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健雅 达尔文:云无心：不容忽视的“镉大米”与镉中毒

云无心：不容忽视的“镉大米”与镉中毒
2011年02月18日 12:55:31全部专栏字号T|T
人们总是在食品安全中学习化学知识，“10%大米镉超标”的新闻让人们空前关注起镉来——对于多数人来说，本来应该只在中学化学里与它见过一两面。10%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暂且不论，镉中毒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镉是一种重金属元素，在冶金、塑料、电子等行业非常重要。它通常通过废水排入环境中，再通过灌溉进入食物，水稻是典型的“受害作物”。
根据不同的摄取方式来量，镉对健康有不同的影响。通过大米等食物摄取的，属于“长期小剂量”。这种情况带来的危害主要是肾脏和骨骼。目前，WHO对镉的安全标准就是基于对肾脏的毒性建立的，上限是每周每公斤体重7微克。这相当于一个60公斤的人，每天不超过60微克。
这个安全标准包括所有的镉来源。除了米饭，还有其他食物和饮水。对于大米，我国的安全标准是每公斤0.2毫克。相比与日本的0.4毫克，还要更严格一些。应该注意的是，这只是一个“控制标准”，并不意味 着高于这个值的大米才有害，而低于它的大米就“安全”。比如说，如果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吃500克镉含量为每公斤0.15毫克的大米——这样的大米是合格的，也超过了WHO的“安全线”。如果只吃200克含量为每公斤0.25毫克的——虽然它超标了，但是总摄入量也还没有超过“安全线”。此外，我们还要吃其他食物，还要喝水，其中也还可能含有镉。对于“镉大米”产区的人们来说，其他来源的镉就更不能忽视。
这一次报道的“镉大米”中，镉的含量最高可达每公斤1.005毫克。这个数值与日本“高镉”地区产的大米差不多。在日本神通川和梯川流域，大米的镉含量最高达到过每公斤1.06毫克。
这种慢性镉中毒的症状被命名为“痛痛病”，日本在几十年前就注意到了它的存在。目前，中国还没有详细的病例统计。在日本的上述地区，统计的成人接近两万（占了当地人口的绝大部分），出现了近二百病例和一百多“疑似”病例，以老年女性为主。根据目前的研究，痛痛病的症状主要来源于镉对肾脏和骨骼的破坏。镉会在肾脏中累积，最后导致肾衰竭；对骨骼的影响则是骨软化和骨质疏松。长期接触更大剂量（WHO安全线的3倍以上）的镉还可能会导致消化道的障碍。在动物实验中，这种剂量的镉还显示了对生殖和发育系统的影响。不过，对于人类是否有同样影响，还没有可靠数据。
镉中毒更大的麻烦在于它的长期性。即使停止了食用高镉大米，肾衰症状依然会持续。
中国人很难不吃米饭。对于非“高镉”地区的人们来说，问题可能不是那么严重。根本的解决途径还是工业污染的治理，迫切的需要则是广泛严格地检测食物以及饮水中的镉含量，并且及时处理与公布。对于消费者来说，保护自己的可行途径是增加食谱的多样化，减少对大米（尤其是单一来源的大米）的依赖。此外，根据日本的统计，钙和维生素D缺乏的人群，对镉过量也更加敏感。所以，保证自己的食谱中有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可能有助于增加对镉的抵抗力。
更需要关注的是，除了镉，大米之中还可能存在铅、砷、汞等其他的污染。考虑到大米在中国食谱中的分量，全面系统地评估与监控各种污染，就显得更加重要。
叶檀：从中国奶粉二度恐慌谈起
2011年02月22日 10:44:38全部专栏字号T|T
中国内地再次出现奶粉荒，大批内地人士到港、澳地区采购奶粉，以至某些品种出现断购现象。
这是中国内地奶业的第二次耻辱，也是内地市场运作成本的真实体现。此疾不除，未来市场动作成本将越来越高，总有一天，我们得回到以货易货时代。
牛奶行业已经被三聚氰胺大伤元气，现在再次被皮革奶重击。我们首先看到行业普遍缺乏最起码的伦理，在人命关天的婴儿奶居然敢掺杂三聚氰胺，三聚氰胺之后则是有可能导致重金属中毒的皮革奶。某些企业的底线已经到达只要今天吃不死就与我无干的地步，如此大规模的失信是史上罕见的。
政府难辞其咎。
首先是处置太慢，其次是处置不力，就牛奶行业而言，在三聚氰胺奶泛滥成灾、结石宝宝现象无可遮掩后才下决心整治，但在整治的过程中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左右开弓，既惩罚了造假者，也以其他罪名惩罚了受害者家长。
在惩罚的过程中政府没有追究到底，利益根基依然完好。从美国论文中活学活用三聚氰胺的化学家们没有受到惩处；生产三聚氰胺的整个生产链条没有追究到底；涉嫌掺杂三聚氰胺的大企业被轻轻放过，一些高管甚至还获得了期权的奖励；渎职的检验部门官员浮出水面又被放到冰山之下。媒体对于三聚氰胺的报道在各种原因下被迫无疾而终。
由于造假成本过低而收益太高，政府的处置给造假者划出了成本底线，反而使造假者有了明确的收益预算。因此并不奇怪，造假愈演愈烈，几分钱成本的假鸡蛋、十块钱成本不到的假燕窝、几十块钱成本的高档葡萄酒四处开花。
