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软件有哪些:司徒雷登魂归杭州　昨骨灰葬于半山安贤园(图)

2008-11-18 08:30:38　来源: 浙江在线(杭州)网友评论 2663 条 点击查看
核心提示：他，中文名叫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的名气比在他的祖国美国还要大。回到中国安葬，是他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这是燕大校友向老校长献花。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出席当天的骨灰安放仪式杭州市民以及中外友人参加司徒雷登骨灰安放仪式司徒雷登雕像静静立在杭州耶稣堂弄浙江在线11月18日报道 他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昨天，他的骨灰葬于半山安贤园。
司徒雷登 魂归故土
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紧贴银泰百货，平时来往的多是赶潮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位和中国大有渊源的美国人曾出生在这里。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曾见过他小时嬉戏的身影，藏在住宅楼群中的那幢两层小楼作为他的故居已于三年前对公众开放。
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他在中国的名气也因此比在他的祖国美国还要大。
昨天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生于杭州归于杭州
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少年时期的司徒雷登，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也曾和小伙伴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1887年，他回到美国接受教育。1904年，他再次来华后的第一站仍然是杭州，这个他出生的地方又一次成为他新的起点。之后三年半里，他先后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到教会学校任教。此外，司徒雷登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工作。1919年，他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并主持燕大校务工作达27年，1946年~1949年他曾任美国驻华大使。1946年，司徒雷登先生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并拿到了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这把钥匙还静静地躺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约翰是位牧师，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夫妇二人和司徒雷登的一个弟弟都葬在杭州九里松墓地。司徒一家和杭州可以说是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子湖畔出发见证历史风云
正是从杭州出发，司徒雷登先生见证了上个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华大地的一系列风云变革。著名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1949年，司徒雷登先生回到美国后患上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时隔46年之后，这一愿望才终于得以实现。
昨天上午，司徒雷登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司徒雷登先生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今天，中美关系已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有了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求同存异。
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这样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又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杭州市副市长佟桂莉这样说：今天，中美关系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人民在文化、经贸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这是对逝者最好的慰藉。
钱江边，西湖畔，这位杭州出生的美国名人，终于在杭州安息，在杭州历史上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
满口杭州话最爱杭帮菜
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中外友好人士中，几位童颜鹤发的老人最引人注目，他们是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燕京大学校友会的代表。
燕京大学校友会北京校友代表国仲元老先生把一捧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长，您安息吧。”
杭州校友代表姚林杰老先生则和记者谈起了流传在校友中的“司徒轶事”：“司徒雷登先生是个杭州通，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后来学着说上海话、宁波话、苏州话都带着杭州腔。他在杭州时总要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去吃饭，看看嘛蓝眼睛高鼻子的，点起杭帮菜来有板有眼，把伙计都能听得愣了：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这些话不是杭州人都听不大懂的。”(注：“件儿”指五花肉，“木郎豆腐”指鱼头豆腐，“熬稍”是快的意思)。
“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姚老先生感叹着。
新闻附件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876年6月生于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
延伸阅读
司徒雷登在抗战中：坚忍、无畏的抵抗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本文来源：浙江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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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人生的五个侧影
1919 　燕京大学校长
1919年1月，司徒雷登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建造新校园，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详细】
1931 　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详细】
