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和老部下著书撰文思忆胡耀邦

　　在他去世的22年间，子女和老部下著书撰文

　　思忆胡耀邦

　　由胡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所写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引起购买和阅读热潮。

　　温家宝总理为该书代序。在书的前言中，胡德平写道：“本书的作者，既是一名中共党员，又是书中主人公之子。本人不回避这两重角色和关系，现将耀邦同志这一时段的心灵史呈献世人，任凭浏览评说。”在书中，他不仅回放了父亲在改革大潮中的身影，而且融入了自己的诸多思考。

　　在胡耀邦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本刊回顾他几经沉浮的人生，讲述他对儿女的言传身教和对老部下的谆谆教诲，以寄托对他深深的怀念。

　　12岁认识毛泽东，35岁任“省委书记”

　　胡耀邦传奇一生

　　本刊记者孙夏力

　　从农家孩子到部队首长，从团中央书记到干校学员，从赋闲在家到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一生充满传奇。

　　小学作文名震浏阳

　　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时文乡(现为文家市镇中和乡)苍坊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这一年中国的命运正笼罩在重重迷雾中，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称帝，同时孙中山、蔡锷等正在南方开展护国运动，讨伐袁世凯。在胡氏宗族中排“耀”字辈的他得名“耀邦”，或许也是寄托了家人渴望国家太平的心愿。

　　胡氏家族世代以农耕为业，无人靠读书做官。但是，重视男童的启蒙教育，却是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古训。再穷的胡家男孩，也能保证得到启蒙教育。家境贫寒的胡耀邦，正是在宗族的资助下，完成了初小和高小的学业。

　　胡耀邦就读的里仁高小离家很远，为了上学，他每天要往返40里山路。在投身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前，他已经在求学的山路上先走了一个二万五千里。

　　胡耀邦当时的老师甘恩锡先生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教了二十几年的书，所见最为好学的学生就是胡耀邦。当年他在班上年龄最小，可他的成绩却名列前茅。一个小学生能写出长篇大论者，在当时就寥寥无几，若在今日，可断言更是凤毛麟角。”

　　1929年胡耀邦高小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浏阳县立初级中学(今浏阳一中)。在毕业考试时，他写了一篇描述农民艰辛生活的作文，名震浏阳。遗憾的是，这篇作文没有保留下来。

　　胡耀邦生来好动，虽然个头矮小，却喜欢体育，常和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同学同场竞技。除了体育，胡耀邦还喜欢演讲。他从小有些口吃，因此父亲叫他“九结巴”(胡耀邦兄弟姐妹12人，他排行第九)。然而经过刻苦练习，胡耀邦渐渐矫正了口吃。

　　好学的胡耀邦同时也是个顽皮的孩子。有一年隔壁邻居办喜事，胡耀邦和几个七八岁大的孩子偷了大人们的一壶酒，躲起来痛饮，结果一个个醉倒在水沟里。被大人们发现后，挨了一顿打骂。从那以后，胡耀邦对酒有了认识，再也不多喝。

　　年纪轻轻当上首长

　　胡耀邦的家乡是中共活动的中心地带，他的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参加了革命。在家族的影响下，少年胡耀邦投身革命的热情越来越强烈。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原来生气勃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那一年胡耀邦12岁，正在高小读书。9月20日清晨，胡耀邦和同学们看到操场上聚集了很多当兵的，就嘻嘻哈哈地趴在学校围墙的豁口上看热闹。他看到一个穿着白色土布褂子的高个子走到队伍前高声讲话，一打听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参加革命后胡耀邦才认识到，那天他目睹了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秋收起义。后来他常对人说：“我12岁时，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文家市镇集中。那天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给起义部队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力量还小，还是一块小石头，可是总有一天能够打烂蒋介石反动派的那口大缸！’”

　　1930年5月，胡耀邦回乡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从此告别学校，开始了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一生。年底，中共湘东特委派人到浏阳挑选青年干部，胡耀邦入选，前往江西。胡耀邦离开家乡后，一走就是32年。直到1963年他到文家市镇考察，才顺路回了一次家，住了一晚又匆匆离去。

