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拘留所条例:中国社会需要修复与保护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本报记者  岳振

“改革开放以后，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但３０多年来，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过低，消费严重不足，在大多数人没有支付能力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就非常困难。”在３月１９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２０１１年会”学术峰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如是表示。

郑永年当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房价高企、看病难、上学难，贫富分化严重等等，中国社会沉积的痼疾越来越影响经济社会的整体正常发展，“社会被破坏得太厉害，需要修复和保护”。

住房“双轨制”方向正确

“限购令”有必要

中国经济时报：去年你说过，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本来具有高度社会性的住房却成为很多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导致目前的高房价。现在的情况有些变化，地方政府不再强调地产是经济增长支柱，而且在加大保障房建设和投资力度，有人总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两条腿走路”，即实行“双轨制”，你怎样看待其中的变化？

郑永年：我觉得最近中央政府出台的房地产政策基本上就是根据“两个房地产市场”来搭建的，方向非常正确。刚开始我们把房地产当作支柱产业，没有看到其社会功能。房地产应该也属于社会政策领域，不光是经济政策领域。如果还是按照“支柱产业”的方向发展下去，社会会出大问题。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就是房地产要恢复其社会功能。

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已具规模，其中涉及了很多利益相关者，有政府、开发商、银行以及购房者，这一链条不能让它垮掉，但现在要控制，不能无限膨胀。

低收入阶层买不起房怎么办？经济适用房抑或廉租房，政府要负起责任来。大力发展保障房不会影响商品房的发展，商品房跟穷人没多大关系。虽然房地产有社会功能，但不能走原来计划经济的老路——分配制，那是不可持续的。如何限制商品房市场？我认为就是限制对其的土地供应。

中国经济时报：以你的观点，当前政府出台的“限购令”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

郑永年：对，应该的。如果没有“限购令”，还是有利于有钱人，“限购令”的执行很重要。西方国家也不是完全靠市场来调节房地产行业，市场调节只是手段之一，政府也参与调节，所以“两种手段”必须同时存在，“两条腿走路”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经济时报：有观点认为“限购令”剪断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可能导致地方债务危机，你怎么看？

郑永年：我强调了，市场调节的部分不能让它倒，实际上有钱人还是不少，“限购令”不是要摧毁商品房市场，只是土地供应要限制，不能无限制膨胀，不要让房地产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实际上这个市场垮不掉，它有旺盛的需求。

至于地方债务，因为土地收入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卖地就是地方政府的“货币发行权”，现在就是要限制，如果让其无限发展下去，那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现在控制，地方政府会有一定的困难，但这是必须经历的。

社会领域被破坏

新自由主义用错了地方

中国经济时报：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中国老百姓的抱怨很大，因此，目前中国改革更多立足于社会领域，即“保障和改善民生”。你认为中国社会改革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郑永年：早期，中国的改革者，尤其是地方政府，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把经济政策运用到了社会政策领域。我说过，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领域发生作用，但在中国经济领域没有发生作用。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是绝对有必要的，但也不要走过头。

中国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跑到社会领域去了，把社会领域破坏了，医疗、教育、住房成为暴富领域，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以破坏社会领域为基础的。现在意识到了，这种发展方式一定要修复过来，但是不能摧毁已经存在的东西，否则代价太大了。

民生问题不是分钱，很多人理解错了。重要的是建立医疗、教育、住房、保险等社会制度体系，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很高的，未来五年十年也低不了，中央政府税收也增长得很快，社会制度都是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的，过了这阶段，就很困难了，因为要花更多的钱。美国总统奥巴马医改为什么那么困难，因为没钱嘛。所以中国现在是一个机会。

我们好多经济学者不理解，觉得社会政策就是就是搞分配，经济政策就是要讲效率，其实不是这样的，效率和分配不能分开，分开就错了。住房解决了，医疗有保证了，社会消费就起来了，经济就更发展了。没有公平，效率是提不高的，没有效率，也不会有公平，二者是互相促进的。

中国经济领域的问题就是竞争不够、不深化，国企越搞越大，但是不是靠竞争，不是靠市场，而是靠行政手段。而社会领域又太市场化，现在要纠正这个方向。以前犯的错误是把经济政策放在社会领域，现在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把社会政策放在经济领域。

中国经济时报：当初新自由主义进入社会领域而没在经济领域产生作用，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郑永年：我觉得，第一就是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没有把经济与社会分开，没有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概念。

修复和保护社会

培养中产阶层

中国经济时报：你刚出版了一本书叫《保卫社会》，能否解释一下“保卫社会”的含义？

郑永年：我经常去农村，去看中国的乡下、工厂，去新兴城市，像深圳，人与人之间不信任，社会被破坏得很厉害。社会是一个总体，经济、政治也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被破坏掉了，经济、政治没有载体。所以现在很多社会问题很严重，不保护社会是不行的。

从西方的历史看，它也是社会的保护过程，所以我不想提福利社会，过头了就养很多懒人，不符合我们华人勤劳的传统。所以不提社会福利，要提社会保护。

我观察亚洲四小龙，发现社会保护机制对中产阶层太重要了，一个社会的成败就在于中产阶层，消费社会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中产阶层社会，社会稳定的代名词就是中产阶层，民主能不能产生，也在于中产阶层，那么中产阶层怎么来？就是要保护社会。

我举个例子，基尼系数，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不比中国低，但为什么中国有非常严重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因为住房、教育、医疗领域遭到破坏，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比如美国，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如果没有中产阶层的支撑，它的社会早就垮掉了。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中产阶层的状况怎么样？

郑永年：中国中产阶层数量太小，中国的底层太大，中产阶层不发达，底层面临贫穷边缘的人群太多，他们收入不稳定。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中国在奋力转型，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也在淡化ＧＤＰ，按照你的观点，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正在修复过去被损害的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 

郑永年：第一步需要修复，就是要还债，就是修复ＧＤＰ主导下的发展偏差，修复社会；第二步是保护社会。“十一五”期间总体的目标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但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基本就停止了，现在“十二五”规划重新开始。我觉得这些规划和想法很好，怎么样把它实施下去，这非常重要。

现在不要全面出击，中国国家这么大，全面出击太难了，要有突破点。“十二五”规划什么都涉及到了，哪怕在房地产上面有个突破，那就了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