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蒸包子机怎么使用方法:南方周末 - 外资新政不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03:53:23
新政亮点之一——支持国外企业境内公开发行股票的条款，只不过是2001年11月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申请上市发行A股或B股”的重复叙述而已。
新政另一个亮点——将3亿美元以下的鼓励和允许类外资项目审批权下放地方，外资专家马宇也认为用处不大，“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么点权力到现在才下放，还不该吗？！”2008年进入楼市的外资接近200亿美元，这一数字还只是根据外资进入中国时申报的进入行业所统计的，不包括那些辗转进入楼市的外资，而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数字只有900多亿美元。 （CFP/图）
新政初衷
梅新育，这个自称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博士，最近忙着逐条查看4月15日正式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9号文”）。他很关心这22条外资新政中，是否有他多年来一直反对的外资超国民待遇条款。
“这个文件对外资既有利用，又有限制。我的很多朋友反对出这个政策，但我不完全反对，里面一些内容还是很有价值的，但也有一些内容给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提供了借机还魂的机会。”梅新育说。
在他看来，在引导外商投资顺应我国产业投资结构升级的需求，鼓励沿海一些失去比较优势的外资向内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转移等问题上，“9号文”的相关条款值得肯定和鼓励。但他依然担心，“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等条款，没有说清楚国内企业是否同等享受，这很可能让外资超国民待遇借机还魂。
而梅新育的同事、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扫了一眼“9号文”后就感到乏味。
“毫无新意，避重就轻，应付任务。”马宇如此直言不讳的底气，缘于他在外资政策起草领域曾经的权威地位。
马宇曾和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以及现任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一起起草了199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6号文”）。这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中共中央”级别的外资政策。
尽管张晓强宣称，“9号文”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利用外资工作的总要求，也可能是国家发改委出台《“十二五”期间外资利用规划》的“预披露”。但马宇依然坚持认为，“9号文”的含金量远不足10年前的“6号文”，甚至有倒退之嫌。
“目前我们对利用外资没有共识，争议极大，甚至还不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举国上下对外资如何开放形成的一个共识状态。”马宇认为，外资新政22条都是改良措施，一些条款更是在重复几年前的文件精神。
例如，新政中提到的支持国外企业境内公开发行股票的条款，只不过是2001年11月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申请上市发行A股或B股”的重复叙述而已。
梅新育透露，“9号文”早在2008年初就开始酝酿，政策的初衷是“赶超和防止被赶超”：中国越来越需要与韩国、日本、德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竞争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外贸、整个中国经济开辟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同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国需要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竞争，让这些制造环节在中国国内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为无法转换行业的中国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让这些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下尽可能持久地为中国提供经济利益。
另外，中国迫切需要对近年来外资表现出的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开放政策的悲观情绪释放一个安抚信号。去年的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果汁遇阻，今年的谷歌撤出中国和力拓案件等事件的爆发，让外资感觉中国“越来越不友好”。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甚至在西方媒体撰文批评中国“正在让外企灰心”。
尽管伴随着激烈的争吵，加上2009年中国的外资利用虽然在增长，但并没有达到决策层的政策目标，政策于是提前出笼。
改良还是改革？
现有的外资管理政策有些相互冲突。例如，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里允许外商在一些行业进行独资，但是在同样的行业又不让控股中国国企。涉及知名商标转让时，往往抛开产业目录政策的规定，而重新制定游戏规则。这给外商带来政策不稳定的印象。
而且，外资政策中凡是中国想用行政手段来调节外资进入的，外资偏不进入。不让或限制外资进入的，外资偏要进入。
