有一定的哲学意味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政治与法律层面的哲学命题。
第二，“自由”是谁的“自由”？
穆勒说，自由是“我的”自由，也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之后，也就有了一个私人的空间。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政府和其他人不能随便干涉别人的生活。穆勒认为，自古以来，自由就是一种对抗政府权威的力量。政府作为一种公共力量，对于维持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往往热衷于滥用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自由，就是在防御统冶者的暴虐。而在这个领域，自己才是最高的主宰者，我乐意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
第三，“自由”是多大的“自由”？
“自由”的前提是“平等”。因为你和我是平等的，所以我有自由，你也有自由，而且我们的自由是一般多的。我们不受别人侵害的自由，也是平等的。因此，你尽可以在你的私人空间里面张牙舞爪，拳打脚踢，但是千万不要打着“这是我的自由”的旗号来入侵我的私人空间。请将你的自由停留在我的空间之外，也请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
人类能够进入现代社会，是因为人们把自然科学当作了最主要的认识工具。人们按照自然科学的那一套方法来认识世界。比如说，一切从经验观察出发，注重事实和数据，把得出来的结论拿到实践中去检验等等。它们可以通称为“实证的方法”。而在现代哲学史上，就有一群哲学家，主张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社会、探讨哲学。他们被人叫做“实证主义”者。
实证主义的第一代掌门人是法国人孔德（1798—1857年）。他说，原来那些宗教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虽然表面上说自己是“思辨”的，但这无非是一块遮羞布而已，其实它们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废话。所以，当代的哲学就没有必要再去讨论世界观、本体论这些东西了，而应该给人们提供实在的、有用的、确定的知识。也就是说，实证的哲学不讨论“世界为什么这样”，而只讨论“世界是个什么样”。哲学在孔德这里是一门科学，是用来发现世界一般性规律的东西。所以哲学不同于具体的自然科学，而是叫做“关于科学的科学”。
在他的眼里，美、快乐、勇气、自由、进取，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传统重负、而又需要拓荒者们积极进取才能生存的国家，自由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是很有必要的。这种朝气蓬勃的生活态度，就像爱默生所宣称的那样：“人的眼睛长在前面，而不是长在后面。”他说，我们美国人不要再模仿旧大陆的兄长了，不要再当追随者和学徒，而要成为开拓者和教师，创造美国式的思想和生活。
那么，什么叫美国式的呢？爱默生的回答是，承认每个人的价值，承认每个人工作的价值。比如说，铁匠写不出诗歌，但诗人也打不出马掌。相对于欧洲而言，这片没有经历过等级制的新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为自己的梦想底气十足地享受奋斗，享受失败。爱默生的哲学就是要为他们每个人的平等和伟大作出注解。拓荒者的坚强和勇敢，振奋和骄傲，成了爱默生写作的一条主线。
爱默生说，美国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属于新大陆的哲学；美国需要一种新的道德，一种有血有肉的道德。
维特根斯坦认为，凡是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因为“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而“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
哲学家当然要从理论上证明人的自由。萨特理解的人可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意识。人是自由的，因为人的意识是自发的、无拘无束的。即使人关在监狱里，那也只是关住了他的身，关不住他的心。
而且在萨特看来事物的意义都是人所赋予的。即使感到不自由，那也是你赋予自由的意义。就像一块大石头，它可能挡住我们的去路，但我们也可以站在石头上眺望远处的风景。这两种情况下它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不同的，但这些意义都是我们赋予它的。
当然萨特不是那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顾后果、任性而为的人。他一方面强调人注定是自由的，能够自由选择，另一方面又强调人要自由地承担他行为的后果。你做了什么就应该为你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恰恰因为你是自由的，一切都是你自由选择的，你不能把责任推诿到其他人身上。责任是人正视自己的自由权利的表现。
他认为20世纪的西方生活方式有一大特点，那就是拼命消费。糟糕的是消费和人的真实需要完全脱节，人在消费中已经被物化了。广告说什么好，我们就去买什么。别人用什么，流行什么，我们也跟着买什么。人们在商品世界里完全迷失了方向。
与此相应，人也变得越来越“现实”。现代人主张及时行乐，精明地计算利害得失。但在重大的、与人生有着根本关系的问题上却显得极其无知，比如生与死、幸福和痛苦、情感和思想。