　　1934年10月，胡耀邦随红军开始长征。他被编入红星纵队中央工作团第二团，担任共青团总支书记。像所有战士一样，胡耀邦带上了新发的战斗装备，胸前挂着四颗手榴弹，肩扛一支上刺刀的步枪，背上一只帆布背包和10斤粮食。

　　过草地时，天气变化无常、沼泽密布、缺吃少穿，不少人被沼泽吞没或冻饿致死。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胡耀邦的乐观精神仍然感染着战友们。他经常对大家说：“草地景色美不胜收，草地的月亮也比草地外的月亮大，不好好欣赏欣赏，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啦！”

　　过了草地以后，红军开始爬雪山——夹金山和孟必山。胡耀邦曾回忆：“我有一个朋友，站在雪山顶上，见到四周一片大雪，觉得前途渺茫，怎么办？偷偷自杀了！……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其实，走过孟必山顶，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下山再走7天，过了腊子口就胜利地进入陕甘宁根据地了。”

　　1935年，当胡耀邦面容枯槁、衣衫褴褛地来到延安时，还不满20岁，瘦得只有不到70斤。1936年5月，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工作总结会上，大家一致表扬胡耀邦的工作成绩。毛泽东听了，向台下大声问道：“哪一个叫胡耀邦？站起来让我看看。”胡耀邦从人群中站起来，毛泽东一看就笑了，幽默地说：“是个幼稚味还未完全脱掉的同志嘛！”这是胡耀邦第一次直接与毛泽东对话。

　　1939年5月，胡耀邦被任命为军委总政治部(以下简称总政)组织部副部长。那时他还不满25岁，由于太过年轻，有时会闹出笑话。有一次胡耀邦接到请柬参加一个晚会，刚在首长席坐下，就有一名警卫战士走过来，对他说：“走走走，到后面去，这是你坐的地方吗？”胡耀邦拿出请柬，警卫战士更吃惊了：“怎么？你把首长的请柬都偷来了？”然后不容分说地把他赶到观众席去了。其他领导入场时看见他，奇怪地问：“你怎么坐在这儿了？”他把情况一说，大伙儿都笑了起来，说：“人家警卫没见过年纪这么轻的首长嘛！”

　　此后直到1945年，胡耀邦一直都在总政组织部工作，并于1942年升任组织部部长。1941年11月，胡耀邦同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的毕业生李昭恋爱并结婚。多年后，胡耀邦回忆起那段往事还动情地说：“当时有一阵子总是魂不守舍，连书也看不下去，因为我谈恋爱了，并下决心要和她相伴一生。”

　　1949年9月中旬，胡耀邦作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10位代表之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10月1日，胡耀邦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

　　1950年2月成都解放后，胡耀邦前往南充担任川北区(当时相当于省级行政区)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这一年，胡耀邦35岁，可以说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1952年夏天，胡耀邦奉调进京，到青年团中央工作。在这以后的14年，胡耀邦一直负责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那时胡耀邦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要主动到青年群众中去，年轻人腼腆，你不主动去结交他，他才不理你呢。”一天晚上，他跟团中央机关的几位同志说：“走，到少年宫玩去。”到了门口，却被几个少先队员把着门不许进。胡耀邦笑着向少先队员求情：“让我们先进去看看，不动手，不吵闹。”后来还是一位工作人员认出了他们，才把他们带进去。

　　1962年11月10日胡耀邦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那时的陕西一穷二白、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困苦，胡耀邦上任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他病倒了。一位前来探望他的老同志说：“我进了潼关以后，看到关中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今年要大丰收。陕西肥了，耀邦瘦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胡耀邦是最早被拉出来示众、批斗的中央委员，也是被大规模围攻并直接遭受肉体摧残的领导干部。1969年5月，胡耀邦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曾在反右运动中蒙冤的原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陈模，在回忆干校生活时写道：耀邦同志要求干重活，连里就派他去搞基建。他和泥、上房顶、当小工。后来他又去插秧、割草、用小车拉石头、参加防汛抢险……每到天气乍变，即将下雨的时候，他都和大家一起抢收，以两肩扛起100多斤重的麻袋，一袋一袋往仓库送，什么苦、累的活儿他都干过。

