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阁长岛一日游价格:一个电视节目的权力结构与传媒生态《百家讲坛》

　　　　
　　2005年，“超女”大热的时候。网络上一旦有人对超女现象持有异议，就立刻会遭遇粉丝团的“大肆围攻”。其中，一个经常被拿来要求异见者闭嘴的理由就是：“你可以换台，也可以不看这个节目；甚至可以把电视关掉，但是没有人请你来这里说三道四！”
　　2006年，《百家讲坛》走向高潮。当初“超女“粉丝团的暴力语言，又被百家的粉丝拿来对付超女：“看不懂就换台，没有人强迫你看这个节目；你们可以继续唱歌跳舞，我们通过这个节目至少能获得知识！”
　　斗争逐步升级，超女的粉丝吵红了眼，甚至开始神经过敏。只要遇上一个不喜欢湖南台节目的人，不由分说就会本能的反问：“听你这么讲，看来你是只看新闻联播和百家讲坛了？你爱看什么看什么，不要来扫我们的兴！”
　　这一段网络上的争吵，其实能够很鲜明的折射出中国电视的传媒生态，事情发展到最后，不再是公平理性、尊重对方的意见交流和市场竞争，而是政治站队：你是那条路线的，我是这个派别的。文革结束整整三十年之后，中国的年轻一代还是要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冲突游戏中获得快感，集体颠狂与党同伐异才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同盟，也就是说“朋友”，都是由“敌人”缔造的，人只有在江湖的帮派扮演中才能找到满足，而关于问题本身的思辨和探寻已经在争论的过程中被消解掉了。
　　因此不难解释2005年的超女冠军李宇春为什么可以在一片叫骂声中大红大紫，而《百家讲坛》虽然从刘心武讲《红楼梦》开始就横遭质疑，反而一步一个台阶迈向收视率的巅峰，最终在2006年国庆期间，在于丹讲论语的时候迎来了收视上的“大获全胜”。于丹遭到的批评是前所未有的，不过于丹受到的欢迎也是前所未有的。尖锐争议与高收视率一同持续到2007年的上半年，反对者和拥护者“一个话题、各自表达”，唇枪舌战，却都是自说自话。一直等到新的公共话题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就像实验室里起哄的猴子：为了今天的食物，丢弃昨日的同伴，逐渐将以往关注的主题淡忘掉。
　　但相同的问题其实一直都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从超女到百家，传统电视媒体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面临的非议与困境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关于超女的争议主要存在于传媒体制内部和社会观众层面，基本上还是属于“娱乐”范畴，但《百家讲坛》则惊动了学术界，“十博士”口诛笔伐，诸位学者表明立场，2007年结集出版的《会诊百家讲坛》一书，从学术体系、文化批评、思想内核、媒体传播等多个角度予以质疑。笔者非常赞同学者杨早在《会诊百家讲坛》里对百家讲坛几种人的角色分类：央视百家讲坛（电视台和栏目），于丹、易中天等主讲人，新闻媒体、学术界、观众。不过，搞明白这些机构和群体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性质的存在，又是如何运作，才是我们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而目前学术界的批评和反思之所以未能够触及事件的实质，就是因为我们对研究对象缺乏全面理性的认识和表述。虽然对于“观众”而言，有关《百家讲坛》的争论已经是旧问题了，但是笔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的传媒江湖与思想生态之中，《百家讲坛》的替代品还将酝酿产生，新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理清其前世今生依旧具有现实意义。
　　　　　　
　　一、 关于《百家讲坛》所涉及几个方面问题的追问
　　其一、电视“娱乐化”。这个问题是被学术界反复批判的，批判所依靠的思想资源主要是美国思想家尼尔波滋曼的《娱乐至死》。但是这里面存在几个问题：是否因为“娱乐化”的倾向，就要否定电视技术对于社会走向公开、透明、民主、理性的积极作用？所谓“娱乐化”是否有百害而无一利？“娱乐化”究竟是我们人类本身的一种天性，还仅仅只是被电视所放大误导的一种倾向？我们不同文化场域的人士对“娱乐化”的各种观点差异，是否是因为我们对“娱乐化”本身的定义就不够清晰或者存在根本差异？
　　其二、大众审美趣味。我们经常先入为主的认定市场和观众的电视需求是盲目的和低俗的。这不仅是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有意思的是电视制作人往往也是持相同观点。不过，前者就要反对以大众和市场为导向的电视节目；而后者则针对他们想象中的受众，开始名正言顺的制作“庸俗化”的节目。其实这是否都有想当然的成分在里面？我们对受众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是否没有进行过更加细致具体的研究和区分？我们是否并不真正了解受众选择观看电视节目的不同心理动机与情感需求？
