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喜欢你视频:重庆公安局长等代表建议严刑峻法惩治食品犯罪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联合来自12个省(区、市)的439名代表共同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

　　这是1983年以来，有据可查的联名代表人数最多的单项议案。

　　“有毒食品会伤害几代人”

　　3月10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外，中国青年报记者“堵”到了王立军。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议案？因为食品、药品领域不安全的状况，现在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危害。”王立军说。

　　“为什么说这是最大危害？”记者追问。

　　“经济形势不好，5年、10年可以调整；社会秩序不好，也可以通过法律的、行政的、体制的办法把它调整过来。但因食品、药品不安全造成的健康危害，会伤害一代人，如果破坏了遗传基因，还会祸及子孙，用百年的时间都不足以弥补！”王立军说。

　　他说，现在，触目惊心的有毒食品充斥百姓的餐桌：瘦肉精、毒奶粉、地沟油、陈化粮、毒豇豆……“现在有谁敢说自己和家人没有吃过这类东西？”

　　“这严重弱化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弱化了社会的制衡力，严重弱化了老百姓的安全感。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稳定都会面临很大挑战。”王立军说。

　　与王立军有同感的人大代表很多。这份议案在12个代表团里，有四成多的代表参与联名。

　　全国人大代表、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说，现在大家在食品药品领域很没有安全感，“这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比如说三聚氰胺奶粉，这会危及祖国下一代的健康，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王立军提醒说，现在不仅是国内一些无良商人在伤害我们的同胞，“很多来自国外的食品药品也在伤害我们，而这些更具有隐蔽性，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比如说，抗生素、生物制剂、好多国外慎用甚至不用的药品，在我们的医疗市场却占很大比例。我们变相地成了国外一些生物制剂的试验品。这是在用人的生命作代价啊！”一开始不情愿接受采访的王立军说到这里，显然有些激动，声音提高了不少。

　　“我是一个警察，维护社会治安是我的本职工作。看到这些情况，实在痛心，无法视而不见。民生的基础是民安，没有安全，怎么保障国家的未来？”王立军说。

　　作为西南政法大学犯罪研究所主任，王立军和相关专家学者对此调研了整整8个月。“我看了上千个食品摊点，看了蔬菜大棚，看了养殖场，看了屠宰厂，看了小面馆，看了少年儿童的小食品，看了所有的消费链条、养殖链条、生产链条。本来是想作为一个课题研究的，但当得知自己被选举为人大代表时，我就想，我要用足我的话语权，来推动这方面的立法。”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现在在食品药品安全方面比我国状况好。但曾经，他们这方面的问题比我们严重很多。后来，他们慢慢完善了法律，大规模的伤害成为历史。有些人认为，我国也得走这条路，食品药品领域出现安全问题是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代价。现在设立严刑峻法的条件尚未成熟，需要法律的循序渐进，以及行政驾驭能力的逐步提高。

　　“西方这个历程用了30年到80年，难道我们非要牺牲一两代人才行吗？西方已经走过了这条路，经验和教训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王立军说，“现在没有什么比维护食品药品安全，更让我感觉到有危机感了。”

　　“和黑恶势力的猖狂比呢？”记者问。

　　“这没法比，完全没法比！这些区域性的黑恶势力能影响到十几亿人吗？能影响到下一代吗？完全没有可比性！”王立军激动地说。

　　看了被伤害的孩子，“整整3天吃不下饭”

　　作为法医学领域的专家，王立军见惯了死人。但是，走访一些被有毒食品药品伤害的残疾儿童，“让我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整整3天吃不下饭，脑子里全是那些孩子的样子”。

　　“有的孩子完全没有痛感，用火在自己胳膊上烧，皮肉都焦糊了，孩子感觉不到疼。那漠然的眼神，让我心里感觉被狠狠地撞了一下，几乎承受不了。

　　“这些，如果你没有亲眼看到，完全无法想象。我面对过那么多的凶杀现场，去过许多大的自然灾害的现场，虽然悲痛，但我都承受过来了。可看到这些孩子，看到他们活得如此惨烈，给我留下的那些震撼，难以想象。

　　“现在我在街上看见小孩就忍不住想摸一下，想确认他真的是个健康的孩子，让自己感到一些安慰。就是到了这么一种心理状态。”王立军说。

　　王立军看到的是被伤害的儿童，同样在这个议案上联名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回龙村支书张荣锁，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些祸害家乡的商贩、个体户。“他们知道自己生产的食品是有问题的，自己不吃，销售给村民！”

　　王立军介绍说，作为公安民警，他处理的有毒食品、药品案件，这几年数量在成倍攀升。但在这些案件上升的同时，一方面是很多官员的沉默，另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默默承受。难以想象，为什么明知道有毒，大家还在吃，还在允许大家吃？

　　业内人士称，目前，在食品药品安全的立法方面，已经有了很多进展。1984年出台的《药品管理法》、2009年出台的《食品安全法》以及刚刚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都从不同侧面对解决日趋严峻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仅靠上述法律法规仍不足以解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问题。这些法律的出台，只能表明我们意识到了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可是法律的支撑体系还不够。

　　王立军认为，正是因为法律存在盲区，人们对这些危害无可奈何，只能生活在一个高危的食物链条和医疗链条当中。

　　与此同时，无法忽视的还有地方利益、行政保护、地方保护主义等，这些都在制约对食品药品犯罪的打击。“这种包含多种利益的巨大惯性很难让其停下。”王立军举例说，“就像贩毒一样，人人都知道会判死刑，但是它巨大的诱惑力还是会让人铤而走险。”

