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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见闻录: 无法无天的痞子运动
严家伟
2008年08月21日
毛泽东有句"名言"：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据说毛少年时代最爱的小说是《水浒》，可能那上面的打家劫舍，滥杀无辜，无法无天的绿林好汉，在毛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所以远在1927年，毛就大声赞美敢在"小姐少奶牙床上滚一滚"的农村痞子是"好得很"。他进入中南海登上龙位后，对所谓的土改运动，更是情有独钟，大抓特抓。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的故乡成都也和全大陆一样，被卷入了这场所谓土地改革（简称"土改"）的运动中。这个所谓的运动说白了，就是以"革命"或"改革"的名义，对别人（地主、富农）合法的私有财产，公开进行抢劫。而且不仅抢别人的农田土地以及与农田土地进行生产活动有关的如耕牛、农具、种子、肥料之类，还要抡劫别人的住房、粮食、衣被、金银、玉器、字画、钞票......一句话，凡是能吃、能穿、能用、能卖，特别是值钱的东西，通通洗劫一空。还美其名曰"算地主的剥削账"，分地主的"浮财"。
这个"账"，"算"得之特别，恐怕世界上超一流的数学家，也解不开它这个"无理方程式"。比如说，张三有10亩田租给李四，李四已祖了5年，每年收了多少租乘以5，叫张三全部退出来。但事情到此并未完，还要算张三的父亲，曾经拥有这10亩田多少年也得退。事情到此还未完，张三的父亲是从王五的手中把这田买过来的，王五"欠的账"也得张三来还。总之一句话，经过吊打捆斗，各种酷刑，把你家中弄得分文俱无，一贫如洗，才可望"过关"，多少人挨不到这一步，就被那些痞子活活整死，或自寻短路了。
在我的故乡成都市西外，离我家不远的洞子口乡九里堤村，土改中一个姓范的地主，一生勤劳节儉，晚年才挣得几亩田地。此时他己年老体衰，视力极差，人称"范瞎子"。就是这样一个靠勤勞而挣点财产的人，土改一来，也饶不过他。田土全被没收了不说，硬要逼他交出金银"浮财"。他哪有什么金银？交不出来，土改工作组的人便把他交给农民去斗争。这些人把他全身衣服脱光，跪在"风"谷子的风机面前，几个农村壮汉换班使劲摇动风机，泠风对着他一丝不挂的身上吹。你不交金银，就不停地吹。五十几岁的老人怎么受得了。一天下来便浑身冻得僵硬。回去发高烧死掉了。在斗"范瞎子"时最起劲的就是一个姓彭的单身汉，此人三年前穷得在路旁讨饭。"范瞎子"看见了可怜他，收留他在家作长工，范有个老婆是续娶的，才三十多岁，这个姓彭的便经常与之眉来眼去，是否红杏出墙，外人背后议论甚多。到土改时这个姓彭的，成了土改的积极分子，他硬是不依不饶，硬要说"范瞎子"藏有金银，最后把"范瞎子"整死了，不几天，范的老婆就和彭睡在一起了。这不知是整"阶级敌人"，还是整"情场敌人"？
同村还有个女地主，人称何二婶，其夫是国民党的军官，随军去了台湾。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何琳，小女儿叫何娟。何琳的丈夫是飞行员，49年她随夫去了香港。何娟留在成都当教师，才二十出头，尚待字闺中。土改中，村农协会给何二婶一算"剥削账"竟要何二婶退出5000万元（系当时旧币，大约合现在10万元左右）的"浮财"。一个小小妇女地主，哪有那么多钱？但不讲理的农会硬说她私藏了金银要她交出来。何二婶跪地叩头求饶，也根本无用。
这时村农会中有个姓姜的农民武装民兵班长，原是个乡村中的小混混痞子。见此情景顿时感到机会来了。原来土改中一般老实的农民，根本不愿去斗地主，觉得同是邻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无缘无故去整别人，也太不要良心了。但土改工作队就要来"发动群众"，给农民做"思想工作"，也就是用一套花言巧语给农民灌输仇恨意识，说"你们穷，就是地主把你们剥削穷了，我们共产党就是来解放你们，从地主手中把土地夺回来，交给你们，让你们世世代代过好日子"。多动听呀，多有诱惑力呀！而且又找来文工团之类的文艺宣传队，通过文娱节目，大肆煽动阶级仇恨。那时电影还很稀奇，农民都叫它为"电火戏"。绝大多数农村根本没有电，所以不可能演"电火戏"，最普遍的就是话剧或歌剧之类。最"经典"的剧目就是那个贺敬之胡编乱造的《白毛女》。什么黄世仁、喜儿，把这些随意杜撰的东西，戴上"革命"的神圣光环，再加上重复一千遍，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理。地主被人为的妖魔化以后，阶级斗争就被煽动起来了。特别是农村中那帮游手好闲，既不想种庄稼，又不愿做生意，但又要想吃好、穿好的混混，痞子，他们也做过发财梦，也打算过抢劫杀人，但就是有那个贼心，没那个贼胆。现在有了伟大的党和政府来给他们撑腰，不但杀人成了合法，劫财成了革命，土改工作团的干部还给他们许愿说"在土改中立场坚定，表现好的将来可以和我们一样当干部"。这真是万无一失、包赚不赔的买卖，比天上掉馅饼还好的事。所以他们斗争地主，整起人来，什么歪点子，坏主意都想得出，什么手毒心狠的事都办得到。九里堤村村农会中，那个所谓的农民武装民兵的姜班长就是这种人。
