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阔成封神演义:单一民族：日本人的爱国心和排外精神

        与日本人接触，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那种不加掩饰的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可以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还是日本最好”。

　　水是日本的甜，树是日本的绿，空气是日本的新鲜，大米是日本的好吃，啤酒是日本的可口，生鱼片是日本的鲜美，汽车是日本的好使，地铁是日本的准点，飞机是全日空的安全……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只有一样还没人夸过口：屁也是日本的香。

　　与此形成微妙对应的，是日本人“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其结果，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那样：“大抵把不快的事、不好的事、讨厌的事隐藏，或者拐弯抹角，藏头露尾，总体上造成日本国不大有坏事的印象。”一本抨击日本人国民劣根性的小册子《丑陋的日本人》曾风靡中国，发行量接近天文数字，在日本却横遭封杀。作者高桥敷，是一位地球物理学家。此书1970年首次出版时，在日本社会激起轩然大波，作者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书被禁，还丢了日本驻阿根廷大使的官职。十五年后此书重版，作者在再版序言中慨叹：批评日本人在当时是个禁区，在“身为日本人，却说日本人坏话”、“混蛋”之类的打扰与威胁之下，他不得不屡次躲藏起来。前不久作家柏杨逝世，《丑陋的中国人》再度成为话题，带动了《丑陋的日本人》。笔者曾就此书在日本的影响请教一位日本朋友，他的回答很令我吃惊：从不知道有这本书。这位朋友是日本共同社的资深记者，见闻广博，他对此书的陌生很能说明问题。出于慎重，我又请教了一位在中国社科院访学的日本明治大学的教授，回答也是一样。比较《丑陋的中国人》在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人圈轰动畅销的情形，不能不显出日本人的小气。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此我的感受很复杂。必须承认，日本人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国之心，在我们中国是少有的。看一看日本社会的安定富裕、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很自然。正是这种小气，彰显了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

　　比较一下中日两国对“国”的不同理解，是件有意义的事。两者最大的差异莫过于：前者是笼统宽泛的，后者是确定无疑的，由此反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国情与历史文化背景。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国”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在“国”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天下”。这与中国幅员辽阔、多民族共处和册封体系中的宗主国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如果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国”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由许多国组成的“联合国”，类似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

　　从世界和平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最容易上升为国际主义、人类主义，因为它最不排外。孔夫子早在两千年前就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何等的胸怀！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连普通的百姓都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受制于这种文化心理，近代以降，即使是在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下，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气候，而国际主义却大行其道。五四时期，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将爱国主义当做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这种根深蒂固的天下意识，对中国人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无疑是一种障碍，加上中国内部存在诸多不安定因素(如军阀混战、种族冲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之类)，更使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迟迟得不到确立，故而缺乏凝聚力。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被外国人称为“一盘散沙”，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时代毕竟进入了现代，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否则连“球籍”都难保，而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不能没有爱国主义的支持。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也赋以这种爱国主义合理的依据。千百年来，一种无形的文化向心力总是把全体中国人拢聚到一起，两条贯流中国全土的大河——长江和黄河，决定了中国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否则，一旦洪灾发作，没有力量能够对付。惟其如此，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客观地看，大一统也有它的好处，能够集中力量解决重大的灾难，对付突然的事变，做一些小国想做也无法做的事情。具体到个人，最实际的爱国，莫过于从自家做起，从脚底下做起，因此中国人的爱国，首先是爱族、爱乡。华侨在海外发了财，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家乡，慷慨地捐款，办学校、建医院。孙中山当年感叹：中国人“有爱族、爱乡之心，而无爱国、救国之心”。其实，正是这种爱族、爱乡，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爱国的特色。

　　然而，在历史上的非常时期，爱族、爱乡常常与爱国发生抵触，甚至尖锐地冲突，这是令中国人最感悲哀而无奈的事了。历史上引狼入室的事情屡屡发生，吴三桂、汪精卫一类的人不绝如缕，而且还有种种奇怪的理论，从最激进的革命思想，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那段著名的话——

　　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未能一日获已。拥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后，后来其苏”，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执爱国之肤见，卫虐民之残体，在彼辈视之，非愚即狂。

　　到最陈旧的观念，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远交近攻”、“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类，都表明了国家观念在传统中国的缺失。

　　然而对于日本人，日本国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毫无争议的余地。这种明确性，是由日本孤悬大海，地理环境彻底孤立、民族高度单一，这样一种文化地理背景造成的。

