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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鸣：中国国企政策是政治需要

发布时间:2011-03-10 14:31 作者:白鹤鸣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07次

 　　今年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的“有进有退”，其实不是个新词，1997年的“十五大”已经用了这个词来阐述政府对国有经济的政策。由于十五大之后政府一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出台新的提法，可以说它是长期的既定政策，延伸到“十二五”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在中国学习政府精神，不仅要关注政府说了什么，还要关注政府没说什么。97年已经有网络了，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十几年来的记录，发现“有进有退”在02年之前出现的次数比较多，之后随着本届政府（在中国，真正的“届”一般是十年）的成立，这个词就淡出了官方的视野，只在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提过一次。可以看出，主张“和谐”的本届政府并不太强调“进”“退”这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而是以自己的理解协调经济的发展。问题在于，这种理解方式并不能使“进”和“退”这两个概念就此消失，“国进民退”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作为一家民企的员工，我认为民企对国家和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不容抹杀。两年前，我在喀什见过一家生产天然色素的企业，他们从河北某县的一家即将破产的小厂起家，十年时间就从零做成了世界第一，而且核心技术全是自己开发的。这家企业的10个分公司已经成为南疆多个县的经济支柱，吸纳了当地维族居民中最具活力和素质的劳动者，被他们挤垮的印度安德拉邦色素产区却成了毛派游击队的根据地。后来这家企业收购了印度的老对手，毛派也随之减少了活动。这次的参观对我触动很大，之前也看过不少盗版的管理学图书，但到了新疆才知道，真正创业中的艰辛和辉煌绝非那些文艺腔的“案例”所能讲述，只有《鲁滨逊漂流记》和《悲惨世界》第五卷里才能看到真正的创业者形象。这家公司的成功并非个例，在中国典型的“县域经济”模式下，每个县都有作为经济核心的民营企业，地市级（大连青岛这样的计划单列市除外）以下的地方政府早已放弃了盈利性质的国企，现在的国进民退与基层无关。   　　民企的这种活力是中国免于遭到苏联命运的关键原因。1978年前，中国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即抵御外敌入侵，全国企业按与核心任务的关系程度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重工业，负责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国家的战争潜力；一类是轻工业，主要负责为前者雇佣的工人提供衣、住、行的服务，后来产品多了也卖给农民一些。两者的共同点是都缺乏资本、创新能力和有效的管理体制，在国际上没有任何竞争力可言，完全靠计划经济下的市场需求来维持。改革开放带来的竞争对手慢慢的占有了后者的市场，而冷战结束使前者迅速陷入困境。歼-20之所以在成都而不是传统上更强的沈阳造出来，是因为沈飞在大低谷中损失的是整个研发团队，而成飞靠四川便宜的物价、豁达散淡的文化和“成飞牌”洗衣机的业绩，勉强留住了团队。位于兰州的核工业部504工厂当时则在生产四毛钱一根的“504雪糕”，这是该厂历史上唯一一种未被禁止出口的产品。对于那时的许多企业来说，已经欠国家多少贷款根本没有意义，明年需要再借多少才是关键。   　　是应运而生的民企拯救了中国。民企生产出了足够的消费品，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还出口到了国外，为国家换取了宝贵的外汇——真的是为国家换外汇，因为按规定多数外汇都被国家用人民币换走了。在廉价消费品的推动下，到80年代末，中国民间的生活水平超过了苏联和东欧，于是苏联解体而中国没事。更可贵的是，民企打破了城乡的界限，几亿农民工第一次离开了土地过上了城市的生活，这种平等待遇是国有经济从来没有提供过的。之后的90年代成了民企的黄金时代，现在阻力很大的MBO当时受到政府鼓励，因为多数国企实在是看不出有前途。谁也想不到，短短10年后国企竟会成为博弈中强势的一方。   　　2003年，政府成立了国资委，它整合了国企的人事权和经济权，负责审查和批准——或者说否决——各种“国退”项目。就在05年《政府工作报告》后的一个月，政府出台了一个至今有效的《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这个规定的第三条中有一句长的令人费解的话，“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及所属从事该大型企业主营业务的重要全资或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不向管理层转让”，根据这条规定，只要销售额超过3亿，国有企业就不能搞MBO了。没到3亿的公司也有许多阻力，比如一定要用全额现金来买，分期付款不行。这个政策用公权力堵住了“国退”的大门，因为谁也不愿意把企业卖给自己以外的人。在此之后的6年里，虽然国有企业纷纷上市融资或进行股份制改造，管理方式上越来越像民企，但企业的控股权保留在国资委手里。   　　顺水行舟，不退则进。虽然国资委权力并不大，但它引入的财团模式却使国有资本受益匪浅。再加上政策和贷款的支持，从民营企业引进的管理方式，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好转起来，成为竞争中强势的一方，不过由于早期尚能遵守市场规则，国企对民企的并购并未成为一个醒目的现象。但从2009年开始，政府掌握的公权力开始公然登场角逐。