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暗恋的英文句子:解读古田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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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决议》永放光辉——纪念毛主席诞辰113周年

发布: 2006-12-02 21:34 | 作者: 爱旗帜网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540 | 回复: 21

《古田会议决议》永放光辉 ——纪念毛主席诞辰113周年 2006.12.2 今年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3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纪念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日子。特别有意义的是,在毛主席诞辰113周年的同时,又迎来《古田会议决议》发表78周年,今天重温决议,对于坚持政治建设的无产阶级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28年12月28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突出强调了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重要性,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对我党我军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田会议决议》全面地规定了一套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强调我军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执行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款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是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走向胜利的法宝。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要求党内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党内开展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反对互相猜忌,闹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团结。决议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执行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无产阶级建党建军的思想,是我党和我军建设的航标和明灯。 在新世纪新时期,虽然不同于战争年代,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从思想政治上建党建军,仍然是党和军队建设的法宝,更要突出强调纠正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重要性。对《古田会议决议》必须要认真学习,温故而知新。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始终使我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强调无产阶级建党建军思想仍然是头等大事,坚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是我们取得各项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只要在《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指引下,党继续带领全国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再创辉煌!
               毛泽东与《古田会议决议》 ●黄祖洪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到达长汀, 重新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11月28日他便在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和研究如何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了红军的整顿和训练问题,讨论了十二月的工作,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为了达到党代表大会的预期效果,毛泽东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       12月3日,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离开长汀来到新泉,与第四纵队汇合,开始了著名的新泉整训。在这期间,毛泽东在新泉“望云草室”召开了各类型的干部会、调查会和座谈会,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及其表现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12月的闽西山村,已是寒气逼人。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分别到部队驻地,日夜兼程,召开士兵调查会,找干部、战士个别谈心,仔细了解和询问各种问题,谆谆善诱广大红军指战员起来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       短短的10多天时间里,毛泽东掌握了红四军内的基本思想和政治状况。       为了集中精力开好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2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向上杭县古田镇进发。进驻古田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召集了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毛泽东列举了亲自调查来的许多事实,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鼓励大家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共同分析研究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危害和克服办法。       接着,前委又召开大队以上党组织的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联席会议,根据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不同类型的问题,分成八个专题,分组讨论和起草红四军党的“九大”各种提案。毛泽东深入小组参加讨论,认真听取各种意见并不时摆出新的问题,引导大家把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实际问题,提高到理论上加以系统地分析研究。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 闽西日报 
《古田会议决议》学习体会 [龙族小葱] 于 2006-04-24 
    古田会议召开于1929年12月,其时正值红旗初举红军草创之际,故而其意义非比寻常,堪称中共建军史上开天辟地的一次会议。笔者通过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更加坚信了这一判断。     《古田会议决议》总的来说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是破;第二部分则是对红军建设的构想,即是立。先破后立,这种体例非常的好。不对旧的东西加以破除,直接去谈新型军队如何建设,就会显得曲高而和寡,周边的同志也就难以理解。只有先破掉旧军队的习气以及过于理想化的东西,才有可能使当时来源于旧军队及普通民众的红军队伍脱胎换骨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钢铁洪流。所以下面笔者先谈谈学习《决议》中《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体会。     关于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主要谈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关于主观主义、关于个人主义、关于流寇思想、关于盲动主义残余这么八种思想。总的来看,这八种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来自旧军队思想的,来自空想化的革命激情的。 来自旧军队思想的特点就是注重军事,忽视政治,搞单纯军事观点,注重保存实力避难趋易眼前利益的取得,忽视迎难而上在艰苦地区扎根建立根据地的长远打算。这种思想的根源其实就是政治上认识的不清楚,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军阀思想,不晓得红军与白军的差别所在。这种观点危害甚大,若以这种观点,红军是断断不会建立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的,也断断不会得到长远的发展。即使取得了一两次胜利,对于发展而言,也是起不到根本上的提高的。如张国焘军,可以说力量曾经盛极一时,这与当时其军内的徐向前等同志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但是,张国焘头脑中保存实力避难趋易的思想导致了其所率军队即使占领了大面积的土地,也无法将这一优势转化为部队实际力量的壮大。最终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免于失败。可以说,古田会议的召开,正是确保了这一脉红军不会犯此类错误,即使由于指挥上的失误依然割不断红军与老百姓的血肉联系,最终锻造成为横扫中国的红色雄师。 还有一类错误思想实际上源于浪漫的革命主义激情,浪漫的革命主义激情往往期望能建立一支纯而又纯的队伍,并且不懂得这是需要分阶段的。所以往往会在实际工作中显得幼稚,最终酿成革命的重大损失。如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客观地讲,红军与白军的区别就在于军队的性质不同。而性质不同的具体体现就是官兵一致、军队内部有民主。但是如果走了极端,凡事都讲民主,则会导致决策效率的低下,最终危及革命力量的生存。如果完全官兵一致,势必会导致革命骨干力量在革命初期快速丧失,最终失掉革命的火种,并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的官兵觉悟并没有达到按需分配的高度,实际上这是一种空想。美好的想法未必能导致实践的成功。就是指此类不切实际的错误思想。 两类错误思想在当时的红军当中都存在。脱胎于旧军队的同志往往会由于认识水平不够高犯前者的错误,而对理想有着热切追求的刚刚从知识分子角色转变为扛枪打仗角色的同志们往往会由于实际工作经验的不足犯后者的错误。    《决议》中首先对这两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驳,为后文提出较为完整的红军建军思想做了很好的思想铺垫。     《决议》中立的内容包括: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军事系统与政工系统的协调问题八个部分。 从这八个部分我们依稀能看到今后红军的发展方向。即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重视宣传教育反对旧式军队作风(打骂体罚等封建带兵方式)倡导新式军队作风(真正爱护士兵)政治军事双头领导的人民军队。     行文至此,笔者体会到《决议》最为光辉夺目之处在于它把鲜红似火的革命理想与革命实践的生动结合。面对当时红军的外部生态环境极度恶劣与自身建设的百废待兴,《决议》没有盲目悲观失望,更没有夜郎自大,而是努力从“实事”中把握“是”,从而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法。言归正传,当时的红军,真可谓亟待整顿,亟需脱胎换骨。党组织松懈,教育缺乏针对性时效性,宣传工作离要求差距很远,基层干部不晓得如何去教育提高士兵,打骂体罚此类行为盛行,伤病员缺乏照顾,军政关系不明晰。     《决议》逐项娓娓道来。 针对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明确了组织路线:清除不合格的党员,严把党员入党关,从源头上保证党员质量;要求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各级党组织要有相应的工作计划以加以实施;要求确实向党员讲清开会的意义,反对封建式的会场秩序,以避免党员对会议失去兴趣的现象。 