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虾皮:国人大迁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5:57:46
国人大迁徙？
钟信 上海 (2005-12-28)
《联合早报网》
年关将近，交通部门已经开始预计中国的今年的春节春运大潮，届时将有20亿人次的大迁徙，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区域性人口迁徙。
《吕氏春秋》中说：“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试想，广东，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那排成长龙的购票队伍，他们漫长的归途，除了归心似箭的喜悦，恐怕付出更多的还是辛苦和无奈。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除了增加交通部门的利润，无论如何也不是全社会的一次福利增量；同时由于绝大多数人仅仅是为了空间上的移动，而不创造国民财富，造成整个社会资源和时间的浪费。20亿人次的时间和人力资源，如果折算一下，中央政府也许可以调动起来成为几千亿--相当于我们再建一个三峡大坝的力量。仔细想想，20 多年来，春运背后是发生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不合理的迁徙现象。
在20年的时间内，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所在地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与此同时，整个中国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已经从典型的农业社会转型为1：3：1（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大约比）的工业社会。 但是相当多的农业人口却没有跟上经济城市化的脚步，相当多的不发达城市人口也没有机会成为发达城市的人口。所谓的“哪里来，哪里去” 现象在中国几乎没有大的改变。说春运是中国人的大迁徙，其实中国人没有迁徙 ！
这涉及到国家三个经济要素中最后一个没有市场化的要素—人口， 所谓的市场化，就是指和其他的两大经济要素--资金，技术一样的可以自由流动，自由配置。
包括春运在内，人们目前的移动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的流动，短暂的流动。而正是这个流动，反映了社会的不流动。如果你是四川来上海打工的农民，但全家已经成为上海市民的话，你还会在春运的高峰挤着长队买涨价的车票回四川吗？ 所以这个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经济要素在我们国家还是没有最高效的流动配置起来，同时也让宪法中公民的迁徙自由成了一句空话。
根据现代契约社会的经济理论，一个人的自由不仅仅是人身自由，自由走动的自由，更包括契约保证的经济自由。典型的问题就是我们重复讨论的社会保障问题。
比如养老金，公积金。 直到今天，由于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有意无意的缺乏协调，人口的自由迁徙仍然没有实质操作起来。比如你在这个城市交纳的公积金，是不能带到另外一个省份或城市使用的。同时你又无法越过许许多多的壁垒，成为所在地的居民。
“农村像非洲，城市像欧洲”。说的是我国发达地区的继续发达，落后地区的继续落后。人口迁徙背后隐藏的就是发达地区甩掉包袱给本来就已经落后的地区。即你来劳动，可以；但是你的税收和福利基金却要留在本地，不可带走。 你的孩子上学，对不起，要交借读费，或者所谓的城市增容费，即一种把好处留下，全部负担仍然留在原地的一种变相掠夺政策。同时，由于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加之迁徙过来的庞大临时人口，（对这部分人口又不需要福利，医疗，保险的负担）可以继续维持一个低成本的制造优势。因此，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东西部差距反而越来越大，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惠及到贫困地区的多数人口。而这样的大规模春运恐怕也还将在中国继续较长时间持续。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其结果却是部分地区的繁荣，高就业，高增长，同时是以牺牲其他落后地区的福利为代价的扭曲结果。
典型的例子是目前一些发达城市人口出现老龄化，和负增长，但是其贡献劳动力却从未减少，本籍户口人员福利增加，外来人口依旧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靠“剥削”落后地区的青壮劳力，同时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的负担全部甩给其原籍所在地，并不公平的收取一些暂住费用。
反之，如果我们采取政策，撕破这个地方保护的口子，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步的社会保障制度，公民就会用脚来投票，保证自己的利益。
比如前期珠江三角洲的民工荒，就是对20多年来的工资零增长的用脚投票， 向长江三角洲转移。
在用脚投票的制度下，目前国内外已经出现企业法人的迁徙。比如，美国的成本太高，跨过公司就会办到中国来，哪天中国太高，就会办到越南去，到印度去。（事实上已经在发生）。在国内，上海的企业觉得外地的政府服务更好，综合成本低，就会迁到比如安徽去。这种自由的资源配置，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最高效率，同时也自发的消除了地方经济差距。人口的迁徙将是下一个热点问题。
