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鸟fate zero:曹景行 网易对话 谈新闻评论

两会新闻采访有点像赶集

@网易新闻：曹先生您好，您一直在坚持报道全国两会，我们想了解一下，今年两会您觉得变化最大的地方是什么？特别是在政府和媒体这块的交流上。

@曹景行：要说整体两会变化最大的是谈民生很多，这是最大的特点，民生也谈得很实际，比如房子问题、儿童学前教育等等。

媒体今年两会的表现，因为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一些其它的工作，不像前两年那样在现场拿到记者证采访，但我看了电视报道以及现场同事的介绍，今年好象更加热闹，来采访的记者增加了许多，尤其是新媒体，以前新媒体在这种大活动上基本是被边缘化了，但现在新媒体也是主流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地方媒体来得特别多，记者比较年轻，有不少都是第一次采访两会，那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两会有它的特点，第一次来未必能找到门道，所以有不少地方来的记者不知道怎么回事，来这么多官员、这么多代表，这么多政协委员，想要认识他们不容易，所以认人变成了最大的本事，认的人多就采访得多，如果认的人少，只能跟在人家后面，那就比较困难，这是今年的特点。

主持人：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报道两会，点评、评论，您觉得报道两会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曹景行：到现场做新闻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想，但如果做新闻不到现场干脆就不要做新闻了，包括新闻评论。从2002年开始我们就有条件，做新闻评论的人也能到现场，凤凰卫视大概是第一个作为评论员进入到人民大会堂的，从十六大到后面的第十届人大、第十一届人大……这样一届届过来，感觉每年这个时候是为我们整个中国把一把脉（的时候），这是做评论很重要的，医生最重要的是把脉，要了解中国也要把脉，两会是最好的把脉机会，一年里一次，这么多部长、省长、官员，还有各方人物，包括高层的，都会在这个场合集中起来发表看法，你有机会采访他们，堵住他们，弄个不好摔了跟头也会撞到名人，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是不可能的，所以两会对我来说有一种很难得的感觉，我们国家今年到底怎么样了？可以通过两会来了解。再就是两会特别热闹，可以感受到一种气氛，别的地方没有，我一直认为两会新闻采访有点像赶集，像北京过年时地坛的庙会，这么多省市、地方都铺开了摊子，看你怎么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两会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是媒体界、新闻界朋友一次聚会场合，甚至是海内外，平时很难得聚到一起，但每年两会上这些老朋友、老同行基本都会来，白天采访，晚上聚聚会。每年的这两个星期，如果你好好观察、采访、抓住有趣的时刻，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但如果你抓不住门道，不知道这些代表、官员讲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就不会知道两会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慢慢地你会抓住当中真正的含义。

我最关注的是整体中国现在安稳不安稳

主持人：今年我们在网上搜索您的名字，再加上您点评的主题，发现您几乎把所有领域都点评了一遍，对您个人来说，除开工作范围，您最关注哪方面呢？

曹景行：可能（关注的是）整体中国现在安稳不安稳。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社会矛盾有所积累，政府也在调整政策，我们评论过的都是一个个具体问题，但综合起来，我从春节到两会一直在观察思考的就是，现在对我们中国现状有各种描述，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担心，世界上其它国家各有各的想法，到底怎么样，我想两会期间是很好的判断。

包括未来，我们一些做法能不能使我国目前这种比较好的发展状况维持下去，积累起来的矛盾如何化解，新产生的矛盾有哪些，有没有解决方式，可能会有哪些突如其来的冲击，有没有办法应付，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这件事情之后中国在世界上处于怎样的位置和格局，这些都是大问题。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世界对中国的描述是什么，经过两会观察现在得出的结论，您自己的描述又是什么呢？

曹景行：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可能很精确，往往会有失偏颇，中国发展到今天，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发展这么快，有些人一定会很担心，认为中国强大发展后会对其它国家造成压力，这是一个类型；

还有一个类型，从我们各种各样的报道中知道原来中国有这么大的问题，其它国家会闹事出问题，中国会不会闹事出问题，这些是现在海外媒体比较关注的。我们就要用自己直接的观察来了解，不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瞎嚷嚷乱吵一顿，你得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样，才会有把握对中国自己的事情给出说法，现在的两会就是很好的机会。

