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三七种子:吴建民：中东归来谈感受

    我告诉他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起点低，底子薄，发展的空间很大。如果说我们能够以每年9.8%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了30年，除去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正确外，还因为邓小平同志很早就提出来，要处理好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目标，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发展。改革是动力，因为旧的体制束缚了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才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释放出来。几亿农民工进城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不改革，他们只能留在农村。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一个国家乱糟糟的，什么事也做不成。处理好三者的关系非常重要。改革让人民看到了希望，有希望才会有活力，但改革太快了不行，因为改革是一场革命，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利益调整，太快了会引起动荡。发展太慢了也不行，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十分丰富的国家，速度慢了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稳定需要发展来支撑，老百姓总是要吃饭的，不发展，没有饭吃，那是稳定不了的！

    我上述的一番回答，得到对方较多的好评和认同，他们还拿他们所在的地区同中国比较。许多人对我说：他们最担心的是，中东地区没有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迅速，每年走向劳务市场的青年愈来愈多，但是找不到工作。有人说，这是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不知道哪一天会爆发。

    我到中东地区去访问，在现场的感受也很深。譬如到开罗去，会发现很多青年人在街上游荡，无所事事。我心里想，这种状况大概很难长期维持下去。

    中东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事态发展得很快。我最近在阿布扎比出席会议的时候，与出席会议的阿拉伯人聊天，我问他们为什么事态发展得如此迅速？他们告诉我，上街抗议游行的主要是青年人。青年是一个国家最有活力的力量，但他们长期失业，生活没有着落，等待很久又看不到希望，最后就走上街头。

    我在欧洲担任大使期间，中国经济增长迅速，而欧洲每年经济增长2%—3%他们就觉得很好。有的欧洲人问我，中国为什么要保持这么快的增长速度？我告诉他们，世界各国的人都想过好日子，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会好起来。这种改变命运、改变生活状况的愿望是一股强大的动力。中国的高速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靠这股动力拉动的。中国每年有上千万的青年走向劳务市场，如果不保持高速增长，就不能给这些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不能就业，这对于社会是一个不安定因素。中国政府在筹划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中国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大发展绝非偶然。

    中东的动荡形势，使当地的许多人士忧心忡忡。他们认识到，只有发展才能为大批失业青年提供就业机会，而发展的前提是稳定。中东地区持续的动荡使得中东地区的发展难度加大。中东动荡，进一步证明，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处理好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是多么重要！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欧亚科学院院士 吴建民）

  想把中东乱局引向中国的图谋注定落空 利比亚动乱，联合国估计，到2月26日至少1000人死亡。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的副秘书长阿莫斯3月7日说，利比亚1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从电视新闻画面上看到，无数利比亚难民逃离祖国，开始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不知何日是归期。这让人长声叹息：国家动乱，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从去年底开始，中东、北非一些国家局势剧烈动荡，人民遭受巨大灾难。当世界正在为中东思索解决之道的时候，境内外竟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图谋把祸水引向中国。他们通过互联网煽风点火，希望在中国也挑起“街头政治”，以此搞乱中国。

　　但是，中国不是中东。

　　中国的人心思稳。人民由温饱而小康，正在小步快跑追求幸福生活。中国人民深知，过好日子的前提是国家稳定、社会和谐。新中国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初步繁荣昌盛，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现在的人心，怕动荡，怕折腾，盼安定稳定，盼和谐和平，盼着一心一意谋发展，过上更好的日子。大多数人心思稳，极少数人想乱也乱不起来。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牢固。近年来，中国办奥运会、办世博会、办亚运会，这些喜事办得好，中国人民平添了多少喜气？汶川抗震，玉树救灾，率先冲出金融危机，直到最近从利比亚的大撤离，这些难事办得好，中国人民平添了多少豪气？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全世界都刮目相看。这一切，是哪个政党领导的？是中国共产党。去年，一项针对22个国家的皮尤民调显示，绝大部分国家的人对本国前进方向不满，可中国例外。调查报告称：“只有在中国，占压倒多数（87%）的居民对国家状况表示满意。”美国《时代》周刊3月7日报道说：“在中国，人民认为共产党政权创造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惊人的经济增长。经济危机期间，就在其他国家遭受重创之时，中国继续前行。为什么要把共产党赶下台呢？没几个中国人愿意冒险制造阿拉伯式的混乱。”

　　中国早就废除了事实上的领导人终身制，领导人有序更替已成惯例。中国已经没有领导人执政20年、30年、40年的现象。中国已经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国人完全可以在现有法律体系和民主制度内参政议政，没有必要通过“街头政治”制造动乱来达到政治目的。