1941 　被关入日军集中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详细】
1949 　“别了，司徒雷登”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8月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从此，“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详细】
1962 　病故
回到美国后，他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详细】

当年与学生们在一起

二战时，在日军集中营内

回到美国不久后被禁言

回到中国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 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评价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华鲜为人知的四个“第一”
2011年01月28日 06:37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邵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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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出生在杭州耶稣堂弄、身高1米8左右的美国人，拎一只破皮箱，一生往返美国十几趟募集燕京大学办学经费；他行走于民国上流社会，却常穿一身补丁衣裳……这位后来在中美关系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美国人，正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司徒雷登。
在中美建交30余年后的今天，回望历史，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位著名的美国人，一人就在中国现代史上独占了四个“第一”。
■第一个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工作于中国并叶落归根于中国的美国人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血统纯正的美国人，但他出生在中国杭州，当时他的父母正在这里传教。在杭州耶稣堂弄3号，有一栋面积239.4平方米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司徒雷登在这里生活了11年，直到1887回美国上学读书。
他在这里学会了一口纯正的杭州方言，比母语英语还流利，并一生喜欢杭州的风味美食。1904年学成带着妻子回到杭州，子承父业，继续做传教士。此后上南京、北京做教师、当校长和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直到1948年8月2日，他夹着皮包“灰溜溜”地离开已经被共产党解放了的南京。除去回国求学的17年，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大地上前前后后生活、工作的时间长达55年之久。
1962年，司徒雷登在抑郁凄凉中病逝于华盛顿。临终留下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在重庆周恩来赠送给他的一个明代青瓷花瓶，归还中国；二是想将自己的骨灰埋在燕园（原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所在地），陪伴已经长眠于此的夫人。
司徒雷登的第一个遗愿很快就实现了，但第二个遗愿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直到2008年11月17日，在司徒雷登告别中国60年后，他的骨灰才得以安葬在杭州的半山安贤园公墓，此处距离安葬他父母亲骨灰的九里松公墓不远。这也与中国人的习俗类似：叶落归根，陪伴双亲。自此，这位美国人才得以长眠在他的第二故乡。
■第一个在中国创办大学并出任首任校长，而且一干就是27年的美国人
司徒雷登在中国做过传教士、新闻记者、大学教师、外交官等多种职业，一生毁誉参半，迄今无法盖棺论定。唯其作为教育家，得到广泛的赞许。
1918年，在北京的两所教会学校酝酿合并，计划创办“北京大学”，后正式定名为“燕京大学”。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众望所归，出任这所新办大学的首任校长。上任伊始，他骑着毛驴或者蹬着自行车，转遍北京四周，终于在颐和园附近买下一块地皮，燕京大学在这里建校。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机缘巧合，33年之后的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消失，这里终于成为北京大学的所在地，只是校园名称依旧称作 “燕园”，是东方最美丽的校园之一。
在司徒雷登任校长的27年里，燕京大学迅速崛起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司徒雷登作为一校之长，坚持每年在燕园的临湖轩迎接入学新生，并能准确叫出每一位刚刚报到的燕京学子的名字。直至90年后，燕京毕业生聚会，与会的耄耋老人回忆至此，还是眼噙泪花。
30年间，燕京大学培养了近万名学子，各行各业才俊济济，其中不乏参与新中国打江山和坐江山的骨干人物。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一次宴席上，他握住司徒雷登的手，连声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学生在我们那边干得很好！ ”
又过34年，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随行21名团员中，还有7位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再过29年，在司徒雷登的杭州墓碑上，身份介绍只有一行字：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第一个在中国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鬼子关押4年的美国人
1934年，北京多所高校的学生南下南京抗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赴美筹款返回的司徒雷登乘坐的轮船刚刚停靠上海码头，就问前来迎接的人，燕大学生是不是也去南京请愿了，在得到燕大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请愿活动的答复后，他笑了。回到燕园，在师生大会上，这位校长在沉默了几分钟后说：“如果燕大学生没来请愿，那说明我几十年办教育完全失败了。”因为他给燕大拟定的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37年日军侵入北平，司徒雷登在燕园升起了星条旗，阻止日军入校，后带领师生走上街头，领呼反对入侵的口号。日军抢占校园时，驱赶师生离校，他站在校门口，向被迫离校的师生频频鞠躬致意。日本人对此怀恨在心，待珍珠港事件爆发，将他逮捕，一关就是4年，直到投降才放他出狱。而在这期间，燕大校园一直是抗日师生活跃的地方。
■第一个在驻华大使任上试图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人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一天，几位荷枪实弹的战士进入位于南京西康路的美国驻华大使馆。远在北平的毛泽东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立即指示此类事件不得再发生。