　　1972年秋，胡耀邦离开干校，回北京检查身体和休息。之后的三年，胡耀邦“赋闲”在北京家中，借此机会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1975年7月，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要“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一个月后，胡耀邦“出山”，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在中科院举行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激情洋溢地挥动着手臂说：“40年前的今天，我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长征。40年后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1977年12月15日，北京西单商场旁边中共中央组织部(以下简称中组部)办公大楼的前院里，响起了久违的鞭炮声。放炮的是一群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们都是“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干部和他们的亲属，其中包括了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他们放炮的原因是：胡耀邦来了。

　　这一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刚一上任，他就一心想要纠正“文革”中被“四人帮”颠倒的是非和扭曲的思想。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平反的过程阻力重重，但胡耀邦从不退缩。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有人挑衅地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耀邦斩钉截铁地回答：“照样平！”

　　在全国30多个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中，胡耀邦着手平反的第一个大案，就是著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文革”时期，“四人帮”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制造了这起冤案。胡耀邦决定以此案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全面展开清理大案要案的工作。经过近半年的调查取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12年后终于获得了公正彻底的平反。

　　在胡耀邦的带领下，全国各地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共有300多万人得到了平反。

　　除了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还十分重视纠正在“文革”中被扭曲的理论和思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全国震动。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这篇文章审阅把关的，正是胡耀邦。文章发表的前几天，胡耀邦最后一次仔细审阅了文章，在提出两点修改意见后说：“我认为可以了。”这篇载入史册的文章就此诞生。

　　文章发表当天，新华社作为国内头条新闻全文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9家中央和地方报纸全文转载。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这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人这样形容文章的作用和冲击力：“中国，就像一个疲惫瘫软的旅人，突然服用了兴奋剂，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活力，马上生机勃勃起来。”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没几天，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宣部在“文革”中被视为“阎王殿”，一度被撤销。胡耀邦上任后，马上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部长座谈会。会上他宣布，中央批准了《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让整个宣传系统精神大振。1979年10月30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后，文艺创作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新作品。

　　6年批阅2000多封群众来信

　　1980年2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按照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不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在任期间，年届古稀的胡耀邦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工作。

　　据《人民日报》报道，胡耀邦从1979年到1985年6年多的时间里，共批阅群众来信2000多封，平均每天都要批阅一封。1984年10月，旅日华侨韩洪烈给胡耀邦来信，谈到由于他父亲在“文革”期间被遣送农村，弟弟韩仲元失去上学机会，走上了犯罪道路被判刑，刑满释放后没有工作，一家三口生活很困难，希望有关部门能为他安排工作。胡耀邦对这封信非常重视，并作出了妥善处理。

　　深入基层、关心民众是每一位跟胡耀邦共事过的人对他的共同印象。1985年秋天视察西北时，胡耀邦一行住进当地一个兵站的两层楼。随行工作人员安顿他上楼休息后，便在楼下打起扑克来。玩了一会儿上楼去，却发现胡耀邦不见了，大家全都慌了神儿，赶紧问门口的哨兵：“看见总书记出去没有？”哨兵摇摇头。找了半天还是没有，只好又问那个哨兵：“看见个小老头儿出去没有？”哨兵说：“看见了，一个人往那边的村子去了。” 当工作人员找到胡耀邦时，发现他正盘腿坐在一户农家的炕上，跟一群老汉们聊得兴高采烈呢。

　　1987年1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去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要求长子关心经济，支持三子当好工人，教育女儿宽容大度

　　对父亲的思念永在心间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刘畅

　　胡耀邦和夫人李昭，一生共养育了4个子女。

　　长子胡德平，1942年出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次子刘湖，1945年出生，他出生后不到40天，胡耀邦夫妇要赶赴前线作战，将他送给陕北老乡刘世昌抚养，并坚持让孩子跟老乡姓刘，老乡便给孩子取名为“湖(胡)”。刘湖直到10多岁才回到胡耀邦身边，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为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三子胡德华，1948年出生，毕业于重庆通信学院，曾在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后下海办公司。女儿李恒，1952年出生。胡耀邦夫妇一直渴望有个女儿，高兴地叫她“满妹”，意思是“满足了”，直到她长大参军，才随母姓，取名李恒。离开军队后，她就读于北京医学院，后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

