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张国焘长征博弈赢得命运大机遇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6月30日 17:05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毛泽东思想演绎的历史和解读》
　　作者：祈福小舟
　　本书简介：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能与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思想意识形态只有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都曾经在中国社会各层面得以广泛推广，在中国社会各层面形成了影响持久的思想、伦理和道德规范，缔造了新的社会价值理……[连载内容]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

　　人生是永不停息的博弈过程，作为博弈者，最佳策略是最大程度地利用游戏规则。但这必须有个前提，如果你离开双方相互适应的简单原则，那么你的聪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任何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则，党内权利斗争这个博弈游戏自然也是如此，这就是党章和惯例。虽然规则可以随情况的改变和党的需要修修补补，但是只要规则存在，你就必须服从它，否则就要吃大苦头！张国焘就是企图通过党内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人，这说明他具有某种“创新”精神，他试图在党内通行的规则之外另搞一套！最终结果就是：作为个人和他的追随者，将为挑战规则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终方向始终无法落实，向西已经快到尽头了，这样走下去不能不让人恐怖而绝望，这支队伍显然需要一个短期的明确目标！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指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当日，中央红军占领芦山，接着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向懋功前进。

　　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四方面军转交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给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先头团已于8日占懋功，大部正在向懋功开进，先头部队向达维开进，对敌军筑工事、警戒，掩护你们会合。“今日汇合，士气大为振奋，西征军艰苦卓绝之奋斗，极为此间指战员所欣服。”

　　这次会师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难得的一次休整喘息的机会，中共中央需要充分利用红四方面军的资源来确定新的战略目标，以此摆脱目前困境，所以对红四方面军的掌控变得重要且敏感！这也决定了中央对张国焘的意向格外关注，并对其存有强烈的戒备心理。隐藏在幕后的角力已经在两个方面军的领导团队展开，这就是红军主力的今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

　　正如李先念在回忆中所说，他向毛泽东汇报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原计划要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从过大渡河以来，发现川西北地区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广人稀，山荒岭野，贫瘠粮缺，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不适宜建立根据地。

　　蒋介石的设想也是将红军的影响局限于此，将红军困在这里而不是继续“围剿”，国家的财政投入将是可以承受的。在红军会合后，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可能进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于是集结川军和中央军几乎200个团，对红军进行新的包围，即以川军一部90个团在汶川一带，阻止红军东进；以胡宗南27个团固守松潘、平武地区，阻止红军北上；以川军另一部50个团，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以中央军另两个纵队和一部集结成都东北和西南，进行策应。蒋介石的意图是对红军实行封锁和困饿。

　　在毛泽东等重新研究战略发展方向这个问题时，根据对当时形势和地理环境的分析，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初步决定，放弃过去制定的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拟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去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为什么不考虑，回到张国焘已有干部布局和群众基础的四川根据地发展，而是去艰苦地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呢？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课题，事后证明向北发展的战略是成功的；但就当时中央红军的处境，向南发展似乎更为合理。向南发展主要是与四川军阀打仗争地盘，红四方面军的战绩证明自己是占上风的；向北发展是与精锐的胡宗南的中央军打恶仗，生死难料！做出这个战略决策的背后考虑的因素肯定很多，但人事因素一定也在其中！

　　1935年的张国焘38岁，在中国革命的洗礼中已形成了自己的领导风格，也有自己的战略主张和独立意志。红四方面军是张国焘带领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出的一万红军发展起来的，他用类似毛泽东一样的辣手整肃了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政领导，然后在军事上他快速提拔徐向前、王树声、许世友、李先念这些军事新秀，在组织上他培养陈昌浩、周纯全、李特等人，由此形成了他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团队，完成了对红四方面军的绝对领导。

　　张国焘是党内元老，具有领袖才能，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持人)。中国共产党“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中共创建时期最早三个领袖人物之一。此时在党内能与张国焘资历不相伯仲的只有周恩来，而毛泽东无论是资历还是在党内、军内的处境都无法与之抗衡！毛泽东要在这种不对等的情况下与之博弈难度可想而知，无怪乎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说，这一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博弈，以两军会师后召开的三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主线，即两河口会议(6月)、芦花会议(7月)、沙窝会议(8月)，以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随红1、3军团单独北上为终结。造成中央以及红军分裂的原因是复杂的，把责任简单归结为失败的一方是对历史和当事人的不公正！应该是把当时历史发生的各个层面客观地展现给读者，让后人心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或许才是对历史人物公平的作法。

　　6月16日，即翻越夹金山前一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告知了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构想。中央的这个设想与李先念汇报的想法大致相同，故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汇报频频点头。

　　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徐向前也认可这个想法。在看到中央电令后，他认为：“中央当时想以夺取岷江和嘉陵江上游的中间地区为立脚点，伺机向甘南和陕南发展，这同我们原来制定的‘川陕甘计划’有相近之处。” 这里注意他的用词“有相近之处”！这就是区别，“川陕甘计划”是以“川”为依托，然后发展“陕甘”，并不是放弃“川”。

　　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有一个与中共中央有分歧的战略方针。他们以自己和徐向前三人名义在6月17日复电中央，论述红军向北、向东发展的风险和困难，他们主张：……或暂时向南进攻。　　

　　两军会师后，陈昌浩深深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涛的激烈权力斗争。对陈昌浩来说，这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首次面临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从到鄂豫皖根据地以来，陈昌浩的上级是明确的，远是党中央，近是张国焘。凡是党的和张国焘的指示，他都会认真地执行。再加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地位，只要他拿出全部的精力和胆识，十二分努力地为党工作，就不会有问题。所以工作再累、再苦、再难，他也是充满激情，勇往直前。他的老搭档徐向前为此给他很高评价。但随着一、四方面军关系逐渐恶化，张国焘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关系日益紧张，在陈昌浩面前出现的是他无法避开的政治漩涡，他最终酿成了自己人生的苦果。

　　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张闻天这两位留苏战友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双方关系最终破裂。陈昌浩对张国焘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政治观点都十分融洽，他非常尊重和敬仰张国焘。而张闻天在党内主要依仗毛泽东的战略，与毛泽东结成了政治同盟，当时他支持毛泽东也就是在维护自己。

　　面对与张国焘战略方针的分歧，令已到小金的中共中央不断致电张国焘交换意见。经多次往返说明仍不能统一认识后，中央提出，若抛弃向川陕甘发展的方针，改向别处发展，这关系全局，要认真讨论；张国焘应立即赶来中央，以便商决一切。为了弥合意见分歧，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 

　　6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两河口。次日，张闻天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论述两军会师的意义和分析形势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成为目前两个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根据地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文章还说：“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因此，“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篇文章是为即将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定调”的，也是不点名地批评张国焘的。

　　6月25日，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今理县)的猛固沟来到两河口。那天下着雨，毛主席他们在村外的帐篷里等着。到下午快烧晚饭时，看到远处有一队骑兵过来，一匹大白马上骑着一个威严、富态的大个子，这就是张国焘。跟他来的是护送的骑兵排，个个都英姿飒爽、气势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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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琪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