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有哪些证书:贾宝玉奇幻人生先验性的解探

   贾宝玉奇幻人生先验性的解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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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7-9-27 14:57:03    来源： 中国文学网        【作者】郭德民  
   【内容提要】 
   对贾宝玉形象的解读直接关系到《红楼梦》主旨立意的理解。青埂顽石、神瑛侍者意象和秉气而生“理论”,则预设了贾宝玉形象内涵和寓意密码,同时它们使得贾宝玉的现实人生和《红楼梦》的人性观带有了先验性色彩。之所以如此,除了出于引人入胜的艺术结构的匠心,还由于曹雪芹对缺憾的现实和人生不得不采取的分述法叙事策略所致。需要说明的是,这不代表曹雪芹在人性人生问题上有唯心先验论思想,或许恰恰相反,正说明曹雪芹唯物的世事洞明和对此在现实的暗讽与否定。 
  
   【关键词】 贾宝玉;人生体验;先验性;青埂顽石;神瑛侍者;正邪两赋  



    人物形象塑造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小说成功的基础。两个多世纪来,《红楼梦》之所以脍炙人口,长盛不衰,除了他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蕴含和时常出人意外的小说技法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作者用他的生花妙笔为读者塑造出了众多鲜活生动、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在数百人组成的熠熠生辉的《红楼梦》人物画廊中,最有魅力、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恐怕要数贾宝玉,这仅从研究他的论著的出版情况就可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下半叶,就有贾宝玉研究论文400篇,各类红学专著论及贾宝玉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它们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贾宝玉形象进行了解读[1]。这不单单是因为他是小说的一号人物,众多人物都须与他挂号才能“谋到”《红楼梦》入场券,更重要的是他的乖张的禀性、奇言怪行给人烙下印记。笔者拟从与贾宝玉密切相关的几个意象入手,对他奇幻人生体验的先验性和作品折射出的曹雪芹的人性观作一解析。 

   一、贾宝玉“奇奇怪怪”的稀世人生 

　　关于贾宝玉形象,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一点就是“奇”,在一定程度可以说,贾宝玉形象之“奇”,他的人生体验之奇,铸成了《红楼梦》之奇。关于贾宝玉之奇,脂砚斋在《红楼梦》第19回评批贾宝玉为“今古未见之一人”。此就贾宝玉奇特人生分说如次。 

　　首先,来历奇———仙凡同体。《红楼梦》第2回这样描绘贾宝玉的出世,“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脂朱旁批有‘青梗顽石,已得下落’),取名叫作宝玉”。[2](Ｐ104)连见过世面的冷子兴孩大魔眼语语语二这情和贾雨村都连连称奇道异。贾宝玉在出世之前已经在神奇的云山雾海和太虚幻境结下了仙缘。“青梗顽石”和“神瑛侍者”不仅仅是作者的叙述视角和叙事策略的权宜之计。大荒山无稽崖和太虚幻境是孕育贾宝玉生命的“十月怀胎”之所,他后来在尘世中的诸多奇貌怪态,奇思妙想、奇言异行都与此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 

　　其次,相貌奇———性别错位。下面是大家熟知的作品对他的性“错位”的描绘:“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眼似桃瓣,睛如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视而有情”;“面如敷粉,唇似施概括描绘了贾宝玉的性情表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胡文斌先生在论及贾宝玉的性情时用痴与悟聚焦贾宝玉的情态特点。[4](Ｐ3)庚辰本第19回脂批贾宝玉对袭人说话一段云:“这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二人终是何等人物。”[5]这段话可作为对贾宝玉性情特质的列举性、描述性总结,从价值取向上看,批书人对他的性情优劣不置可否,也可能是无法作出肯定和否定判断,但从情感判断来说,似没有太多的贬抑。 

　　又次,行为奇———作低服小。过着饫甘厌肥、锦衣纨绔生活的他,对花落泪,多愁善感,专爱在女儿堆里混,以为女儿献殷勤为荣幸,不说没有公子哥儿的耍大,甚至没有传统社会派定的一般男性社会角色的行为特征,即使对手下的丫头、伶人、寒门子弟也是如此。 

　　《红楼梦》描写他平日里“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却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第36回)[3](Ｐ486)。自搬进大观园后,“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知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第23回)[3](Ｐ322)。从他行为中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淡泊宁静平和的深闺般的生活,认同的是女性与世无争的生存价值。 