他见过何二婶的小女儿何娟，是个身材苗条清秀美丽的姑娘。不过他除了斜起眼睛多看人家几眼，背后说几句下流话过点"嘴巴瘾"外，就只有在被窝里自己去做点"性幻想"的美梦。但现在自己"翻身"了，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便跑去对土改工作队的人说"何二婶最爱她的小女儿何娟，何娟在城里教书，只要把何娟抓回来一斗争，何二婶为了疼女儿一定会把什么钱都交了出来"。这土改工作队也是有任务的，如果收缴的地主"浮财"完不成上面下达的任务，不但得不到表扬，提升，还会被批判搞"和平土改"，思想右倾，弄不好自己都得丢饭碗。所以"管他黑猫白猫，只要能把地主的银子弄出来就是好猫"。于是便同意了这姜痞子的"建议"。
那时要抓一个人，既不需逮捕证，也不要什么传唤证。只消村农协会写张白条盖个农协会的章就行了。姜班长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一个还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的小何老师抓回村里来了。农民协会不过是个群众团体，就象钓鱼协会，登山协会一样。竟然可以抓捕人，这也许又是中国特色吧！
何娟被抓回村以后，姜班长和他的几个狐朋狗友，先是逼着她去"劝"她母亲何二婶交出私藏的金银。这金银天上不落，地下不生，没有就是没有，拿什么来交？于是他们就说何娟思想顽固，要来给她"端正一下态度"，也就是斗争她。他们几个人把何娟弄到一间屋里去，对她似乎特别"客气"、"照顾"，既不打，也不捆。几个人你拉一下，我扯一下，这个撞过去，那个抱过来。借口何娟身上藏有金银、钞票，进行"搜身"检查，乘机就在人家身上乱摸乱捏......用尽了猥亵、调戏、侮辱的各种手段。此时何娟这个弱女子，如同一头羊，落在狼群中一样，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答，斗争地主的女儿谁敢来过问？何娟老师不堪凌辱，最后投水自尽。一个有知识的花季少女就这样凋谢了！身后还落得一个"坚持反动立场，自绝于人民"的罪名。
何二婶痛断肝肠，几天不吃不喝，终于也随女儿一道去了。土改中整死一个地主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谁也不会来过问，谁也不敢来过问！
这场土改，通过痞子们的"努力"，把大量的民间财富搜刮一空。其中90‰以上都流入党国手中，少数残汤剩菜如衣被，农具，日用品等物，农民也确实得到了一些好处。尤其是农民按人分得了田土，还正重其事地颁发了田契给农民。上面盖有鲜红的官印。并说"这田土就永远归你所有了，这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啊"！许多农民真是感动得痛哭流涕，高喊"GC党万岁！M主席万岁"！
但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毛太祖欲擒故纵，欲取先予的"伟大战略部署"。还没等农民高兴完，农业合作化运动便接踵而至。不过五、六年时间，人民公社不仅将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甚至锅盆碗盏都一下收归"集体"所有，实际上就是党国所有了。什么"田契"，废纸一张，农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农奴。农民才如梦初醒，但一切都迟了。我当时亲耳听见一个农民愤怒地骂道："我们现在穷得仰起睡，还有条球，趴着睡，球都没一条"！话是粗俗了点，但却不是假话。
《暴风骤雨》、“暴力土改”及其它
杨奎松先生的《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一文以史料说话，很有说服力地展现了当年中共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概貌。
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目的，几十年来官方的说法是为了“改变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目的既然如此崇高、正大，则在其革命历史宣传体系中土改运动的过程也自然是非常合理的。在这方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当属敝乡“革命作家”周立波出版于1948年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它的故事背景是1946年到1947年的东北，中共“土改工作队”的萧队长率队进驻元茂屯开展土地改革，通过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提高了贫苦农民的革命觉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最终战胜了以恶霸地主韩老六和杜善人为代表的与国民党暗中勾结搞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取得了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整个小说给人的印象就是好人打败坏人，大快人心，扬眉吐气，好一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景象。