针对党内教育问题,《决议》首先讲清了党内教育的意义,接着就教育的材料、方法具体说明。     《决议》尤其重视红军宣传问题,正如《决议》中表述: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这样的表述,是很多人万万想不到的。殊不知,没有红军的宣传,就不会有群众的觉悟,群众的组织,乃至红军的壮大。因而确实如此,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 当时的红军宣传工作现状是:宣传内容不清、宣传力量不足、宣传方法单调。总的来说就是亟待改善。    《决议》就此对症下药,明确宣传内容,壮大宣传力量,丰富宣传方法。总的一点,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红军的宣传工作是多么有效。可以让广大群众义无反顾,拿起武器参加红军,可以让普通白军士兵毅然脱离当时强大但反动的白军投入弱小但正义的红军,最终宣传出来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关于如何加强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决议》从具体的材料、方法谈起,可以说是手把手的交红军干部如何搞好士兵训练工作。到今天来看,这些内容依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对此,笔者将有专文论述。“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一节实际上谈的是普通士兵的学习文化知识问题,以小见大,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红军队伍能够如此重视普通士兵的学习,不仅使得红军成为了一支学习型的部队,而且为中华民族的扫盲运动做出了极大贡献。不知后来的共和国将军们又有多少是得益于此项政策才由睁眼瞎成长为能谋善断的一方将帅的?! 针对废止肉刑问题,所谓肉刑,其实就是指打骂体罚士兵。时至今日,在个别部队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从上级下发的通知中就可见到。当时的红军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这对于今天来说或有启发。    《决议》首先指出了用肉刑的危害,即造成跑兵现象。在今天来说,在明知道服役期只有两年的情况下,个别单位仍需要担心怕兵跑了,不能不说这是部队内部关系不正常的表现。接着《决议》指出了肉刑的历史渊源及废止理由。    最后《决议》提出了纠正的方法:一是坚决废止,二是加大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对于打骂士兵现象,目前仍有少数官兵不能正确对待,他们认为兵不打不成器。原因就在于文中所说废止肉刑后,不可避免短期内会带来不良现象的增加。但《决议》开出的方子是加大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对此,可能那些对打骂现象心有赞同的同志会嗤之以鼻。但后来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废止了肉刑的红军,战斗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战越强。而没有废止肉刑的国军,则是内部关系紧张,在听到红军的大喇叭广播后,竟然就会有人曳枪而来,这两种现象,不能不发人深省。 针对红军当时伤兵问题,《决议》同样给出了足够的重视,并提出了相应解决办法。     最后,《决议》明确了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捋顺了“古田会议”召开前的军政关系,从而实现了军政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最终使得这项制度一直贯彻至今依然行之有效。     综上所述,《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共建军史上的一次开天辟地的会议,正因为《古田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才使得当时的红军部队得以脱胎换骨于旧军队及乌合之众,成长为无往而不胜的人民军队。
                 纪念毛泽东诞辰113周年
            作者:培麟 时间:2006-11-10 19:14:47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几次关系中国历史命运重要时刻,毛泽东起的决定性的作用——记念毛泽东诞辰113周年
    1、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是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在文家市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进军,并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2、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制订了《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党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保证了党和军队在长期游击战争和农村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性质。
    3、1930年1月、5月,毛泽东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理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条件。
    4、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由于毛泽东大量的说服工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站到正确路线一边,保证了会议的顺利召开,成功解决了党的军事和组织路线问题,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转折点。
    5、1935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6、1936年12月,毛泽东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该事变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从此国共两党的内战基本结束。
    7、1943年,毛泽东正式担任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
    8、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的基础。
    9、1945年8月,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拒绝了斯大林“交枪做官”的建议和抗击了美国人交出军队的压力,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保住了人民军队和政权。
     10、亲自领导了规模宏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西南战役,1949年10月1日,亲手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洗百年来中国人民蒙受的耻辱。
    11、在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打到长江边时,没有听斯大林的劝阻(斯大林为防美国干预,爆发三次世界大战,不要毛泽东过江),打过长江初步完成中国的统一。
    邓小平同志说过,“没有毛泽东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的名字已经与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人民网
古田会议召开的前前后后 
央视国际 2004年12月28日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武装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国红军第四军,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正确领导指挥下,驰骋于赣南闽西,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令世人瞩目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1929年3月和5月,红四军二次由赣入闽,巧渡汀江,轻取汀州,三克龙岩,直下永定、上杭,取得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开辟出闽西革命斗争的崭新局面,出现“战地黄花分外香”“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喜人景象。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召开了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大会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我党我军建设的许多重要原则,直至今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仍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古田会议决议》是个宝,我们要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        然而,革命斗争不会一帆风顺,而必定是前进中有曲折,在曲折中前进。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也并非空穴来风,它是无数革命家艰辛求索的光辉篇章。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古田会议决议》开宗明义,事实上,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由来已久。“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些成分占70%以上,而且“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二月来信”,这封2月7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指示信未能正确估量全国的客观形势和红军的主观力量,要求红四军将武装分散,并要朱德和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中央。毛泽东代表四军前委于4月5日给党中央复信,直截了当地称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当然,毛泽东也坦言,他和朱德皆可离开红四军,只待中央派刘伯承和恽代英等得力人才来替职。但是,“二月来信”给红四军党内造成了一事实上的混乱。5月底6月初,红四军前委先后在永定湖雪和上杭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就红四军党内的思想分歧进行讨论,然而,分歧愈来愈公开化和激烈化,特别是白砂会议以36票赞同5票反对表决取消临时军委,引起从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位撤下来的刘安恭的极大不满,这位刚于上个月才来到红四军,并立马坐上军委书记高位的“布尔什维克”虽然具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但是教条地引用苏联模式,过分强调军官权威,主张以军事领导政治,试图以军委来压制红四军最高领导机关--前委的权限。在另一方面,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的林彪则表现出坚决支持毛泽东,攻讦刘安恭甚至朱德军长,挑起双方更大的论争。       红四军三克龙岩城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而且优越的环境,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再如开一次党代会以平息党内争论。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代表们畅所欲言,但各执己见,莫衷一是,特别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还被攻击为“家长制”作风。大会主席陈毅无奈:“你们朱、毛两人,有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和楚国,两个大国交战,叫我郑国夹在中间如何是好?”