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蝎女佣第三季 凶手:崔永元；口述历史不可靠_

作者：文惠印象里崔永元是一个睿智而真实的人。昨天在网络上看了他在扬州《口述历史》的演讲，这个印象被颠覆了。他说，近年他采访了一些历史当事人，用影像记录了他们的口述，形成了这所谓的《口述历史》。我对他举例的几件“历史”心存疑问，这样的“历史”真实可靠吗？尽管他的演讲以貌似公正的评价汪曾祺开篇。

     他说，解放前真实的地主，完全不同与解放后文艺作品中描写的地主，“口述”的地主是——“农民穿十个补丁的衣服，他穿六个补丁的衣服”——“农民两家住一间草房，地主顶多一家住一间草房”——就这样的地主，还常常被批斗，有的竟被打死。听他这么讲，我几乎就要为地主抱打不平了。但究竟地主是不是那样“农民”，看看一些历史老照片，地主的衣食住行是什么样还不了然吗？看看今天的宋三木、黑砖窑、横行乡野的拆迁，地主有没有刘文彩、黄世仁还不了然吗？崔永元以晋西北地主举例说服力是单薄的，和三晋大地深院高墙比起来，是不是单薄的好像一张白纸呢？

        饿死三千万是三十年来演讲的第一热门话题，穆桂英一样，演讲的阵上是落不下的。但崔永元与众不同的是强调“饿死三千万是在风调雨顺的年月发生的”。（根据一个口述者说，那三年其实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并且引导听众，人祸要大于七分。我惊呆于崔永元的创举。我听长者讲，我所在的东北地区那三年的的确确是大灾大旱之年，更不用说重灾区安徽、四川、河南了，凭你一个口述者一句风调雨顺就能以偏概全吗？东北地区尽管有粮食困难，但没有饿死人的，即使是重灾区省份全省全省地饿死，人数累计有没有三千多万呢？如果偏要强调人祸，那也是一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仙们种下的祸根吧？（当时中国人口近六亿）

       崔永元到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000多万的时候，表情突然凝重庄严起来，让人在动情的眯缝眼里也能看到追求正义公理的泪光，正如他五年前，在银屏上言之凿凿的宣讲，组办“我的长征”就是要弘扬长征精神一样一样的动人。然而——这次他推翻了自己当年的宣言。他伴着崔氏特有的眯眼假笑告诉大家，做“我的长征”初衷并不是为了弘扬长征精神，他坦言，当年如果说心里话，就做不成这件事了。（看来他这也是在“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这样会使更多人接近长征的历史（诸如长征逃兵多多，最大干部是团长等等）。天啊，联想五年前他慷慨的宣言，一碗晶莹香甜的白米瞬间变成一碗蛆虫，谁看谁听谁恶心。天才的大演员、主持人，你前后矛盾的演说，每次都那么那么真实动情，哪次代表您真正的心声啊？

      说到前后矛盾，我又想起了本次崔永元演讲提到的谢晋导演，他说采访谢晋，谈到了文革电影《春苗》的拍摄，谢晋说那是在工宣队、造反派监督下的无奈之举。那么我要问，拍激情四射、红光满面的《海港》、《磐石湾》也是谢晋的无奈之举吗？更有《盛大的节日》、《占领》为什么不提一提呢？象这样重大题材的影片，当年不是任何导演都有资格操刀的，一定是政治进步、思想革命吧？（前者描写红卫兵造反有理的故事，后者歌颂王洪文安亭事件，未及公映，文革结束。）于是我怀疑，崔永元这种摇身一变的本事可能是跟谢导演学的。

       崔永元还讲到拍《电影传奇》时采访《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众位演员，如今的南斯拉夫已经分裂为N个小国。面对窘迫的诸位演员，他居高临下的告诫，你们也要改革开放，也要穿喇叭裤、跳交谊舞等等。我想，前南斯拉夫的众明星们一定会苦笑，因为他们不正是穿喇叭裤、跳交谊舞的先行者吗？中国当年不是警告他们搞修正主义要亡党亡国吗？

        崔永元又说，前南斯拉夫的一个市民表示，他们最恨瓦尔特，因为瓦尔特每杀一个德国侵略者，德国人都要更加血腥的报复。看此时崔永元新发明成功般得意的神情，他似乎感觉这是前南斯拉夫的普遍民意，他似乎感觉到台下听众的附和与热情。崔永元，你是在想阐述这样的真理吗——不抗争，才平安？

        历史不是不可以口述。但口述的历史相对主观，多少受口述者的立场、遭遇、喜好所左右。所以宣讲口述的历史时，是不是要把不同观点人的口述一起拿出来呢？比如崔永元本次谈老舍之死，不能只谈傅光明版本，也应该谈谈当时北京作协主席浩然的版本吧？谈文革文质彬彬的老教授被批判了，也应该谈谈现在高高在上同样道貌岸然的医者、学者、记者该不该批判吧？谈打倒地主的土改日记，也应该谈谈赵树理笔下的地主吧？谈陈昌浩儿子的口述，也应该谈谈其他革命后代的口述吧？（如同样接受崔永元采访的任弼时侄子）否则，制作的将是一边倒的口述历史，这样的历史是不可靠的。如果单为了爆料，让张国焘和王明的儿子口述一下，岂不是更精彩吗？更能博得一些人赞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