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之谦很爱高磊鑫吗:三次“国进民退”的教训 国民共进才是正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05:52:17

三次“国进民退”的教训 国民共进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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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以来,中国历史上先后发生过三场“国进民退”,结果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国民共进”才是人间正道。

  文 | 章立凡


  清末以来,中国发生过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如今山西省对煤矿的整合重组虽然结束了,但又一场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却远未止歇。事实上,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央各项刺激经济政策和投资,主要作用于国有企业,新一轮“国进民退”大有潮涌之势,对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及未来信心是很大的打击。


  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在国民经济格局中,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是必要的,片面扶植或压抑其中一方,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清末以来,中国历史上先后发生过三场“国进民退”,结果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国民共进”才是人间正道。


  第一场“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清政府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利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


  这些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他们在经营上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1894年到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看,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20.45,年增长率为17.5%。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在李莲英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俨然成为朝廷重臣。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盛宣怀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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