陈毅采取了折中调和的办法,给毛泽东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因负前委书记重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朱德则给予书面警告,息事宁人。       “七大”只开了一天,通过了大会决议案,表面平息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但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会议还通过民主选举,不顾毛泽东为中央直接指定的前委书记,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这种后果是极为不好的。 “七大”之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地方指导工作。有道是祸不单行。不再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突然身染痢疾,生命几度垂危,中共闽西特委派出两位同志前往上海购药,其中一位牺牲在归途上。1929年9月,毛泽东在永定牛牯扑遭敌围捕,是当地党员陈添裕冒着枪林弹雨背着病弱毛泽东在荆棘丛生、蜿蜒跌宕的羊肠小道上跑了一个小时才转移到安全地带。期间,国民党的报纸讹传毛泽东已“死亡”,甚至共产国际公报《国际新闻通讯》也于1930年3月20日误发讣告,言毛泽东在福建死于肺病,有意义的是,通讯行文道:“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然而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以惊人的意志跋涉于闽西大山大川之间。       8月上旬,陈毅前往上海出席军事工作会议,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四军8、9、10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未回,前委只有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均松懈。”9月下旬,豁达大度而诚实守信、身心疲惫而刚毅坚强的朱德也努力在政治工作领域独自作一尝式,在上杭领导召开了红四军“八大”,由于过分强调民主而缺乏集中,致使大会讨论了三天毫无结果,会后,朱德责成郭化若等三人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但坚持原则的毛泽东并没有轻率地回到“不生不死”的岗位上。10月朱德率红四军攻打东江,梅县一役,损兵折将,红四军广大官兵要求请毛泽东回主持工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实践是真理最公正的裁判。1929年9月28日,由陈毅受周恩来的委托,根据与周恩来、李立三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出台了,指示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的光荣历史和它在全国红军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毛泽东首先提出并付诸实践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等一系列光辉思想,如,信中说:“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又如,关于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这封后来收入《周恩来选集》俗称“九月来信”的中央指示信凝聚着周恩来、陈毅等人大量的心血和惊人的智慧。在上海期间,陈毅向中央客观地汇报了红四军的真实详细情况,包括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在短短几天之内的就向党中央提供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现状的报告》等5份书面材料,从而为中央正确指示红四军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事实基础,为“九月来信”注入了青史留芳的有机成分。君可见,陈毅为党为国,不计前嫌,君子风范,胸襟坦荡,何等可敬可叹!       陈毅回来了,带着“九月来信”和周恩来指示请“毛泽东复职”的重托转辗回来了。陈毅与朱德一起把红四军从血溅过的东江拉回到革命根基牢实的闽西,重整旗鼓。       11月18日,陈毅在上杭官庄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传达了“九月来信”,朱德对中央指示表示完全服从,并表态:“过去的东西我收回,请毛泽东回来。”会后,陈毅派人把“九月来信”送到毛泽东住处,并附一封亲笔信,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接悉信函,正日渐恢复健康的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欣慰的笑,立即打点行装,于26日随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从蛟洋抵达汀州,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11月28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回,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12月3日,红四军开往连城新泉,在此开展了为期十天的由毛泽东、陈毅和朱德分别主持的包括政治和军事的著名的“新泉整训”,奏响了古田会议的序曲。       12月中旬,红四军前委机关进驻古田,一方面继续开展政治军事整训,另一方面则努力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在距古田红四军前委机关不完处有一风水宝地--廖氏宗祠,又称“万源祠”,建于是1848年,辛亥革命后改为“和声小学”,1929年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根据少先队歌中“曙光在前面”,把学校改名为“曙光小学”,小学是一座平房建筑,背倚郁郁葱葱的树林,面临清澈明静的溪流。     12月28日,寒风冷冽,白雪飘零,120多位来自红四军以及闽西地方党组织的代表济济一堂于曙光小学,他们还燃起数堆篝火来取暖。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此隆重开幕了,会议仍由陈毅主持。解铃还需系铃人,半年前陈毅主持的红四军的“七大”效果是不好的,而半年后的今天陈毅主持的红四军党的“九大”则名垂青史。毛泽东、朱德、陈毅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代表们一致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会议还重新选举了产生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前委委员11人中有4人解放后被评为元帅--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       29日,只开了两天的古田会议胜利闭幕了。古田会议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二年多来的丰富斗争实践,在有关红军性质、宗旨、任务等一系列建军重大原则问题上作出了明确而正确的结论,基本结束了红四军组建以来特别是“七大”以来长期存在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增强了团结,划清了红四军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而使中国红军真正成为一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新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决议共分为9个部分,近3万字,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具体,其中心思想就是如何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军队。       古田会议结束后,为了打破敌人对闽西第二次三省“会剿”--其实在古田会议期间,离古田最近的敌人只有15公里!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转战江西。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古田会议后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在转战江西的马背上慷慨激扬,诗兴勃发。       1930年月1月5日,亲率红四军第二纵队殿后的毛泽东即将尾随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一、三、四纵队西进之前,在古田驻地“协成店”忙里偷闲给林彪写了一封洋洋洒洒近万言的长信,这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不朽名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前,林彪给毛泽东寄了新年贺信,重提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信中非常中肯地批判了红四军一些人的悲观思想,他在信末充满乐观和自信地宣称: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海望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革命征程漫漫,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四军中执行了,后来全国各部分红军都自觉遵照执行了,如在延安整风时期,“古田会议决议”被选为重点学习材料,1942年月4月15日,毛泽东还亲笔致信留守兵团,要求把“古田会议决议”“当作教材加以熟读”。这样就使中国红军在古田会议精神光辉照耀下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越战越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近70年过去了,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但是它的基本原则,它的路线还是古田会议所确定的。       古田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成了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古田会议的准备与召开 央视国际       1. 红四军党内的思想斗争       红四军在进入赣南、闽西开展革命斗争中,积极发挥战斗队的作用,帮助地方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势力,帮助地方建立政权,实行工农专政。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红四军本身也得到了壮大和发展,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并为中国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及环境的变化,在红四军党内原有和新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有了发展和滋长。这些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严重的防碍这红四军正确地执行和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赋予的任务。       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和滋长,有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因素,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据1929年5月统计,红四军中党员总数为1329人,约占全军人数的29%。其中工人出身的党员数占23.4%,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却占了76.6%。当时尚在幼年时期的红军领导机关,对这些错误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为了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红军中的党组织,早在南昌起义以后,以及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同各种不利于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并逐步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和制度。