　　虽然从种族起源考察，日本人并不见得就那么纯洁，它有马来、蒙古及中国大陆南方民族等复杂的血统。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曾公开承认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日本的历史学家甚至还有跑到云南纳西少数民族地区去寻根的。但不管种族来源多么复杂，经过千百年与外界隔离，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单一的民族，东瀛列岛上惟一的少数民族——爱依奴人和少数东南亚移民，占全日本人口百分之一都不到，而且很大程度上已被同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历史上看，在16世纪海洋贸易来到之前，日本只与朝鲜、中国有过断断续续的往来，而到后来，德川幕府政权又利用地理上天然隔离的条件，实行过两百六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天然的孤立又被人为地孤立强化。正是这种孤立，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异乎寻常的民族自我认同感和一体感，使他们在思维、行动方式上高度一致。

　　中外学者注意到，日本人的精神结构里，缺少一种超越的价值观，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不具备佛教、基督教的普世性。关于这一点，日本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里说得很清楚：“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这与佛教的“普度众生”和基督教的“原罪拯救”的基本教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观念输入日本后，通常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受到暗度陈仓的改造，或者遭到无情的压制，前者典型地表现在佛教、儒教在日本化过程中逐渐变成非超越性的日本式的佛教和儒教，后者表现在基督教在日本惨遭弹压的悲惨命运。由于神道本质上的非超越性，只能在人种单一、地理孤立的东瀛列岛盛行，而无法传播到日本以外的地区。

　　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为什么缺乏超越的价值？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传入日本后为什么就会被消化改造，变成凝聚大和民族共同体的工具？答案其实很简单：东瀛列岛不具备产生超越性思想的文化风土与条件，就像公鸡不具备下蛋的条件一样。超越性思想的产生，有赖于开阔多元的地理空间背景和与之互动的文化背景，看一看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中国儒家文化，都起源于多民族共居的广阔的大陆，就是一个明证，而日本却是一个孤立的岛国。

　　然而，种族的单一，国土的孤立，给日本带来相当的好处，使日本人的爱国变得单纯、实际、容易操作。既然是单一民族，当然不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陌生感和戒备心，更谈不上种族之间的纠纷。这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情！看一看当今世界上多少国家和地区被种族纠纷搞得焦头烂额，牺牲了多少生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把仇恨遗留给下一代，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在人类诸多的冲突纠纷中，非理性的种族冲突是最令人绝望的一种，人类至今也没能找出解决问题的良策。日本能够免去这样的麻烦，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民族。

　　由于缺乏人类意识、世界意识的精神基础，日本人的爱国心总是带着排外心，表现为彻头彻尾的岛国主义。这方面留日的中国学子有切身的感受。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记载：中国于甲午败战次年(1896年)向日本首批派出的十三名留学生中，其中四人抵日仅两三周就离校归国，因为受不了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的嘲弄。鲁迅当年在仙台医专读书，考试成绩并不出色，142人中排名第68，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怀疑，认为是作弊的结果，于是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查他的课堂笔记，还有更令鲁迅难堪的，就是课余时间放幻灯片，在日本同学“万岁”的欢呼声中，领教麻木的同胞围观给俄军当间谍的中国人被日本军人砍头的场面。这方面郭沫若更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娶了日本老婆，生儿育女，没少受白眼，有一次势利的日本房东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中国学子，还恶意地以“支那人”相讥，使他受尽屈辱。女作家凌叔华在一篇小说里，讲述日本白衣天使的“变脸”故事：一位叫蕙的中国少女因流感住进京都的一家教会医院，在那里得到看护小姐精心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关爱，鲜花、微笑、问候、祝福终日伴随，使她如沐春风中，日本国民性中向来为人称道的“人情美”，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现。然而，一份日中争端的“号外”，划出两副判然不同的面孔，东洋白衣天使露出了峥嵘的一面，中国少女从温暖的人情的天堂，一下子坠入冷酷的地狱。

　　日本人的这种排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凡是在日本生活过的老外，谁没有一点切身感受呢？租房、就业、考学，出入境登记，一切事情上都存在日本式的“内外”二重标准。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雄心勃勃地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发，日本的新闻传媒整天嚷嚷国际化，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这是什么缘故？一位日本人说得实在：“我们日本人是岛国之民，生性狭窄，最不善于和外国人交际，要不然现在怎么天天都说要‘国际化’呢？”

