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机500合集:丁力：幸福在哪

来源:经济观察报

　“幸福”突然降临

　　小饭馆是很不讲究用餐环境的，不仅地面和桌面都不太干净，挂在墙上的电视机还总是放着肥皂剧。在常去的那个嘈杂、逼仄的小面馆里，我经常看到演员们手持宝剑，在空中飞来飞去打击敌人；或者在极其简陋的布景中演绎豪华生活，还少不了总在闹别扭的情人。拙劣的表演不会促进面条的幸福消化，但也无法躲避——那是服务员忙中偷闲的消遣。有一天，肥皂剧的主题突然变了，电视机里有很多人在表白，他们非常幸福、非常快乐，而一个手持话筒的女人仍在反复追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么幸福？一碗面吃完，我才恍然大悟：这是新闻！

　　为慎重起见，我仍然请相熟的服务员走到电视机前确认，那确实是新闻，不是肥皂剧。“幸福”从何而来？后来在网上看到“幸福中国”的新提法之后，我才明白那条“新闻”的由来。

　　当然，“幸福中国”是一个好口号，比屁滚尿流的GDP追逐赛好得多。在GDP数字大赛中，官员们一路绝尘而去，不见踪影；大多数百姓只能望尘兴叹，自惭拖了国家的后腿。此外，每当一项可能有利于百姓的政策发布之后，宣传机构的配合通常都过于急切。在报道中，政策要达到的目标已经很完美，而且完美得非常及时，就在颁布的那一天。于是，政策刚一开始就可以圆满结束，只需留下电台、电视台一遍又一遍地领唱“咱们老百姓，今儿可真高兴”。

　　预备，唱！……

　　可是，幸福是每一个人的事，不是电视节目——有人演，有人看，两不相干。演艺界的老话说，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这是理想状态。在不太理想的时候，演员没有入戏，甚至缺乏演技，只是做出卖力表演的样子。更糟的是，演员和导演真的成了疯子，他们强令观众鼓掌，观众只好被高潮，被当做傻子。汉语本来不常用被动语态，近来却有不少被动结构的流行词，如“被自杀”、“被和谐”。现在“幸福”的口号正在被推广，“被幸福”或将成为新词？

　　西方的幸福观

　　幸福的定义将在下文显现。幸福经常与快乐通用。通常，幸福是持久的，侧重精神层面；快乐存在于一时，多指感官的。另外，幸福在比较中存在。例如，40年前，别人都吃红薯干，您有一碗面条就会觉得很幸福。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每天面条管饱也不构成幸福，您可能想到碗里是否有转基因、增白剂、地沟油、过量农药，还要看邻居是否在喝肉汤。由于朝鲜提出在两年内实现喝肉汤的目标，于是您也暗自定下更高目标，期待喝上不含瘦肉精的肉汤。

　　追求幸福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类能够生存和繁衍的原因。但是，把“幸福”作为国家发展目标，这是西方的观念。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注重“幸福”，民间多局限于“福禄寿喜”的朴素愿望，而且只能以官“禄”为幸福的最大源泉，至今不衰；近数十年来，普通人对幸福的追求更遭到严厉批判。因此，要了解关于“幸福”的一切，最便捷的办法是从西方哲学史开始。

　　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当时，平民与贵族严重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梭伦实行改革，解除雅典公民以人身抵押的债务，不再以出生划分公民的等级，创立四百人议会，扩大公民参与行政、司法和立法的机会，每个公民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利益参与政治。梭伦被认为是雅典民主的奠基者，他建立了社会和谐，雅典的阶级矛盾得以调合，不是以一方消灭另一方而结束。梭伦把幸福放在了道德之中，据亚里斯多德记载，梭伦认为，一个人在死之后能摆脱邪恶与厄运，才可以称为幸福。

　　赫拉克里特 （约前540-前470）大约比孔子小11岁。这位致力于探索宇宙之源的哲学家认为，幸福在于智慧，用理性求得真理；幸福也是高尚的精神。总之，幸福不是感官的享乐。

