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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不是为了也不能赚钱

——告有志于经济学理论探索的青年学子（十七）

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就是为了能够挣钱，但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果真能够赚钱吗？为什么学术界和社会上会存在如此的看法呢？这就要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质和研究目的着手。我们知道，自边际效用革命始，经济学就把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局限于私人领域的经济学讨论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并且，它强调认为，通过市场机制和完全竞争能够调节经济，从而实现一国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将一门探究经济发展规律以及促进人类福利提高的学科转变成了一门个人发财致富的学科。显然，由于解决私人领域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边际效用相等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技术性这类问题，而在给消费者和生产者灌输了这一知识和理念之后，其他的一切事情就应该留给更具有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及特定知识的现场者个体自己解决；因此，经济学一旦发生了这种转化之后，基本上也就没有研究者继续作用的空间，实际上就已经把经济学家的责任给抛弃了，甚至经济学家这个分工岗位也应该消失了。当然，消费者和生产者要能够采取正确决策就需要充分的信息，而信息往往依赖于完善的市场机制，而这需要政府或其他社会来提供；因此，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认为，除了继续说服其他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公众相信自由放任是最好的政策外，经济学家就已经无事可做了，最多就是通过发展博弈论来解释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决策。

正因为经济学特质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转化，欧美很多经济学家也大量地进入研究所、投行、基金公司或者其他咨询机构，国内学者也大量地进入商业、企业、证券、金融等私人领域，都在大肆通过市场报酬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这些人都被称为“经济学家”，而且往往还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然而，这仅仅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给人留下的一种表象，实际上，笔者一再指出，学者的岗位本身就属于公共领域的，他不断地发现洞见以增加整个社会的认知，从而他的工作具有高度的公共品特性，从而很难通过市场报酬来体现；而且，学者根本上是关注整个社会发展的，而不是为特定企业或个人服务的，否则它仅仅是一个企业的研发人员，社会责任也是学者的根本特征。显然，就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行为都必然是社会性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使纯粹的资源配置也不例外；也就是说，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私人领域。事实上，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出清的假设条件下过分经济学研究的私人性，结果就无法解决整个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创立了的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的创造，并且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

然而，受薪古典经济学着眼于私人领域的思维支配，特别是在目前市场导向的逻辑下，不会赚钱的经济学家往往被视为不实在的而绝不是好的经济学家，而那些能够在社会市场上游刃有余的人则被各类人士（新闻媒体、官方机构、学生等）所追逐；以致有学者就公开宣扬，研究经济学而不会赚钱，那么研究有什么用？而且，在目前的学术界确实有一大批“学者”开始靠出卖“知识”而快速进入了“富豪”阶层，于是他们在课堂上、媒体上就大肆宣扬，那些不会赚钱的人一定是理论搞得不好的人，而理论研究搞得好的人也一定可以赚大钱。这些人经常宣扬的例子就是李嘉图和凯恩斯，因为他们在学术界留下赫赫声名的同事也确实通过把握市场机会而赚足了钱；但问题是，李嘉图、凯恩斯赚钱的原因与他们的理论研究有什么关系吗？其实，他们赚钱的时期基本上都是在其从事真正的理论研究之前，是在他们经济学知识还非常贫乏的时期；更不用说，他们后来建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是基于对某单一著作的反应：李嘉图的全部著作是对斯密著作的反应，而凯恩斯理论则主要是对马歇尔著作的反应。

例如，尽管凯恩斯往往被视为本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只是把很少的时间用在经济学上，经济学知识也相当狭窄，从不阅读法文以外的任何外文文献，很少写经济学文章而热心于公共事务；哈耶克评论凯恩斯说，“凯恩斯在着手建立自己的学说之前，并不是个训练有素或经验丰富的经济理论家。他从很基础的马歇尔经济学起步，而对瓦尔拉斯、帕雷托以及奥地利人和瑞典人已经取得的成果一无所知。我有理由怀疑他是否曾充分掌握了国际贸易理论。我认为，他也不曾系统地思考过资本理论，甚至作为起点的货币价值理论——这是他的批评目标——好像也只是十分肤浅的数量理论中的交换类型方程式，而不是马歇尔更为精湛的现金平衡理论”。因此，尽管凯恩斯因为多才多艺而提出了解决宏观经济的系列政策主张，但是，他的政策往往是短视的，其理论更是缺乏逻辑，结果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遇到理论危机了；而且，尽管凯恩斯创新把经济学导向了公共领域，但其对经济增长等的分析是依靠粗放式投入来实现的，而没有对财富创造之间的协同机理进行深入探究，甚至对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的分工几乎都没有涉及。

