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卓越是什么公司:当代中国外交的国际主义（论文）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5期 作者：邓淑华 尹占文

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是一种思想，是国家或团体在对外活动中进行合作的超越国家界限的一种思想理念。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它是关于全体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中始终坚持的一项根本原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理阶级关系、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同时也是评判世界革命运动中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在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逐渐形成的科学思想，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其品格是与时俱进．所以这就决定了其内涵是在具体的时代特征条件下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 　　 　　

一、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国际主义 　　 　　

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国际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口号的指导下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揭示其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资产阶级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工人注定要从事雇佣劳动，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且这种对抗性矛盾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要彻底改变这种命运，就必须以革命的武装推翻武装的反革命。但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联盟的国际性，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事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但就其内容来说，它是国际范围内的斗争。列宁揭示了其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一时代，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只有通过世界范围内正义的革命战争来战胜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一种国际性的事业，没有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就不能取得彻底胜利，因此他们强调革命者必须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就不应当只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族之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列宁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就是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在1938年10月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一方面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另一方面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和原则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对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应越南、老挝王国政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国的请求，先后派出部队进行援越抗法、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和援老抗美的斗争。先后为70多个国家提供武器力量装备的援助，为50多个国家培训军事人才，有力地支援了这些国家的国防建设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独立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国家与中国一道后来构成了第三世界的主体，成为共同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一股重要革命力量。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国际主义的一些偏颇认识和激进做法。毛泽东认为，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就导致外交活动曾以推动世界革命为目标，而忽略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他还认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因而导致外交过程中过分强调阶级性和对抗性，而忽视了国家间的共处和合作。

二、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国际主义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站在时代的前沿，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和独到的战略洞察力观察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科学判断和精辟概括，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对国际主义的认识更为深入，体现出时代特征。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国际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准则来处理一切国际事务，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 　　独立自主是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宗旨。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一切国际问题，以《联合国宪章》为准则，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和领土争端，中国力求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尽可能维护各方利益，实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主张就是新时代中国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的新思路，这样既捍卫了主权，又创造了解决国际问题“东学西用，中为洋用”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曾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具体的做法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结盟，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广交朋友不树敌，同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各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当今世界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平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这样的政策定位就把中国自身的和平与发展提升到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相联系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以世界和平的外部环境来促进国内的稳定与发展，同时以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来维护世界的和平。 　　

要完成这样的时代任务，就要正确掌握“韬光养晦”，贯彻执行“有所作为”，就必须抛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摒弃社会制度和政权体制的差别，必须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角度去审视国家利益，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所有的国家(不分强弱和大小)实行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为此，中国提出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摘扩张。在对外关系中，中国努力实践这些原则，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国际主义的思想和理念。 　　 　　

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主义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以经济为中心内容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并逐步向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扩展。进入新世纪，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地区间、国家间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已初步显示了其巨大的生命力。在“和平、发展和合作”的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国际主义的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主义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全面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力求构建和谐世界。 　　

江泽民在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再加上非传统安全和环境污染、自然灾害、温室效应等全球问题的日趋突出，使得各国间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所以，要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就必须要求国际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合作，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便成为国际主义的核心内容。 　　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不断制度化的时代。融入国际体系、遵守国际规范、参与国际机制、加强国际合作是所有国家谋求国家利益和实现世界和平的根本前提和有效途径。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国际主义精神。 　　

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突出地反映在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深度和广度上。目前，中国已积极参与到联合国维和、发展、人权、军控与防核扩散、反恐等各个领域的活动中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重要宗旨。从1988年12月，第四十三届联大决定增加中国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委会成员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累计向联合国十四项维和行动派出四千多人次的维和军事人员。2004年，中国和世界银行共同举办全球扶贫大会。2005年，中国同联合国共同举办了千年发展目标国际会议，其发展目标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努力方向。在人权领域，中国是国际人权体制的积极参与者。到目前中国已加入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分别于1997年签署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近年来，中国与加拿大、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展了70余次人权对话与交流；与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30多个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人权对话与交流活动，增进了了解，扩大了共识，取得了积极成果。 　

