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简历:颂改革??忧改革??促改革

——兼评仇和之“改革”

杨维骏

   近日，从友人处借阅了《凤凰周刊》所载《改革派官员的中国命运》一文，令人感慨万千，乃作此文，一抒己见。

颂  改  革

    受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长期欺凌压榨的中国人民，终于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欢天喜地，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上下齐心，奋勇前进，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生活不断改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努力探索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大地上，找出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低估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深重影响，误把封建性的小生产空想社会主义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先后犯了生产力发展上大跃进的急于求成错误和生产关系调整上“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急于求纯错误，乃至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导致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妄图全面封建复辟的大浩劫。

    革命老帅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

中国向何处去，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问题，又重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面前。

   一代伟人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改革开放伟大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我体会，改革，就是要改革一切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权力经济体制及由此伴生从经济基础至上层建筑的各种旧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各个领域的各种民主法制体制。开放，是改革的外延。要改变封建性的闭关自守，墨守陈规，为服务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对外大开放。改革与开放，是互为依存，相互促进。

    改革开放的实质重点是什么？

    邓小平告诉我们“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众所周知，第一次革命，是革封建主义的命，是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帝国主义支持下封建反动统治。既然称之为“第二次革命”，是否可以理解为，是继续革封建残余思想的命，只是革命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这“第二次革命”，是通过改革封建性旧体制的思想，建立社会主义新体制、新思想来逐步实现。第一次革命，是采取暴力手段，是解决敌我矛盾。这“第二次革命”，是采取和平手段，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然，对违纪违法者必须依纪依法严惩。

    人们或许会问：改革不就是改革不适应、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体制吗，怎么要提得那么高，称之为“第二次革命”？怎么竟然理解为“革封建主义的命”，封建地主阶级不是早就不存在了吗？请看邓小平对此是怎样深刻阐释的。他说：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宗法规念、不平等现象……“官工”“官商”“官农”的体制和作风，画地为牢……以及宗法观念所导致的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等等。

   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高度概括地指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就是为了最终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宏伟事业。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人民新中国建立，这第一次革命经历了艰苦卓绝、曲折复杂的二十八年奋斗，才取得了胜利。不算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过的三十年反复历程，自邓小平创立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三十年的历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中国各项事业突飞猛进，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国力日趋强盛。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昔日的东亚病夫已成为东亚巨人，已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不可小视的发展中大国。我们伟大的祖国，已成为联合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维护持久和平与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中华儿女，谁不为此欢呼！谁不为此歌颂伟大的改革给我们带来如此丰功伟业！

忧  改  革

   然而，我们决不能对于改革的道路上存在着的重重阻力掉以轻心。改革越前进，越深入，阻力越大。

   改革既然是第二次革命，第二次反封建的革命，矛头所指，就是要革依附于旧的封建性权力体制为核心的旧计划经济体制中封建性权力思想的命。凭借手中权力以权谋私者、既得利益者，怎会轻易放弃手中所掌握的各种权利。这些大大小小的以权谋私者，就成为改革的重重阻力。道高一尺，往往魔也高一尺。改革与反改革，就形成拉锯战。尽管中央一再加强反腐力度，腐败屡禁不止，在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

   本来，发展是硬道理，贫穷建不成社会主义，可是全国上下，大家都致力干发展，相对而言，改革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改革较之发展而言，越来越滞后了。中央强调指出：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但是，在不少地区，始终是重发展，轻改革。改革滞后，意味着封建色彩的权力未能得到及时遏制，以致有些地方，封建权力猖獗，甚至出现权大于党，权大于法，权大于民，正气受压，邪气上升，GDP上去了，官员政绩显赫，实际资源被浪费，劳力被浪费，生态遭到破坏，城乡差别拉大，贫富差距悬殊，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在中国，出现改革好的地区，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改革差的地区，表面是繁荣景象，实际每况愈下。

这一切说明，中国这第二次反封建的革命，这没有硝烟、没有枪炮声的反封建革命，比之第一次战火连天、尸横遍野的反封建革命，更为复杂和艰巨。

   正在这时，我们云南昆明，来了一位省委常委兼昆明市委书记仇和。

   他以革新的姿态出现，雷厉风行整顿党政机关拖拉不良风气，又提出治理滇池的响亮口号：“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人，治人先治官”。一时，名声大噪，颇得社会各界好评。他还公开本人及市党政领导的电话，号召市民通过电话直接反映意见，要求。一时，“仇青天来了”之声传遍昆明大街小巷。