　　袭人也在第34回中说:“他偏又好在我们队里闹”。用贾母的话说:“想必原是个丫头错投了胎不成。”这从第44回“平儿理妆”和第62回“香菱情解石榴裙”两回的描写可见一斑。丫头平儿,在贾琏和凤姐打闹中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无辜遭殴打,枉屈至极。贾宝玉招平儿至怡红院,温言劝慰:“好姐姐,别伤心。”照料她梳洗、擦脂粉,替她剪下秋蕙簪在鬓上。宝玉因之前从未有机会在平儿前尽过心,深为怨恨,是日又是死去的金钏儿的生日,故一日不乐,“不想落后闹出这件事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引为今生意中不想之乐”,因此“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3](Ｐ611),“忽又思及贾琏惟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旋妥帖,今儿还遭荼毒,想到此人薄命,比黛玉尤甚。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不觉洒然泪下”。贾宝玉服侍平儿温慰体贴的用心和怜香惜玉之情跃然纸上。贾宝玉生日那天,在斗草游戏中,香菱首次穿身的红石榴好读裙子被草地的积雨污湿了,滴滴点点的流绿水,正恨骂不绝,贾宝玉恰好走来看见,让袭人拿来了袭人的裙子换上,并设身处地,温存劝慰,使香菱体验到从没有过的温暖。 

　　第五,思想奇———离经叛道。他把一向被视为正途的走“仕途经济”道路的封建知识分子斥为“禄蠹”、“国贼”,视“文死谏、武死战”为沽名钓誉行为(第36回),声言儒家经典除四书外皆是杜撰,把传统虚伪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士人的价值取向看得一文不值,批驳得体无完肤。 

　　他不但对儒家的做人准则挑战,而且还谤僧毁道(第19回袭人说不许再这样;这可与甄宝玉有关天皇老子、元始天尊议论对看),连在梦中都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3](Ｐ492) 

　　贾宝玉的奇思异想还表现在他的两性观上,“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个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2](Ｐ105)“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第20回)。”[3](Ｐ283)这是现在被人们引滥了、说俗了的话,但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奇之又奇之语。贾宝玉的抑男扬女的女性崇拜倾向与以男性为轴心的传统宗法社会里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大相径庭。鲁迅先生说贾宝玉“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6](Ｐ184)他对贾宝玉对两性的认识和其具体的行为的见解是精当的。 

　　贾宝玉女性崇拜的扭曲表现形式为对具有女儿之态且不为“正经仕途”所累的男性的钟情和向往上,不少学者甚至指出这有同性恋事象。比如他所心仪的男性秦钟,“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第7回中描写贾宝玉和秦钟见面:“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要也生在寒儒薄宦的家里,早得和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比他尊贵,但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他和“一贫如洗”、“父母早丧”、“年纪又轻,生得又美,不知他身份的人,却误认作优伶一类”的破落世家子弟柳湘莲缔结下深厚的友谊;小旦蒋玉函“妩媚温柔”,亦大有女儿之态;北静郡王水溶也是“生得形容秀美,性情谦和”,“才貌双全,风流潇洒,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凡是“主流文化期待于男人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大都被他等闲视之”。[7] 

   二、对贾宝玉奇幻人生体验先验性的分析 

　　对上述大家并不陌生的贾宝玉的诸多怪癖特点所以然的解释上,人们见仁见智,至今没有定于一尊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作品是作家的心造意象,由于曹雪芹所处时代的文字高压政策和家世原因,他创作《红楼梦》时不得不带着双重镣铐跳舞,一方面要突破语言本身局限性所固有的言不尽意的困惑,使他的深意宏旨能够被世人知晓,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刻意避免作品真正主旨立意的显豁表述和政治讽喻的明晰透露,这就使《红楼梦》文本较之一般小说带上了更浓郁的象征隐喻色彩。有学者指出,《红楼梦》甚至带有现代派、后现代派的某些特点。[8]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令人眼花缭乱,这就使得对这部真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作品的解读平添了许多困难。但深蕴的文本特征同时也正是作品的魅力所在。 