但是，土地改革运动真的就如此这般地正面和崇高吗？近年来许多历史学者已经著文指出它“发生了严重的‘左’倾偏差”，有的更直指它是以极为激烈的手段“剥夺地主富农土地财产”、“将地主富农打入‘另册’甚至乱打乱杀”的“暴力土改”。杨奎松先生的《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文中披露：“刘少奇在1950年对苏联大使的谈话中曾经透露了一个数字，即‘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仅仅一年多时间就能“消灭”25万人，看来说是“暴力”毫不为过。
怎么个“暴力”法？据杨文披露，对那些被认定为地主的人，一般的“打耳光、跪瓦渣、浇毛粪、剥衣服”等侮辱性体罚算是轻的，被“捆绑吊打”而“被活活打死”很正常，被“用捅刺刀、砸核桃或开膛破肚的残忍方法处死的”也不在少数，还有的更“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直刮到骨头，最后被刮死”。不光是一般的地主，就连在抗战期间支持中共的“开明士绅”乃至一些中共干部的家属也不放过，比如在贺龙和李井泉主政的晋绥区：“泉台三井镇一户康姓中农被错定为富农，父子6人被打死2人，被逼自杀3人，家产被没收一空，剩下的唯一一个儿子在八路军某区任政委，得讯后赶回，‘亦愤而自杀’。”“开明士绅王作相被打死以后开肠豁肚，尸体被扔进黄河里。”“晋绥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被遣送回老家固贤交群众审判，惨遭殴毙。”“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被武装押送回老家黑裕口进行批斗，当场被政府宣布撤销其副议长职务，并将其家人扫地出门。”“已将全部财产捐出的开明士绅牛友兰被强行要求交出不存在的底财，竟把其在晋西北行政公署做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也拉来陪斗，并且当场让人用铁丝穿了牛友兰的鼻子，让牛荫冠用铁丝牵着其父游街。”等等等等。许多这样的历史事件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中都被严密地掩盖着，反映出其时“暴力”的怵目惊心。
更有甚者，“暴力土改”中的一些做法，比如所谓“走贫雇农路线”，也波及到了中共领导的军队中。杨奎松文中就提到，当时“陈赓纵队中一些出身贫雇农者……对出身富裕家庭的干部进行财产搜查，一直搜查到陈赓本人。非贫雇农出身的旅长团长们更被罚去站岗放哨。陈赓召集会议怒斥此种作法时一些领导人还拒不接受，……甚至有人当场散布说：‘他（陈赓）是地主家庭出身，不能听他的！’陈赓为此不得不致电中央，要求中央出面解决。”显然，如果不是内战已起，军队中也难免会像十几年前江西红军“肃反”时那样闹出“自己人杀自己人”的流血事件来。
那么，土改中的“暴力”是不是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这“暴力”是不是被像《暴风骤雨》小说中写到的韩老六和杜善人之类的“恶霸地主”的破坏活动引发的？应该说，当时的地主、富农对土改是不可能高兴的，但他们绝大多数人面对那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肯定是无力更无心反抗的，相反，在“暴力土改”威胁到他们的生活乃至生命时，他们唯一的“反抗”只能是逃亡。据杨奎松文章说：“最典型如山东根据地，因为普遍乱打、乱抓、乱杀及将地主、富农甚至中农扫地出门，导致大批受到冲击的地主和农民举家逃亡，仅胶济线东段四五个县就有十多万人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乘机将逃亡的地主分子组织起来，组成武装还乡团进行报复。”记得以前有许多“革命战争影片”中表现过一些残忍可恶的“还乡团”，那些人对革命者充满仇恨，原来他们就是在土改中被没收财产“扫地出门”的人。另外，杨文中也提到，1947年“东北松江省委负责人张秀山7月初还公开主张农民对地主的打击越激烈就越人道，强调农民的斗争‘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约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这正是小说《暴风骤雨》的真实背景，可见这部小说能否反映历史还值得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