　　现在父亲胡耀邦离开他们已经22年，但在他们心中，父亲的言传身教永在眼前，他们对父亲的思念永在心间。

　　胡德平：“追思追远语纷纷”

　　年近70的胡德平，与父亲胡耀邦晚年时的相貌很像。作为长子，他有幸在父亲身边成长，父亲的思想和精神对他的影响是一生一世的。提及他现在所关心的民营经济，胡德平会很自然地说起父亲留给他的种种记忆。

　　胡德平至今都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专业的学生，与身为“走资派”、已经被打倒的父亲进行了一次坦诚的交心。

　　“当时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的衣食住行、经济问题，被认为是最简单、最一般的，或者不屑一顾的。就在1967年上半年的一个晚上，父亲问我，(对)‘文革’情况(怎么看)。我就像念经一样的，说什么阶级斗争啊。就是在这一次，他第一次开口，说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必须做好经济工作》。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忽然很严肃。他说，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面说了，我们苏区搞经济建设这是个伟大的任务，这是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一下子就把我说蒙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要流血牺牲，要打仗，我们还搞经济建设，现在我们掌权了，怎么就对经济建设没有一个议论的空气呢？这对我是一个震动。”这次交谈使胡德平开始对经济有所认识，为他以后的人生打开了历史研究之外的另一扇窗——关注民营经济。

　　197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胡耀邦恢复了工作。一年之后，“文革”结束。此时的胡耀邦满怀激情地想多做些事情。他对子女们说，“有什么民情民意，都可以向我来反映，我来办”。当时，胡耀邦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打破计划经济，但是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自谋出路的人，却很赞赏。“父亲赞成那种离开旧有体制、自己来创业(的人)，而且他相信(这些人)会生活得很好。原来我们住在富强胡同，1984年，我们要搬到新住址去，父亲的一个警卫参谋也跟着我们一起搬，但想把他原来的房子留下来。我父亲就说，我们的房子要交给团中央，你把你现在的房子也交出去，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富民政策，就是让人们今后用自己的所得，可以买得起房子，买得起汽车，你不要这么近视。”

　　随着职位的变动，胡耀邦的公务日益繁忙，父子俩一边散步一边探讨问题的机会少了。但胡家一直有一个传统，在反映社情民意的事情上，任何时候都可以找父亲，甚至是到办公室主动谈。1984年，胡德平就受朋友之托，请父亲关照一个人。此人名叫姜维，辽宁大连人，从部队转业之后，自谋生路开了家个体摄影摊点。一位香港商人到大连考察后，表示愿意与姜维搞合资经营。在准备签合同时，却遇到了难题。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个体户与外企合资的先例，这个合资公司无法注册，姜维于是到北京“找政策”。就在北京活动的3个月里，姜维见到了胡德平。

　　“当时我还是在博物馆工作，和经济领域隔得比较远……我的朋友李光祖和王小黎(跟我说了这个事)，问我能不能去和他见见面。我说行啊，我们这就去了。”1984年的一个夏天，胡德平骑着一辆 自行车，主动去旅馆见了这个日后被称作“中国私企第一人”的姜维。回来后，在和父亲散步时，胡德平说了这件事，“我说父亲，这个(事)对不对，好不好？他说这个好啊。我说现在国务院在办，他说那就让他们去办……办不好，你再来说。”

　　1985年4月13日，姜维领到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执照。第二年，胡德平由历史学者转型为政府官员，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后相继担任统战部经济局局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等职，从此与民营企业结下不解之缘。