　　对贾宝玉的解读又直接关系到对作品主旨立意的理解。有人对《红楼梦》的奇思异想,从文化角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他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9]。徐振辉《原始思维:贾宝玉心理世界一角》一文,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探究贾宝玉的思想性格,认为这种先天因素,正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长期积淀[10]。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它只能用想像力把握,而不能用理智去把握。但这保证了它的正确性。任何可理解的东西都以一个更高的领域为前提,它在这个领域中被理解。所以,正因为它可以理解,它才不是最高的。[11](Ｐ11)受费希特的启发,也许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更能看清问题的实质。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自创、改编的神话赋予贾宝玉人生及思想的先验性特征,有很大的独创性。曹雪芹对《红楼梦》中神话系统的拟设创意,对整个小说的叙事结构、情节、人物性格的构成具有重要的“归引”(借警幻仙姑语)、制约和提示作用。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曹雪芹创造石头神话,从浅层理解,是有意布散出神秘、奇幻的浪漫氛围,造设小说所需要的诗意化审美意境,从而增强其形式魅力;而从深层理解,则是全书故事实体的一种虚幻陪衬与接应,宛如一条幽邃蜿蜒的地下暗河,与地表水系脉派关通,若隐若连,从而造成了小说主题内涵的奥昧深永,耐人寻味不已,也从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思想魅力[12]。因此《红楼梦》文本神话(或拟神话、准神话)系统中的顽石、神瑛意象和贾雨村的秉气生人说,对我们解读贾宝玉形象的奇特性至关重要,它们给贾宝玉的现实现世人生注入了先验性特质。而这种先验性特征,从接受角度来讲,因“借神话为缘起无形中限定了作品人物的天然秉性,石头今后无论有怎样离奇古怪的故事,读者也会觉得都在情理之中了”[13]。贾宝玉外貌的错位,爱红成癖,女性崇拜,奇思异想都会因为它披上了“神话”、“拟神话”色彩而被人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红楼梦》第1回中,作者预设的空空道人访仙求道时在青埂峰下遇见的那块历尽离合悲欢后复归原位的那块大石,后面那首偈语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取作奇传。身前事指的下世前石头的经历,身后事指石头(以被“那僧”施佛法展幻术而变成的美玉的形式)随贾宝玉降生而一同来到尘世的经历。贾宝玉的种种阅世经历包括他与林黛玉的有缘无分终成虚化的爱情经历,都在似乎前定的预设下一步步展开和收尾。石头身前之事:一是不堪入选补天,被弃荒山。这是经女娲锻炼,灵性已通的有补天之才,无补天之命的人格化“石兄”形象,所以它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充满失落痛感,虽然石头化为美玉但仍不是贾宝玉本身,但他与宝玉一同来到尘世,按中国传统的玉秉有生命观念,使得它与贾宝玉在性灵上已经是二而一的关系,外在表现上是合观为一,分观为二,如影随形,形影不离,所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因此,在青埂峰下的弃石那里,可找到贾宝玉无故寻愁觅恨的先天性“遗传”基因;二是补天无望而终日嗟悼,禁不住僧、道言及的红尘中荣华富贵的诱惑,便要求到人间去受享一番,这关联贾宝玉意趣志向,是他一生行迹旨趣的先期预言———脱却补天的神性目标,回归受享尘世荣华的的人性追求。贾宝玉无端无意于仕途,只知在红粉堆里消受人生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据”。这是他获取肉体生命前即已注定的文化基因。三是凡心已炽,义无反顾。僧道有言在先: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无奈这石凡心已炽,哪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遂知它已跌入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势不可逆,于是便将一块大石缩成扇坠大小一块美玉,携其入凡阅世去了。这里的凡心已炽,苦求再四,体现的是贾宝玉追求的坚顽、痴迷本性,同时也注入了他后来人生义无反顾、万劫不移的文化人格精神。[12]作者在《红楼梦》第3回中,用两首《西江月》词概括他的性格和行为特征,只是青埂顽石“劣愚”根性的伏脉暗流浮出地表。 