原来一桩几乎改变美国和新中国历史的大事正在这里酝酿。南京解放后，首任侨务外事办事处负责人是黄华，燕京大学1932级学生。虽然他因为进入延安没能领到燕京大学的毕业证，但仍然被老校长称为 “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两人正在受命秘密接触。
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一批追求和平的美国人士，出于对蒋介石政权的失望，没有把大使馆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而是留下来尝试在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已经进展到中共高层指示加挂火车包厢，请司徒雷登7月以私人身份去北平面商的程度。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报通知司徒雷登，必须于7月25日启程回美，中途不得停留。8月2日，在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护卫下，司徒雷登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登上了飞返美国的飞机。
中美建立的进程随着这位占有四个“第一”的人物的离开而停滞，直到30年后才重新启航。
（摘自《读史》，刘继兴主编，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
【历史秘闻】司徒雷登晚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发表于：2010-09-07 16:31:51
作者:关中虎更多作品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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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司徒雷登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1949年的夏天一意孤行地北上，哪怕对国会“先斩后奏”。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溘然长逝。生前他曾说：“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然而这个愿望永远都无法实现了。他最后的遗愿是将骨灰送回他的故土中国，在燕京大学与夫人合葬。这个愿望的实现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坎坷曲折。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骨灰最终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燕京大学，而改在杭州落葬。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在中美官员和燕京大学校友的注视下，永远地回到了他所深爱的这片土地。
1949年的南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里最漫长的一个夏天。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破南京，红旗插上城门，南京城里的人们屏声静气，等着这个新政权即将带来的全新的未来。
国民党政府早已全部撤往广州。临行前，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登门，请司徒雷登率领美国驻华大使馆一同南迁。
令他吃惊的是，这个已经与国民党深交数年，与蒋介石亲热到以“老乡”相称的美国大使，一口回绝了他的邀请。不仅如此，他还说服英国、法国等国的大使共同留在南京，准备“静观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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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司徒雷登73岁，已经在中国生活了56年之久。
传教士的儿子
出生在杭州弄堂里的司徒雷登是传教士的儿子，自小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错下长大，一生讲过最多的话，是称自己“是中国人多过是美国人”。11岁时，父母将他送回美国，接受一个传教士应受的教育，直到他以最优秀的成绩取得协和神学院的神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带着新婚妻子一起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继续父辈们的传教事业。
他讲一口地道的杭州话，后来又学着讲北京话、南京话还有宁波话。跟朋友一起吃杭帮菜的时候，他会叮嘱店小二“件儿要瘦”、“木郎豆腐多放胡椒”。杭州话里，“件儿”是五花肉，“木郎”是鱼头。
1908年，32岁的司徒雷登受聘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告别了过去单一的传教士生活，成为一名讲授《圣经》的教师。多年浸润于中国文化，他敏感地意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必须适应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与同事合着了当时惟一一本用中文讨论传教的专着。他在书里借用了孔子“大同主义”的理念，来描述基督教的目标，并试图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相融合。如他所愿，这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兴趣。
司徒雷登的努力有目共睹。1918年12月10日，刚刚成立不久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校董会向他发来一封充满诚意的电报，邀请他出任大学校长。
在司徒雷登看来，这的确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北平那个“最能为中国基督教运动奉献心力”的地方，去提供“亚洲最有分量的教育机会”。
1919年6月，43岁的司徒雷登校长在北平走马上任。
最受敬重的美国人
燕大成立伊始，司徒雷登的日子并不好过。学校分文不名，无人问津，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名华人，而大多数外籍教师又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更糟糕的是，常年的经费可能都有一半要落空。
这让司徒雷登费煞脑筋。为了筹款，他不得不奔走于中外富豪之间。他亦曾对朋友感慨道：“我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到自己同他们是一类人。”
校园面积的狭小和校舍的简陋使他不得不去寻找一处新校址。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司徒雷登有时步行，有时骑着毛驴或自行车，转遍了北平城的周围。
最终，司徒雷登看中了海淀区的勺园。然而，这块地亦已名花有主，被陕西督军陈树藩购作其父晚年退休养老之用。司徒雷登想尽办法，奔走各方筹足20万美元的巨款，又费尽口舌，才说服陈家父子将勺园卖给了燕京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所在地。
司徒雷登下定决心，要将燕大建设成和哈佛、耶鲁一样的世界一流大学。
作为教会大学的燕大，在成立之初就与其他学校表现得与众不同。校长司徒雷登似乎从未把传教作为办学的惟一目的。他总是更多地希望，燕大能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会之所，进而塑造出一个真正国际主义的模式来。