主持人：有些媒体记者报道两会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某个领域的问题在这几年间都没有进展，碰到这种情况，作为媒体应该如何报道？

曹景行：对这种大家长期关注的问题，如果你有实际体会，不是（通过）看报纸、看电视，或者只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探讨，而是到这些实际的地方多走走、多聊聊，就会看到变化，也会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症结在什么地方，这样你对这些问题评论发言时才有资格，也比较符合客观事实，所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多跑、多看、多听听，和各方人物都聊聊，然后再自己思考。    

主持人：尽量扩大信息源？

曹景行：不光是扩大信息源，而且最好是第一手。

能采访到高官是因为混得脸熟 

主持人：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高端访问，这对任何传媒界的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您是怎么突破的？

曹景行：一般是依靠媒体，高端人物接受访谈不会因为采访者是谁，更多是因为你的平台是谁，所谓高端访谈都是借助比较有影响力的媒体在做。也许还有一些，因为做了这么多年的电视评论，不少高端人士对这方面感兴趣，看得多了、脸熟了，也许也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谈得开，这也是一个原因。

主持人：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年在汶川采访到胡锦涛主席的过程？

曹景行：这比较特别一点（笑）。

我们去的时候并没有想法，（没想过）要怎么做，因为正值兵荒马乱，灾情严重，我们自己的行程都没什么安排，我对凤凰卫视说，如果凤凰卫视香港派不到更多人，需要人的话我可以去，把课停一个星期，学校同意我这样做，学生也非常支持，凤凰卫视就马上回应，他说能够去，最后我就和助教两个人赤手空拳地去了，没有任何接应，因为所有去的记者都是这样，到了那边不知道谁来接你，没有车，也没有人给你准备吃的、住的，全部由自己解决。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首先是到那边，找到朋友的车，再找谁能提供摄影机，这些都要落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和已经去的同事们汇合，所以当天就和已经在那边采访的，去了四天的凤凰记者胡玲汇合了，汇合后就分析我们到底怎么采访，因为温家宝总理去了几天，我们判断，也有一些消息说17号这天胡锦涛主席会去灾区，冲着这个方向，就变成了我们这天采访的主线，别的都可以换时间采访，今天胡主席来了，我们希望能够截住他。

但他到底去哪儿了没有任何信息，灾区这么大，胡玲从她四天的采访经验中判断，还是应该在绵阳。当时从香港来的子令（音）到了都江堰，我们觉得还应该是绵阳，绵阳那边有点消息，结果我们一早三点就起来准备，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公路可能不会开，所以三点就过去，到那边刚天亮，从成都过去三个小时，天亮后去看了看街上的情况，发现有两个灾民收容中心，一个在体育场，一个在体育馆，我们发现体育场这边进出查得比较严，体育馆那边几乎没人管，我们就判定体育场这边今天会有事儿，（当时）已经不让记者进去了，要想办法进去。胡林先进去，把摄像机放在一个大包里背在身上，我的助教以清华大学志愿者的身份进去了，因为进去的人要吃饭，我也要吃饭，买了两大袋麦当劳，穿着我们的T恤，就这么提着麦当劳进去，人家以为我是送餐的，进去后下午三点，胡主席和一些陪同官员来了，到那儿以后我们才知道，胡主席先去视察了汶川，回来以后到绵阳。之后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采访到，来了并不意味着能采访，因为这不是公开的，没有其他记者，除了当地陪同的、中央台的、要闻跟着的，没有，所以胡锦涛进来时就要想办法争取采访机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叫，然后我们就放大声音叫“总书记！”他看到我们了，就走了过来。

当然，真正能够把这条新闻做成，很不简单的是胡玲，我的同事，因为现场很乱，特别是还有保安，当我们开始采访的时候我们的摄影记者被推出了人群外，这时胡玲把她本来正在采访的话筒扔到我手里，自己把摄像机抢了过来，把整个采访拍完。所以这是一次很不容易的采访经过，作为我来说，没想到这次能采访到，也没想到这次的采访过程会这样，事先完全没准备好，但在现场大家用自己的经验随机应变，如果当时胡玲不把机器抢过来的话，这个采访就只有声音、没有画面，做电视就惨了（笑），这次也是我做新闻现场采访中很特别、很难得的一次，说到底，实际上应该是胡玲的采访，只是因为他后来要扛机器就变成了我的采访（笑）。

