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刀的用途:汪新泉: 关于我的父亲汪馥泉

汪新泉: 关于我的父亲汪馥泉（附文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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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关于我的父亲汪馥泉

汪新泉

    朋友从网上下载了李磊的文章《沉潜在中国现代文学河床中的馥泉—汪馥泉生平及部分著作年表》。读了，很高兴，也很惭愧。因为这本来是我们做子女的该做的事。李磊是一位有心人。他编写的年表是比较准确的，材料的收集也难度很大。有些作品，特别是早期的，我就只知道了大概，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去查找过。

    但由此却也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

    我父亲一生无党无派；这是确切无疑的。（有人说他是国民党；也有人说他是*，都不是事实。）他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君子无党”，他认为一参加党派就会涉足到许许多多的纠纷中去；还是超脱一些，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好。他甚至对文化领域里也有派系斗争感到不愉快。（因此他主张我学理工，将来靠“一技之长”吃饭。可惜我没有听从他的话。）当然，这种想法对不对是另一回事。

    他的一生爱好就是文化事业，思想是中间偏左.这也表现在他的一生行动中。

抗战前夕的1937年夏天，暑假里，许幸之先生在报上发表了一个抗战儿童剧《古庙钟声》，并公开招聘小演员。父亲看到了，对我说：“你不是喜欢演戏吗？想不想参加这个演出？”我当然高兴。父亲便亲自带我去南京路附近的大楼（好像是慈淑大楼）里。找到了许幸之，替我报了名并把我托付给他。（后来，我在戏里扮演了“德贵”的角色。）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公开的话剧演出，并开始接触到抗战的气氛。

    郑振铎先生写的那篇《暮影笼罩了一切》中说的《救亡日报》停刊后日本人去中国书店搜查的事，我是当时就知道的。因为父亲幸免后回家就对母亲说了这件事，我又在旁边听到了。以后，父亲不仅将那批《救亡日报》合订本设法运去了香港，还把一批打好的纸版搬回了家里。纸版是关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文献。先是藏在二楼几个书橱里底下。我翻出来看，问母亲这是什么。母亲说，这是胡愈之嘱咐父亲设法藏起来，准备以后印书的。大概是母亲告诉了父亲，父亲觉得不妥，又重新包扎好，藏到了三楼后楼大书架底下的旧报纸堆里。这些纸版后来怎样了，我也未注意。只知道1942年我家搬到苏州时，这些纸版已经不在那里了。

    因为觉得在上海蛰居不行，《救亡日报》正好在武汉复刊，父亲便只身去了武汉；以后又随《救亡日报》去了广州、桂林。

    1940年《救亡日报》解散，父亲回到上海，主编《学术》杂志；并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兼职教课。这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如今恐怕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了。

    一天傍晚，父亲对母亲说“丁默邨（大汉奸，汪伪的社会部长，特务头子。当时是上海“七十六号的”头头）派人通知我，说他今天晚上要来看我。这事还真有点麻烦！”母亲问“怎么办呢？”父亲说：“躲是躲不过的，见了面敷衍一下再说”这段话我在一旁听到了。当天晚上果然汽车声，丁默邨来了。父亲等在楼下客厅里接待他，把他让到我家二楼亭子间里。（我是睡在这个亭子间里的。我躺在床上已朝里装做睡着了，谈话却全听到了。）先是丁默邨说话，大意是“久仰大名，却一直没见过”之类话，然后又说：“你在香港（父亲从桂林回上海，曾在香港逗留过一段时日）经常跑书店，我们就注意你了。现在回到了上海，不知有何打蒜？我决定还是和你见见面，以后有个来往。”父亲唯唯。然后丁默邨说，他们有家报纸：《国民新闻》，希望去当社长。父亲推辞说身体不好，回到上海主要是在家养病，只编了个学术性刊物糊口。《国民新闻》是张大报，责任很重，身体无法胜任。然后又谈了些别的。丁默邨让我父亲考虑考虑。便离去了。

    就在这次与丁默邨见面后，父亲觉得情况不妙，家里不宜再住。与潘汉年谈了，便由潘汉年安排去了袁殊那里（父亲与袁殊本是老相识，又是袁殊办《文艺新闻》的赞助人。这时，党的地下工作者恽逸群、翁从六等人也都在袁殊那里。）父母亲从家里搬了出去，家中只留下我和弟妹并一个女佣。他们住在哪里，连我都不知道，只知道在虹口。

    以后袁殊到了苏州，父亲便在苏州致力于江苏教育学院的创办。（江苏教育学院的前身是江苏文理专科学校，父亲先在那里当了半年校长）

    1943年4月，教育学院剧团去镇江演出《怒吼吧中国》。父亲也带着母亲一起去了镇江。我只在镇江见了他们一面。以后演出结束剧团回到了苏州；又过了好几天他们才回苏州。我问父亲怎么怎么久才回来。父亲含糊其辞，只说又到别处去玩了几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他们先一起去了扬州，然后父亲一人去了苏北，她在扬州等候，等父亲回扬州后才一同回来；并嘱咐我不要乱说。我也就没有再问下去。