多年后躺在病榻上忆起往事，司徒雷登仍然会激动地表示：“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述任何真理，至于真理或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之事，学校决不干预。”
学生们都喜欢这个和蔼可亲的老校长。在燕大当老师的冰心也在文章里说起司徒雷登，“在燕大团体中，人们都萦萦爱念着我们的司徒校务长。”
在司徒雷登的鼓励下，燕京大学的学生多次在学生运动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1934年，由于反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北平高校学生举行了罢课并赴南京请愿。其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筹款，听闻请愿一事，连忙提前赶回燕大。在上海下船时，他迫不及待地问起燕大的学生是否去了南京请愿。直到确定燕京大学大部分学生都参加请愿后，他才松了一口气。他说：“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1937年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北平。许多大学纷纷南下了，司徒雷登却力排众议，坚持让燕京大学留在了北平。他认为，只有留在北平，才能给华北区的年轻人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他一边在校园里插上了美国国旗，禁止日本兵入内，一边暗地支持学生们的抗日运动，为学生们提供一切便利。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燕大长期向大后方及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输送学生，愤怒的日本兵冲进校园抓走了司徒雷登。在拷问一无所获后，日本军开始了对他长达近四年的监禁，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也就是在这段并不短暂的日子里，司徒雷登开始了回忆录《在华五十年》的书写，除此之外，他还在狱中用汉英字典给《四书》做评注，编写《中国四字成语》的小册子，希望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传到西方去。
正是由于这场监禁，在许多中国人心中形成了司徒雷登与他们共存亡、同进退、患难与共的深刻印象。抗日战争胜利后，司徒雷登的获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敏锐地指出，司徒雷登“有可能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受敬重的美国人”。
出狱后的司徒雷登第一件事就是重整校务。他四处奔走，筹募资金，推动燕大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正轨。这又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194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七十华诞，燕大师生特地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祝寿庆会，而国内各党派代表，包括以张道藩为首的国府大员，以及由叶剑英领衔的中共高层，都出席了这次庆会。蒋介石还特以一块刻有贺辞的横匾作为寿礼，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赞扬他对中国教育的伟大贡献，及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的与中国患难与共的精神。
这一年，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名誉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到底是哪国的大使？
在盛大的祝寿会结束半个月后，司徒雷登意外地接到了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大使的指令。
消息一经传出，中国各界好评如潮。上海《联合晚报》称：“中国人民的患难朋友司徒雷登博士继任驻华大使的消息传来，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突然出现了色彩鲜明的一道长虹……”
然而，大使是一个国家利益的代表，必须时刻以本国利益为先。这却与司徒雷登深厚的对华感情有着巨大的冲突。
早在1940年，司徒雷登就以一封长电文致罗斯福总统，要求美国直接以一笔政府贷款或商业贷款援华。
而1942年，司徒雷登又提出，要求美国终止在华的“不平等条约”。
种种举动，让美国国会内部对这个新任大使充满猜疑。他到底代表的是哪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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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负责帮他处理大使任内与中方互动的各项工作。在其他外交官员看来，这简直等同于让一名“外国间谍”在使馆内登堂入室。
司徒雷登却没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致函白宫，“赶紧修补美国与中共的关系”。
在司徒雷登看来，古老的中国拥有“至善理想之自由与民主之传统”。而国民党执意掀起的内战，使他眼前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他对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并逐渐把目光投向了那个领袖们还穿着补丁衣服的新政权。
经过司徒雷登的努力，美国国务院在1948年底勉强起草了一份应急计划，同意如果共产党进入南京，司徒雷登和大使馆可以留在南京，等待局势“澄清”。
等待，再等待
1949年夏，司徒雷登在南京街头耀眼的红旗下，努力地关注着中国的命运。对于未知的一切，他充满担忧。
等待是漫长的，他一天天坐在使馆里，独自起草着美国承认中共政权的备忘录。
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知道陌生的“赤色运动”将怎样改变他所深爱的这个国家。这让他感到恐惧，也让他滋生出试图力挽狂澜的责任感，使他幻想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中国。
3月10日，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请求允许他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报告中说：“我希望我不仅作为美国官方代表与共产党接触，而且也作为一个久居中国，致力于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进步，致力于造福于中国人民而联络两国关系的中国人民的朋友与共产党接触。”
一个多月后，司徒雷登的驻留南京，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中美关系将会由此生出怎样的变化吗？人们充满期待。
对此，中共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调任燕京大学学生、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同班同学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周恩来交待他，可以“作为燕京大学校友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看看他有什么要求和愿望”。（《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
