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县黑社会大哥都有谁:“觉醒”二字，孕育了民主共和

“觉醒”二字，孕育了民主共和

2011-03-09 08: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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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先烈和先贤们前后继，浴血奋战，历经十多次起义的失败，终于于1911年的10月10日，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从而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帝制，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

回顾百年前的革命成功，经验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觉醒”二字。因为光是有知识份子、会党、青年学生、有各个方面优秀人物的觉醒来发动革命，革命可不是那么好发动起来的，必须整个社会有觉醒才行。其中，如下4个“界别”的觉醒，带动整个社会的觉醒。

第一，新闻界的觉醒。满清政府的进步之一，是允许民间办刊办报。在1898年，中国有定期发行的报刊60份。1912年中华民国创建的时候，中国有定期出版的报刊487份，其中95%以上都是民办刊物，民办报纸。如《申报》，《东方日报》，《东方时报》，《汉口评论》这些著名民办报刊，487份不包括那些鼓吹革命的留学生杂志。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这些民办报刊可以任意地批评满清王朝，甚至可以揭露时弊，鼓吹革命。比如1903年的上海《苏报》就是公开鼓吹革命的，上海的出版社就敢于公开出版邹容的《革命军》。

1百年来，中国人都佩服革命烈士秋瑾，她是中华民国的前驱。但在当时，以《申报》为代表的中国所有报纸，都把她当作英雄来歌颂，那都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第一，秋瑾是英雄，不当杀；第二，秋瑾是女人，不当杀；（中国传统对女人不杀头，只是缢死，满清政府错了）第三，秋瑾是学界中人，饱学之士，不当杀；第四，秋瑾是爱国志士，不是革命党，不当杀；第五，秋瑾就是革命党，也不当杀！杀革命党秋瑾，就是杀我同胞！一篇篇文章就是这么说的，这可不是今天做的结论，都是当时的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的。当时秋瑾是被杀了，然而满清王朝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把批准杀害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扬放到江苏去。江苏的士绅，知识份子，学生，全部上街游行，拒绝他来当巡抚。满清王朝没办法，只好再将他改任山西。山西的士绅和知识分子又起来反对。于是，他3个月不到就病死了。直接向张曾扬报告的绍兴知府贵福是满人，他报告巡抚说秋瑾是革命党。所以报纸天天骂他，揭他的短处，结果在绍兴待不下去了，满清政府把他调到安徽宁国去当知府。安徽也不要他，他只好弃官为民，改名换姓，隐于地下苟且偷生。张曾扬和贵福命令监斩秋瑾的山阴县令李钟岳，本来就反对逮捕秋瑾，更反对判她死刑。派他去监斩，他不愿意去，每天就说，“我对不起秋瑾，我不能杀这样的人，不能做这样的事。可作为县令，我不能不服从上级……”他必须服从。你们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吗？三次自杀，两次未成，最后引颈上吊而亡。他说，“秋女士，我对得起你了，一命抵一命。”

《申报》公开了向张曾扬和贵福通消息的两个告密人士姓名，这两个告密者下场悲惨。该报同时公布了中国的知识界，学生界，和普通老百姓要为秋瑾开追悼会的事。这对于满清王朝，用今天的话来说，可是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反革命份子”！然而，杭州大悲庵的尼姑主持居然捐出岳飞墓边上的4亩地，为秋瑾下葬，4百人参加葬礼，且在葬礼之后成立“秋社”，要年年月月地纪念秋瑾。国人当时为秋瑾写的，公开出版的小说，诗歌，画报，不计其数。这就是舆论的力量，这就是新闻的力量，这就是人民能够自由办报办刊的力量！