这背后的原因是，鼓励类的项目往往利润率低，投资回报周期长。最后只能跟政策导向背道而驰。特别是2006年之后动荡的外资政策，将外资逼向了中国股市和楼市。
按照马宇的调查，2008年进入楼市的外资接近200亿美元，这一数字还只是根据外资进入中国时申报的进入行业所统计的，不包括那些辗转进入楼市的外资，而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数字只有900多亿美元。马宇甚至调侃说，“外商投资产业结构表，现在没人敢去分析，因为会很吓人”。
在马宇看来，此次“9号文”新政也只不过是小修小补的改良而已。
例如，对于新政中的用地优惠政策，马宇就认为，用地价格优惠上，很多地方政府私底下已经在这么干了，这个新政只不过是将地下的转为公开允许的形式罢了。
而且，目前制造业的外资占据到总外资的60％－70％，这个比例还会下降，很多项目需要的用地量将越来越小。
对于新政中提到的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的政策，马宇认为，不能指望依靠外资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问题。因为外资不会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走，而是会跟着利益走。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已经证明，外资的马太效应只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是用政策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例如，将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准入条件放开，让它的开放程度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同时，财政支持，税收和信贷上，出台“五免五减”等比东部地区更加优惠的措施。
对于外界公认的新政亮点——将3亿美元以下的鼓励和允许类外资项目审批权下放地方，马宇也认为用处不大，“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么点权力到现在才下放，还不该吗？！”在他看来，这几年外商普遍感到中国的投资环境在恶化，并不是指中国投资市场的质量在下降，而是政策和环境以及市场准入上出了问题。现有的外资政策体制必须彻底改革。
马宇的政策建议可以总结成两点。
一方面，彻底改变维系了30年的外商投资的审批管理制度。从按照金额大小进行审批权管理，变成按照项目性质进行审批。在这点上，可以借鉴美国部长级联席机构“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对鼓励类和允许类外资项目实行登记制，涉及反垄断和经济安全等特殊领域的项目归到中央专门审批，其他项目的审批权上收中央。
另一方面，中国自从加入WTO之后，至今没有新的开放举措，而且很多承诺开放的领域，至今没有新的开放举措。必须要有新的市场开放措施，扩大市场准入，让所有企业平等竞争。特别要切实履行加入WTO时作出的开放承诺。
“但这些建议的所有大前提都是先全面开放，之后才能谈审批制度的变革。”马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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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另一个亮点——将3亿美元以下的鼓励和允许类外资项目审批权下放地方，外资专家马宇也认为用处不大，“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么点权力到现在才下放，还不该吗？！”2008年进入楼市的外资接近200亿美元，这一数字还只是根据外资进入中国时申报的进入行业所统计的，不包括那些辗转进入楼市的外资，而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数字只有900多亿美元。 （CFP/图）
新政初衷
梅新育，这个自称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博士，最近忙着逐条查看4月15日正式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9号文”）。他很关心这22条外资新政中，是否有他多年来一直反对的外资超国民待遇条款。
“这个文件对外资既有利用，又有限制。我的很多朋友反对出这个政策，但我不完全反对，里面一些内容还是很有价值的，但也有一些内容给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提供了借机还魂的机会。”梅新育说。
在他看来，在引导外商投资顺应我国产业投资结构升级的需求，鼓励沿海一些失去比较优势的外资向内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转移等问题上，“9号文”的相关条款值得肯定和鼓励。但他依然担心，“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等条款，没有说清楚国内企业是否同等享受，这很可能让外资超国民待遇借机还魂。
而梅新育的同事、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扫了一眼“9号文”后就感到乏味。
“毫无新意，避重就轻，应付任务。”马宇如此直言不讳的底气，缘于他在外资政策起草领域曾经的权威地位。
马宇曾和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以及现任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一起起草了199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6号文”）。这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中共中央”级别的外资政策。