　　再看神瑛侍者。关于贾宝玉奇特人生的先验性宿因,除问青埂峰“石兄”外,还要溯源到太虚幻境赤霞宫神瑛侍者那里。笔者不见有人对神瑛与侍者的关系与语义做过分析,作品中也没有对这个侍者的来历的介绍。是神瑛的侍者,还是佩戴神瑛的侍者,不得而知。作佩戴神瑛的侍者讲更合情理。《辞海》释瑛,本义为玉光,亦谓似玉的美石[14](Ｐ2298)。《现代汉语词典》解瑛为美玉;玉的光彩。作光解,显然不通,假如无玉,何来玉光。此神瑛就是神石神玉,但作品中没有对此块神奇的美玉神石与大荒山彼块神石(据作品,经僧作法也变成了一块扇坠大小可佩可拿鲜明莹洁的美玉)之间的关系作交待。从《红楼梦》行文分析,二者不是一物。但青埂顽石和神瑛侍者共同“前定”了贾宝玉后天的痴顽的个性特征和性格内涵。关于神瑛侍者的作为,《红楼梦》中只有非常简单文字:“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因此“这绛珠草始得以久延岁月”,并且“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修得女体后的绛珠因“尚未酬报灌溉之恩,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在此时,神瑛侍者凡心偶炽,意欲下凡造历幻缘。[3](Ｐ8)神瑛侍者的日以甘露灌溉绛珠和凡心偶炽,不仅直接催生了尘世的贾宝玉,而且“注定”了贾宝玉的后天无条件的乐于殷勤于异性和有着异性特点的男性的品格基因,大致规定了贾宝玉对待他周围女性的爱怜态度和呵护行为。在中国古代诗词戏曲小说中,男女之间提及“雨露”常暗示性爱,神瑛侍者在赤霞宫的对绛珠草的作为和慕凡意向,暗伏了贾宝玉尘世中,对待包括林黛玉在内的异性的性意识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对异性情感的升华,警幻谓之为“意淫”。《红楼梦》的人物性格是鲜明的,且是随环境际遇的变换在不断发展中逐步丰富、丰满其内涵的,贾雨村、甄士隐、李宫才、薛宝钗等等前后都有大幅度变化,《红楼梦》文本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性格变化的家庭、社会因素等客观原因,贾宝玉同他们一样,性格形成也有一个过程。但不可否认,他的品性中有许多用现实、现世生活无法解释的现象———那是顽石、神瑛“赋予”的。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尽管不合常情,但不显得突兀,能够接受。比如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初次见面,一个是心里想“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一个是“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看到这个细节时,人们不免想到三生石畔那段奇遇,就像电影中用蒙太奇手法组接镜头,我们的思绪会在在现实此岸与神话(拟神话)彼岸之间切换。这不是一般的一见钟情所能解释的了的,这应是作者安排的他们对“前世”的印记使然。 

　　有人用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人之为男人或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理论,将《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错位的性格心理归因于社会环境,这固然正确,但不完全。贾宝玉出场和以后的许多场合表现出来的怪癖禀性,有时根据作品文本提供的语境,并无现实依据可寻,直如横空出世,平地风雷,因为它只是是曹雪芹观念中的产物,在人物身上表现出较大的跳跃性。曹雪芹把这样的观念赋予贾宝玉,除采取改用女娲补天神话和自创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灌溉还泪拟神话途径外,还创造性地改造利用了中国古代的秉气生物生人说[11],这即是贾雨村那正邪二赋的“宏论”。周汝昌先生认为它是统帅全书的一个思想纲领。 

　　按贾雨村的说法,“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天地间清明灵秀之气除被仁者所秉外,“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偶与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因风荡云摧而泄出的“一丝半缕邪气相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3](Ｐ29-30)。考察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所开列的正邪交赋的人物,多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落拓不羁、文采风流、对封建主流文化价值取向不齿的“情痴情种”、“高人逸士”,甚至是奇优名倡,是有“诗性品格,神性追求的人”。据此标准,贾宝玉当然应该位列其中。曹雪芹没有拘泥于前代王充、朱熹等人的气生万物成说,而是根据作品题旨需要和价值取向,“发明”正邪交赋概念,借以诠释“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警幻仙姑评贾宝玉语)的另类人物,用贺信民先生的话说“它是《红楼梦》张显另类价值的一把有效的理论钥匙”[11]。笔者认为它反映了曹雪芹对被扭曲的“现世”生命的一种理解,是对现实生命内涵的一种密码预设,而对包括贾宝玉在内的“红楼精英”来说,这种生命基因是先天秉有的。当然在后天的发育中,可能会出现种种变异。《红楼梦》描写的木石前盟终成空,还泪反将怨恨生的事实,正是这种变异的表现。有人将林黛玉还泪之举的动机与效果的匪夷所思,归结为出世与入世两种价值观的混淆[15],其实这反映了作者对人物事态的先验预设与现实发展的矛盾。这正说明了社会现实因素对作者对“预设”的先验性的制约和反拨,也许曹雪芹的难解的“其中味”正蕴藏在这不能化解的矛盾中。需要说明的是,贾宝玉的现实人生和《红楼梦》的人性观带有先验性色彩,除了曹雪芹出于引人入胜的艺术结构的匠心,这还是作者对缺憾的现实和人生不得不采取的分述法叙事策略所致。这不一定代表曹雪芹在人性人生问题上有唯心先验论思想,或许恰恰相反,正说明曹雪芹唯物的世事洞明和对此在现实的暗讽与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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