　　除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影响，在生活中，胡德平也深受父亲朴素作风的影响。“父亲对内部同志的宴请，非常提倡四菜一汤。当他在1980年左右知道全国全年的公款宴请竟达到200亿元时，他既痛心公款浪费，更忧虑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于发展经济，用于体制的创新。为何他提倡四菜一汤呢？若有人愿做一番考证，我倒有一则史料。1981年5月2日，父亲给我讲了一则逸事：‘1953年9月的一天，我出国访问回来。主席在丰泽园的颐年堂(请我)吃饭，(主席平常是)三菜一汤。叶子龙同志说，主席的习惯是三菜一汤，这次请你是四菜一汤。下午两点半吃的。主席临时请来罗瑞卿同志。吃完饭以后，我们共同乘车到现在的八一湖一转。天快黑时回来。’他提倡四菜一汤，是否缘于此，待考。”1988年8月，胡耀邦在烟台休息，胡德平带着两个孩子去看他，胡耀邦引李白的诗作了一首《饮酒歌》，反对那种浪费公款吃吃喝喝的行为：“‘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父子俩散步的机会多了。“父亲真是想把改革开放所遇到的问题，一条一条地再梳理出来，他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认识的，他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党内是什么(态度)，有什么意见，现在实践检验又是如何……他是想整理这个。(就在)他准备把他的历史再整理一下的时候，他去世了。”回忆起来，胡德平觉得“这一点是最遗憾的了”。

　　胡耀邦去世后，胡德平曾经朗诵这样的诗句怀念父亲：

　　四月十五日傍晚

　　有几行稀疏的雨

　　在沉默中

　　为一个沉默了两年多

　　终于走向最后沉默的人送行

　　他的生命

　　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

　　2010年清明节，在父亲去世21年后，胡德平再次以诗一般的语言写下怀念父亲的文章，“古人说‘清明时节雨纷纷’，现作一文，也可说是‘追思追远语纷纷’……今天，我想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一生挚爱的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是他毕生的追求。在清明之夜，父亲可能又点燃一支烟，有微笑，也有沉思吧！”

　　胡德华：“他特别喜欢孩子”

　　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的西华门，住着许多中共领导人。推开一扇绿色的大铁门，在警卫员的带领下，沿着高高的围墙没走多远，就到了胡家。胡耀邦逝世后，三子胡德华一家陪伴母亲居住在此。会客厅保持着十几年前的原貌，胡耀邦的遗像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四周鲜花环绕。2008年的一天，伴着满屋的花香，胡德华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面对面坐了下来。

　　1948年11月，时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正在太原战役的前线，而夫人李昭在后方的石家庄，即将临产。就在此时，石家庄遭到敌人的偷袭，身怀六甲的李昭在警卫员的保护下，迅速转移。胡德华回忆道：“母亲只记得被拉上一辆运煤车，跑了大概一两天，途中生下我。”

　　由于家里已接连生下两个男孩，父母都望女心切，以至于他出生后，父亲直接从前线传话：“既然又是个男娃，也没什么好回去看的。”在父亲的失望中，胡德华默默地来到人间。不仅没有出生地，他还和其他兄妹一样，一直没有大名。1950年春，川北地区获得解放，胡耀邦拖家带口到了四川。胡耀邦的父亲看着一群都是只有小名没有“大号”的孙子，郑重地拿出家谱。“爷爷宣布，我爸是‘耀’字辈，我们是‘德’字辈。家中‘德’字辈出生的男孩，以后按长幼分别叫平、安、发、财。”于是，胡耀邦的长子名为德平，轮到三子，就是德发了。后来上幼儿园，由于德发的“发”繁体字太难写，幼儿园老师自行将其改为胡德华。至于当时孩子名字叫什么，是否妥当，一心忙于工作的胡耀邦夫妇完全无暇顾及，听之任之。

　　1952年，胡耀邦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年，4岁的胡德华说着一口四川方言跟随母亲来到北京。有一次，胡德华不想去幼儿园，被严厉的母亲打了一顿。但父亲从来没打过孩子。“他很和蔼，特别喜欢孩子，别人的孩子他也喜欢，当时团中央气氛特别好，除了工作朝气蓬勃之外，在生活上特别融洽。我爸会带别的干部的小孩出去玩，别人也带我们家的小孩出去玩，整个机关里面特别温馨。”

　　调皮的小德华儿时是个结巴，有意思的是，从小就喜欢演说的胡耀邦也有些口吃。“大人总说‘哎呀，你就是学你爸’。父亲开会的时候‘啊，那个那个’，我也跟着‘啊，那个那个’……最后他生气了轰我走，我就跟他做个鬼脸跑了。那会儿我爸和王震见面，人家都管他叫结巴子。”奇怪的是，随着胡德华长大，胡耀邦的口吃也渐渐矫正了。