尽管张晓强宣称，“9号文”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利用外资工作的总要求，也可能是国家发改委出台《“十二五”期间外资利用规划》的“预披露”。但马宇依然坚持认为，“9号文”的含金量远不足10年前的“6号文”，甚至有倒退之嫌。
“目前我们对利用外资没有共识，争议极大，甚至还不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举国上下对外资如何开放形成的一个共识状态。”马宇认为，外资新政22条都是改良措施，一些条款更是在重复几年前的文件精神。
例如，新政中提到的支持国外企业境内公开发行股票的条款，只不过是2001年11月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允许外商投资企业申请上市发行A股或B股”的重复叙述而已。
梅新育透露，“9号文”早在2008年初就开始酝酿，政策的初衷是“赶超和防止被赶超”：中国越来越需要与韩国、日本、德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竞争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外贸、整个中国经济开辟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同时，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国需要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竞争，让这些制造环节在中国国内保持足够长的时间，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为无法转换行业的中国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让这些产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下尽可能持久地为中国提供经济利益。
另外，中国迫切需要对近年来外资表现出的对中国投资环境和开放政策的悲观情绪释放一个安抚信号。去年的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果汁遇阻，今年的谷歌撤出中国和力拓案件等事件的爆发，让外资感觉中国“越来越不友好”。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甚至在西方媒体撰文批评中国“正在让外企灰心”。
尽管伴随着激烈的争吵，加上2009年中国的外资利用虽然在增长，但并没有达到决策层的政策目标，政策于是提前出笼。
改良还是改革？
现有的外资管理政策有些相互冲突。例如，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里允许外商在一些行业进行独资，但是在同样的行业又不让控股中国国企。涉及知名商标转让时，往往抛开产业目录政策的规定，而重新制定游戏规则。这给外商带来政策不稳定的印象。
而且，外资政策中凡是中国想用行政手段来调节外资进入的，外资偏不进入。不让或限制外资进入的，外资偏要进入。
这背后的原因是，鼓励类的项目往往利润率低，投资回报周期长。最后只能跟政策导向背道而驰。特别是2006年之后动荡的外资政策，将外资逼向了中国股市和楼市。
按照马宇的调查，2008年进入楼市的外资接近200亿美元，这一数字还只是根据外资进入中国时申报的进入行业所统计的，不包括那些辗转进入楼市的外资，而当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数字只有900多亿美元。马宇甚至调侃说，“外商投资产业结构表，现在没人敢去分析，因为会很吓人”。
在马宇看来，此次“9号文”新政也只不过是小修小补的改良而已。
例如，对于新政中的用地优惠政策，马宇就认为，用地价格优惠上，很多地方政府私底下已经在这么干了，这个新政只不过是将地下的转为公开允许的形式罢了。
而且，目前制造业的外资占据到总外资的60％－70％，这个比例还会下降，很多项目需要的用地量将越来越小。
对于新政中提到的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的政策，马宇认为，不能指望依靠外资实现区域平衡发展的问题。因为外资不会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走，而是会跟着利益走。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已经证明，外资的马太效应只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是用政策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例如，将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准入条件放开，让它的开放程度高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同时，财政支持，税收和信贷上，出台“五免五减”等比东部地区更加优惠的措施。
对于外界公认的新政亮点——将3亿美元以下的鼓励和允许类外资项目审批权下放地方，马宇也认为用处不大，“改革开放三十年了，这么点权力到现在才下放，还不该吗？！”在他看来，这几年外商普遍感到中国的投资环境在恶化，并不是指中国投资市场的质量在下降，而是政策和环境以及市场准入上出了问题。现有的外资政策体制必须彻底改革。
马宇的政策建议可以总结成两点。
一方面，彻底改变维系了30年的外商投资的审批管理制度。从按照金额大小进行审批权管理，变成按照项目性质进行审批。在这点上，可以借鉴美国部长级联席机构“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对鼓励类和允许类外资项目实行登记制，涉及反垄断和经济安全等特殊领域的项目归到中央专门审批，其他项目的审批权上收中央。
另一方面，中国自从加入WTO之后，至今没有新的开放举措，而且很多承诺开放的领域，至今没有新的开放举措。必须要有新的市场开放措施，扩大市场准入，让所有企业平等竞争。特别要切实履行加入WTO时作出的开放承诺。
“但这些建议的所有大前提都是先全面开放，之后才能谈审批制度的变革。”马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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