这一模式迅速扩展到其他领域，钢铁、采矿、汽车、医药、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全都出现了国企大举进军、民企落荒而逃的现象。据说，正在召开的“两会”将探讨再建至少三个新的国企大鳄的可能性，其中两个分别是稀土托拉斯和有定价权的钢铁康采恩，他们的成立都涉及民营资本如何退出的问题。此时此地，国进民退的现象确实存在。   　　现在中国是最讲究利润的，如果国进民退是政府想与民争利，那倒还好理解一些。但是据天则经济研究所最近公布的报告说，中央企业上缴的利润其实很少，与其经济规模根本不成比例，给政府钱主要是通过缴所得税，而其实际税率甚至比民企还低。政府既然完全不能从国企身上赚钱，到底为何会搞国进民退？难道真如国资委所主张的，是因为相信国企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助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才加以支持的吗？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和河北的一位经营钢铁厂的企业家在网上进行了沟通，他认为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工人，“通钢事件”是钢铁行业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的转折点。当时，民营钢厂建龙集团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收购了吉林通化钢铁厂，被任命为通钢集团新总经理的陈国君正在接收工厂，却遭到了工人的反对，事情越闹越大。这位企业家给我看了一篇搜狐财经的报道，出于种种原因这里我就不引述了，网址是http://business.sohu.com/20090804/n265715564.shtml。   　　这件事本身肯定不是国进民退，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地方政府敢把钢铁厂卖给民企了，国进民退倒是一路绿灯。去年年底节能减排，这家民营工厂和另外17家民营厂被直接拉闸停电，损失不小，当地国企因为采用了先进设备所以没事。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作为钢厂老板的他早已萌生退意，多数工人也都等着另找工作，毕竟国企在新收购的厂里只保留老工人。我问他为什么不能涨工资来增强团队凝聚力，他回答说“涨不起”。其实私企未必都涨不起工资，但还是不足以与国企相比，尤其是中石油那种上市的国企。我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军委主席下决心打台湾，到前线动员说“打完仗，有功人员集体转业到中石油！”第二天打到金门一看，“金防部”六万多人正在红旗下学唱歌，歌词是“头顶北极鹅毛雪，面对苏丹大风沙。海下原油见青天，帝国盛开石油花！”   　　现在国资委下属的企业，有四分之三已经转为这种“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模式是现代化的，只保留党组织和人事任免权。这些企业最大的本事就是发工资发福利，反正钱都是国家的（其实也有股民的，但是股民说话不算数），发着不心疼，而且基层涨工资的时候上层也能跟着按比例涨。工资不高，甚至通钢那样发不齐工资的企业也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招聘会上只要口吐“编制”二字，多苦多累、给多少工资都有人干，而拿到编制的幸运儿自然生怕被赶出来，很自然的就沦为了编制的奴隶。过去中国强调经济增长，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了从钢铁、船舶到冰箱、手机全占全球产量四成以上的超级工业国，再增长下去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唯一能知道的是，即使中国出了什么问题也肯定不是贫穷和落后导致的。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任务也有所转变，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渐渐转到以“保稳定”为核心上来。在这个大背景下，拥有高工资和“编制”两大保稳定神器的国企，可以以柔性方式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自然在政府面前获得了发言权。最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资委干部私下告诉我，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在非正式场合多次讲过，他认为央企和武装力量一样，是保障政权得以存在的“两个重要基础”。   　　国有资产强势下的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国资委网站07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或者可以作为参考。当时日本大财团住友商事的财阀宫原贤次访问了国资委，表示“中国坚持国家控股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些行业涉及国家和人民最核心、最根本的利益，是维护国家稳定和安全的坚实保障。”与其说他是盛赞国资委，倒不如说是盛赞他自己。日本政府好像没有组建太多的国企，但其实控制全国的大企业的是若干大财团，而他们之间相互借贷、交叉持股、产权已经混乱到无法理清的程度，不过由于全是日本人，所以还是受躲在幕后的大藏省、通产省官僚们节制。按国资委的说法，国企的股份化、上市化改造都要加快进行，考虑到对民间资本的收购速度也不慢，大概不久就可以看到日本模式在中国重演了。日本模式过去连美国人都害怕，但过了某一个点之后就出现了“失去的十年”，后来也没见他们怎么振作，可以说现在已经失去二十年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失去的二十年倒也是算稳定的二十年，政府里的“稳健派”大概不觉得是什么大事。
来源: FT中文网 | 来源日期：2011-03-10 16:4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