　　其三、什么是电视节目？什么是电视机构？乍一看这是很初级的问题，但却是最核心的问题。什么样的电视机构才会生产什么样的电视节目。笔者曾经很赞赏《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的激愤之语：“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他的感慨绝非无的放矢。问题在于，今天我们的电视台是否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电视台？而此前，我们的电视台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电视台？
　　其四、关于知识分子的教化权。杨早在《评论于丹：学术规范还是传播法则》一文中，谈到知识分子“教化权”的丧失，以及由此引发的普遍焦虑。这篇论文，是笔者迄今看到学术圈内部对于《百家讲坛》节目所引起的争议过程、涉及的几方角色，做的最为客观理性的分析。事实上“教化权”的本质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角色定位，更是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的问题。这里不仅仅是大众传媒对知识分子权力的侵占，更重要的是，此前知识分子是否真的就拥有对大众的“教化权”呢？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有巨大进步与变化，其中一点就体现于各种类型话语在方式和内容上的极度丰富；客观的说，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今非昔比。但是为什么还会存在本文开篇时提到的那种阶级斗争式的粗暴语言逻辑和“敌我”角色划分，这究竟是我们传统意识形态的散布，还是社会权力结构的折射？
　　这么多宏大而复杂的问题，以笔者粗陋的学识和有限的资讯是无法全部给出满意回答的。但我只是想针对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讨论引导向更为广阔也更为本质的层面。
　　　　　　
　　二、 “娱乐化”浪潮的前世今生
　　在《娱乐至死》的结尾，尼尔伯兹曼是这样说的：“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
　　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总体上来说，大部分电视节目是不需要，甚至取消人们的思考能力的；与报纸和演讲盛行的时代相比，人们的抽象思考能力也的确是在退化；因为大部分人都很自然会把电视当成娱乐与消费的一种工具，打开电视机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娱乐，这种娱乐形式的单一化是会侵夺我们阅读和思考的时间。不过我们往往也忽略了电视作为传统媒体，毕竟有一些传媒与生俱来的属性，那就是对资讯和消息的传递，而且因为电视的最大优势是有现场（画面和同期声），所以也就意味着能够带来真相（一些电视拍摄的画面与采访是可以成为司法证据的）。虽然尼尔波兹曼认为，“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但是电视起码可以让美国的选民和自己拥护的政客见面，听取不同观点的辩论作为投票的参考，使电视成为民主的一个通道；电视记者更可以调查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代表舆论民意追究事实真相和事件责任。当然，舆论在生产的过程中总会遭遇各种权力的干涉，也有可能成为表演的舞台和掩盖错误的工具，但是毕竟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电视传媒的相对自由公正，对于透明公开的政治生态还是有积极作用。
　　事实上，中国知识界对电视“娱乐化”的感受并不完全与身处美国的尼尔波兹曼相同。1997年，以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的创立作为标志，中国各地方卫视开始以“娱乐”为口号，揭竿而起和中央电视台争夺全国的市场份额。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下，这种以“娱乐”为形式和目的的节目无疑是在宣传教育之外，丰富了电视媒体的内容，同时也动摇了央视一权独大、资源垄断的江湖地位。我们看到当时批评湖南台节目“庸俗化”的大有人在，不过都是传统意识形态的顽固信仰者或者是传媒界的既得利益者，相反知识界反而是沉默的。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电视“娱乐化”尚未侵犯知识界的领域，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因为这种娱乐化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当时具有进步效果。地方卫视的崛起促使央视调整了策略，一系列旧节目的改版和新节目的上马，使我们看到央视迈向市场化的决心，这种调整在当时来看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幸运52》、《开心词典》等综艺节目出现，起码让这个国家电视台的面孔有了活力，同时属于精英和高端人群的《对话》《探索发现》等节目也相继创办，具有一定的思想品质。