　　留基伯大约出生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他提出了原子论，认为世界由原子和虚空构成。原子论影响了科学，也影响了伦理学。留基伯的学生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认为，个人具有独立意志，幸福是个人的。他分析了幸福的要素：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柏拉图（前427-前347）认为这四者是“善”表现在现世的德性。柏拉图建立了“理念”说，认为理念是独立于事物的精神实体。在诸理念中，善的理念是最高的。他的学生中有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与孟子同时代，约比孟子年长12岁。他把知识分为9个学科，伦理学是其中之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斯多德认为，至善就是幸福，幸福就是至善，两者是同一的。他说：“幸福很明显是终极的和自足的，是其他一切现存事物和可能事物的目的。”他给出的定义是，“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他还说：“幸福是起点，即做其他事情都以之为依据；而凡是事物起点和本源的东西我们都认为是珍贵的和神圣的。”据此，幸福是高尚的、终极的人生目标，不像一碗面条或一碗肉汤带来的幸福生活那么简单。

　　当思想向缥缈的高处发展时，就有人想把它拉回到现实世界。伊壁鸠鲁 （前341-前270）的认识论从“感觉”出发，他的伦理学把身体的快乐作为基本要点。但他仍然认为心灵的快乐更高，而快乐来自心的宁静，最大的快乐是没有痛苦。但他的伦理思想仍被称为“快乐主义”。有必要说明的是，伊壁鸠鲁不只是一位倡导快乐的伦理学家，他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体系。

　　身体的快乐要求趋利避害。这个思想导向国家成立的目的。伊壁鸠鲁认为，人们相互约定建立国家，以保护个人的安全和快乐。在漫长的蛮族入侵期及中世纪之后，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18世纪的让·雅克·卢梭继承了他的契约论和快乐观，树立起现代政治理论的支柱。

　　伊壁鸠鲁对巴鲁赫·斯宾诺莎 （1632-1677）的影响也很大。斯宾诺莎把脱离情欲的奴役当作自由，幸福是德性自身。他在《伦理学》中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情欲，我们才享有幸福，反之，乃是因为我们享有幸福，所以我们能够克制情欲。”要达到心灵的自由，需要通过理性来认识自然；自由是按照天性追求的自我保存和个人利益；个人幸福也是政府的责任。斯宾诺莎的理论影响到了启蒙思想家。美国革命就是受到启蒙思想的启发，建立了现代世界第一个民主国家。

　　在独立战争前夕，北美殖民地居民最担心的不是他们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而是他们反抗英国国王的合法性。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发表《常识》。他指出，各殖民地选举代表，组成政府。被选举者来自各地，不能形成有别于选举者的群体利益。为此还要经常举行选举。

　　可能在几个月之后，被选举者又回到选举者的群体中，他们因此必须谨慎，保证对公众的忠诚。这有点类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但选举权保证了被统治者不是无权的“群众”。

　　潘恩继续说：“这种频繁的互换将与共同体内的每一个部分建立起共同利益，而政府的力量及被统治者的幸福实有赖于此（不是国王的毫无意义的名字）。”（斜体为原文所加）。他认为，为了确定政府的合法性，保证被统治者的幸福，必须进行新制度的建设。潘恩的小册子以权利和幸福为出发点，雄辩地驳斥了英国国王的世袭权威，打消了北美人争取独立的最后顾虑。

　　1776年6月，来自弗吉尼亚的代表托马斯·杰佛逊受命起草 《独立宣言》，7月4日得到大陆会议批准。《独立宣言》指出：“我们认为这些事实不言自明：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政府是为保护这些权利而建立起来的，其权力的正当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推动独立的大陆会议代表一致认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最重要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上天赋予的，不是官员恩赐的。

　　《常识》和《独立宣言》当然都不是哲学著作，但作者的思想来自一个悠久的传统。这个传统注重个人幸福，把追求幸福作为最珍贵的权利之一。他们深知，幸福是个人的，又不是个人的；幸福不能够独立存在，个人幸福需要外部权力的保护；他们必须控制住这个权力机构。

　　19世纪功利主义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两个代表人物。功利主义者的最高原则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利益是幸福和快乐的基础。安东尼·阿巴拉斯特指出，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有很大的重叠，功利主义者边沁具有自由主义者的主要特征：“对政府和法律的怀疑，对直接欲望的尊重，以及更主要的，弥漫的和贯穿始终的个人主义。”这些特征都从属于最大幸福原则。密尔更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崇尚自由与民主，多有论述。至此，自由民主与幸福快乐已经牢固地结合起来，前者为后者的前提。