    然后是1944年。父亲为敷衍日本人，挂了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总干事的名义。（这是个人们不注意的单位，一共只有两个干事，一个工役）自己却去了南京，和章克等人筹办起了《大公》周刊。《大公》主要反映沦陷区的种种黑暗，民不聊生；指出日本在中国的泥足愈陷愈深。（似乎是利用了矛盾，在空隙中出现的。情况复杂，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刊物在沦陷区大受欢迎。每出一期，顷刻抢购一空，甚至有卖黑市的。（我当时在苏州搞发行，每期只分配到五百份，刊物一到，只消一个小时就卖完了。苏州的《大公》是由两个报贩头子包销的，一个叫刘冬泉，一个叫汪水生。他们每人就各留二十份卖黑市。）1945年《大公》周刊被陈公博亲自下令查封了。父亲便由交通向导带着由南京六合秘密去了苏北解放区。

    1946年初夏，父亲从苏北回到故乡，在乡下住了一个多月就蛰居杭州，从事译著，直到1948年冬去上海办《透视》丛刊，这段时间里，他多次写信与苏北联系，信封上写的是“淮阴、天主教堂、杨牧师收”。（因为信大多数由我送到邮局去寄，所以知道。）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又不信教，怎么与牧师结识了？”父亲这才告诉我：“信是寄给杨帆的。这也是他的联络地点。信寄到那里他就能收到。”至于信的内容，我不得而知。

    解放后，父亲因为杨帆推荐去了浙江省公安厅工作。（当时我已由北京去新疆，只是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一些。）父亲不习惯公安工作，老想回到教育岗位上去，1955年由陈望道先生联系去了吉林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正好匡亚明先生此时去东北人民大学当校长。匡亚明先生与我父亲是20年代末（与陈望道先生创办大江书铺时）的旧交。1936年匡亚明被国民党关在“反省院”，是父亲与陈望道两人出面将他保释出来的（为此匡亚明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列入了所谓“六十一名叛徒案的名单。）父亲在东北人民大学担任图书馆长兼中文系教授。据我所知，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图书馆的创建上，曾去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搜集了不少流失的珍贵图书杂志和文献资料以充实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以后“反右”的情况我就知之不详了。只知道我在“反右”中，“专职干部”对我说：“我们与东北联系了。你父亲是大右派，你的思想可想而知。你必须交代与你父亲政治上的联系。”我与父亲已经六七年未见面。父亲一年才给我两三封信，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我无奈地把家信交了出去，都是些谈家常。以后信也未见归还。

    1959年我在农场劳改，接到父亲去世的家信，欲哭无泪。

    1979年父亲的“右派”得到改正。这是一则“迟到”的消息。父亲去世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汪新泉

      07．9．28于新疆

致汪新泉先生

李磊

汪新泉先生您好！

您写的《关于我的父亲汪馥泉》的回忆文章和家信，我已经在您弟弟汪仲达（苏苏）先生送来的复印件中看到，并且很快就将文章打出来转发到网上了，很惊讶您84岁的年纪，保持如此高清晰的记忆，简洁明快的文字，纯熟敏锐的笔触，真是感人至深的好散文。

意外高兴的是，您的朋友在网上发现了我编写的关于您父亲的年表和引言，于是您看到后很快写了这篇散文并及时指正了我编写的年表和引言中几处模糊的地方。您的亲情佐证，对于研究和挖掘汪馥泉先生及其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埋没的文化地位和被遮蔽的学术价值，将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感兴趣于此的我个人来讲，更是及时雨。

我的主要爱好就是文学艺术，作为诗人，我无愧于诗歌艺术，十年几的时间，我已经独立完成了我个人的诗歌使命，至于价值如何，应由他人去评说，我没有资格评价。

回到正题，我想说的是，关于汪馥泉先生早期所经历的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时代，后来经历的现代文学狂飙突进的各个时期，及其解放后所遭遇的政治运动，都应该是文学爱好者或者是文学研究者，必须清楚的历史问题，谁也无法回避史实，在过去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里面，我们看到的只是被政治肢解得支离破碎的现代文学史，我们看不到一个客观详实，全面和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很明显，我不喜欢偏离学术轨道和客观方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无法回避政治，但是，我们不能没有文化良知，并非实事求是的片面的教育途径，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多年以来，中国历史上那段不怕死的太史故事演绎而为的“太史精神”，已经成为我努力追寻事实真相的精神力量，激励我客观地面对现实和历史，蔑视任何势力与一切人为的谎言。其实，我不仅仅对汪馥泉先生的个人历史感兴趣，而且是对其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事件和众多的当事人感兴趣，也就是对客观真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兴趣。无疑，我选择研究汪馥泉先生的历史个案，并且感兴趣破解汪馥泉先生的个人秘密和历史疑点，是我真正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知识途径，也是引导更多的人对汪馥泉先生的著作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挖掘的突破口，更是还原汪馥泉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真实地位，及其各类著作对中国现代文化事业的真正贡献。