第二，学界的觉醒。应该说，一百年前没有留学生，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留学生，有孙中山也没有辛亥革命；有留学生，没有孙中山一样会有革命。孙中山的作用在于领导了这场革命从未是这场革命早日到来并取得胜利。辛亥革命和中国当时的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留学生，休戚相关。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长江七省“保皇暴动”失败后，在安徽大通血战七天七夜的首领，日本留学生秦力山侥得性命，偷渡到日本，因为绝望而从此与改良派决裂，并创办了第一份留学生的报纸《国民报》，开始鼓吹革命，这是留学生最早鼓吹革命的报刊。1902年在中国留日学生界发生了几件事：第一件事，60个留学生参加了章太炎发布的“支那242周年亡国纪念大会”。意思就是中华民族亡国，我们汉人的国亡了，有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反满情绪在里面。第二件事，同时湖南留学生杨笃生写了一本小册子叫‘新湖南’。这本小册子写的就是，要中国的民族主义，要破坏的改造主义。第三件事，就是留学生们开始结社，用各个省的名义创办自己的反满革命刊物。许许多多的学生刊物，都鼓吹反满革命。在这种思想舆论的引导下，1903年正月初一（阳历1月29日），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蔡钧，在东京举办一个大团拜，邀请了5百多个留学生。在团拜的时候，第一个上台发言的留学生是马君武，第二个是刘成禺。他们上台说，“满清太腐败了，一定要革命推翻他！”在满清公使的团拜会上，他们号召革命，推翻满清。这对于留学生的意义太大了。

因为俄国人强占中国东北不走，所以留学生就发动了一个“拒俄运动”，要成立留学生“义勇队”，去东北跟俄国人大干一场。“义勇队”成立了，可当时留学生会馆的两个官方负责人，就是后来著名的卖国贼陆宗舆和章宗祥，坚决反对，于是留学生们就自己举行一个仪式，开大会，宣布“拒俄”，成立“义勇队”。后来考虑到清王朝毕竟是朝廷，所以就把“义勇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希望在满清朝廷的领导下来扺抗俄国人对我东三省的占领。但蔡钧给国内朝廷发了一个电报，声称“拒俄是假，革命是真”。于是清朝政府就发了一个上谕，叫做“凡是见到有异样的留学生，就地逮捕处决。”这一下留学生火了：这样的王朝还能要吗？我们想帮朝廷，帮我们自己，帮我们的民族争回东北，朝廷不支援，反而要镇压，朝廷对我们留学生的恨，远远超过了对俄国侵略者的恨。

虽然“拒俄运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华兴会”和“光复会”的黄兴和龚宝铨，就是“拒俄运动”的两个干将，一个回到湖南，一个回到浙江，分别创建起“华兴会”和“光复会”。“拒俄运动”使得国内动了起来。1902年，蔡元培先生在上海建立“中国教育会”；1903年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就是现在上海交大的前身，一共6个班，第5班的学生天天讲革命，校长汪凤藻就宣布把第5班的学生全部开除，结果6个班的学生全体退学。蔡元培为了收留这些学生，在“中国教育会”里建立“爱国学社”，把这6个班的学生全部接过来，让他们天天谈革命。此时，宣传革命的知识份子章太炎来了，邹容也从日本被赶回来，《革命军》出版了。章太炎开始鼓吹革命，上海的学生运动波及到了全中国，“拒俄运动”在国内爆发成了巨大的学潮。这是自发的，没有黑手，也没有红手。

1903年出版的《革命军》中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仅仅是满清的中国，不仅仅是满清贵族的中国。”还说，“今天，凡是杀我之君主，我必杀之；凡是剥我公民权力之君主,我必护我天赋之民权。”，“中国必须走向革命，因为唯有革命，才能够保我民权。”这本书在全中国荡漾开来，激荡了人心，鼓励了民智。仅在美国一地，旧金山的一位华侨印了10万册。1903到1904年，海域另外两本著名的启蒙教科书书，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赵声的《保国论》。这些书主要提出：第一要爱国；第二要爱民族；第三，反满清是反满清的专制统治；第四，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而不是改良。

这些书在民间的影响太大了，都是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写的。

1901年，中国在日本留学生才1百人；1902年，272人；1903年，就已经到了1千多人；1905年，3千人；0906年，8千人；1912年民国建立的时候2万人。孙中山1905年建立“中国同盟会”的时候，3千留学生几乎全部去欢迎他，1千人参加大会，3百人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的“萍刘醴起义”也是留学生们自己回国策划领导的。没有留学生就没有“中国同盟会”，没有留学生就没有辛亥革命的基石。