4月28日，毛泽东电示进驻南京的邓小平、刘伯承等，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三天后的傍晚，黄华以燕京大学学生的身份，登门拜访了老校长司徒雷登。表面上虽是师生重逢，谈及的话题却始终没有离开国民党政权垮台后中美关系这个敏感话题。
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黄华一直谈到深夜才告辞离开，这次谈话让司徒雷登看到了与中共和平接洽的曙光。他兴奋地向黄华表示，他自己的奋斗目标是统一、和平、真正的民主政府和国际友善。
事实上，大洋彼岸的美国国务院对于与中共建交并不持乐观态度，更多流露的是对司徒雷登的怀疑。国会内部大批的反共势力更增添了司徒雷登的担心。
他将希望倾注在与中共领导人的直接会晤上，这样可使自己回国后为中共讲话更有力量。
对黄华，他声称，是根据美国副国务卿魏伯的指示，希望他在返美前可以与周恩来直接接触，而他个人则希望离华前可往燕京大学一行。
对美国，他则隐瞒了自己主动要求北上的事实。
黄华立刻将司徒雷登的要求上报了中央。
6月16日，由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在燕京大学度过他8天后的73岁生日。
这大大增强了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触的信心。他欣喜地向黄华表示，自己已经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指令，赞成他与中共联络，并在他返回美国两个月后，将以私人身份回北平，将来美国承认中共政权后，再正式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6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给南京市委去信，通知南京市委陆志韦已经去信暗示司徒，“如请求来平，可能得到中共许可。他如不再提，我们暂时不必表示，以观其变”。毛泽东又特意在信中加了一句：“待他返美前约十天左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回不去的燕京
此时已是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第59天，似乎一切等待都出现了曙光。
然而，他又迟迟没有动身。
美国国会庞杂的意见让司徒雷登焦灼不安。他让傅泾波找到黄华，希望中共能主动要求他去北平，并允许乘美机前往，以此来平息美国国内向他施加的源源不断的压力。
6月28日，黄华再次登门拜访，并告知司徒雷登，中共中央“准许司徒去燕京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司徒雷登向学生坦承，此时北上，必须得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许可，他并不能立刻动身。在急切的盼望中，他不能忘记自己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毕竟，他已经太多次自作主张，引来了国会多方的不满。
他不得不继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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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一再拖延也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不满。6月30日，周恩来电告南京市委，责成黄华严格按照28日中央的说法答复司徒雷登，并特意叮嘱，司徒雷登北上燕京及与中共当局会面两事“均为司徒所提出，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电报的最后，周恩来说：“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
7月2日，司徒雷登终于等到了华盛顿的回电，却是一封言辞格外严厉的指令。美国国会纷繁复杂的意见让艾奇逊最终放弃了与中共接触的可能，命令司徒雷登于7月25日之前必须离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离华前绕道广州，以示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情势的急转直下给司徒雷登带来巨大的打击。他不能允许自己就此离开中国。
他反抗华盛顿让他绕道广州的命令，并一再拖延，一边又命傅泾波与中共多次交涉，希望允许他乘美机北上。
他甚至想在返美停留一段时间后，再次返华，请求美国国务院拟出他“重新返华而又不违反国际惯例的某种方案”。？
抗命的司徒雷登引起了国会的愤怒。7月25日，华盛顿再次来电，勒令司徒雷登8月2日之前必须离开中国。
一切梦幻，终成泡影。
他愿意死在中国
8月2日，国会所给期限的最后一天，司徒雷登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黯然登上了经日本冲绳岛返美的飞机。
两天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震动中外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历数美国多年来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字里行间都在追问：到底是谁丢了中国？除了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推诿至蒋介石政府，司徒雷登也成了众矢之的。
懵然无知的司徒雷登却在途径冲绳岛时，未向国务院请示就擅自发表声明，称美国应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并与之保持商务关系。
此举令美国国务院上下震惊。美国国务院决定对司徒雷登下达“禁言令”，不准他的声明在国内发表，更不准他再擅自发表任何言论。
面对白皮书，中共领导人的态度格外强硬。
8月18日，毛泽东针对美国白皮书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将司徒雷登称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并宣称：“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此时的司徒雷登已难见容于中美两国，进退两难的司徒雷登说：“我是为了中国，别无其他。”
回到美国后的司徒雷登郁郁寡欢，深居简出。美国政府勒令他“闭门思过”，三个月后，心情颓败的司徒雷登在火车上中风，从此半身不遂。
那场企盼中的北上之行，至此一生未竟。
晚年司徒雷登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1949年的夏天一意孤行地北上，哪怕对国会“先斩后奏”。
1952年，燕京大学在院系重组中一分为八，所在校址则由北大迁入。从此燕大不复存在。听闻这个消息的司徒雷登惟有长长的叹息。
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溘然长逝。
生前他曾说：“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然而这个愿望永远都无法实现了。他最后的遗愿是将骨灰送回他的故土中国，在燕京大学与夫人合葬。这个愿望的实现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坎坷曲折。由于种种原因，他的骨灰最终没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燕京大学，而改在杭州落葬。
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在中美官员和燕京大学校友的注视下，永远地回到了他所深爱的这片土地。
墓碑上刻印了司徒雷登的大幅照片。
夕阳下，他眼神悠长，仿佛望向没能去往的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