有趣的是在封建社会，各个诸侯国君主却在做一些与当前地方政府排斥性政策相反的事情，即尽量拥有越多的居民户口，那是因为古时候的政府对居民时没有提供福利的义务的。相反，居民纳税，服兵役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个“净赢”的机制下，人口越多，诸侯国的财富就越多。比如赵国的居民如果跑到秦国去了，那是赵国的失败，因此对居民流动移动出去管理的非常严。像范椎，为了从齐国逃到秦国，一路千辛万苦，甚至还是靠人帮忙，才得以出去。（当然也有过个别时期的限制进入政策，比如有目的的驱逐说客，是政治斗争的特例）。而我们今天的地方政策，却是限制进入的政策。但是这种限入，却不是人身上的限制，而是契约限制，或者叫福利限制， 是地方政府的一种“净赢”，赢了生产力，税收，福利。
从国家角度看，净输是因为没有得到高生产效率而导致的资源浪费。整个中国在产业链中的分工将在长时间内以第二产业，加工业制造业为主，这意味着我们赖以取胜的低成本是靠较低的工资和庞大的待就业人口维持。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严峻事实。如果相应的机制限制劳动力要素进一步合理分配的话，会继续扭曲资源分配，丧失我们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尽管可以维持目前的部分发达地区的继续繁荣。
以上是关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现象，而顺便谈到的西部大开发问题却是相反的例子：劳动力要素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转移的特例。但是背后的因素却是一样的。为什么？
同样，资金和技术没有问题，但是这次转移的不是廉价劳动力，因为西部本身就不缺乏，而是另外一种高层次的所谓昂贵劳动力-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去呢？答案很明显，正是不原意放弃已经在发达地区的获得的高福利成本，比如上海户口和伴随的上海医疗教育保险等。在这样的刚性地方政策下，一旦出去，家庭迁回的机会成本就非常大了。除了50年前我们用指令性的强制手段取得一定的成功外，今天的市场经济规律要求我们从制度上解决这个全局性的问题，否则难以奏效。
说到底，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祟，而这个因素将面临全球范围WTO带来的国际大开放的挑战，前期发生的所谓暂住证，户口，孙继刚事件，都不过是改革过程中的地方保护和既得利益集团发出的杂音罢了。
和谐执政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最大的执政转变，即从纯商业经济色彩极浓的GDP 考核到建立以人为本的公民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尽管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管理经验，但是对一个国家最为机动，最复杂的的要素—人口—的管理恐怕才刚刚开始。相对发达国家出现的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我们如何将一个整体生机勃勃的年轻民族带向繁荣，把人口压力的负担转化为增长的动力和财富，将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大课题。目前中央提出的全社会保障机制的深意恐怕就在于此吧，真所谓“用民之论，不可不熟”。
钟信 上海 (2005-12-28)
《联合早报网》
年关将近，交通部门已经开始预计中国的今年的春节春运大潮，届时将有20亿人次的大迁徙，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区域性人口迁徙。 《吕氏春秋》中说：“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试想，广东，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那排成长龙的购票队伍，他们漫长的归途，除了归心似箭的喜悦，恐怕付出更多的还是辛苦和无奈。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除了增加交通部门的利润，无论如何也不是全社会的一次福利增量；同时由于绝大多数人仅仅是为了空间上的移动，而不创造国民财富，造成整个社会资源和时间的浪费。20亿人次的时间和人力资源，如果折算一下，中央政府也许可以调动起来成为几千亿--相当于我们再建一个三峡大坝的力量。仔细想想，20 多年来，春运背后是发生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不合理的迁徙现象。
在20年的时间内，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所在地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与此同时，整个中国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已经从典型的农业社会转型为1：3：1（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大约比）的工业社会。 但是相当多的农业人口却没有跟上经济城市化的脚步，相当多的不发达城市人口也没有机会成为发达城市的人口。所谓的“哪里来，哪里去” 现象在中国几乎没有大的改变。说春运是中国人的大迁徙，其实中国人没有迁徙 ！
这涉及到国家三个经济要素中最后一个没有市场化的要素—人口， 所谓的市场化，就是指和其他的两大经济要素--资金，技术一样的可以自由流动，自由配置。
包括春运在内，人们目前的移动都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的流动，短暂的流动。而正是这个流动，反映了社会的不流动。如果你是四川来上海打工的农民，但全家已经成为上海市民的话，你还会在春运的高峰挤着长队买涨价的车票回四川吗？ 所以这个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经济要素在我们国家还是没有最高效的流动配置起来，同时也让宪法中公民的迁徙自由成了一句空话。
根据现代契约社会的经济理论，一个人的自由不仅仅是人身自由，自由走动的自由，更包括契约保证的经济自由。典型的问题就是我们重复讨论的社会保障问题。