　　从以上极其简陋的叙述可知，幸福是复杂的大事，一个口号无法涵盖全部。在过去2600多年中，幸福的观念从希腊一个小城邦扩散到世界各地，也进入中国。不过，幸福或善仍然很脆弱。

　　内心的幸福

　　中国古代思想家不注重“幸福”，原因大概是他们把幸福当作个人追求，是低级阶段。儒家目标的起点是“修身齐家”，强调对个人的约束和责任，然后是“治国平天下”。这只是少数儒者的事情，不强求大众为此放弃他们的个人快乐。儒家也坚决反对把责任留给百姓，把幸福留给官员。政府今天把“幸福”作为目标，可算是一个突破，更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号阶段。

　　与儒家相比，佛、道是出世的，更不追求现世的幸福。《庄子·齐物论》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在梦中（快乐地）喝酒的人，早上醒来后却哭泣；梦中哭泣的人，早上却（快乐地）去打猎。他认为，痛苦与快乐无有差别，最好顺应自然。但庄子也不否认快乐的存在。当他看到鱼“出游从容”时，他知道“鱼乐”。（《庄子·秋水》）惠子质疑庄子：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反问：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两位哲人的辩论表明，快乐是个人的；快乐或许可以被其他人感知，却不能被代表。

　　道家相信，快乐在心中，外在的幸福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权力带来的幸福。道家对文学很有影响。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有一句名言：“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此时已是全剧终了，繁华都城金陵（今南京）的风流人物散尽，只剩下樵夫向渔夫哀叹明朝的灭亡、历史的又一次轮回。这也是《红楼梦》的主题。中国的老百姓多好啊，不到最后一刻，他们绝不搞强行拆迁那一套。他们只“围观”权贵们楼起楼塌，有时还一洒同情之泪。

　　搞“起朱楼、宴宾客”活动是幸福的，尤其是当主持者不仅不需自己出资金，反而能从中大贪一笔的时候。但这种行为也预定了“楼塌了”的必然。王朝一次又一次毫无新意地兴替，道家只好教导人们冷眼旁观。普通人难以超然。如果一个人不能敏锐地感受幸福或痛苦，他就处在鲁迅所说的麻木状态。但麻木很少是天生的，它是统治者刻意用恐怖和蒙昧制造出来的，也是百姓在重压之下的自我保护手段。麻木的百姓只是统治者的驯服工具，螺丝钉而已。不过，即使麻木如阿Q者也知道追求幸福。他向吴妈求爱，摸小尼姑的头，偷尼姑庵的萝卜，炫耀他在城里的经历。他还要革命。当他因为要革命而被砍头的时候，他好像也是幸福的。

　　外部世界越来越混乱和危险，外部幸福不可得，哲人们只好“向内”开拓新的世界。在汉朝，道家开始“内丹”修炼。到了宋朝，受佛、道的影响，衰落的儒家也出现“向内”的趋势，并且复兴。虽然儒家向内心退守，但没有放弃外部世界。他们想在内心找到一个基点，试图从那里再出发。总体而言，自秦汉以降，中国思想表现出向内心寻求自由的趋势，逐渐退缩。

　　儒释道三家的哲人们都指向同一条路：幸福和力量来自宁静且自由的心，不假外求。对于大多数人，物质财富必不可少，“心”或许太高。但无论怎样，如果抛弃了自己的心，幸福不可得，力量也将失去。西方哲学对此有类似认识。马可·奥勒留（121-180）是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也是古罗马皇帝。斯多噶提倡道德的和沉思的生活，顺从自然，不主张斗争。奥勒留说：“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到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沉思录》）

　　奉行斯多噶思想，作为平民则可，作为皇帝不可。皇帝不仅需要思想，也需要行动——坚定有力的行动。因此，皇帝不仅要知道“退”，更要知道“进”。那时，罗马帝国正在抵抗北方蛮族的入侵，奥勒留到前线指挥，病死在边境的军营里。他不是一个有大作为的皇帝，他的哲学思想或许妨碍了他的奋斗。不过，在西方哲学史中，斯多噶只是一个不大的支流。西方世界仍是扩张的、进取的；而中国的皇帝大都向内扩张，剥夺百姓的权利，侵蚀他们的幸福。