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针对有些同志在敌强我弱的危难之际,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情绪,撰写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革命斗争的经验,正确地回答了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最基本问题,驳斥了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悲观论调,从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毛泽东又相继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为红军提出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中共红四军前委一方面坚持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和党代表制度;另一方面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并在井冈山斗争中先后召开了六次党的代表大会,传达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总结了边界斗争和红军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而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       但是,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并未得以肃清,反之在形势和环境的变化中有所发展,往往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时有意见分歧和争论。       红四军攻占闽西汀州后,在前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在赣南、闽西建成公开的赤色区域,争取与湘赣边界相连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战略决策。这是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对此计划,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认识并非一致。有部分人认为,在革命高潮尚未到来之时,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是徒劳的,主张集中兵力,广泛游击,走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道路。       红四军返回赣南后,于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党中央2月9日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要求红四军“将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避免被敌人所“消灭”;担心朱、毛两同志“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决定让他们“离开部队来中央”。此信使那些不愿从事建立根据地艰苦工作的同志有了依据。对于中央的来信,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给中央的复信中,认为中央对形势的估量太悲观了,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必须实行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和浙西的战略计划。在此同时,毛泽东仍以前委的名义作出决定,继续执行起其战略计划。缺乏建立根据地观念的同志认为,毛泽东此举是不服从中央决定的表现,党代表权利过大,是“家长制”等等。由此,进一步发展了原有的思想分歧。而红四军党内意见分歧的争论、革命高潮能否到来、能否建立根据地到军政领导的职权范围、政治领导军事还是军事领导政治,甚至提出限制中共前敌委员会的权力,职责前委权力过于集中等等。这些问题的争论和分歧,加深了红四军党内的旧有矛盾。       为了正确解决党内的争论,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朱德等于1929年6月上旬,先后在永定湖雷、上杭白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对争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而后,毛泽东在6月14日的一封长信中指出了争论的问题中,最主要的是党的领导问题,认为红军中个人主义和小团体的滋长,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极为不利;由于党的领导的削弱,滋长了单纯军事观点等都是四军党内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错误倾向。       1929年6月22日,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尽快结束党内的争论,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决议和陈毅给大会作的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红四军的工作,认为目前红四军党内的争论,最主要是四军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必须用无产阶级意识来指导才能彻底改变。并对在争论中不利于团结的言行作了严肃的批评。 但是,由于“七大”是在条件尚未成熟且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召开的。会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得到肯定。毛泽东未能继续当选前委书记,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会后,毛泽东因患病,即到地方指导闽西特委工作。       1929年9月红四军主力出击闽中返回闽西,攻克上杭县城。朱德即主持前委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因前委领导机关不健全,会议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争论了三天,毫无结果,问题仍然没能得到解决。会后,根据中央及福建省委要求红四军立即开往东江梅县等地,结果因缺少群众配合,孤军深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遭受失利。至11月初返回闽西。这段时间以来,由于红四军领导机关不甚健全,削弱了政治思想的教育工作。尤其是一度放弃了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和工作,红军的活动近乎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因而,四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更趋严重。       2. 古田会议的准备与召开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29年8月,陈毅代表红四军前委离开闽西,取道厦门,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及参加中央召开的李立三、周恩来多次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的情况报告,并对四军各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9月28日,党中央对红四军的前委发出了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此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竟周恩来审定的。   “九月来信”正确分析了中国政治及军阀混战的形势,对红四军的存在与发展对中国政治局的影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指示信总结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对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批评,要求四军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加以肃清,否则与红军前途有着极大的危险。同时,信中指示要恢复朱德、毛泽东在红军中的信仰,明确指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前委收到陈毅带回的中央“九月来信”后,即在上杭官庄召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会后,前委即派陈毅前往中共闽西特委机关驻地上杭苏家坡,请毛泽东返回红四军负责前委工作。毛泽东得知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后,于11月26日到达汀州,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23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九月来信”的重要意义;决定了红军的整顿和训练计划;安排了12月份的工作;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12月3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离开长汀赴连城新泉,开始了部队的军事和政治整训,以提高红四军的军事和政治素质。整训期间,为了总结建军两年多来的丰富经验,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提高认识,积极纠正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红四军前委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深入各个连队调查研究,召开农民调查会,听取各个方面对部队建设的意见,引导大家统一到正确的思想基础上来。通过这些调查,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初步的准备。     12月中旬,红四军前委机关率领部队开赴上杭古田镇,继续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到达古田后,红四军前委在红四军司令部召开了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召开到会同志打消顾虑,充分发表意见,以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会上,大家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了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根源、表现、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对红四军两年多来在党的组织、教育、宣传工作、士兵政治训练等方面行之有效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接着,会议分成若干个专题小组,进行讨论,由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再交前委讨论。至此,红四军前委已在思想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召开,12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红四军前委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为领导核心,主持了这次会议。       大会经过了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向大会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报告。此外,朱德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指示和关于反对托陈取消派的精神。会议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士兵决议案》、《拥护〈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的决议》等项决议。会议选举了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会址 