   我和一些专家也很希望有机会面见这位清官。正当这时，仇书记亲临我家中征询我对昆明市委、政府及他本人的意见。我当即提出请他安排时间，我准备约同四位专家与他共同探讨三个问题：一、如何治理滇池；二、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三、如何转变昆明市政府职能。他表示同意并认真记在小本子上。同来的一位同志在一旁说：我们仇书记最爱听取不同意见。我和四位专家，满心喜悦，静等通知。不料，数月过去，毫无音讯。有人说，仇书记太忙，可能记忘了。可是，当年中秋，他叫人送了两盒月饼来。此后，仍无任何音讯。这分明是不愿听取我们这些众所周知一向喜欢直言、讲真话人的意见。但我们仍对他抱有希望，心想他可能不能完全作得了主，可能另有苦衷。

   可是，以后连续发生的事情，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对他的看法。

   首先，他一反历届昆明市委书记住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住宅区的惯例，迁入省委领导干部居住的省委一号大院内，住进原省委书记令狐安居住过的正省级规格的屋内，每天出行两部警车开道，路人侧目。这明明是拉开与市里干部的距离，靠拢省级领导，疏下，亲上。

   接着，他未经广泛征询意见，迳自决定下令全面改造昆明市的城中村。成立了他本人任政委，一位副市长任领导小组组长，市政协主席任副组长的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由市属各区区政府具体操作。这一来矛盾和纠纷四起，时闻有野蛮强行拆迁之事。

   较为突出的一件城中村改造，发生在市中心昆明医学院和省民委等单位附近。五华区政府下令将这一片名为棕树营的城中村扩大到村外9倍，将昆医、民委等26个单位医护人员、民族离退休干部等私人房屋全纳入改造范围，限期拆迁。绝大多数居户不愿拆迁，到处反映，得不到解决。他们向我反映。我认真看了有关资料，并实地调查，得知，五华区政府擅自将城中村改造范围扩大到城中村之外9倍。这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他们与私营金宸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协议，这一大片地以20多万一亩的价款偿付给城中村原农户，而市场价每亩约800至1000万。金宸公司准备在一大片区域建盖超高级写字楼、酒店、公寓。这明明是官商勾结，以城中村改造为名牟取暴利。

   与此同时，我又获悉，昆明市著名圆通寺的原藏经楼，被圆通公园占用，经省佛协多方反映，才归还，佛协正在向省宗教局反映，要求拨款，大整修此楼。而仇和书记却在“每日要闻”上批示，限佛协在一个月内修缮完毕，逾期作烂尾楼处理。我认为，市委党政部门领导根本无权横加干预和充公寺院管理的宗教房屋。此事若传出去，被西方反华势力或藏独得知，他们将可藉此作文章，攻击我国政府不尊重宗教信仰。

   为此，我将这两件事一并向省委书记和省长书面反映，这才制止了这两件事的继续进行。

   去年下半年，仇和书记向在昆副厅以上离退休老同志通报现代新昆明建设情况，并号召大家提出宝贵意见。我响应号召，邀约两位专家同往呈贡新城区实地考察，与新城区政府干部交换意见，最后，根据考察，写了书面意见建议给省委、省政府和市委仇和书记。

   我们认为：（1）呈贡新城区处于滇池边，在此处造城，生活、生产废水大量排入滇池，势必更增加已很难治的滇池治理困难。（2）昆明市党政部门全迁往呈贡，将拉远了与原主城区广大市民及各区级、省级单位的距离，不利于市党政部门充分发挥执政为民的作用。（3）市党政部门的干部多数不愿迁往呈贡居住，脱离家庭，已纷纷作准备，将分给自己的廉价房指标出售，自己仍住在昆明原址，准备早出晚归去呈贡上班，名搬，实不搬，徒自增加昆明至呈贡之间的交通拥挤、堵塞。（4）昆明的十几所高等院校的主要问题是重数量轻质量，各自竞相追逐大而全小而全，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当前亟需精简机构，缩小规模，量力设置专业，而不应在呈贡大建大学城，助长这种盲目扩大规模的不良倾向。（5）呈贡原是历史上著名的水果之乡，蔬菜基地，现在大量耕地被强行低价征用，大批农民成为失地者，怨声载道，时闻失地农民去市委、市政府上访请愿。