　　“所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采用制定特别刑法的形式，以严密而细致的罪名设计，有效遏制该领域的犯罪行为。”王立军说。

　　“严刑峻法杀无赦、倾家荡产一场空”

　　主要负责食品药品安全相关案件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其宏也认为，现有的惩罚力度与犯罪的严重程度不相匹配。“食品药品关系重大，必须严厉惩戒，可现在我们没有足够的法律来对付这些犯罪。没有严厉的惩罚，问题只能越来越严重。”

　　王立军认为，根据现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我们仍然亟须一部刑事司法领域更为细致、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

　　“严刑峻法杀无赦、倾家荡产一场空”，这是其议案的中心内容。议案中提到，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主观方面是放任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致人死亡、重伤的犯罪，直接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对因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不得适用缓刑、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此外，上百万元罚金的制度设置，也让其再无犯罪的经济能力。

　　该议案的核心是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犯罪严密法网，加大刑事调整力度，改进罚金刑的处罚方式，大幅提高罚金刑幅度，对最具社会危害性、主观极为恶劣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无期徒刑等刑罚，并禁用减刑、假释。对于一些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创设了10个新罪名予以规制。

　　同时，处以巨额罚金，剥夺其所有非法所得及再犯能力。通过并处罚金、加处罚金、无上限罚金等技术方式，加大罚金力度，个别犯罪的罚金刑起刑点为200万元。特别是不安全食品、药品致死罪，使存在严重业务过失或者严重疏于管理的相关违法人员，也对其致死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相关产业的违法行为能起到强烈的震慑效果。

　　王立军表示，严刑峻法的目的在于，让在食品、药品领域的犯罪者，无力再犯。“现在要阻止食品、药品违法这种强大惯性，只有依赖更为严格的惩处措施”。

　　“这个法律就是要让做假的人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倾家荡产，甚至付出生命。”大连海事大学校长王祖温对此议案如此评价。

　　全国人大代表、飞宇集团总裁王跃胜表示：“不管这个立法能不能通过，不管什么时候通过，我们都要呼吁再呼吁，让大家认识到严重性。”

　　当问及如何看待有439名人大代表在王立军制订的议案上联名时，他透露，“其实，在3月9日提交议案之后，仍有数十名人大代表通过电话联系我，表示非常支持这一提案。这些都反映了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是众望所归。”王立军最后说，“我对这个立法充满信心。”

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概要

全国人大代表王立军同志联合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共计439名代表共同提出了题为《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以下简称本议案）的立法议案。

该议案是迄今为止有据可查的联名代表人数最多的议案。据全国人大公开的统计资料，自1983年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联名较多的有：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2003年）中王斌泰等376名代表提出的《关于修改义务教育法的议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2010年）中康凤英等339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制定烟草危害预防控制法、烟害防治法和公共场所禁烟法的议案等。

“严刑峻法杀无赦、倾家荡产一场空”，本议案核心是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犯罪严密法网，加大刑事调整力度，改进罚金刑的处罚方式，大幅提高罚金刑幅度，对最具社会危害性、主观极为恶劣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无期徒刑等刑罚，并禁用减刑、假释，同时处以巨额罚金，剥夺其所有非法所得及再犯能力。

我国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事故与犯罪，给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其广泛性、严重性、潜在性等不容忽视，已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安全，危及社会稳定，损害政府公信力，阻碍社会可持续发展，甚至有可能导致亡国灭种的重大公害性问题，事关民族生存和国家稳定。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09年）以及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都从不同的侧面对解决日趋严峻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仅靠上述法律法规仍不足以解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问题。根据目前的现状，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仍然亟需一部刑事司法领域更为细致、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依此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确保国家稳定和民族安全。

国外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初期，也都经历过类似我国目前状况的法律初级阶段。应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食品、药品领域犯罪的猖獗，其中最有效的手段不乏采用制定特别刑法的形式，以严密而细致的罪名设计，有效遏制该领域的犯罪行为。其典型代表有瑞典、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

根据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十分有必要参照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制定《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特别刑法来缩短这一法律发展周期，减少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犯罪对人民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

由于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行为类型、责任主体类型、刑法处罚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本类犯罪与刑法其他罪名之间的复杂关系，仅仅修补现有刑法条文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也不符合世界规制相关违法犯罪的立法潮流。故建议国家尽快出台能够与行政执法领域的《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相对应的刑事司法领域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

在王立军同志在其提出的人大议案及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草案）》中，根据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主体身份、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同的经济链条环节、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评估、检验、召回等制度中的法律责任，将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进行细化。其中故意放任侵害他人生命和健康的行为，可以直接确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投放危险物质罪。其他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则通过创设10个新罪名予以规制，包括：生产、经营、走私不安全食品、药品罪；不安全食品、药品致死罪；虚假评估罪；违反经营许可罪；非法推荐食品、药品罪；检验事故罪；虚假检验罪；掩盖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罪等。并通过并处罚金、加处罚金、无上限罚金等技术方式，加大罚金力度，个别犯罪的罚金刑起刑点为200万元。特别是不安全食品、药品致死罪，使存在严重业务过失或者严重疏于管理的相关违法人员，也对其致死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避免了大量案件中的举证难问题，对相关产业的违法行为起到了强烈的震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