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蒙顶山黄芽功效: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国内读原汁原味的英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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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zjol.com.cn 2005年05月23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后，国内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后，国内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主要面向国内招生，师资、教学全套移植英国模式，发的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毕业证书。当初，这件事情的倡导者、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院士有一个理想，让学生们不出国门在国内享受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
什么是英式教育？“它是英国大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一整套大学教育理念和学术管理规范，非常严谨又以人为本，渗透到学校教学、管理和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助理沈伟其博士总结说。
校长请客要请示下属
杨福家，1936年生，1987年8月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4月任数理学部常委，1992年11月任上海市科协主席，1993年——1999年任复旦大学校长，2001年7月就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至今。
从1948年起，诺丁汉大学就成为皇家特许学院，也就进入了“一类大学”的圈子。最近几年，这所历史超过100年的大学在英国的综合排名始终在前5位，前年该校的两名教授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化学奖。作为中国人，能担任这样一所名校的校长，我当然非常自豪。本来以为，这一至高无上的身份能赋予我很多权力，但实践告诉我，校长的权力处处受到制约，可以说“既有权，又无权”。在任这几年，我签过无数趟字，表面上看，只有我签过字了，这项决议才能实施，好像权力很大。但实际上，我身为一名校长，拥有的只是执行权，而非决策权，该不该签字，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任何一项与学校有关的比较重要的决策，都需要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我拥有发言权，但也要接受反驳；而对于校务委员会的最后决定，哪怕我反对，也得执行。
英国的校长可不可以“递条子”、“打招呼”？可以，校长可以推荐学生入学，但要听从下面学院、系科的意思，要是校长推荐的学生，学院却不满意，可别指望下级“买上级的面子”，英国人不兴这一套。讲一个我感触最深的例子。前两年，我邀请中国一位德高望重、职位也很高的学术权威偕夫人访问诺丁汉，按习惯思维，校长请客人访问，学校报销差旅费总没问题吧？但财务总监却对我说，按照规定，只能给那位学术权威报销，他夫人则不行。我虚心诚恳地向财务总监解释这位贵客对学校的重要性，财务总监经过慎重考虑，才答应特事特办。假设我在中国当校长，下面哪个财务主管敢顶撞我？谁要是顶，我当时不吭声，半年后把他“岗位调整掉”，也“合情合理”。当然，英国经过几百年的磨合，才形成了这套先进的管理体制。家长们集体吃了闭门羹
前不久，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家长们又一次集体碰了一回“钉子”。从去年9月学生入校后，他们就不停地打电话，向学校了解学生的成绩。每次，他们都吃了闭门羹。
家长们特别不了解：凭什么我不能知道自己孩子的成绩？
沈伟其不止一次向执行校长高岩教授提出请求。每次，这个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副校长都是一个答案，不行，成绩是学生个人的隐私。
不得已，沈伟其想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成绩可以不告诉父母，但是可不可以告诉负责学生工作的辅导员，让他们转告家长呢？
没想到，高岩的回答还是“不。”他的理由很简单：第一，学校培养学生，首先应该培养他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人，而不是孩子；第二，是否与父母分享自己的成绩，那是学生的事情。如果他有责任感，就会把成绩告诉他的父母。
今年4月初，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第三个学期一开学，沈伟其专门给家长写了一封解释信。此后，他很少接到咨询成绩的电话了。老师是拿着钥匙打开宝库的人
在这所第一家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中，中国和英国不同的教育观念经常发生碰撞。
学校还在建设时，一个口号的翻译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这句口号的英文原文是：Academic Excellence in the Service of Global Citizenship.
在今年的招生简章上，这句话被翻译成：一流学术成就一流国际化人才。当时，中方很多人认为这句话应该翻译成：一流学术造就一流国际化人才。
是“成就”还是“造就”，中英双方各执一词。高岩又站出来了。在他看来，不同的翻译反映教育是培养还是服务的问题。如果翻译成“造就”，那就意味着学生的成功是学校的功劳。对学校而言，它更大的重心应该在学，而不是教。
高岩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教授不是完全拥有知识的老师，他们只是拿着打开知识宝库钥匙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打开门，让学生进来学习。”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大学
宁波诺丁汉大学去年第一次招生是在浙江省内进行的。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是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选拔的，竞争很激烈：400多人报名，200多人进入材料审核阶段，最后录取的只有88人。