　　全家团圆的幸福时光转瞬即逝，很快“文革”开始了，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胡德华也受到牵连，当时他还在上高中，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做工程师。然而刚读完高一，他就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负责修马路。“当时我的工种叫‘壮工’，听着都可怕。我一天能吃掉一斤八两粮食，可见体力消耗有多大。”对于儿子当工人，胡耀邦并无异议，他还鼓励胡德华用第一个月工资给家人买礼物。

　　1973年，胡德华考入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教书，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华才回到北京，进入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父亲去世时，他是唯一一个守护在病床边的亲人。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胡德华目睹父亲的心电波骤然变成一条直线，整个人都蒙了。至今，他都不愿多谈那一天的情形，只说了一句“太沉重了”。短短的一句话，却有深藏的悲伤。

　　满妹：“思念依然无尽”

　　满妹是胡耀邦最疼爱的小女儿。在她童年对家庭的记忆里，第一印象就是客人特别多。“团中央的人都知道父亲的工作方式很特别，他不大去机关上班，却习惯把人约到家里来谈话、汇报工作、研究问题、撰写文章。他的书房和客厅，简直就成了团中央的另一个书记处办公室。家里常常一屋一屋的人，有时是和团中央的书记、部长们讨论如何写文件或报告，有时是和中国青年报社的总编、主任们研究社论的题目、内容和版面的安排。屋子里经常烟雾腾腾，像失了火似的……他们一来，父亲就让公务员把香烟、瓜子、糖果等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炊事员则不停地烧水沏茶，忙着给他们做饭。中午一过12点，下午过了5点，父亲必定留大家吃饭……父亲恐怕从来没想过，一个5级干部的工资，如何在养活这个9口之家以外，再来应酬这车水马龙般的客人。仅父亲接待客人、买书、抽烟这三项，他的工资就有时入不敷出。秘书和公务员常常寅吃卯粮，到机关去借，通常是月初发工资时还账，月末又再去借。”

　　“文革”中，父亲下放，满妹去当兵，直到1975年复员回到北京。

　　满妹还记得，1977年父亲当上中组部部长后，蒙冤受屈的人们奔走相告：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那几年，我们家门口经常聚集着一些手拿材料的上访人员，满怀期待地等着父亲下班回家。父亲对身边工作人员早有交代：‘凡是来找我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有一天，胡耀邦凌晨两点多才睡下，一大清早，武汉钢铁研究院党委书记朱鸿翔就找上门来。“父亲连忙穿衣起床，听他诉说妻子的冤情。父亲听完后，真诚地对朱鸿翔说：‘请你给我一点时间，你看3个月行不行？如果过了3个月，你妻子的冤案还没平反，你再来找我。’这时已经7点多钟，快到上班时间了，我催父亲赶紧吃早饭。父亲匆匆洗漱后，将朱鸿翔领到餐厅，餐厅里还有6个上访的同志在等着。父亲请他们在餐桌边坐下，一边喝着稀饭一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话了，请你们原谅。’向来吃饭很快的父亲，这顿早餐吃得时间很长。直到对6位上访人的冤屈都了解清楚，父亲才离开餐桌，并亲自把他们送到大门口。”

　　在胡耀邦主持平反的冤假错案里，有不少人是当年整过胡耀邦的。但他宽容大度，一样给这些人平了反。“我曾跟父亲开玩笑：‘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的肚子里能跑航空母舰。’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过，你瞧耀邦叔叔打牌，他的牌拿在手上，另外三家都能看到。既无害人之心，也无防人之意，是父亲一生的最大特点之一。”

　　胡耀邦当上党的总书记后，频频外出下基层视察，子女们常常一两个月见不到父亲的面。“只有母亲对此习以为常，说：‘你爸爸在团中央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书房里有一幅全国大地图，从墙顶一直垂到地面。他经常站在地图前沉思，然后在地图上画个圈，或者插上一面小红旗。画了圈的，是他下一次要去的地方；插上小红旗的，是他已经去过的地方……’”

温家宝回忆在胡耀邦身边的日子

　　温家宝、田纪云、胡启立同志回忆

　　在胡耀邦身边的日子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张建魁 整理

　　除胡耀邦子女出了多本怀念父亲的专著外，近几年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也发表纪念文章，或缅怀胡耀邦的丰功伟绩，或回忆和胡耀邦共事的故事，或讲述与胡耀邦的深厚情谊。