同样，李嘉图自14岁起就被培养从事父亲所做的股票经纪业务而开始中断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从此成为活跃在货币市场上的经纪人而发了大财；只是在27岁时因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而对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直到42岁退出商界后才开始全身精力地从事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斯皮格尔说，李嘉图“所受到的正规教育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受到的最贫乏的教育，这样，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成就就必须归之于天才”；而熊彼特则认为，“这是他的卓越才能的一个显著证明，但也是为什么他的分析工作除了形式的和技术的意义讲处于完成得很不好的状态以外，从来没有深入到最深处的原因”。但是，正如马歇尔指出的，李嘉图“那卓越的创造力是各国最高天才的标志。但是他厌恶归纳，而喜欢抽象的推理，这不是由于它受了英国教育，而是像白哲特指出的，是由于他是犹太血统。差不多各个犹太民族的分支斗油一些从事抽象的特殊天才，其中有几枝特别喜欢和货币交易业余股票交易相关的抽象计算；李嘉图经过曲折的道路，而无失足，以获得新奇结果的那种能力是空前绝后的，……但是他的知识是片面的，他了解商人，而不了解工人。不过他是同情工人的；他支持他的朋友休谟来保卫工人像他们的雇主那样结社互助的权利”。事实上，李嘉图著作主要是基于斯密著作的梳理，而得自其他作家的东西极少，只是在后来对萨伊和马尔萨斯的研究及其与他俩和詹姆斯.穆勒的讨论才进一步澄清他的思想；特别是，李嘉图没有读过多少历史著作，没有受到历史学和哲学的训练，大量的历史材料只是被填鸭式地塞进脑袋。正因如此，李嘉图往往缺乏对社会过程的原动力的洞见，也没有历史感；熊彼特以嘲讽的口气说，“李嘉图通常被称为功利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不是因为他有另一种哲学，而是因为繁忙而注重实际的人是根本没有什么哲学的。……同样，不是他的社会学不充分，而是他根本没有社会学”。

相反，经济学说史上的大量例子表明，那些曾经对理论发展作出持久贡献的经济学家往往不但赚不到钱，而且将之理论应用于实践时往往会造成巨大亏空。例如，尽管费雪的货币和利率理论为他赢得乐意流经举行家的声誉，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他将其经济学及金融市场方面的知识运用于华尔街时赚了一大笔钱而成为千万富翁；但是，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却损失了一半的净财富，并且由于他仍相信危机过后股票行情仍然看好而大量借款吃进更多的股票，结果使他的财富都亏损殆尽，而在余生中负债累累。再如，尽管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理论说，但是，他在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时所推行的政策基本上都遭到了批评，结果仅仅当权7个月就被迫辞职了；随后，他成为一家私营的比德曼银行的董事长，但由于他投资于高度投机的活动而致使债台高筑，以致自己的私人积蓄也不得不受牵累而用于偿债，最后不得不重新回到学术界。同样，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科尔斯曾与布莱克一起提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默顿则进一步把该公式广泛用于企业债券的定价分析上；但是世界四大对冲基金的——老虎基金却在他们的管理下破产了，以致两人也不得不回大学教书。而且，经济学说史上的大量例子也表明，那些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人往往生活在非常窘迫的状态下，上面已经举了诸多例子；事实上，也正如张五常指出的，学经济也许可以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或减少受骗的机会，但我没有遇到过一位富豪是经济学家。究其原因，理论研究要求与时事保持距离，更没有精力去关注市场上稍纵即逝的盈利机会，而赚钱则正需要时刻关注细微信息的精力；试问，在当前那些热衷于市场交换或赚钱的学者之中，有几个在从事真正的理论研究？又有多少时间会呆在书桌前？

事实上，当前那些学者务实与市场功利也不是真正为社会创造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是在失范的社会和混乱的制度中利用其高校的平台以及教授的虚衔到处招摇撞骗；正是基于这种娼盗逻辑，某著名大学之经济学院的院长竟然宣称，只有等他们这种“著名”学院的教授都有了名牌轿车和豪华别墅，才标志中国的改革成功了。更为甚者，在这种失范的社会环境下，不仅个人以追求名利为能事，而且高校自身的一切行为也都以名利为杲矢，并以能为教师提供社会活动的平台为荣。一方面，现在的高校一般都通过各种激励措施来纵容其教师的功利行为，不断奖励那些市场化的工作成果，用学术基金来奖励那些社会活跃分子；其实，当前高校的各种评价体制都与时事联系起来，不是为了发展真正的学问，而是追求时事所关注的评价指标。另一方面，高校也积极通过与时事挂钩以与市场或社会相勾结、共谋，从而获取各种利益，这不仅体现在获取政府资金、社会资金，也直接体现在盈利性教学“产业”上；其实，当前高校校长亲自抓的不是提高真正的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而是把精力投在与各地政府课题合作上，把精力放在与私人老板合作举办赢利性教学上，乃至发展各种实体产业上。显然，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名利追求，于是，每个高校都在尽其可能地引进海归学者，因为这可以提高知名度并获得政府资金；都在大力鼓励文章的发表和课题的承接而不是鼓励埋头学问的精神，因为这同样可以提高学校的排名；都在极力推销和包装本校有社会活动能力的教师以申报国家课题、荣誉和职衔，动用学术发展基金来挖其他院校的博导、院士而不是努力培养自己的年轻人才；都在大力发展可以赚钱的“产业”，而放在基础理论上的精力则越来越少。

总之，经济学研究本身是个公共领域中的课题，它关注整个社会福利，尤其关注弱势群体的贫困化问题，显然，这种创造公共品的活动是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而发财致富的；而纯粹的私人领域根本没有经济学家继续作用的空间，因为那些从事实物的人比呆在书斋里而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具有更多的信息，更清楚自己的效用、成本和收益，也更能够灵活地应对环境的变化，因而即使是那些关注于微观企业或市场信息的研究者也难以凭借他的研究而发财致富。那么，目前为什么会出现一大群爆发的明星“学者”呢？就在于他们在与政府以及社会大众的交流中坑、蒙的高超技能，而不是学术上的具有生产性的研究成果，这些人也就是邹恒甫极力鞭挞的方术士。呜呼，国内学者如此对待学术，如此对待经济学，经济学能有真正的理论创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