秋瑾和徐锡麟是表兄妹，从小相爱。秋瑾的父母非常势利，非要把她嫁给一个当官的，于是秋瑾就冲破礼教去日本留学，徐锡麟也到了日本。两个人本来都不讲革命的，后来从改良走向了革命。徐锡麟回国刺杀满清五虎之一安徽巡抚恩铭；秋瑾在浙江绍兴准备起义，被满清发觉砍了脑袋。他们都是留学生，他们的死却将满清王朝上断头台的时间大大地提前。

中国留学生亲身策划，领导，并且在第一线上，参与了1905年以后，主要是1907年到1911年所有的革命起义。他们都是领导者和策划者！留学生要爱国，留学生要真爱国。没有留学生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留学生就没有中华民国。没有留学生，中国就缺少了一个巨大的智慧来源，也缺少了一个巨大的爱国源泉。当时的留学生知道爱什么样的国家。但绝不是固守专制、厉行专制的这个国家政权。国家与政权，完全是两回事。

第三，军队的觉醒。人们都知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是新军起义，可是很多人不太了解为什么会发生“武昌起义”，为什么会发生武昌的“新军起义”。如果没有武昌的“新军起义”，就没有“武昌起义”，也就没有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但军队不是在猛然之间触发了起义，革命党“运动”军界整整8年之后，才有了“武昌起义”。黄兴1904年回到长沙发动起义，同时建立了“湖北科学补习所”。这个湖北科学所，有黄兴的弟子胡锳、早期的革命党张难先、特别有一个人叫刘敬庵，专门管招兵。只要张之洞说一招兵，他就马上一方面通知留学生参军，一方面通知会党里的优秀人才参军，然后在科学补习所进行革命训练，告诉大家要矢志忠于革命，参军是为了推翻满清，不是保护朝廷。“华兴会”的起义在湖南失败了，“华兴会”的同志立即电告湖北科学补习所，使他们全部得以安全转移。第二年补习所改名为“日知会”，1908年改名称叫“湖北军队同盟会”，由于太明显又改成“群治学社”，接着又改为“振武学社”，一直到1911年才正式改称“文学社”。人们都知道“武昌起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共同发动的。从1904到1911整整8年，这8年没有革命党“运动”军队，就不会有武昌起义。当时湖北1万8千新军里面，革命党占了8千人。

1906年，法国政府对孙中山表示“愿意支援你革命”。几个月时间里，列强都愿意支援中国革命了。孙中山很高兴，派同盟会员乔义生陪法国武官欧基洛去参观中国各地的革命党组织，还让他们去访问南京的赵声。参观后欧基洛感慨说，“我真没有想到在中国的军队里边还有这么优秀的人才”。然后乔亦生陪着他到武昌参加“日知会”教堂里面的一个讲演革命大会，并且请他演讲。那一场讲演会，参加者就来了5百个新军战士。欧基洛说中国有这样的革命军人何愁革命不会成功。

军界觉醒了。军界觉醒以后做了3件事：1908年安徽的安庆，芜湖两地的“岳王会”发动了安庆“新军起义”。这次新军在安庆城下打了一天一夜，要不是叛徒薛哲的出卖，也许就成功了。领导安庆起义的倪映典在起义的机密被暴露之后，只身冲入敌营，壮烈牺牲，使孙中山失了一员大将。因为薛哲的背叛，被清政府按图索骥抓了3百个新军战士，全部被满清砍了脑袋。这是第一次“新军起义”。第二次是1910年在广州的“新军起义”，第三次就是“武昌起义”。从1908年“新军起义”到1910年春天“新军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新军仅仅3次起义，远离北京两千多公里，3百个人每个人五颗子弹，就把一个庞然大物--满清王朝，一下子掀翻了。军队的觉醒，是一种相当彻底的觉醒。