因此现代人倾向放弃自由，屈服于国家、市场、流行的统治。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个性，而成为“无名大众”的一员。人们也不怎么关心社会的自由、公正，而是变得目光短浅，只顾自己的享乐。
这种对自由的逃避还有心理的原因。那就是自由会使人觉得孤独无依，导致焦虑，因此人们希望从自由的重负下脱离出来，依赖于某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存在大量这种逃避自由的现象。比如并不想真正成人，不想承担起社会责任，而是依赖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或者总是希望参加一些团体组织，寻求依赖感。
逃避自由的前提是人本来就是自由的，而弗洛姆认为自由必然会带来孤独、焦虑和恐惧。他甚至认为，当人意识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一个“我”时，孤独和焦虑就产生了。因此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负面心理。
但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是最坏的选择。他相信人可以克服自由带来的孤独、焦虑的心理，而获得一种积极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人的个性之上的，而且它的实现不能脱离社会。这需要人认识自己的人性，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发展自己的力量，从而实现自我。
在这本《正义论》中，罗尔斯开篇就说：“正义是社会的第一美德。”一个社会的制度要成为一种正义的制度，必须符合两个原则——
第一，这个社会在出发点上必须是自由而平等的。第二，即使我们在实际中没法做到完全平等，也必须保证这种不平等是那些弱势群体可以接受的。用罗尔斯的话来讲，就是“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樱树被尊为“圣树”、“神木”，日本一些神社每年都要举行名叫“安乐祭”的民俗活动，以祈求樱花神的保佑。日本诸岛蜿蜒几千公里，到处都有樱花的足迹，每年三四月间，灿烂的樱花簇拥怒放，形成一片樱的海洋。
如果只看一株樱花，那么它并不起眼——它既没有牡丹的富贵，也没有玫瑰的热烈，色彩也只有素淡的红、白两色，显得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
但是樱花的魅力与其说来自单独的一株，不如说来自群体。每一株樱花都不繁荣，但是集中到一块，却是铺天盖地、锦簇堆积、欣欣向荣的。这种集合的力量，颇为日本人所欣赏。
有人说，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就变成一条龙。这话不无道理。日本画家池田满寿夫也曾说，日本是一个多能工巧匠而缺少天才的民族。的确如此，但正是这样一批勤恳的工匠们，却有着强烈的团体精神，反映到政治上，就表现为民族的种群意识。在日本人的骨子里面，集体协作的精神，对等级秩序的遵守和服从，是非常明显的。日本人愿意在一个团体中各安其分、各尽其才，以追求最大的整体效应。
在福泽看来，“文明”更加意味着一种精神，一种向前向上、不知疲倦的独立精神和进取心。追求自己的理想，发挥自己的才干，德智双修，才是一个进步的人。
法国的卢梭是启蒙运动中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一个政府应该是大家共同意愿的表达，国家的行为需要体现“公意”。而在东方，同样也有这么一位思想家，对卢梭的观点甚为信服，翻译了《社会契约论》（当时翻作《民约译解》），积极地传播着卢梭的民权思想。他就是明治时期最杰出的日本思想家之一，人送称号“东洋卢梭”的中江兆民。
中江兆民说，“自主”的“主”字，就是要在“王”的头上钉一颗钉子，从而把“王”的权威给压下去，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者，因为人们如果不依靠自己，就没有政治家是可以依靠的。
要靠自己，要焕发自己生命的力量！中江兆民不仅用自己的思想来表达这样的态度，也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这样的态度。
中江兆民的晚年不幸患了癌症，在医生宣告他的剩余时间只有一年半后，他并没有为此而恐慌忧伤。他以惊人的毅力，把自己深刻、丰富的思想写在书中。他这样做，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理念告诉更多的后人——
“假使沿袭古人的思想，也就是如果在古人的田地里面播种收获，那就是剽窃。生在古人之后，就要在古人开拓的田地之外另行播种，另行收获。”
“赶快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努力培养活跃的人民而不是死板的学者。”
“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
做一个豪迈的、坚强的人，这是两个世纪之前一位患了癌症、被医生判定只有一年半生命期限的日本伟大哲学家中江兆民的毕生理想，他说：“大丈夫一旦诞生在这个地球上，就一定应该在这里留下一个巨大的脚印！”
佛教认为：宇宙，从时间上看，无始无终；从空间上看，无边无际。这无边无际的含义包括：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边无际。再小的东西也还可以再分析下去，此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坐微尘里转大法轮，芥子可纳须弥山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