    古田会议会址,位于上杭县古田镇彩眉岭笔架山下。1929年12月28、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主持下于此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选举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会议期间,右厢房第一间是毛泽东的办公室。
    会址坐东朝西,原是廖氏宗祠、又名万源祠,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建,1917年始作“和声小学”校址,1929年改称“曙光小学”。由前庭、大门、下厅、天井、上厅和两侧厢房等组成,砖木结构,四周围以砖墙。前院左侧围墙上还保留有红军标语。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就是在这座祠堂内的上厅召开的。
    1961年3月4日,古田会议会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范围:东从排水沟至阅兵台3米内,西从护坡至社下山东麓公路内,南从排水沟至廖开华房檐排水沟以内,北从围墙外至溪对岸公路内。

解读古田会议决议 
央视国际 2004年12月28日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分9个部分:1、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7、废止肉刑问题;8、优待伤病兵问题;9、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其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部分。它深刻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并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和具体表现,提出了纠正的办法。
  整个决议的中心内容是强调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此,决议确立了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诸多原则与规定。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加强军队中党组织的建设       1.决议针对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主要矛盾,提出首先必须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正确路线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否则,便不能达到担负重大斗争任务之目的。决议认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鉴于红四军党内组织基础状况,决议认为必须通过加强思想建设和加强对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思想改造,以保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来保证党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       在加强党内教育的形式上,决议规定了阅读党报、政治简报、编写印发各种开展教育的小册子、开办训练班、个别谈话、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召开各级党组织的会议等18种方法,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使党员和红军指战员懂得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提高革命的自觉性;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科学地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解决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形成浓厚的政治空气,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有的放矢地引导广大红军指战员摆脱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思想,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以科学的贯彻执行,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使广大党员和指战员在思想上与党组织保持一致,从思想上认识到党组织是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决议也解决了保证和巩固党的思想政治一致的组织建设问题。
  为了保证党组织的质量,搞好党的组织建设,决议对红军中发展党员的条件作了新的规定。即:“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并制定了“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的党的发展路线。肯定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班、排建立一个党小组的重要原则。 决议强调了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在部队中提倡民主建设的同时,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无纪律现象。要求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积极密切上下级关系,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地派员出席指导下级会议。
  在健全党的组织制度的同时,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党的系统、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关系,以及党对青年组织、士兵会的指导等方面的问题。
  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       2.保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   古田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明确地规定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决议批判了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把军队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的错误思想,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将走到脱离群众 ,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为了明确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决议规定:“在前委的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并对政治、军事工作机关作了明确的分工,使之各负其责地去执行党的任务,使红军向着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方向发展,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努力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
  决议规定了中国红军是工农武装的无产阶级性质,也就决定了红军的宗旨,只能在党的领导之下,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即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得到解放。为实现这一目标,决议提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在党的领导下,红军必须充分发挥 战斗队的作用,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但是,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的,它首先是一个执行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议批判了在红四军中严重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这些错误倾向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四军中一部分同志的的政治水平低,不认识红军的任务与白军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是红四军成份中,除较大比重是农民和游民外,还有不少是从俘虏兵解放过来的战士。他们进入红军后,带来了浓厚的雇佣思想,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不理解在党和群众运动都有一定基础的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作为革命武装力量的依托的重要性。因此,使得红军中严重地产生了不愿做艰苦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意识,从而使其不能充分准确地估量斗争策略,过分地相信军事力量的作用。为此,决定强调 红军应把武装工农群众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帮助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使主力红军和人民游击战争互为左右手,直至帮助建立地方政权、实行工农专政。决议为此重申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制定的红军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树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以极大的努力去完成党赋予的革命政治任务。       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执行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全面地规定了一套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强调我军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执行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款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
  为了确保军队中民主制度的执行,决议规定军内在党的领导下,连、营、团各级均建立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协助党组织开展政治工作;红军中的经济制度,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决议指出:“官兵之间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实行官兵平等。同时明确宣布废除枪毙逃兵和肉刑制度,改运用政治教育来激发红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强化军队内部的团结。 决议强调红军必须处理好军民、军政的关系,执行党的政策,严守群众纪律,搞好军民、军政团结,保护群众利益,尊重地方政权。并提出“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官兵。”及时发现和纠正红军中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因素。
  为了在政治上向敌军开展攻势,达到瓦解敌军战斗力的效果,决议重申了红军必须执行瓦解敌军的政策,指出:“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应采取一切办法发动政治攻势。同时,还指出:“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规定红军对俘虏不虐待,不搜腰包,决不允许给俘虏以任何言语上或行动上侮虏,对敌方伤病员,则给予医治;对不愿意留在红军中而要求回家的俘虏兵,在经过宣传教育后,发给路费,任其回去,等等。如此来执行款待俘虏的政策,以影响其它白军官兵,达到瓦解敌军之目的。
评述:胜利源自党指挥枪 
央视国际 2004年12月27日       从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到现在,我军已走过了七十多年艰难而光辉的历程。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充分表明,有了党的绝对领导,我军才建立和形成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独有的建军原则和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培养和发展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因而也才有了其他军队所没有的政治优势,保证了我军长期以来在政治上的合格。没有党的绝对领导就没有我们这支军队,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胜利和成就。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确保我军“不变质”、“打得赢”。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时候,回顾党领导我军走过的艰难历程,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更加坚定地听从党的指挥,加强军队党的建设,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把红军建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建军原则,为我军的发展和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建立自己的军队,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从1927年8月至1928年8月,共产党领导了一百多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三大起义是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共产党人继续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为配合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八七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毛泽东和湖南省委讨论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决定公开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和领导起义。起义于9月9日举行。       秋收起义部队受挫后,于9月29日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时部队人数不足1000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也很混乱,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及时整顿好这支部队,毛泽东在三湾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并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第一、资遣了一部分不愿留队的人员,部队缩编为1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第二,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做到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第三,规定长官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三湾改编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并规定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曾指出:“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与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他还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为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指出:“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广州起义的少数人员和湘南起义的农军,转移至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特别重视这支革命军队的建设,在军、团、营、连各级都建立了党的组织,班有党小组。部队战斗力增强,连续打了不少胜仗。       由于红军中的人员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作战的环境和方式又是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比较严重。在部分领导人中,关于党和军队关系的问题也存在争论,以致影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一直主张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和改造这支军队。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领导者之间在创建根据地和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争论未能完全解决。会议对前委进行了改组,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为前委书记,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       红四军党的七大以后,陈毅到上海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分析了红四军的情况,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以有战斗力,在于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性是由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作保证的。指示信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       1929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红四军的情况,决定红四军进行整训,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亲自起草了长达3万字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8个决议案。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9月来信。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8个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共产党,建设红军。    其主要内容包括:    1、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决议还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    2、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规定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加强党内教育,严格党的纪律,开好党的会议,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决议批判了极端民主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    3、明确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    4、强调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决议指出,红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5、确立了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决议指出,红军官兵平等,官长应爱护士兵,士兵要尊重官长,自觉接受管理,遵守纪律。重申红军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的规定,坚持军民团结。规定了瓦解敌军的政策和方法。    6、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7、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决议指出,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古田会议决议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了。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照此执行。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解读古田会议决议
2010年12月28日 
  