我们将上述这些意见书面反映后，仇和书记不答不理。

    我又从昆明市委的报告中看到，仇和书记在昆明市推行所谓“跨越式发展”，提出“县城区人口五年倍增，GDP总量四年倍增，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三年倍增的‘543’倍增计划”。这很像是当年“大跃进”的再现。为了立竿见影实现这种“跨越式发展”，仇和书记下令寻甸县将五个乡并入县城，全县城人口立即由原占全县百分之二十五，一变而为占全县百分之五十几，实现了人口倍增计划。至于地方财政收入3年倍增，据了解，现昆明市政府已负银行1700多亿，只有让昆明市市民子孙后代通过缴税去偿还了。

    仇和书记还下令市政府各部门各成立一个招商局，共成立了35个招商局，招来商者有奖，招不来者要罚。这种不按招商引资经济规律办事的招商运动，实施至今，招来的商中，有些就是企图以建电影城、商业大厦、写字楼、生态公园等动听的名目，在市政府协助下，大搞圈地运动，大炒房地产，“空手道”牟取暴利。

    纵观仇和书记的种种“改革”举措，与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带封建性的权力体制为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完全相背。他的这种“改革”越雷厉风行，越向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方向加速开倒车。邓小平开创的改革，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仇和书记的这种“改革”，至今未表明给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却带来了许许多多负面影响，引来了各方各面的非议。

    仇和书记自称自己是“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

自仇和来昆明任书记以来，这两年的时期中，大家确实看到的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人治”和“不民主”，不听也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一点民主的影子都不见。难道他是完人，最高明的人，在任何方面都比任何人强的人。许许多多在云南、在昆明几十年深入了解本地情况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全都不如他。我们响应他的号召，去呈贡实地考察，提出的意见、建议全无价值，不屑他一顾，至今不理不答，这种“改革”模式，如何能推动实现民主？他的各种“改革”举措，既未经任何科学民主论证，又不经人大审议通过的法律程序，这样下去，法纪何在，如何推动实现法治？

    仇和书记曾在一次报告中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昆明一直稳居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前14位，27个省会城市前8位。但由于多方面原因，……2005年排在第41位，2006年排在58位，2007年下降到84位”。众所周知，这“多方面原因”中最主要原因是强行推进所谓“一湖四片”围绕滇池建呈贡新城区的运动。仇和任昆明市委书记后，更变本加厉 “一个人说了算”，大大加强呈贡新城区建设，负债近2000亿，昆明市的排位，恐怕更加下滑，更加落后。仇和书记说“没有落后的地区，只有落后的制度”，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但愿他及早反思，汲取这种“一个人说了算”制度必然导致一个地区落后的教训！然而正在政坛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仇书记能这样吗？

    当今，老百姓最痛恨的是腐败。坚决的改革者必定是坚决的反腐者。我们的仇和书记在反腐方面好像未闻有何建树，倒是在交好上级方面，颇有新招。去年，春节前，他曾以公款宴请省人大、省政协领导班子，并分发红包，被省政协婉谢了。对如此行为模式者赞誉为“改革之星”，能不令春城人民耽忧吗？

    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已面临来自封建权力既得利益者的很大阻挠，很难推进。现在又出现打着“改革”旗号，被媒体誉为“改革之星”的仇和书记这样模式的混淆与干扰，更是令人忧上加忧！

    我们不仅忧昆明的改革，还忧全国的改革。中纪委常委令狐安2007年11月在军事科学院的报告中警示说：   “2002年，我国不到10%的人口拥有居民存款的50%，收入最高10%人口和收入最低10%人口拥有财产比为61比1。在我国成为富翁增长最快国家的同时，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障。”“伴随权力商品化、市场化，官本位价值观得到强化，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公而忘私、正派公道等优良品质，在某些人心中成为欺世盗名的谎言，成为向上爬的‘敲门砖’。以权谋私，骄奢淫逸、利禄薰心，任人唯亲等旧官场恶习卷土重来。在腐败猖獗的地区和单位，打击排斥廉洁正派干部的官场‘逆淘汰’文化形成”“如果任其为所欲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变质，决不会变成为欧洲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而有可能变成封建寡头资本主义”。