　　从根本性质上来说，电视“市场化”不完全就是“娱乐化”，“娱乐化”也不完全就是湖南台所宣扬的那种“娱乐化”。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都起了变化。为了区别于央视的正统节目，作为一种市场策略，湖南卫视开始旗帜鲜明的宣扬自我是“娱乐化”的代表，于是唱歌、跳舞、综艺、电视剧，乃至于往后的选秀和真人秀节目都成为了“娱乐”节目的典范。湖南作为中国的文化大省曾经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为了盲目迎合电视人自己所想象的大众文化需求，很多娱乐节目在创办之初就有向下走的文化趋势。当然娱乐的手段应用于娱乐的节目依旧不算是越界，但让人无法饶恕的是湖南电视对新闻和纪录片的综艺化、娱乐化处理，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国人为了追求市场效应可以完全违背自己基本的电视良知与媒体准则，这种举措也许在短期内会带来观众，但是长期而言却伤害了电视节目本身。从这个时候起，不少知识界的人们开始对湖南电视产生了反感。因为湖南电视高举“娱乐”旗帜，于是人们会把这种唱歌跳舞说书选秀的综艺化节目等同于娱乐化；因为湖南台一直在以市场的名义娱乐化，同时在市场领域又比较成功，于是人们又把娱乐化和市场化的概念混淆在一起了。
　　综艺化和娱乐化的等同，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认为这就是娱乐化的电视，所以喜欢的会全然接受，但是不喜欢的则彻底否定，并且认定这种就是电视娱乐化的全部，因为一种电视形式而忽略了“娱乐”的本质。娱乐化和市场化的等同，又使素质不高的中国电视人认为，要走市场化就必须走娱乐化的道路，忽略了市场化所带来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所以中国的地方卫视但凡要走向市场，都会无一例外的抗上综艺娱乐的大旗，结果是最后娱乐节目所要承担的后果和压力又是由市场化来承担。
　　那么“娱乐”的本质是什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1、使人快乐；2、快乐有趣的活动。从伦理上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不能说看《新闻联播》《探索发现》和《对话》的人就不是娱乐；知识界的学者们在阅读研究的过程中也未必只有枯燥乏味的技术操作，就没有获取心灵快乐，学术本身就没有娱乐的效果。所以说，“娱乐”本身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在从形式、内容和感受层面清晰区分与归类之前更不能一棒子打死。
　　但是，因为湖南电视的所作所为，中国人对电视“娱乐化”形成了非常单一的印象，导致了我们对“娱乐化”本身正当性的过度质疑。知识界对电视“娱乐化”的批评之所以很少获得民间的响应，是因为普通民众非常容易将知识界对“娱乐化”的质疑错解为对“娱乐”本身乃至对“娱乐权”的质疑。同时，许多反感综艺节目的观众和电视制作人，更会简单的以为：湖南台的综艺类型的节目就代表了娱乐节目，这种节目也是庸俗化的。既然有综艺的庸俗化的娱乐节目，当然就有非综艺不庸俗非娱乐的节目了，这一点所带来的危害也将是立竿见影。
　　返回来继续说中央台。拥有全国资源和国家话语的中央电视台显然还是比各个地方卫视台更加有“文化品位”和动员能力，但是“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央台在“娱乐化”上所迈出的步伐实际上是一点也不比地方台少，但是碍于国家台的身份，又不能大张旗鼓的说自己是娱乐化，于是依旧以教育宣传、舆论监督的名义进行价值包装。“收视率挂帅和末位淘汰制”其实已经为其节目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梦想中国》等综艺节目与超女等地方台节目的正面PK效果不是很理想，于是以反娱乐化为旗号的《百家讲坛》和《探索发现》等节目浮出水面了。打着学术的名义，宣传教化的宗旨，截然区别于综艺节目的形式，其实能起到娱乐的效果。政治上正确，道德上有合法性，有专家提供权威性，实际上又满足了大众的低层次要求。所以就出现了本文开篇时的那种看似观点对立的争吵。看超女的认为自己是原教旨主义的“娱乐”精神，合情合理；看《百家讲坛》的认为自己是格调高雅反庸俗化，看的是有趣还能够学到知识的电视节目。因为以市场为导向，电视台的宣传本身混淆和掩盖了许多“语词”，导致观众在所有的概念上都存在错解。当然具体到央视《百家讲坛》的“评书化、历史揭密、阴谋论和心灵鸡汤”，还需要分析其更深层次的体制背景。
