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标准件:分析中国央行行长的通货膨胀 - 草根网

2011-03-18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回答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经济走向，都是意义十分重大，因此笔者很有兴趣评论。以下逐一分析。
周小川行长：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复苏出现了两种不太平衡的局面，发达国家的复苏速度比较慢，中间有曲折，而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大国的复苏都比较强劲，增长率较高，因此而带来的通货膨胀率差别比较大。
刘泰特评论：我有个朋友在美国工作，白领，十多年了工资增加的不多，但是这十多年中国大量公职人员，工资增加了几倍甚至十多倍；我有个侄子，美国一流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2009年毕业，不巧碰上美国次贷危机，往年进入各大世界级投资银行高收入待遇的工作前程，如同黄鹤一去，我问他对未来世界经济的看法，他回答之一：由于经济全球化，长期来看，发达国家的工资会实质性的徘徊甚至下跌，而中国等原本和发达国家有巨大工资落差并且迅速推动市场化的国家，工资会较快的提高。我称赞他有思想，我和他的观点一致。
由此导入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复苏慢，而中国复苏强劲。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使迅速推进市场化的落后国家，在全球中的经济比例不断提高，经济收入增速远高于发达国家，如若没有意识形态等文化的意外，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不平衡到平衡的矛盾统一规律，中国没有可圈可点得意之处。
经济落后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不仅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国民收入提高的过程，同时必然相应的是社会物价不断上升的过程，一直到物价水平提高至发达国家水平，然后经济增长自然回落，物价也跟着波动起落，慢慢趋向在发达国家相同的水平上平稳。
一旦经济起飞的发展国家，物价水平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那么它的经济增长奇迹，一般到此为止。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表现，充分的说明了以上人类经济发展的经验的和理智的规律，然而很多人误解了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表现，消极的认为它是由经济政策的失误造成的经济衰退。
以上在一般经济学常识的意义上，解释中国为什么通货膨胀率比发达国家高。
的确最近中国通货膨胀加快，是过去两年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结果，但是自然和谐的经济发展，是要求经济增长、国民收入提高、物价提高（即通货膨胀），彼此是水涨船高，相互默契，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毛病，问题是国民收入中的社会普通成员收入部分没有跟着其它两项一起提高，因此广大老百姓不能够容忍经济起飞性的增长自然带来的加速递进的通货膨胀。
那么国民收入提高带来的财富到哪里去了？这就要关注和分析国民收入的分配。
改革三十多年，中国的两极分化不断加大，大量公职人员的收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加，大大超过了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而非公职人员的收入增速缓慢、停滞，相反是大大低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于是亦步亦趋的跟着经济增长和总体国民收入增长的通货膨胀，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压在中国低收入穷人头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此中国的经济问题，首要的不是对付通货膨胀，要理智的认识到，在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条件下，中国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是一种客观发展趋势，这是GDP快速提高的必然结果，如若为了压制通货膨胀，而人为的压制物价，在目前的经济模式条件下，只会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廉价商品，由此而带来更多的得不偿失的贸易顺差，由此又储备更多的贬值趋势的美元，或者人为的不顾性价比的盲目扩大进口，因此而造成进口的经济损失。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道理已经非常明白，应对的政策就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大大的重视和提高普通社会成员所占有的比例，就是缩小社会收入差距。
如若让社会普通成员的收入也能跟上GDP的增长速度，甚至制定区别对待的政策、补偿性的在近几年使他们收入的增加，显着的高于GDP的增速，那么老百姓怎么会担心通货膨胀？
这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做法，是达到经济发展内外和谐的长远途径。
可惜周小川的谈话，没有涉及收入分配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使他的思想观点既不充分，也缺少人情味，缺乏深入实质和整体思考，难免是隔靴搔痒。
而温家宝总理的社会经济视野要比周小川行长大大的高于一筹。
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温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并答问，温总理十分凝重的指出：
“在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温总理的话，讲的很重，代表政府自我反省，很深刻。
中国最大的危险是腐败（通货膨胀远不是），腐败是社会两极分化的源头。温总理坦诚腐败主要还是制度的原因。
笔者也以为，今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和收入，分配的很不公平，首先原因是社会制度中存在着很多的不科学，不和谐，不人道的地方。
当然，温总理和周行长政治地位不一样，有些话只有温总理才有资格代表政府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国的富人有多富，我举一个刚刚新闻报道的例子：
2011年3月14日凤凰卫视报道，1956年生产的一瓶茅台酒，国内拍卖成交价加上手续费是179﹒2万元。请问，谁的家里还有陈年的茅台酒？老百姓心中很明白。
稍加留心新闻，最近几年各种金钱力量打着弘扬艺术文化的旗帜，干着伪文化的行径，将艺术文化赤裸裸的金钱化，甚至虚拟为证券化，各种珍稀物品的炒作名目繁多，越演越烈，登峰造极。
笔者认为，对这种金钱与文化的沆瀣一气，以及金钱炒作往社会生活全方位的渗透，必须加以重税，因为这会助长社会文化的腐朽精神，会激化社会贫富情绪的矛盾。
这种财富虚拟泡沫市场的遍地开花，也说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了，但是中国“富”的特征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社会酝酿出很疯狂的资产泡沫。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财富的井喷，但是中国人均收入还排在世界一百名的后面，可想而知巨大的财富必然是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一边是贫困的积累，另一边必然是财富的积累，而中国如此财富总量，财富又是偏重一头，不出现世界最高级别的资产炒作泡沫才怪呢？
中国富人在通货膨胀中毫发无损，相反通货膨胀越是具有长期的预期，社会就越有理由推动资产升值，资产的泡沫就越来越大，富人聚敛的资产就成为几何级数增长，社会两极分化就越来越加剧。
这和中国历史上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出一辙，这难道是中国文化不可避免的宿命吗？这让我们理解了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事实依据，这也使吴敬琏先生深感过犹不及，担心中国重新回到极左的年代。
因此，当下对付因为通货膨胀而引发的社会民生问题，治本的方法是政府对社会普通成员的收入，实行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收入增加政策，政府对于他们收入长期的欠账，建议进行补贴，如此道理最最要紧，迫在眉睫，而不应该是隔岸观火的技术官僚性的货币政策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