综述

  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9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一些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在古田会议上第一次找到了明确清晰的答案,对我党我军此后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古田会议决议中的第一部分——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共分9个部分:1、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7、废止肉刑问题;8、优待伤病兵问题;9、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其中,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部分。它深刻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并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和具体表现,提出了纠正的办法。

  整个决议的中心内容是强调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此,决议确立了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的诸多原则与规定。

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加强军队党组织的建设

  1、决议针对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主要矛盾,提出首先必须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正确路线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否则,便不能达到担负重大斗争任务之目的。决议认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鉴于红四军党内组织基础状况,决议认为必须通过加强思想建设和加强对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思想改造,以保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来保证党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

  在加强党内教育的形式上,决议规定了阅读党报、政治简报、编写印发各种开展教育的小册子、开办训练班、个别谈话、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召开各级党组织的会议等18种方法,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使党员和红军指战员懂得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提高革命的自觉性;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科学地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解决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形成浓厚的政治空气,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有的放矢地引导广大红军指战员摆脱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思想,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以科学的贯彻执行,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使广大党员和指战员在思想上与党组织保持一致,从思想上认识到党组织是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2、在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决议也解决了保证和巩固党的思想政治一致的组织建设问题。

  为了保证党组织的质量,搞好党的组织建设,决议对红军中发展党员的条件作了新的规定。即:“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并制定了“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的党的发展路线。肯定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班、排建立一个党小组的重要原则。决议强调了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在部队中提倡民主建设的同时,必须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无纪律现象。要求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积极密切上下级关系,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地派员出席指导下级会议。

  3、在健全党的组织制度的同时,必须正确地处理好党的系统、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关系,以及党对青年组织、士兵会的指导等方面的问题。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

保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

  古田会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明确地规定了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决议批判了主张军事领导政治,把军队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的错误思想,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将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为了明确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决议规定:“在前委的指导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并对政治、军事工作机关作了明确的分工,使之各负其责地去执行党的任务,使红军向着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方向发展,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努力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

  决议规定了中国红军是工农武装的无产阶级性质,也就决定了红军的宗旨,只能在党的领导之下,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即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得到解放。为实现这一目标,决议提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在党的领导下,红军必须充分发挥战斗队的作用,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但是,红军决不是单纯的打仗的,它首先是一个执行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议批判了在红四军中严重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这些错误倾向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红四军中一部分同志的的政治水平低,不认识红军的任务与白军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是红四军成份中,除较大比重是农民和游民外,还有不少是从俘虏兵解放过来的战士。他们进入红军后,带来了浓厚的雇佣思想,不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不理解在党和群众运动都有一定基础的农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作为革命武装力量的依托的重要性。因此,使得红军中严重地产生了不愿做艰苦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意识,从而使其不能充分准确地估量斗争策略,过分地相信军事力量的作用。为此,决定强调红军应把武装工农群众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帮助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使主力红军和人民游击战争互为左右手,直至帮助建立地方政权、实行工农专政。决议为此重申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制定的红军必须执行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树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以极大的努力去完成党赋予的革命政治任务。

无产阶级民主

  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执行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

  古田会议决议全面地规定了一套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强调我军必须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执行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款待俘虏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的严明纪律。