互联网在香港和台湾都不像大陆那么活跃

主持人：你们之前被称为“两岸三地新闻人”，根据你们的经验，能否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三地新闻气氛最大的不同呢？

曹景行：“两岸三地新闻人”，现在开始有了一些，八十年代后期我到香港，就是所谓的“两地”，后来到台湾采访，第一次去台湾是1993年，现在经常访台湾，当时的情况下“两岸三地做新闻”的机会非常少，而现在机会非常多，大家可以随便跑，去香港、台湾都很容易，这也是一种变化，差不多二十年。当然是因为环境不一样而有很大的不一样，简单来说，我们这里是既遵循市场化，又有一定管制，看来空间小一点、约束大一点，但另一方面，这个舞台又大得不得了，一做就有多少千万，就像你们做网站，互联网在香港和台湾都不像大陆那么活跃，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舞台太小。

主持人：基数本身不够大。

曹景行：大陆的舞台实在太大，做什么，只要稍微有点影响力就可能成功，这就是大陆媒体的环境。

香港地方小，高度市场化，一切都跟着市场走，市场因素有时候很可怕，市场因素使得你的新闻空间变得很窄小，因为市场是跟着社会走的，香港社会几百万人的需求也许对一些真正应该注意问题的兴趣比梁洛施、李泽楷的事儿要小得多得多，但就是这样，也许你会为许多看起来相当无聊的新闻花很多时间，真正应该关注的根本不理睬，尤其是世界大势，因为香港环境就是这样。台湾市场化，又加上党派分裂，这是在大陆和香港感受不到的，香港也有不同党派，在九七回归时分裂很厉害，媒体左右派斗得很厉害，但慢慢地现在政治分隔相对小了一点。而在台湾，蓝绿（两个阵营）分隔非常厉害，看亲民进党的绝对不会去看亲国民党的，亲国民党的不会去看亲民进党的，这时做新闻的人如果政治倾向和你所处的媒体不一样，就根本待不下去。还有就是商界干扰很厉害，因为现在传统媒体都不太好做，越是不好过经济压力就越大，各种各样新闻专业的原则都可以因为商业需求而抹掉，现在商业渗透香港、台湾媒体非常厉害，不少资深新闻人做不下去，辞职了、改行了，（因为流于）低俗化，跟着收视率走，这种做法在台湾很少就产生了恶果，做出来的很多都是垃圾，没办法。

主持人：您觉不觉得内地这几年媒体和商业化的结合也非常紧密？

曹景行：对啊，但毕竟还有一个体制来制衡，太过分了也许政府管一管，下个令还会有点效果，在香港和台湾就没有这方面的利益平衡，但在香港和台湾那种市场化、唯收视率（环境中），商业渗透也很厉害。

在这里做新闻更多的是政治考虑

主持人：谈到了体制的不同，内地新闻发言制度大概二十年了，但和香港比起来区别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看不到非常激烈的场面，互相的质问，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

曹景行：媒体不同，你面对的是不同的媒体，所以解决的方式、对付的方式也不同。

主持人：但凤凰卫视在香港采访和在内地采访，同一家媒体的采访方式还是不一样？

曹景行：应该差不多，但环境不一样，手法也不一样。我可以感觉到中国大陆发言人，从2003年开始我们开始参加第一批省部级新闻官培训开始，再到现在，开始重视新闻发言人了，但大部分体制下，新闻发言人的独立性相比西方、香港台湾要差，更多受到了他们上级意愿的左右。还有一点，大部分媒体的构成和港台不一样，香港十几份报纸、几家电视，同质化，互相差不多，他们竞争非常激烈；而我们这里往往是地方有一个本地媒体，还有其它省市的媒体、国际媒体、港台媒体、境外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主要还是跟官方媒体、自己的媒体打交道，性质本身和海外媒体不一样。