　　十年前如果坐火车，经常会遇到铁路警方推销自己印制的杂志。在中国，“淫秽黄色书籍”和揭密性的政治书籍一直都是被禁止的，但是铁路警方却能够以宣传教育的名义，自己印刷出版带有色情和揭密性质的杂志。观众阅读购买这种杂志，在法律上不用担心，道德上心安理得，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之后，还认为自己受了教育。这种“警世”名义的书籍杂志本身是在传播相反的观点和事实，但因为是在铁路警方的权力范围内，又可以带来利润，所以是被允许的。
　　这种情况和《百家讲坛》的现状从表面上看是很相像的。所以要分析文化资本的生产首先还是要分析权力结构，这就是讨论的核心部分：电视台和电视节目。
　　　　　　
　　三、 电视台是什么？
　　这是让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曾经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在他那段著名的叙述里，曾经将电视台分为两种：商业电视台和公共电视台，这似乎也是参照了国外的区分标准。但是问题在于是否有纯粹的商业电视台？一个没有体现公共价值的电视台不会成为公众认可的商业电视台。同样是否有真正的公共电视台？如果其资金来源和资本结构受制于具有商业目的的企业或者个人，但是又同时具有公共价值取向，我们能说它就不是个公共电视台么？
　　所谓商业电视台和公共电视台，依笔者看来确切的讲还只是个宗旨意义上的区分。就是一个电视台究竟是以市场盈利为目的，还是以传递公众意志，体现公共价值为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电视台的确是角色模糊的，但是也可以说，这种概念原本就不适合对我们的电视媒体进行评价。那么中国的电视台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例如政治团体、企业、非营利机构，都会同时存在两套以上的价值体系。一种是对外的，具有宣传推广效应的，对产品销售有利的，或者表达组织理想和长远目标的；另外一种就是对内的，是维系组织结构的，保障运作，是与管理和生产有关的。有时候两种价值诉求也许是一致的，例如很多企业，对内对外都是追求资源配置最合理和利润的最大化，这既是企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又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原则。但是有时候两者又是不一致的，事实上往往是后者决定了前者。在中国，电视台就是这样由两套甚至更多的价值体系共同维系生存发展的组织机构，而且对内的价值体系一直躲藏在体制的深处制约着对外公开宣称的媒体诉求。
　　中国所有的电视台本质是一样的，无论中央台还是湖南台。它们对外宣称的价值诉求肯定就是那么几条：1、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2、充分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3、传递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普及科学文化知识；4、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5、生产制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6赢取市场利益、创造社会价值。
　　这几句话之间事实上是存在相互抵触的地方，但是能够和谐共处于中国的电视行业真的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那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和价值体系在背后维系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并行不悖呢？
　　从《百家讲坛》入手，来看一下我们的电视台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于丹、易中天等主讲人，名气虽大，但其实质只是节目的面孔，形同于木偶。他们挂着学者教授的职位，但是讲述内容经常跨越自己的专业，实质上只是在提供电视台需要的东西，所以已经和职业演员无异。真正幕后控制他们的是编导，编导之上，有主编，主编之上有制片人。目前来说，这个人员结构都还算是直接面对电视业务本身的。《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就是因为《百家》而声名鹊起，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他的名气本身已经成为可观的社会资本了。不过在中央电视台的内部循环系统，从行政级别上来看，万卫又能算什么呢？他之上，还有分管他的各个部门和中心的主任，或者还有频道的总监，这些总监和主任之上是台长副台长，台长之上是意识形态的管理部门。这种垂直结构的管理模式与公务员的行政管理模式毫无二致。如果台长是省部级，频道总监们和中心主任、部门主任就是厅局级或者处级。到了制片人和主编最多就是个科长，处于管理层的最末端。