　　中国领导人一直以来顺应民意，用发展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过去中国大学生是“百里挑一”，现在每4个18至22岁青年中，就有一个大学生。大学生多了，就业难的问题又出来了。还有房价高，物价涨，贫富差距大等等问题。正在两会上审议的“十二五”规划，正在两会上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一系列解决办法。发展中的问题用发展的办法去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用改革的办法去解决。只有发展，只有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当然，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社会就是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前进。而“街头政治”，只会制造社会震荡，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只会使正在稳步发展的中国社会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不是中东，想把中东乱局引向中国的图谋注定落空。（江上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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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意讨论汇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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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统萨科奇（Nicolas Sarkozy）拿自己整整一年的20国集团（G20，由20个发达和新兴国家组成）轮值主席身份作赌注，用来说服中国在国际会议中讨论其外汇政策。万事开头难，现在，中国似乎准备向他妥协了。

萨科奇宏伟目标的核心是，于本月底在中国古都南京市组织召开一次国际货币研讨会。这次会议只是一步棋，法国更大的目标是推进20国集团商讨如何接纳一个多货币而非美国领导的货币体系，从而抑制汇率波动，避免对经济增长造成阻碍。法国相信，这样的讨论将推动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而目前为止北京一直是反对升值的。

中国起初是抵制这次南京研讨会的，一些官员表示，他们要的是一个更低调的会议，避免谈及有关国际货币体系调整的话题。

美国认为，20国集团更广泛的目标是致力于寻找衡量全球“再平衡”（即促使中国减少对出口型增长的依赖）进展的方式，南京研讨会将注意力分散了。20国集团下一次讨论再平衡主题的正式会议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4月召开会议后不久在华盛顿举行。

然而，参加南京研讨会的知名嘉宾名单有增无减。一些知情人士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ang Schauble）、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和加拿大央行（Bank of Canada）行长卡尼（Mark Carney）等都会参加，会议将由法国财政部长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主持。

一位知情人士说，西班牙财长萨尔加多（Elena Salgado）也计划参加。美国财政部尚未决定派遣何种等级的代表。熟知该会议的人士说，中国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将与中国代表团一起参加。

一位参与研讨会策划的中国人士说，在政治层面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金融和经济工作的王岐山可能会陪同萨科奇前往南京，萨科奇将在那里召开研讨会。会后，萨科奇还将前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展开双边对话。

研讨会的一个组织者说，重要人物无一遗漏。他还说，大人物的现身并不一定会实现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但无疑会展示出对中国的诚意。

中国上个月对20国集团成员做出了重大让步，在巴黎的会议上同意把汇率水平作为指标之一，用于评估成员国是否奉行妨碍全球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对即将召开的研讨会来说可能是个好兆头。

尽管如此，南京研讨会实际上可达成怎样的成果仍悬而未决。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政府智库高级研究员夏斌说，我对于萨科奇主持召开的研讨会不抱过高期望，没有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变化的支持，是不会出现明显改变的。

这个研讨会上需密切注意的关键点，将是中国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作用有何看法。法国认为，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可能会鼓励人民币更快速升值，而美国则强调，只有当中国放宽汇率政策，人民币才可以被纳入到这个货币篮子当中。中国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在上周巴黎的会议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未作明确表态。

一位法国官员透露说，南京研讨会议程上的其它项目将包括如何更好的监督资本流动和全球流动性，如何为应对系统性危机加强金融安全网，以及如何推动新兴市场货币的国际化等。另外，斯特劳斯-卡恩可能还会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中期报告的梗概，这份报告将于今年4月提交给20国集团。

Nathalie Boschat / Bob Davis

（更新完成）港媒解读吴邦国人大报告：软的更软 硬的更硬

中新网3月11日调 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吴邦国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宣布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回顾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立法进程的五条经验。香港报章和海外华文媒体纷纷予以关注。有评论说，吴邦国委员长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掷地有声的表态，向世界传递出“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重要讯息。

香港《文汇报》11日刊出社论说，吴邦国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掷地有声的表态，与“两会”发出的改善民生的讯息：一是将大力改善民生，二是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动摇。今年“两会”在民生政治问题上传达出“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的重要信息。“软的更软”就是全面改善民生，增加人民“幸福感”；“硬的更硬”就是中国不会改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动摇。这两大讯息，是对境内外妄想搞乱中国的人的当头棒喝，彻底粉碎他们的幻想。

香港《明报》11日刊出专讯称，在吴邦国人大报告中的几个“不”，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三权鼎立”、不搞联邦制。但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两院制，不搞私有化，则是近年较少提及的，可以说不乏新意。

香港《大公报》11日刊文《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建成》。文章说，伴随着社会转型，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中国开始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反映在立法层面，就是加强了社会法立法，以保障民生，关注弱势群体，保障社会生活健康有序。陆续制定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社会保险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系列社会法。

香港中通社10日的报道也注意到吴邦国委员长关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表述，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也不搞私有化。

新加坡《联合早报》11日刊文说，在国内利益日益多元、舆论纷杂、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高层要在政治制度、所有制格局与意识形态领域里都牢牢把握方向，毫不松动的立场。人大常委会今年的报告，特别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还要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文章说，在今年的监督方面，配合中国第十二个五年经济社会规划的启幕，吴邦国的报告也表示，人大要紧紧围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实施，在监督内容上“更加紧扣大局、更加贴近民生，使人大监督工作”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效果。