一年以来，我坚持着对汪馥泉先生的生平及其著作，进行调研和查找的个人兴趣与努力。我用近一年的时间编写的汪馥泉年表及引言，目的就是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事实真相感兴趣的人们，让他们也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有一位叫汪馥泉的作家和学者，至于我编写的［汪馥泉生平及其著作年表（包括引言）］，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简单课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希望未来有更多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文学者，能够超越我的认识水平和知识能力，深入研究和挖掘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于种种的政治原因和历史因素，被社会遗忘的，被人为遮蔽的，至今无法定论的为数不多的汪馥泉先生似的著名作家学者及其著作。

至此，汪新泉先生，您与您父亲汪馥泉先生共同生活时的大事小情，哪怕是您在他身边的点滴资料，对于我和以后研究汪馥泉先生的人们，都是弥足珍贵的事实证明。还有，他与陈望道先生的深厚友谊，他与潘汉年先生之间的神秘关系，他与杨帆先生的秘密关系，他与袁殊先生的特殊关系，还有与鲁迅先生，周作人先生，与沈泽民先生、张闻天先生之间，与夏衍先生之间的同学关系以及后来他们之间出现的矛盾…等等，都需要您个人的回忆，过去岁月的每一幕，每一个场面、景象，细枝末节，时间，地点，事情状况等等，都能产生很重要的话题。我想下一步，还需要对您做个文字专访，我会将访题寄去并请您作答。

如果可能，希望看到时间比较详尽的关于您的简历或者传记之类的资料（电子图文复印件均可），用以今后汪馥泉先生的研究佐证。以便于更多更广更深更真地向世人揭示，至1959年汪馥泉先生逝世为止，至今阻隔了五十余年之久的，汪馥泉先生的事迹、著作。

从接触关于汪馥泉先生的资料起，我就有了这样的意愿，有生之年，写一本《汪馥泉传记（略）》，编一部《汪馥泉文集》，尽管，我的一己之力是有限的，但是，发动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寻找某些后期出版过汪馥泉著作的出版社，您父亲工作过的吉林大学，余杭老家方面的政府，等等，与他们取得联系并且达成某种共识…。我想还是会有收获的。

这就是我目前的思路。我想，这也是您与我甚至后来者的共同目标。

由于相距五十余年的时间跨度，作为汪馥泉先生的子女，后来你们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政治牵连，并且无辜地遭遇人间劫难，有的已过花甲，古稀，甚至耄耋之年，所以，汪馥泉先生的传记写作难度很大，方方面面需要大量的工作，做好历史素材和文化资料的原始积累，应是晚辈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

今后，我会陆续写作一些关于汪馥泉先生的文章，不足之处，请您指正。不清楚的事情，还需您的帮助。

            暂此问好

                                   李 磊

                            07．10．23于吉林长春

我的爷爷汪馥泉

汪晓彤

自从2006年10月在余杭热线上看到汪馥泉的信息以来，已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关注。特别是余杭区、仁和镇政府非常重视，还打算在东风村上欠阜恢复汪馥泉故居，建立纪念馆，以此作为共青团教育基地。

发掘历史人物汪馥泉，不但是余杭人民历史的荣耀，更使我们家族感到欣喜。看到社会的进步，使人们拨乱反正，使历史的瑰宝恢复了其原来面貌。特别是长春籍诗人李磊“沉潜在中国现代文学河床中的馥泉”一文发表后，对汪馥泉的研究已进一步的深入，并作了较为准确的评价。

但因事隔久远，在发掘和回忆之中，不免有所误差。奶奶汪自新，曾用名汪如心、汪慈生，在五四活动时期和爷爷都是学生会干事而相识的；因奶奶晚年在大连我家居住，在和我父亲的交谈中，以及父亲的回忆，使我知道一些情况，把所知道的写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

爷爷汪馥泉属猪，生于巳亥年腊月二十三（祭灶日），所以记忆深刻；其实，公历已跨入了1900年，生日是1月23日；兄弟姐妹六人，其中兄弟三人，依次为普泉、松泉、馥泉，爷爷最小；大爷爷逝世早，无后人，所以过去连我父亲都不知道。