　　此种体制或者说治理结构，决定了电视台这样的传媒机构依旧是要以行政的管理模式和价值体系来维系运作。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肯定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关键在于，取得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节目获得多高的收视率，创造如何庞大的广告收入都是被作为“政绩”这样一种单一的行政评价来考量各个层面管理者的工作绩效的。虽然“政绩”这个词汇未必会被直接写入央视的公文和规章制度里，但却是这样一个行政体系里人们心照不宣的衡量工作绩效和决定职务升迁的价值标准。“政绩”是中国传统官僚体制的思想遗留，从概念上说是非常模糊不清的，更缺乏标准和边界，所以就既可以是政治正确，影响卓越，也可以是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因此，中国的电视台可以罔顾公共电视台的价值诉求和伦理底线；同时也可以在市场的名义下进行媒体权力的滥施。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刘心武为什么可以在考证不确凿的情况下就信誓旦旦的讲《红楼梦》，此间并无知识的真伪，而只有声音的强弱（谁背靠强势媒体谁的声音就强）；阎崇年虽然饱读史书，却居然是在历数清代宫闱的帝王轶事和花边新闻；易中天号称是在“水煮三国”演绎名著，其精神内核却是展示中国人最应该去批判的官场哲学和阴谋论；至于于丹，她讲的内容根本就和孔子庄子无关，她是以复活经典的名义，传授犬儒主义哲学，对大众进行心理按摩。
　　《百家讲坛》的各位主讲人在价值层面的天然分裂虽然引起了学术界和知识界的不快和质疑，但是却受到了二老（老百姓和老干部）的欢迎。很多老百姓是在反娱乐化反庸俗化的旗帜下，投奔心目中的知识殿堂；而权力机构本身只在乎“政绩”，并不在乎媒体权力的越界。这就是火车上“警世”杂志的电视翻版，只要权力许可的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这里决不存在对知识真伪的勘定，我们传媒的权力真的是无边无际。
　　　　　　
　　四、 知识分子——传统媒体——大众审美趣味
　　杨早的论文《评论于丹：学术规范还是传播法则》里谈到：“知识分子面对文化理念与市场现状的矛盾，能否发挥‘文化平衡器’的功能，是横亘在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一道难题。”因为《百家讲坛》里易中天和于丹的走红，某种意义上是篡夺了知识分子的“教化权”，是否要重新夺回“教化权”，和如何夺回“教化权”是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笔者以为这里有诸多值得商榷的方面。第一，电视“娱乐化”和传媒话语权力的排他性，是否是将知识阶层拒斥于电视之外的主要原因？第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否早已主动放弃了对“大众”的教化权，这种互动的缺乏是由于知识阶层自我设置的精神鸿沟还是仅仅因为知识传播的手段和方式有问题？第三，大众真的不需要学术界、思想界、知识界的提供的精神产品么？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一下于丹和易中天等主讲人应该属于哪一种角色？于丹讲《论语》，硬伤处处，漏洞百出，不过这不能否定她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于丹和易中天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依旧应该有发言权，只是在与强势电视媒体合谋的过程中，他们其实已经逐渐失去了自我的学术标准。你不能说他们那所宣讲的内容一点学术价值都没有，但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上了《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就必须以电视传媒（传统行政体制治理下的电视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此根本来说，“主讲人”已经成为电视台的一部分，不能再以评价知识分子的方式来评价他们，也没有必要让他们承担所有的批评和指责，批评的核心对象还是电视台和我们的传统权力结构。