  为了确保军队中民主制度的执行,决议规定军内在党的领导下,连、营、团各级均建立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协助党组织开展政治工作;红军中的经济制度,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决议指出:“官兵之间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实行官兵平等。同时明确宣布废除枪毙逃兵和肉刑制度,改运用政治教育来激发红军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强化军队内部的团结。决议强调红军必须处理好军民、军政的关系,执行党的政策,严守群众纪律,搞好军民、军政团结,保护群众利益,尊重地方政权。并提出“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官兵。”及时发现和纠正红军中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因素。

  为了在政治上向敌军开展攻势,达到瓦解敌军战斗力的效果,决议重申了红军必须执行瓦解敌军的政策,指出:“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应采取一切办法发动政治攻势。同时,还指出:“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规定红军对俘虏不虐待,不搜腰包,决不允许给俘虏以任何言语上或行动上侮虏,对敌方伤病员,则给予医治;对不愿意留在红军中而要求回家的俘虏兵,在经过宣传教育后,发给路费,任其回去,等等。如此来执行款待俘虏的政策,以影响其它白军官兵,达到瓦解敌军之目的。

会议意义 

里程碑意义

  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闽西山区天寒地冻,120多位红四军代表聚集在古田镇社下山前,举行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场中间数堆熊熊炭火,驱散了寒冷,映红了与会者的脸庞。两天里,会议先听取毛泽东、朱德、陈毅的报告,并展开热烈讨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解决了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问题,是中国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会址被誉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魂”所在地,吸引了无数人前来参观、瞻仰。

  1989年12月,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百忙中来到古田视察。江总书记参观完古田会议会址和古田会议纪念馆后,感慨地说:“古田会议决议好,至今还有强大的生命力,要好好学习,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他还在纪念馆挥笔写下“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的题词。

  张燮飞书记说,今年江泽民同志再次为古田会议题词,充分凸显古田会议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极其特殊和重要的地位。古田会议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彰显出古田这一革命圣地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古田会议是全党全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当前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源。

  如何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把闽西老区建设好?张燮飞说,我们要以江泽民同志题词和古田会议召开75周年为动力,站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加大对全国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建设力度,充分挖掘和利用好革命传统资源和政治优势,整合资源,做大做强古田会议的品牌,全面提升红色古田知名度,努力把革命传统转化成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努力促进闽西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作为生活在这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土地上的建设者,闽西各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当前,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握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新机遇,按照省委‘主动融入、准确定位;整合优势、连片发展;产业支撑、构建平台;提升层次、形成合力’的总体要求,发挥闽西的比较优势,把龙岩建设成为闽粤赣边连接沿海、拓展腹地的生态型经济枢纽。”张燮飞书记认为 :闽西这块红土地上的群众,一定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古田会议精神绽放新的光芒。

历史意义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周恩来主持研究和签署,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简称“九月来信”)的指导下,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书记的任上,与朱德、陈毅共同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新泉整训”——一次大规模的新式整军和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在敌军“三省围剿”迫近时,红四军移师上杭古田镇于1929年12月28日举行“九大”,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史称《古田会议决议》,一个建设人民军队的伟大纲领诞生了。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来丰富经验的总结,达到理论的升华。它忠实地依据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又摒弃当时国际上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束缚,立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对于党员的农民成份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这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决议》的诞生,表明了在斗争中正在逐步形成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集体军事智慧,标志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和确立。联想到抗日战争尤其是解放战争中毛、周、朱在统帅部高超娴熟、驾驭全局的指挥艺术和默契,决非偶然。

  红四军“九大”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70年来指导着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中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  

关于古田会议决议几个问题的再考察

李蓉 宋海琼2010年11月08日13:4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共党史研究》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

  对于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人们并不陌生。随着史料的发掘整理和公布,随着研究的深入才发现,原来人们对古田会议决议的认识并不完全清楚和统一,还存在着许多模糊和不同的看法。而这些模糊和不同的看法,有的直接影响到对古田会议决议的认识和评价。在古田会议决议通过80年后的今天,对这些不同的看法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对更好地纪念古田会议决议,丰富和深化对古田会议决议的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关于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

  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在福建闽西古田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古田会议决议的全文是什么?人们并不了解和熟悉。直到1993年《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公开出版,人们才发现,原来耳熟能详的古田会议决议,远远不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这一部分所能取代,它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

  除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这一部分,古田会议决议的其他部分依次为: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除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外,在其他内容中,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也是构成古田会议决议极为重要的部分,这从决议阐述的文字便可见一斑。

  (1)关于党的组织问题,决议认为:已经“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执行非常之大”。古田会议决议特别重视建立和完善党的组织基础,强调发展党员必须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任务。决议强调要完善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严格把握党员条件。对新党员的条件以及如何对新党员进行教育和管理都提出了意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0~91页。作为先进组织的共产党,必须建立在先进分子的基础之上。共产党是否能够发挥或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关键问题在于共产党员的素质如何。

  (2)关于党内教育,被列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决议强调,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地听其自然的状态。

  (3)关于红军宣传工作,被列为“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除了上述三方面外,士兵政治训练、废止肉刑、优待伤病兵、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等问题,也是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是作为党的建设特别是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是新中国成立后,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经毛泽东校阅,编入了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这一部分才凸现出来,甚至在人们的印象中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全部内容。

  人们之所以把《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等同于古田会议决议,不是没有一点缘由的。据1951年以及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标题下都有说明:“这是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1年10月北京第1版,1952年7月北京重排本,1964年9月北京第3版、第15次印刷,第88页;《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88页。据能查到的资料,直到1981年《毛泽东军事文选》出版,才全文收入了决议内容中国人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1981年印行,第9页。1990年4月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也公布了决议的全文,并说明决议案共8个部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834页。

  可见,《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确实只是古田会议决议的一部分。此前人们对《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决议的关系认识比较模糊,或者把两者简单等同起来,与注释的过于简单化有关。这也说明,人们对古田会议决议的认识前后有所变化,由笼统到清晰、由不够准确到更加准确。学习和研究古田会议决议,当然应该而且必须对其内容有一个全面、完整的掌握和理解。
    二、古田会议决议包括几个部分