　　“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

　　2010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1周年纪念日。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了题为《再回兴义忆耀邦》的署名文章。此前，温总理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时，望着眼前的山山水水，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春节期间，随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那里考察调研的情形。文章主要讲述了胡耀邦在贵州派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温家宝夜访农户、胡耀邦带病奔赴广西等地调研的故事。

　　讲到1986年2月7日胡耀邦一行来到贵州兴义县考察调研时，温家宝总理写道：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儿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10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完成在兴义的调研后，胡耀邦一行沿着山路驱车100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慰问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

　　温家宝总理写道：

　　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编者注：此前考察访问组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文章的结尾部分，温家宝总理又写了他和胡耀邦之间的深厚感情。他写道：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

　　2004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15周年纪念日。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在纪念会上发表讲话，深情怀念胡耀邦。这篇讲话稿后来以《近距离感受胡耀邦》为题，公开发表。

　　田纪云在文章中写道：

　　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同志全不在乎。记得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耀邦同志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但事后耀邦同志对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

　　胡耀邦同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时刻刻铭记着人民群众的疾苦，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一有空就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那些有名的穷山恶水、荒漠边陲、严寒高原、世界屋脊他大都走到了。1986年5月，我陪他去甘肃考察工作，他告诉我：全国2000多个县他已去过1500多个，甘肃省地市一级还有两个未到，即甘肃平凉地区和甘南回族自治州，这一次就是来补这一课的。胡耀邦同志本来心脏就有点毛病，有高原反应。甘肃平凉海拔比较高，到后刚住下我就发现他嘴唇发紫，上楼有些吃力，我劝他少活动，晚上就不要开会了，但他说没关系，适应一下就好了，晚上照常开座谈会，听汇报，还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作为总书记他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是可以想象的，但他还抽空挤时间阅批大量人民来信。而且凡经他批处的人民来信，他都指定专人，跟踪了解处理结果，充分表现了他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顺便说一下，耀邦同志生活非常简朴，衣着很随便，粗茶淡饭，不挑食，不嗜酒，吃饭很快，比如四个菜刚上了两个，他就吃完饭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特点，也抓紧时间吃饭，生怕跟不上总书记的节奏。

　　200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田纪云再次撰文纪念他，题目为《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在讲述了胡耀邦当年组织推动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和组织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后，田纪云写道：

　　如果问我对胡耀邦同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大家如此怀念他，正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

　　“宁可让一家苦，不肯让一路哭”

　　2010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95周年纪念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胡启立在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人生、人格、人心》的感言。此文现收录在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里。

　　文中，胡启立写道：

　　我至今记得一次陪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散步。他对我说：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他一连用了3个“最”字，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坚持到底。他说抓这件事情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宁可让一家苦，不肯让一路哭。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10亿人。他还用一种凝重的语气对我说：“启立啊，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人民啊！”今天，重温这段话，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啊！

　　正是由于这种基石和支点，造就了他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在耀邦身上，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是强烈而自觉的。

　　1982 年，我在中办当主任，一次去看望叶帅。叶帅十分关心地问我，政治局的、书记处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得怎么样？我回答说：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能听进去各种不同意见，所以大家都畅所欲言，重大问题都反复讨论，最后形成决策。叶帅听了很高兴，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直到现在，很多同志还流连那一段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内外一致公认耀邦同志任总书记的时候，是党内民主风气最好的时期之一。

　　文章的最后，胡启立还用深情的笔触，劝告大家牢记胡耀邦的教诲，走好人生之路。他写道：

　　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就是长期在耀邦同志手下工作。我是受他影响和教育最多、受惠得益也很多的人之一。当时我对他的感觉并不十分强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生阅历的积淀，认识就越加分明深刻起来。追随耀邦同志的脚步，牢记他的教诲，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是我的心愿。让我们祈祷耀邦同志那颗忧国忧民之心在九泉之下可以安宁！让我们所有人、健在的后来者都学习耀邦同志，把人生的路走好！未获《环球人物》杂志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