这既是一场食品灾难、也是一场生态灾难、更是一场经济灾难。以葡萄酒为例，朋友告知，在河北等地真葡萄酒被挤兑得无路可走，中国最适合种植葡萄酒的产区之一葡萄树被大量砍伐，由于葡萄酒树龄成熟期起码在二十年以上，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起码在二十年内不可能大量生产优质葡萄酒，更别提培育出中国自己的高档葡萄酒品牌了。
让人稍感安慰的是，此次皮革奶事件由农业部最先通告全国，没有一瞞到底，算是进步。日前，农业部下发“2011年全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和“农业部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工作规范”两个文件。此次安全监测计划提出，除所有抽检样品都必须检测三聚氰胺外，其中30%的样品还要检测皮革水解蛋白和碱类物质。
光有检测还不够，相信消费者都有同样的疑问，负责产品质量的部门去了哪里？造假的企业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处罚？对于造假企业是否有利益追溯剥夺机制？对于那些大到不能倒却有造假嫌疑的企业又将如何惩处？诚信的企业家是否有了生存的空间？
企业的激励机制至关重要，由于没有机制给诚信企业以奖励，导致创新企业被抄袭企业逼死在岸上，一些造假企业在证券市场获得天量资金，企业因为造假获得犒赏。没有正确的激励机制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市场效率大大降低。很大一部分GDP产生在伪劣产品、强拆等方面。
直接的信用损失难有确切的数据。来看2003年的一则数据，当时人民银行调查，有51.3%的改制企业有逃废银行贷款债务行为，逃废银行债务达1851亿元。据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张彦宁透露：中国每年由于企业诚信缺失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其中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另据蒋正华透露目前全国三角债大概有15000亿元)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社会诚信缺失已成为企业和银行提高经营效益和稳定发展的严重障碍。
2004年，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山西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失占整个GDP的三分之一。根据汕头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因为质量信用问题给其经济带来的损失应该在20％左右。另有统计称，由于信用缺失，我国每年财政上的损失高达约五千个亿；十几年来，我国金融、银行业的贷款损失大约四万个亿。
奶粉一再恐慌反映的是市场监督和诚信机制一再失灵，长此以往，建立中国市场与品牌所需要的土壤就不可能，市场化的根基虚弱无比。
以金融业为例，没有抵押品，银行就会出现天量坏帐，导致现代金融体系无法建立，金融创新往往被投资者视作圈钱，只有投机机会；社会的中介评级机构屡屡爆出黑幕，使市场评级成为金钱交易的代名词，债券衍生品无从建立。
建设内需经济，中国需要自己的品牌，没有人愿意为产品创新与品牌营销付出代价，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国粹产品，大多数沦为地摊货，结果是不仅奶粉，除高档白酒之外的奢侈品牌由境外企业独霸中国市场。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使境外奢侈品公司获得了更高的溢价。
国人也许可以自慰，美国上世纪初也曾出现假货横行、内幕交易横行的现象，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也是伪冒品的代名词，但从来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靠伪劣产品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美国等地都出现过对假冒伪劣产品刮骨疗毒式的重拳整治。
媒体的监督与法律的严惩并行不悖，当造假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时，当结石宝宝家长获得高额集体赔偿，当媒体出现越来越多的深度报道，当民间维权团体被赋予更多的信任，中国的市场化制度根基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好转。
没有一个国民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在毒奶粉、地沟油的哺育中成长，没有人愿意受重金属污染的毒害，任何理由不论是GDP、不论是温饱论，都不足以成为鼓励造假的借口。我们需要诚信与正确的激励机制，来挽救岌岌可危的信任感，与市场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