　　那么杨早们所谓的“教化权”是否真的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持有过呢？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以发展科技的名义，知识分子获得了与“工人农民”平等的“国家主人翁”的政治身份，不过所谓的“教化权”还是只存在于特定的学术和教育场所——高校与各种研究机构。事实上，在象牙塔的高墙之外，知识分子的声音一直都是非常微弱的。虽然以学术研究的名义，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对各种经典文本的阐释权，但是这种阐释权的使用还是限定在教育和学术的特定文化场域内。在网络新媒体出现之前，电视和报纸虽然也经常需要知识分子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发表言论，但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是，传统媒体只是要借重专家学者的技术权威身份，或者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一种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根本上来说，知识分子的作用还是装饰性的，传统媒体仅仅是要借助他们来表达自己的看法。长此以往导致了两个非常恶劣的结果：其一、经常向媒体靠拢的知识分子往往形成了和媒体互相利用的权力关系；其二、那些真正有良知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往往和传统媒体互不信任。我们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行政化治理结构，以及其内部单一封闭的价值伦理，也决定了真正有学术素养、有独立见解和有个性的知识分子不会找到自己说话的空间，事实显而易见，在易中天、于丹和百家讲坛之前，知识分子并未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之外获得正常与合法的“教化权”。
　　对此，传统电视媒体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大众对于来自专家和学者的学术普及并非没有需求。根据笔者的调查采访，有不少观众都是基于一种“学术向往和知识期待”才收看《百家讲坛》的。一种是没有机会在高校（尤其是名校）里接受正常的学术教育的，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免费“上课”；另外一种是受过完整的高校教育，而《百家讲坛》的方式容易勾起他们对大学生涯的回忆，同时讲述内容又可以补充其不了解的知识缺陷。《百家》制片人万卫对收视人群文化水平初中以上的定位是相当准确：只具有中学文化的人容易受到主讲人专家身份的蛊惑；上过大学的人因为专业分科，在文史方面的知识水平未必就胜过中学生。于是以知识和学术的名义，《百家讲坛》轻易俘虏了大批观众。另外和湖南台相比，《百家讲坛》的“娱乐化”倾向是隐藏在节目内部的，而不是如同普通的综艺节目张扬于外，所以在这些概念模糊的语词蛊惑下，不同的电视节目拥有了不同的粉丝和拥趸，所谓政治站队和江湖纷争就是这样开始的。
　　对于我们传统媒体向大众所散布的暴力话语和混乱概念，遗憾的是知识分子并没有从第三方的角度出发予以过研究、批评，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是，在刘心武、易中天、于丹之前。学术界、思想界、知识界对于我们日常的文化现象一直都是保持沉默的，顶多就是针对所谓电视“娱乐化”，高居云端，点评一下，其它“文化平衡器”的工作早就如数上交给传统媒体自己去做了。只是当于丹易中天们把手伸到知识领域的教化权，甚至开始触及到知识分子对经典的“阐释权”时，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弹，专家学者们不得不“绝地反攻”了，这倒是让人想起北京人一句日常责难的话：“现在才急，早干吗去了？”
　　大众并非没有求知的欲望，只是我们多年的单一化教育，使得大众对于许多习以为常的错误知识概念都普遍缺乏怀疑精神和鉴别真伪的能力。传统电视媒体封闭的权力结构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化倾向，固然使他们缺乏包容精神，不能成为思想文化知识的理想传播载体，但是知识分子在运用自身权力及权利时的越位和缺位同样是导致社会上知识造假和思想无序的原因之一。
　　关于大众审美趣味，有一个关键词是经常被知识精英所提及的，那就是“庸俗化”。“庸俗”一词是非常典型的，由知识精英生产出来，然后流毒到普罗大众之间。“庸俗”一词，在潜意识里就是指责大众审美品位的档次低下，而和“庸俗”相对的就是“高雅”，这里面则隐含了“知识精英”的自我神话意识。事实上“庸俗”和“高雅”都是相对的概念，根本不能成为文化艺术的评判尺度，错误的使用就会构成语言暴力。笔者的看法，庸俗和高雅都只是人不同侧面的精神感受和思想需求：一个真正的知识精英难道就只有吟风弄月的高雅情操，就没有饮食男女、柴米油盐的庸俗一面么？贾樟柯电影《小武》里，小偷主人公打火机的音乐是《致爱丽丝》，你不能否认他是在追求“高雅”吧？庸俗和高雅尚且能够成为同一个人身上的不同需求，我们却要以庸俗的名义，简单否定了大众（许多人）的审美趣味，这只会导致对电视“娱乐化”缺乏客观理性的认识。我们只有被迫反抗的姿态，却没有分析甄别这些语词，结果就是知识精英生产出来的概念，最后被置换了内容，成为传媒江湖里大众使用的暴力语言。