第四，侨界的觉醒。华侨对革命的支援太大了。第一是为革命捐钱；第二是为革命捐命。许多华侨都做到了。孙中山曾赞扬华侨是“革命之母”。先说捐钱。第一阶段：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到1904年的10年间，华侨总共给革命捐款3万2千美元，不算多。其中南洋华侨是1万1千美元，香港捐款是2万港元（当时的港元和美元差别不大）。美国的华侨购买孙中山革命债券4千美元。第二阶段：1905年到1908年，华侨捐款涨了10倍，32万美元。越南华侨捐款20万美元，香港在外面的华侨捐了9万7千美元，法国张进江一人捐款6万美元。第三阶段：1909年到1910年海外华侨捐款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从南洋华侨为主到变成北美洲为主。著名的“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主要是北美洲华侨捐的，主要是加拿大华侨捐的。大约20万美元，南洋华侨包括香港，捐了11万；加拿大华侨捐了6万3千；美国华侨捐了2万。原来捐钱的都是穷华侨，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有钱的华侨也开始捐钱了。人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人叫陈嘉庚，陈嘉庚在革命期间从来没捐过一分钱，到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之后，他直接用自己名字给孙中山个人捐了5万美元。孙中山全部捐作革命经费了。当时广东的华侨，支援中华民国，一个月之内给广州地方革命政府捐了240万美元；福州华侨也就是福建华侨，捐款2百多万美元。所以从1895年到1911年，华侨总共捐款5百多万美元.

越南华侨黄景南是个卖豆芽的，他给孙中山捐了3千块港元，一生的积蓄；越南华侨关唐，挑水的，一担水才赚一分钱，他捐了3千美元给孙中山，支援革命；美国匹兹堡华侨，洗衣服的，背着一麻袋的零钱，找到孙中山的旅馆，说“这是我一生的积蓄，支援你革命”，名字都不愿不留下。1895年，华侨为了支援“广州起义”，香港的华侨把自己的大楼卖了8千元；檀香山的华侨把田产全部卖光，参加起义，表示一去不返之决心；1900年“惠州起义”，香港华侨李纪堂一个人捐了3万港元；1910年，孙中山在芝加哥，纽约，华盛顿3地为新军1910年的起义募捐8千美元；香港的华侨商人李海云将自己在一个合股公司的股份2万美元全部拿出来奉献给1910年的“新军起义”，华侨是革命之母啊!

再说为革命捐命。“黄花岗起义”的5百个“先锋”，其中四分之一是赶回国捐命的华侨。“黄花岗72烈士”，85个烈士的尸骨埋在黄花岗陵园，里面有很多就是北美洲的华侨。里面那一个个年轻人，留学生，无不诗文并茂，他们给妻子的信，给儿子的信，给父母的信，今天谁读起来都会泪如雨下。华侨醒了，支援了革命，所以才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但必须指出的，除了上述4个界别的觉醒外，还有满清官员的觉醒。这一点很难得。中华民族几千年，许许多多知识份子，包括当官的，都很有正气。他们在政治上很可能是反动的，但他们做人是有人格的。举两例说明：1904年，黄兴发动长沙起义，还没开始就失败了。黄兴躲在长沙明德学堂。湖南省提督带着兵去抓他，明德学堂的校长和教师们，一下把这个提督给围起来，当面骂他“丧尽了汉人的良心，为满清做走狗”。就这样骂了以后，这提督一下子把刀拔出来插在桌上，说道：“你们当真以为我是满清的一条狗吗？走，不抓了，放他！”就这样走了，了不起！这是国内的，还有国外的。孙中山1905年在比利时第一次讲演“三民主义”，吸引50几个留学生，这50几个欧洲留学生就成了中国“同盟会”的前身，革命党的主要成员。可任何一个界别里，都有好人与坏人。有那么4个留学生参加革命党后，心里又害怕，又去向满清政府告状，不参加革命党，不跟孙文干了，并且派一个人陪着孙文在餐馆里吃饭，其余3个人偷偷跑到孙文住的旅馆里，把他的文件，起义计划，组织名单，全部送给当时满清驻法国公使孙宝琦，把孙文彻底出卖了。孙中山回到旅馆发现自己的皮箱空了，文件全部没有了，你知道那些文件里面有多少人的脑袋啊。当这四个学生找到孙宝琦表功的时候，孙宝琦说，“你们跟随孙文叛变朝廷背叛国家，有罪；你们跟了孙文又出卖孙文，同样有罪。如此不仁不义之徒，我要你们何益？给我乱棍打出门去！”然后，偷偷地通过一个亲信把文件全部还给了孙文。

这些大清官员，有良知有良心，对人民有感情，真正忠于国家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