负责招生工作的汤敏老师介绍说，最后被录取的学生都要通过英式招生方式的考验。他们必须参加英文的笔试和面试。笔试是用一个小时答卷。题量很大，学生根本做不完。汤敏说，设计者的初衷就是让学生做不完题，借此考查学生对英文的敏感程度。
面试分组进行，5个房间5个老师，每人15分钟。老师都是从英国诺丁汉大学来的，考查的是学生的综合思维和逻辑能力。“其实与中文一样，考的是思维能力和反应能力。中文储备决定了他们的英文储备。”汤敏说。
考试结束一周后宣布了成绩。一个高中班主任带着两个参加面试的学生来了。这位班主任一开口就质问学校：你们是怎么考的？他指了指一位学生，说：“这是我最好的学生，可你们怎么选了不如他的？”
“好大学有很多。对学生而言，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大学。这位没有被录取的同学不适合我们的体系，但他可能适合另外的大学体系。”汤敏解释。选择改变就必须适应改变
去年刚开学的两周时间里，新生们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世界著名大学的中国分校，全英文的授课环境，杨福家的系列报告，英国诺丁汉大学执行校长的来访……
第三周开始，自豪和兴奋过去以后，不适应的症状开始显现了。生活上的不适应还好说，这需要个过程。学习上的不适应最强烈。
学校授课教师都是外教，学生们碰到不明白的问题，既不敢问，也问不清楚。学生们喜欢到学校的办公室，找中国的行政教师聊天，诉说自己的郁闷。
汤敏和她的同事们希望开一个学生座谈会，让他们倾诉苦闷，帮助他们断奶。这个提议又被高岩拒绝了。他说：“学生们既然选择了改变，他们就必须自己适应这种改变。”
又过了一段时间，汤敏发现，很少有学生找她倾诉了。
学生们自己过了这道关。标准比英国诺丁汉大学还要高
今年9月，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新校舍就要投入使用。不仅体育馆，教学楼，主楼这样大型的建筑，就是教室的设置也都是按照英国的原型和要求建造的。
此前，学校借用的是万里学院的校舍。万里学院的建筑是中国式的，教室一般可容纳五六十人甚至更多，一排排的固定的桌椅，全都面向前方。
在高岩看来，一流的大学必须具有好的学习环境。比如说，社团，体育，餐馆等等。“我们要把它们创造出来，让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好的教育。”他说。
结果，宁波诺丁汉大学对这个为期一年的“暂居地”进行了一番改造，推倒了原有教室的墙壁，重新规划房间的大小，重新购置适合小班教学的桌椅，就连房屋的层高也在改动的范围之内。
如今，学生们在这样的教室里学习：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六七张桌子交错着放在一起，可以随意组合。
软件建设同样重要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教师全部由英国的诺丁汉大学选派或按照英国本校的标准聘任。90%以上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与专业教师相比，英语教师一般不要求博士学位，但是必须具备硕士学位和英语职业证书。
教学质量、教师水平都要接受英国专门的教育质量机构(QAA)的评估。“在中文环境中，我们所做的工作和标准比英国诺丁汉大学还要高。”高岩说。
但是英式教育不意味着放弃中国的特色。高岩说，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在中国国内学习，可以随时了解中国的变化，加强对中国的了解。“这就如同一盆植物在英国生长是一个样子，在中国生长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不可能脱离它原来的土壤，它必须适应这里。这就是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特色所在。”高岩说。在完成项目中学习英语
英国的本科学制是3年，为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宁波诺丁汉大学采用4学年制，第一学年上预科课程。学校教务处主管汤哥顿介绍，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英语培训中心特地为宁波诺丁汉的学生设计了专门的强化英语教材。“学生们差的不是说话，关键是在课堂上用英语听课、讨论、写论文。他们要习惯把英语变成一种学习语言。”汤哥顿说。
学校在教学中设计了很多项目，让学生们在完成项目中学习英语。
第一个学期时，学校让学生们出墙报，介绍英国的城市。后来，学校还让学生们设计问卷，具体的题目完全根据学生自己的兴趣设计，可以谈食物问题，也可以谈运动问题。去年圣诞，叶越和她的同学们出了一次风头。他们所在的戏剧社表演了一个小时的话剧。阿拉丁、美人鱼和绿野仙踪这些不相干的童话故事被串到一起。一些现代的搞笑的语言也被搬到了这里。“英文剧本是我们自己写的。”叶越很自豪。“这也是一种学习。”
汤哥顿说“我们不给学生压力，不让学生有紧张情绪。通过作项目，让学生把所有的技能都集中展示出来。”
在宁波诺丁汉的第一年，学生们还要适应另外一种变化：每个学期考试结束后，班级的格局就会发生一次变化。汤哥顿介绍，分级教育可以详细分析每个学生的变化和进步，寻找最适合他的教学方式。记者体验诺大教学
教室好小，30平方不到。16名学生，被分成4拨，各自围坐在课桌边。墙壁上一张世界地图，一张英国地图，分外醒目。这是一门工商管理的入门课程。学期伊始，这些学生就分成了4组，每个小组都要合作承担一项任务——开创一家公司。
老师Fleur说了几句开场白，便引领大家翻开讲义，阅读上面的一则案例。案例是美国一家成功企业的CEO的介绍，Fleur要求同学们看完后各自讨论：一个成功的CEO需要哪些优良品质？然后每组选派一位代表上台，把答案写在白板上。
讲义是用几张A4纸装订而成，看似简陋，但记者翻开其中内容，发现上面的案例很新，有好几个还是2005年案例。问Fleur案例从哪里来？她说都是从网上搜集到的，整套讲义都由她自己编写。又问她这门课有否教材？回答是，上课不用教材，只用讲义。至于课后，也没有指定教材，她会推荐给同学几本书，由他们自己选择。每人手上只有一本习题书，是统一的。
大家讨论踊跃，相互对话多半是说一堆英语，夹几句中文，显然，这时用英语交流更加方便一点。课桌上放着好几只水杯，老师毫不介意。这个单元过后，Fleur关心起同学们“开公司”的进展情况，要求大家继续讨论，每组推选一名“CEO”上台，介绍公司背景、市场定位、盈利计划、远景目标，并展示自己设计的商标。安静了没几分钟的课堂，一下子又沸腾起来。上台介绍时，并非每位“CEO”都出口流利，但大家都敢讲下去，不会怯场，偶有语塞，Fleur也会在教室角落及时提醒。轻轻松松，一堂1小时的课就结束了。没有铃声，老师自由把握，“见好就收”。记者跑了好几个教室，发现一条规律：几乎每堂课结束，老师都会被学生们重重包围。
第二个学年快开始了，又一批新生要来。高岩和他的同事们压力很大。“全世界和中国同行都在看，这个学校到底怎么样。我自己也很想看看4年后第一批学生的样子。”高岩说，“对于我们来说，成功是培养出优秀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