相关专题： 2011年两会   房产商委员与学者委员探讨楼市调控分歧巨大

随着房产税试点的推行以及各地限购政策的实施，房地产市场正经历力度空前的调控。然而，楼市能否就此退烧？房价能否回归到合理水平？无人能说清。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台兴房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超斌以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松海，一起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和新浪网的联合访谈。一名房地产商人和一名房地产领域的学者，就楼市和调控政策进行了深入探讨。

房地产商：限购令既没道理也难奏效

学者：限购令基本合情合理

“限购令下，实际需求其实并没有减少，只是被压制了。出于对成本的考虑，对政策调整的预期以及对需求的判断，开发商不一定会大幅度调整房价。不仅如此，一旦限购令取消，难保市场不会出现报复性的反弹。”王超斌并不看好当前的楼市调控政策。他认为，限购令在大城市筑起了一道篱笆墙，把许多有正常购房需求的外来人员挡在了外边。有人在北京工作了三四年，但因为拿不出5年的纳税凭证就不能买房，他们给北京做出了贡献，不能买房没道理。

郭松海则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直接动用行政力量进行干预有其合理性。之前，国家已经从土地、信贷和税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但是“楼市的牛头就是不肯低下来”，2010年全国房价百分比仍然上涨了两位数，超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许多人对调控的效果都产生了怀疑，这使执政者迫不得已采取非常规手段。限购政策考虑到了人们改善住房的愿望以及合理的投资需求，将闸门放在了第三套住房上，基本上是合情合理的。同时，政府也在引导合理的梯次消费观念，比如新毕业的大学生先租房子住，有点积蓄了买个小房子，然后再视情况买大一些的。

不过，郭松海也担心限购政策能否持续下去，以及能持续多久。他认为，一旦禁令解除，未来如何消化其影响，执政者当早做安排。

学者：保障性住房对房价有一定杀伤力

房地产商：建保障性住房时政府冷淡，同行埋怨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曾表示，今年将再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及棚户区改造住房，同时，对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地方，要追究责任。

对此，郭松海认为，住房保障作为政府向居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效用是通过转移支付，实现社会收入再分配。各国政府支出中都有住房保障一项。然而，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不积极，背后的原因，一是不舍得能创收的土地，二是不舍得有限的财政。

在郭松海看来，推广限价房将对发烧的房价有一定的杀伤力。

他表示，在2003年下发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提出，市场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这里指的是控制土地价格，也就是限地价，通过这一手段，对房价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2004年，青岛和江苏一些地区开始推广普通商品住房，此后北京等城市陆续推出少量限价房。限价房如果在市区，对周边的房屋价格会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王超斌则拿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事儿，证明保障性住房既不受多数开发商欢迎，也不受地方政府待见。台兴房产曾在郑州市建过一个保障性住房项目，价格比周围楼盘低很多，开盘首日销售点就收到了28面锦旗。然而，王超斌也收到很多同行的短信，大概意思是：“差不多得了，你这么一闹，我们没法办了。”此外，他还曾多次向区政府申请地块建保障性住房，最后都不了了

学者：应探索多元化建房方式

房地产商：建房子是件专业的事儿

郭松海建议，各级政府要引导一些有品牌、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开发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也可由政府组建住宅投资公司，成立以承担社会责任为主，盈利为辅的集团公司，开发廉租住房、公共租赁房等。实际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当住房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时侯，多是由政府开发社会公房的。另外，也可由住房合作社来建设保障性住房，住房合作社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重要途径这样，就可以打破只能由开发商一家生产商品房的垄断局面；住房建设市场要开放，不论哪种建房方式，只要能为居民提供成本低、品质高的住房，就应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身为开发商的王超斌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建房子虽然说不上高精尖，但也是个专业的事儿。“北京曾经闹过一段自建房，最后还不是演变成一场闹剧？”他说，供应多元化带来的问题一定比好处多。

学者：调控房价应有具体目标

房地产商：非常期望房价降

目前，各地都在出台抑制房价的政策。然而，郭松海觉得，各地的这些政策，并没有提出一个抑房价的具体目标。为此，他曾专门研究，以为“房价回归到多少才是合理的”这个问题找到答案。

根据2001年到2008年房价同比增长率均值及其标准差，他计算得出：如果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10%，而房价年增长率为3%的话，大约6年之后，房价可以回归到合理区间；如果房价增长率是-3%，那么，房价大约在两年后可回归到合理区间。他认为，这组数据可以为各地进行房价调控的效果提供一个衡量标尺。

鉴于2010年房价预计较上年同期上涨15%左右，远大于他提出的3%，郭松海认为，“今年应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像抑制通胀一样调控房价”。

王超斌则表示完全支持上述看法。这名房地产公司的老总表态道：“我非常非常地期望，房价能切实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