　　幸福中国

　　虽说中国很有特色，但人类的幸福感或痛苦感却是一样的。只是野蛮人对痛苦的感受较为迟钝，不如文明人敏锐。这是他们在恶劣生存环境中的自我保护手段，可以在短时期内改变——这是从文明人的角度看。从野蛮人的角度看，文明人显然退化了。但文明早已战胜了野蛮。因此，西方的“幸福”概念与政治制度无关，而与国家的文明程度有关，完全可以适用中国。

　　对“幸福”有很多种划分方法，其中之一是精神与物质的两分法。在精神层面上，读者多有丰富的个人经历和书本知识，本文作者没有资格浇灌心灵鸡汤，这里只略微分析物质层面。在物质层面上，中国已经完全西化，物欲之狂热也许还超过了西方。在精神层面上，中国现在虽然很贫乏，但也融入了西方，其程度之深往往使人浑然不觉。仍遭受一些人顽强抵抗的只是一小部分，即政治智慧，这却是中国已经接受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基础。

　　1980年代有一首天真的歌：“幸福在哪里？”歌词给出的答案是：“艰苦的劳动”、“知识的宝库”、“闪光的智慧”。歌者的语调轻松快乐，仿佛在祖国大地上随处可以捡到“幸福”。在那时，人们对未来的期望还是很大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刚从严厉的禁锢中释放出来不久。

　　在前30年的严厉禁止之后，“党的富民政策”允许百姓用自己的劳动取得报酬，他们有了改善生活的可能。很快，街头擦鞋的、卖菜的、修自行车的都被列入富裕人群。1980年代后期，一个拥有不足10平米店面的个体剃头匠可自称“大款”，公开“炫富”。一部电影的情节是：一个电影男明星追求一位出租车女司机，只为贪图她的金钱。这或许是电影圈内的真事。以一般人想象的财富拥有量而言，20多年前的出租车司机恐怕不亚于现在的国企老总。“穷人乍富”掩盖了人们了解较少的两种“商业行为”：倒批文和走私。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这两个“行业”是滥用权力的产物，给权力者和接近权力者带来巨大利益。这两项活动分别利用国内的和国际的价格双轨制。国人在不同的致富轨道上行驶，彼此越行越远。

　　即使不谈这些活动，那时的收入格局也远非是公平的，有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一说。但许多底层人士对他们的劳动所得还满意。他们愿意付出艰辛劳动，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开放的市场给了他们这样做的机会。这也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权力在逐渐侵蚀市场 （国有垄断是其表现之一），而政府却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市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现在政府在努力多做一些事情，但平民的期望更高。政府或官员的收入远不止税收，还有卖地、国企、罚款等收入。白领辛勤劳动，维持体面生活也不容易。劳动致富即使不是神话，至少也更难了。还有砍林、污染在危害子孙的国家。即使追求“沉思的生活”，也未必能得到心灵的宁静。思想的空间狭窄，而思想者也要生活。

　　因为对幸福生活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这个社会中有很大的戾气。有些人把上访作为宣泄口。有一位法学教授断言，99%上访者是精神病。所以，时有上访者被抓入精神病院。网上也有断言：“自从得了精神病，我的精神好多了。”这个有特色的办法确实能够帮助我们逃离现实，进入另一个精神世界。精神抖擞者应该是幸福的。由此也可以推论，上访的艰险促进了幸福。

　　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一个个坚强的战斗堡垒，牢不可破。他们的收入模式已经严重危害国家。据一项调查，官员的幸福感最强。这不奇怪，因为他们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许多资源，却很少受到监督。当权力成为快乐的最大源泉，而权力之外的大多数人得不到幸福，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既得利益者须记住一个基本的道德守则：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在一些方面有很大进步，但社会矛盾在积累。“幸福中国”的口号意在改善现状。口号的提出是指出现实中的不足，引导官员弥补缺陷，而不是肯定现实。但在现实中，口号往往被当做现实，并被用来美化现实。平民的不满（如对强制拆迁）经常被认为是破坏“和谐”。这个指责完全颠倒了因果。有理由担心，在“幸福中国”的口号声中，增加幸福仍然不易。增加社会中的幸福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不应该只是宣传机构和统计局。

　　此外，百姓的幸福与否，政府只承担部分责任。在政府的责任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减少作为，甚至不做，而不是多做；是给百姓让出更大的空间，而不是禁止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城市管理”（即“城管”）声誉不佳，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了解到政府在多么粗暴地误用“管理”。如果政府能较好地控制自己，抑制“管理”的冲动，百姓的幸福就会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