　　所以，知识分子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介入现实，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什么样的动机才被允许，哪里又是我们权力的边界？这才是当下的权力结构、传媒生态中同样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五、结语：公共传媒——公共知识分子——公民
　　针对《百家讲坛》，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与传媒生态，本文已论述了不少。最后只有三个点需要简单的补充。
　　其一、伴随着网路新媒体勃然兴起，我们看到了现代传媒的那种公开、透明、互动性强、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如果不希望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落伍，传统的电视媒体，是否应该改变自己垂直化的传统行政治理模式了呢？当然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展开了。
　　其二、《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曾经说“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一千个人也可以有一千种对《论语》的理解”。那么问题在于，号称为百家讲坛的这样一个电视节目，为什么始终没有让对经典具有不同解释，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都能够在这个讲坛上开讲呢？如果缺乏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这个讲坛就根本称不上百家了。其实依笔者看来《百家讲坛》倒是不妨尝试以更高的姿态和胸怀，让观点不同的人都能够在电视上说出自己的学术成果，即使有针锋相对的辩论也不必恐惧。这不仅仅是对建立一个公共媒体的可贵尝试，更可以改变中国人单一化平面化的知识结构与思维习惯。
　　其三、针对知识分子，杨早认为：“保持适当的缄默与冷静的思考，尽可能地发表严谨的知识表述与价值判断，或许仍是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社会‘文化平衡器’的存在意义。”对于这个观点，笔者完全赞同，不过需要补充的是，笔者认为只做到严谨的知识表述和价值判断还是不够的，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第一，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独立思想者，这个时候需要“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要有“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勇气。第二，除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还应该作为社会公民而存在。今日中国需要迫切完成的任务，就是建立公民社会，但这一点是普通大众无法独自完成的，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降低姿态，提供自己的学术成果、思想结论、技术手段为大众服务，不应该对于自己文化场域外的事情一味的袖手旁观。
　　关于如何建立公民社会，知识界的观点也许不尽相同，但是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一点尤其重要。中国人已经被各种制度理想和历史话语折腾的够呛，所以对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构想都需要保持严谨的态度和怀疑的距离。不过建立“公民社会”与其说是社会构想，倒不如说是一种人格要求。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前提是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成为社会的公民，我们可以保持自己内心的思想独立，但是在每一个公共事件发生时，我们不能再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