促  改  革

   中国的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车轮。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针对反改革的重重阻力，从经济社会发展这个总体要求出发，集中克服表现为不科学发展的各种反改革封建性阻力。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当前战胜各种改革阻力，争取“第二次革命”取得胜利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许多人不是重发展轻改革吗？好吧，我们就从发展出发，要求必须科学发展。要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关系到生产力，进行大变革，进行一场移风易俗的大变革。这就是“第二次革命”。当然，这个大变革决不采取暴力手段，而是从团结和谐的愿望出发，通过积极稳步地变革旧体制，改革发展方式，实现建立新的体制、新的科学的发展方式，达到构建新的团结与和谐。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敢于以身试纪试法、违纪违法者，则严格依纪依法处理。这是最好最有效的党风廉政建设，是建立健全民主法制的有效途径。

   党中央提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来，不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反改革、反科学发展的封建性既得利益者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在人口多、底子薄、小生产仍是汪洋大海，社会先进生产力薄弱、封建残余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的中国，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非轻而易举。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仍是任重道远。

    要加快学习贯彻科学发展，根据这几年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我以为，从抓好机制和体制转变入手，是较好较有效的办法。

    转变机制，就是建立和健全一整套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现有的重大决策，主要是由各级党委决定，而各级党委中，又往往是取决于党委书记，尽管是通过开党委会，表面上是党委会集体决策，而实际上，党委一把手的意向，往往是决定性的。现在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在当今高科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不要说是党委书记，就是党委委员全体讨论，作出的决策，也未必能完全切合实际，未必能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何况，不改变党委一把手主宰科学发展全局的局面，封建性的个人既得利益者，就便于钻空子，以各种花样和手段，干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从中维护自己以权谋私的私利。

    我们如果作出决定，全国各地必须制定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凡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或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一整套科学民主决策的程序，即：必须经广泛深入调研，制订一个以上可行性研究方案，甚至可制订不可行研究方案，开展几个方案的对比，在此基础上供领导作出决策。然后，实行谁决策谁负责，决策好差，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尺。

    没有这个机制，仅靠中央派出各种巡视组、考察组，实践证明，在有些地方收效有限。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非常强调民主，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灵魂。记得邓小平也讲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今天，究竟怎样加强和真正实行民主，究竟怎样用民主来保证贯彻科学发展观。我认为，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就是健全和实现民主建党民主治国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较容易检查和上下监督的一个重要运行机制。

    再者，就是从改革体制入手。

    中央早就一再强调指出，政府职能必须转变，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政府从无事不管转变为着重从宏观上进行调控，依法行政，要从大政府小社会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机构要大大精简。可是，过去几次精简机构，机构愈精简愈庞大，人员愈增多。现在是非下定决心认真转变政府职能的时候了。政府职能不转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代事的状况不根本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真正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真正建立，科学发展观也不可能真正贯彻实施。

    前些年，我曾借胡锦涛总书记在党中央政治局一次集体学习与专题讲话中谈到对政府职能转变要作通盘规划之东风，向云南省委书记书面建议云南省政府对如何转变职能作通盘规划。书记批转徐省长，徐省长转批给省政府经研中心。这中心成立了专门的科题组，邀请我和几位离退休老同志及著名专家为顾问，开了几次会，提出一些建议，纸上谈兵，最后不了了之。

    汲取这次的失败经验，我认为，现在是否可以采取一个办法：由各地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下令省政府各部门按照中央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部门的实际，各自制订本部门转变职能的方案，内容具体，要有具体的时期、步骤、方法和任务目标。方案出来后，交由有离退休老同志和专家学者参加的专题研究组讨论，提意见、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审阅后，转交各部门参阅，再斟酌修改。如是有的放矢地反复研讨，反复修改，然后由省政府制订转变职能的通盘规划，交省政协讨论。最后，交省人大审议通过。就像每年政府的年度规划那样，在人大、政协和社会各方面的民主监督下，实实在在地推进。

    一句话，就是把政府职能转变从一般号召的软任务，可多转变也可少转变、可真转变也可走过场假转变，变为非实实在在认真转变不可带有指令性的硬任务。政府职能不根本转变，依附于权力经济体制的腐败不可能从根本上根除。

    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与反改革反腐与腐败之间一场淮海战役式的大斗争、大决战。不管会遇到多么复杂的问题和困难，只要我们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联合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力量，百折不挠地向前推进，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作为第二次反封建性质的中国伟大改革定能成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前途光芒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