此外，中国已加入了10项国际反恐公约并参加了所有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书及大多数与此相关的国际组织，参加和参与了全世界多达135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国加入WTO，实现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体制性保障。2004年9月13日至17日，中国政府承办了世界卫生组织亚太地区委员会第55届会议，特别是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在非典和禽流感防治方面开展的合作，对控制非典和防止禽流感扩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强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努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关注世界的共同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2005年9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又提出了5项具体举措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困难，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说过，“在我访问过的所有非洲国家的首都，都能看到由中国资助建造的办公楼和学校等设施。作为一个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还能慷慨解囊，帮助许多贫困国家，这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在当今世界是难能可贵的。”同时，我们在不断加强中国—南太平洋岛国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论坛的同时，又启动了中拉(拉丁美洲)青年合作论坛，并与拉美就建立中拉合作论坛达成共识。 　　

大国关系是国际格局的框架。新形势下，中国把稳定和发展与各大国的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关键。到目前为止，中国与主要大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努力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处理分歧，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 　　

中国是亚太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在亚太经合组织、10 1、10 3、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洲合作对话机制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和建设作用。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印度洋地震海啸灾难，从上海合作组织到朝核问题，这些史实无不显示了中国为参与地区建设、化解安全困境、追求合作共赢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和树立的光辉典范。 　　

然而，尽管和平与发展是人类共同利益的核心所在，但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不同，导致判断利益的价值取向和实现利益的方式存在差别甚至冲突，因而人类的共同利益并不能包容所有国家或民族的利益，也并不是各国或各民族利益的简单相加。这就要求各国应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高度把握本国与世界的关系，合理把握本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追求本国的正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当利益而不损害他国的合法利益，以合作谋和平，以发展谋稳定，努力扩大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寻求互利共赢，通过和平共处促进共同发展，进而构建和谐世界。 　　 　　

四、国际主义在中国外交中的价值定位 　　 　　

国际主义在中国外交中的价值定位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国外交中的国际主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充分体现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理念。新中国刚成立伊始，由于受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才是社会主义国家之最高利益所在”，我们曾一度以推行世界革命为外交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利益。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利益的结构以及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国家利益的实现策略发生了变化，于是外交中的国际主义以发展合作和参与建构为主要内容，进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国家所实践的国际主义。日本帮助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性质的国际主义；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国际主义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美国以新干涉主义和人权外交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主义是典型的霸权主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倡导和实践的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国际主义。 　　

中国倡导并实践国际主义体现出中国外交哲学的价值回归。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形成了独特的外交文化，祟尚亲仁善邻，主张和而不同，追求普遍和谐。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誉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镌刻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厅。 　　

“和而不同”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含义是和谐而不千第一律，不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国领导人把“和而不同”原则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有其广泛的实用性。它主要指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之间要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和互利合作，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江泽民在1999年访问沙特阿拉伯时讲到，“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这些文明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但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同文明应该在乎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在发展和丰富自己的同时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新的繁荣。”胡锦涛多次在国内外公开场合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构想。用“和而不同”的眼光看世界就是要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允许多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声音，国家和民族无论穷富、大小、强弱、先进还是落后，都要相互尊重，共同发展，而不是以强凌弱，以大压小。“和而不同”为人们提供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方式，同样也提供了人类共同向往的世界和平图景。因此，“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和合”也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后来的文字发展中，“和”演化出和谐、和平、和睦、和善、祥和等意义，“合”演化出汇合、结合、融合、联合、合作等意义。这种内涵的扩大本身就体现出中国外交中的和平、合作、协调和和谐，是一种蕴含着传统民族文化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论是“和而不同”还是“和合”思想，绝不是以主权作为交易的，我国当代的外交始终坚持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原则。 　　

总而言之，中国外交需要的是符合民族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主义，是顺应时代潮流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国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