主持人：作为一个媒体人，怎么在香港、内地两种不同的气氛下做到尽量接近真相呢？

曹景行：这要看你本身怎样判断，首先看你自己对真相把握住没有，对一件事情的真相是出于主观的判断，还是已经有了足够了解，花工夫多看多跑，甚至是去追求真相。再有一个就是你的媒体环境，这是很不一样的，在香港碰到一个很好的新闻素材，也许媒体非常高兴，做得很大，也许就不让你发，因为可能会得罪某个老板，得罪了广告商，容易碰到这种环境。在这里更多的是政治考虑，每个地方不同的媒体有自己不同的空间，所以往往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离开，待不下去，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你在的媒体里有多少空间，怎么把它用好，同样的空间也许你可以更多说出真相，同样的空间也许你可以争取更多机会报道，而且，在同样的空间里，也许你能够争取多讲一些真话，多讲一些老百姓认为对的真话，这要看你自己了，当然，你也可以不讲这些，做得一般但日子过得很好，这就是不同的选择了，包括不愿意做了改行的，也是一种选择。

主持人：您的选择是什么？

曹景行：我的选择是在已有的空间下尽量做到观众比较愿意接受，认为比其它的好，能够达到这点，作为新闻人大概只能如此了。

主持人：也是让观众尽量了解一件事情发生的原因？

曹景行：尽量了解，或者把观众想表达的想法表达出来，但如果环境不让你表达，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也只能够在这个空间中把这块去掉。

“名”来得太晚了，只当捡来的

主持人：您觉得媒体人、评论人在公民教育推广这种普世价值中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曹景行：我经常说我们是“打新闻工”，打工的，但确实不一样，你打的是“话语工”，尤其是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更加突出，有了互联网，网友都有了话语权，当然不一定是像电视这么大的媒体话语权，至少你可以表达。

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有了话语权，讲什么东西你要有自己的思考，一方面是你自己的想法，所谓普世价值，在我看来真理都是普世价值，一些东西，当你讲出来时首先要看你自己相信不相信，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相信，非得去编一套，那就没有价值。当然，你自己相信的、你觉得准确的东西，未必都可以讲，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主观的。另一方面就是观众愿不愿意听你，愿不愿意一直听你，这在于你（的信息）里所表达出来的价值，如果你的价值是大众不能接受的，他们不仅不会听你的，在现在可能就会收到一大堆板砖，这就是检验吧。

主持人：大众并不一定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时候板砖扔过来，可能少数那方才是真理。

曹景行：所有都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客观世界的发展，从哲学角度来说，主观是在不断接近客观真理的，不可能取代，只能不断接近，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大家都在发展，观众也在发展，你想，网络刚刚开始时大家想的是什么，现在大家聪明得多了，复杂得多了，哪有那么简单，他在看你，而你自己也在发展，在看世界，这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对错是非。

主持人：放到媒体这个圈子里来看，大家都认为您是名嘴，也有人觉得媒体圈其实是名利场，从业这么多年，您对此的体会是什么呢？

曹景行：“名嘴”这个说法对我们做评论的人不是太合适，甚至对所有做言论的人都不是太合适，嘴里讲出来的东西还是要通过脑子，除非是人家帮你设计好，你只是口头表达，当然，我们做评论的不是这样，没有任何人帮你设计，也没这样的资源，我们做评论连班子也没有，助手也没有，光杆司令，就是自己想什么说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做评论的用“名嘴”这个说法不太贴切。对名利来说，我想不奇怪，每个人都会思考到名和利，我们这个年龄，经过我国的大变化，起伏太大，大多数时间就是谋生，除了自己谋生以外能够让家里生活还稍微可以的，那就差不多了，就是这样。

至于“名”呢，是很偶然的因素，对于我们来说，以前做电视前我们写东西，做了电视，人家认识你了，所谓有了名，这种“名”来得太晚了，也太突然，所以我不怎么当回事，只当捡来的，我一直说后来做了电视，很多东西都是捡来的，捡来宝贝当然也喜欢，但捡来的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得，没有它也活得下去。

   来源：中国网 专供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