比如养老金，公积金。 直到今天，由于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有意无意的缺乏协调，人口的自由迁徙仍然没有实质操作起来。比如你在这个城市交纳的公积金，是不能带到另外一个省份或城市使用的。同时你又无法越过许许多多的壁垒，成为所在地的居民。
“农村像非洲，城市像欧洲”。说的是我国发达地区的继续发达，落后地区的继续落后。人口迁徙背后隐藏的就是发达地区甩掉包袱给本来就已经落后的地区。即你来劳动，可以；但是你的税收和福利基金却要留在本地，不可带走。 你的孩子上学，对不起，要交借读费，或者所谓的城市增容费，即一种把好处留下，全部负担仍然留在原地的一种变相掠夺政策。同时，由于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加之迁徙过来的庞大临时人口，（对这部分人口又不需要福利，医疗，保险的负担）可以继续维持一个低成本的制造优势。因此，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东西部差距反而越来越大，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惠及到贫困地区的多数人口。而这样的大规模春运恐怕也还将在中国继续较长时间持续。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其结果却是部分地区的繁荣，高就业，高增长，同时是以牺牲其他落后地区的福利为代价的扭曲结果。
典型的例子是目前一些发达城市人口出现老龄化，和负增长，但是其贡献劳动力却从未减少，本籍户口人员福利增加，外来人口依旧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靠“剥削”落后地区的青壮劳力，同时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的负担全部甩给其原籍所在地，并不公平的收取一些暂住费用。
反之，如果我们采取政策，撕破这个地方保护的口子，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步的社会保障制度，公民就会用脚来投票，保证自己的利益。
比如前期珠江三角洲的民工荒，就是对20多年来的工资零增长的用脚投票， 向长江三角洲转移。
在用脚投票的制度下，目前国内外已经出现企业法人的迁徙。比如，美国的成本太高，跨过公司就会办到中国来，哪天中国太高，就会办到越南去，到印度去。（事实上已经在发生）。在国内，上海的企业觉得外地的政府服务更好，综合成本低，就会迁到比如安徽去。这种自由的资源配置，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最高效率，同时也自发的消除了地方经济差距。人口的迁徙将是下一个热点问题。
有趣的是在封建社会，各个诸侯国君主却在做一些与当前地方政府排斥性政策相反的事情，即尽量拥有越多的居民户口，那是因为古时候的政府对居民时没有提供福利的义务的。相反，居民纳税，服兵役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个“净赢”的机制下，人口越多，诸侯国的财富就越多。比如赵国的居民如果跑到秦国去了，那是赵国的失败，因此对居民流动移动出去管理的非常严。像范椎，为了从齐国逃到秦国，一路千辛万苦，甚至还是靠人帮忙，才得以出去。（当然也有过个别时期的限制进入政策，比如有目的的驱逐说客，是政治斗争的特例）。而我们今天的地方政策，却是限制进入的政策。但是这种限入，却不是人身上的限制，而是契约限制，或者叫福利限制， 是地方政府的一种“净赢”，赢了生产力，税收，福利。
从国家角度看，净输是因为没有得到高生产效率而导致的资源浪费。整个中国在产业链中的分工将在长时间内以第二产业，加工业制造业为主，这意味着我们赖以取胜的低成本是靠较低的工资和庞大的待就业人口维持。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严峻事实。如果相应的机制限制劳动力要素进一步合理分配的话，会继续扭曲资源分配，丧失我们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尽管可以维持目前的部分发达地区的继续繁荣。
以上是关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现象，而顺便谈到的西部大开发问题却是相反的例子：劳动力要素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转移的特例。但是背后的因素却是一样的。为什么？
同样，资金和技术没有问题，但是这次转移的不是廉价劳动力，因为西部本身就不缺乏，而是另外一种高层次的所谓昂贵劳动力-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去呢？答案很明显，正是不原意放弃已经在发达地区的获得的高福利成本，比如上海户口和伴随的上海医疗教育保险等。在这样的刚性地方政策下，一旦出去，家庭迁回的机会成本就非常大了。除了50年前我们用指令性的强制手段取得一定的成功外，今天的市场经济规律要求我们从制度上解决这个全局性的问题，否则难以奏效。
说到底，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祟，而这个因素将面临全球范围WTO带来的国际大开放的挑战，前期发生的所谓暂住证，户口，孙继刚事件，都不过是改革过程中的地方保护和既得利益集团发出的杂音罢了。
和谐执政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最大的执政转变，即从纯商业经济色彩极浓的GDP 考核到建立以人为本的公民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尽管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管理经验，但是对一个国家最为机动，最复杂的的要素—人口—的管理恐怕才刚刚开始。相对发达国家出现的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我们如何将一个整体生机勃勃的年轻民族带向繁荣，把人口压力的负担转化为增长的动力和财富，将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大课题。目前中央提出的全社会保障机制的深意恐怕就在于此吧，真所谓“用民之论，不可不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