  既然《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只是古田会议决议的一部分,那么,整个决议到底包括了几个部分,也是需要搞清楚的基本史实。迄今为止,至少可以见到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决议分为8个部分。已经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都如此认为《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15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123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834页。

  一种是分为9个部分。据有关资料,1948年及其以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古田会议决议都是分为9个部分。如1944年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卷三,1948年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收入的古田会议决议都是9个部分。它和8个部分的决议相比较,从标题到内容都大致相同,只是多了一部即第六部分,名为“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具体内容有3条:“(一)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教本等作参考)。(二)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学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三)由公家出钱置备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毛泽东选集》第4卷,东北书店出版社,1948年,第545~584页。1949年1月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是9个部分,这说明是根据1944年版《毛泽东选集》卷三刊印。可见,古田会议决议分为9个部分,确有其事。

  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划分有过调整,在框架结构上经历了由9个部分到8个部分的变化,从上面所列举的1951年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不同版本或决议的单行本,基本上可以认定。

  对照1951年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或单行本,与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发现古田会议决议由原来的9个部分变成了8个部分,但原来的第六部分实际上并没有删除,而是被合并到了第五部分,并且列为其第8个问题。合并后的内容,除了标题由“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改为“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外,其他内容没有变化。

  所以,要准确地表述古田会议决议是几个部分,不能一概而论。严格地说,还要按时间的先后来说明。在1951年前,古田会议决议应该是9个部分,而在1951年以后,则是8个部分了。

  关于这个变化,毛泽东在1951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只校阅了第一部分《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15页。,而没有涉及其他部分。所以,把决议由9个部分改为8个部分,似乎和毛泽东本人无关。

  但事实并不这么简单。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材料,古田会议决议于1930年4月刊印过,中央档案馆还保存有一份抄件。1937年底、1938年初,毛泽东对决议有过审阅,并对决议的前三部分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194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收入了这个决议,印成9个部分,个别文字略有不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834~835页。但是,按毛泽东审阅过的抄件刊印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1990年版)的古田会议决议却是8个部分。依照这个说法,原件的第六部分何时处理、合并到第五部分的,又成了一个悬案。问题在于:毛泽东1937年底、1938年初审阅的决议是否已经由9个部分合并为8个部分?如果毛泽东已经合并为8个部分,1942年的《六大以来》就不会不考虑和吸收毛泽东的意见,也不会继续坚持决议分9个部分。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因素,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意见没有得到完全体现。直到1990年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才恢复原貌。照这样解释,也就可以理解1951年前的各种决议版本都是9个部分的缘由了。
    三、古田会议决议有几个

  按上述观点,古田会议决议,是一个决议案,只是分成几个部分而已。但事实上对此还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1个决议案。《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都认为古田会议决议分为8个部分。言下之意,古田会议决议就是一个决议案。

  一种是8个决议案。《毛泽东年谱》采用此说。《毛泽东年谱》明确记载:古田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编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毛泽东年谱》既承认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是决议的第一部分,又明确讲毛泽东起草了8个决议案。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古田会议决议是由《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等十多个分决议组成的。这个说法没有注明出处,但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这个标题看,应该是比较原生态的表述。在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经毛泽东校阅过的决议,第一部分标题就由《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改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了。

  几种说法,哪一种更为准确?这就需要以历史文献为依据,进行深入地分析和考证。

  依据现在所能见到的几个版本的古田会议决议,都只有一个统一的时间即1929年12月。而在其它会议上产生的不同内容的决议,大都有独立的标题和时间。按这个基本格式来看,古田会议决议应该是一个,只是分成不同部分而已。但关于古田会议决议有十多个分决议的说法,有何依据?还有待继续查证。

  说明和分析上述情况,主要是为着更全面、准确、系统地了解古田会议决议。如果连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都没有基本、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科学的研究也就无从说起。按上述分析,《毛泽东选集》收入的古田会议决议只是全部决议的第一部分。要全面、系统地了解古田会议决议,就必须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其内容,而不能仅局限于第一部分。
四、《毛泽东选集》为何只收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

  为什么《毛泽东选集》只收了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内容?分析起来,应有以下因素:

  第一,因为第一部分的内容十分重要,可以说是反映决议主要精神的一个总纲。古田会议决议所要表达和解决的主要问题,都在这部分内容中得到体现。所以,有研究者认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是整个决议的核心,其他分决议指出了红4军在党的建设、政治工作、官兵关系、军政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纠正或加强的方法。因此,1942年整风运动中,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规定的18个干部学习考试文件,毛泽东的《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就列在其中。又如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编印的《毛泽东选集》,在古田会议决议的编者按中指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其立场方法与基本内容至今仍完全适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指出当时红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偏向,也即是军阀主义偏向与小资产阶级偏向的各种表现,不但对当时红军是根本问题,对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是根本问题。”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毛泽东选集》第4卷,1947年3月印行,第127~172页。

  所以,1951年编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只收了决议的第一部分,有历史的因素。

  第二,有现实意义考虑。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军队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其他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分别展开,如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等问题。特别是废止肉刑、优待伤病兵问题等等,更多的是战争年代遇到的实际情况。虽然这些内容也很重要,但和第一部分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有篇幅上的考虑。仅以《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集》收入的古田会议决议为例,总计有1.3万字,第一部分有5000多字,第二部分至第八部分,共有8000多字。既然是《毛泽东选集》,就不是《毛泽东全集》,就可以有选择和删节。将古田会议决议最重要的一部分选入《毛泽东选集》,而没有收入其他部分,应该是和文字篇幅有关。直到1993年编辑出版《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时,才将古田会议决议的全部内容公诸社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文作者李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 北京100080;宋海琼,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沈阳11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