爷爷的忌日是1959年春节刚过，巳亥年正月初二，公历2月9日。爷爷汪馥泉因被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前身），党委错划为右派，不承担他的医疗费，在贫病交加中逝世。我父亲汪泽德当时在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三年级就读，正值春节寒假，去长春奔丧；在长春居住的奶奶，大姑汪梅梅、小姑汪瑞辉、叔叔汪苏苏都参加了葬礼；在新疆日报社任编辑的伯父汪新泉，因受株连也被错划成右派，远在新疆博斯腾湖以南的库尔勒农场劳动，当时的通讯和交通都不甚方便，未能回长春。

我父亲汪泽德是1936年10月26日出生的，而不是1933年。其时朱德、毛**已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并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鲁迅祝贺之后，而在西安事变前夕。

抗战时期汪馥泉的经历与潘汉年有着密切的联系。1925年爷爷汪馥泉办《语丝》时，就认识了潘汉年，通过创造社，左翼作家联盟，已有较深交往，1937年8月，潘汉年组建《救亡日报》，原定国共双方出人，由于国民党上海社会局长潘公展迫于当时的抗日形势，居然也提议郭沫若为社长，正在潘汉年所期待的，潘汉年旋即提议夏衍为总编辑。接着，国民党推荐樊仲云、共产党推荐林林任编辑主任；因樊仲云不懂办报，并对抗日信心不足，不愿就职。潘汉年乘机就让郭沫若提议用当时无党派民主人士汪馥泉为编辑主任，潘公展也只好尊重社长的意见；夏衍与汪馥泉还是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的前身）时的同学。只有总务主任是地道的国民党。

1940年《救亡日报》被迫解散后，汪馥泉辗转回到上海，此时复旦大学已迁内地，只好暂在法租界蛰居，办《学术》杂志，并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兼课。不期汪伪政府社会部长、大特务头子丁默邨来访，要汪馥泉出任《国民新闻》社长，爷爷以身体不佳推脱；丁默邨不悦，嘱：再好好考虑考虑。

爷爷将丁默邨来访及谈话处于僵局的情况对潘汉年讲了。潘汉年便将爷爷按排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袁殊那里，离开上海到苏州去创办江苏教育学院，袁殊兼任院长，汪馥泉任副院长，还曾挂过一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总干事”的衔（袁殊）任会长。但从1955年直到“文革”中，潘汉年、扬帆、袁殊（解放后在内务部工作）；都背上内奸、反革命以至特务的罪名；汪馥泉在反右以后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无从说清了，没定为“反革命”之嫌已属侥幸。而拨乱反正时，爷爷早已去世，既已予改正，细节也就无人进一步查询与探究。

再说爷爷1944年后，辞去副院长等职去南京与章克等人办《大公》周刊，深受沦陷区百姓欢迎，并通过扬帆（石蕴华）联系，从六合经由扬州、高邮，有交通员带往苏北“苏浙皖边区”。由于《大公》揭露了沦陷区的种种黑暗，民不聊生；指出了日本在中国的泥足愈陷愈深，因此倍受百姓欢迎。然而被陈公博于1945年初夏亲自查封了。办《大公》期间，还曾为苏区提供情报。

《大公》被查封后，爷爷汪馥泉便去了苏区，与文化界的钱俊瑞先生共事。1957年也被错划右派的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蒋锡金教授，应该是在那个时期，在盐城新四军军部见过汪馥泉。

1946年夏天，爷爷从边区回杭州，准备接奶奶，大姑和我爸回边区，在小姑当时还不满六周岁，我叔叔更小，过封锁线有所不便。但因我姑和爸不适应余杭（当时称杭县）水土。都患了疾病，尤其小姑病的很重，待病初愈，国共第一次停战谈判已告破裂，双方已处于剑拨弩张的对峙状态，再三联络，认为已无法带家眷通过高邮马棚湾封锁线，接着就开展了解放战争。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很快与扬帆又取得了联系。经扬帆介绍，到浙江省公安厅工作，当时厅长是李丰平，爷爷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李丰平在该校就读，因此相识。

当时农民协会代表去杭州找我爷爷是1950年土改中的事，当是爷爷在公安厅，正在研究土改政策事宜。他表示支持农会的行动；但当时伯父汪新泉已于北京新闻院校毕业，已安排到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日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不存在遭农民协会批斗并被抓捕事，直到1956年上欠阜成立高级社，汪馥泉依然在《新疆日报》任编辑。

我爷爷一生从事文化工作，自己感到不适应于公安工作。便由老友、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出面联系，于1954年9月去长春任教，在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7年被错划右派时，当时是长春市的市政协委员、长春市作家协会理事。

我爷爷汪馥泉的平反消息，曾在《长春日报》与《吉林日报》公开刊登，是按“省内知名人士”认定的。但因人已过世，并因当时社会的左倾思潮在校内尚余毒深重，吉林大学对我爷爷的“平反”与“改正”并不热衷；以后认识到汪馥泉在全国的知名度，在中文系及图书馆的介绍中均予以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