　　在日本的百货店里，日产商品往往赫然标着“国产品”的字样，价格高得叫人头皮发麻，而另有一些款式和质地看上去不错的服装，价格却低得叫人难以置信，一看便知那是来自中国或东南亚国家的产品。然而，生性节俭的日本人往往宁愿取贵舍贱，不在乎多花日元。这里固然有商品质量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心态。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纠纷，不正是来自日本国民对国产品的近乎偏执的迷信，对外国产品的不信任吗？平常，日本人总是喜欢贬低和挑剔他国的产品，达到大惊小怪的地步，日本旅客到国外旅行时常常大包小包，从矿泉饮料到睡觉枕头，一应俱全。最令当地人不满的，是日本人去国外旅游时，只坐全日空的航班，只住同胞开的旅店，只和日本旅游公司打交道，当然也只在日本人开的店里消费，即使到了国外，在人家的土地上寻欢作乐，日元依然只在日本人圈子里流通，肥水一点不肯外泄。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曾在夏威夷上演过一场所谓“国际化”的闹剧。在一个黄金周，三万之众的日本游客涌到了夏岛，为了改变日本人在国际上封闭排外的形象，日本传媒事先炒作，声称此次黄金周不少日本人将体验夏岛家庭旅馆的风味，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咋呼了一番。夏岛居民们也为此做好一切准备，眼巴巴等待钱包丰实的日本客人到来。结果呢，三万之众的日本游客中只有五六位实现了这个“国际化”计划，其余的人依然故我，躲藏在微型的日字号“文化密封舱”里不肯迈出一步。

　　前些年东瀛列岛稻米歉收，引起一场大风波。在外国人看来，这未免有点大惊小怪，国产大米歉收，进口就是，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又是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量对策，又是总理大臣亲自去农村视察，了解稻穗生长情况。看来问题就是出在日本人的那张过于挑剔的嘴，吃惯了自家产的大米，就再也吃不得别国的大米，好像人家的大米全是“糟糠”。日本的媒体也跟着瞎起哄，什么“中国米有沙子、老鼠屎”啦，“泰国米不粘”啦，“美国米用化肥”啦，等等。于是，一场抢购国产大米的狂潮在日本兴起。遗憾的是国产大米虽好，却供不应求，且价格连连腾升，最后贵到是进口大米四五倍的程度。为钱包计，一些日本人只好忍痛割爱。于是，出现了这样自相矛盾的景象：超级市场的进口大米销售场前，长龙排起，米货顷刻间告罄；同时，在旁边的试吃会会场上，表情严肃的日本顾客尝一口就沉思片刻，然后皱皱眉，摇摇头，不满地说：“太硬”、“没有香味”、“粘度不够”。

　　外国大米何以就一定不如日本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本人认为自家的大米好吃，本来无可厚非，世界上本来就有“月是故乡圆”的心理。但是，如果以此理由随意贬低别国的大米，就有点无理了。对于大米出口国的人来说，这无异于一种侮辱，人家肯定会想：我们精心栽培、种植、挑选的大米，怎么到了你们日本人的嘴里，就变得如同糟糠一般？早知如此，何必卖给你们？我们祖祖辈辈靠它养活，凭什么就说它不香、不好吃？你们日本的大米真的就那么好么？也不见得，不是早有说法，日本的精白米吃了容易得脚气、生胃癌么？

　　这本是难断的纠纷，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彼此尊重，互相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日本人应当再明白不过，他们不是一贯标榜善于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吗？遗憾的是只局限于日本人之间，一涉及到外人就另当别论。

　　客观地看，任何一种爱国心多少都掺有排外的因素，即便是像美国这样移民国家亦不例外。自然的排外，是一个民族的天性，无可厚非。

　　然而，日本人的排外，却有点离谱，简直到了残忍的地步，它针对的不仅是外国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同胞。

　　在闭关锁国时代，幕府政权对海外同胞和漂流民实行了极严酷的政策，任何人不得离开日本，一旦离开，就算背叛了祖国，从此别想再回来。有的海外同胞历尽艰辛回到日本，不是遭到杀戮，就是被监禁流放。记得在日本时看过一部电影，情节是：在江户时代，一队渔民出海打鱼，途中遭遇强台风，在同死神的殊死搏斗中，渔船被打翻了，他们抱着船板，经过几天几夜的漂流，终于被刮到一个岛上，那已是俄罗斯的土地。在当地人的帮助下，他们恢复了元气，主人公却因此而失去一条腿。经过不断的颠沛辗转，他们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在那里开始了艰辛的拓荒生活。他们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国，千方百计地与亲人联系，然而祖国已经向他们关上大门。记得最后的镜头是，主人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祖国，迎接他的却是一顶囚笼，在日本海的海滩上，他面对太阳久久地跪着，最后，这顶囚笼把他不知抬向何处……

　　高桥敷在《丑陋的日本人》一书里，记述老一代日本侨民在南美磨难了一辈子，到落叶归根时想念祖国而不愿回去的悲怆心境，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农庄里打理打理日本式庭院，把木桶加工成日本式浴桶，或是捏捏寿司饭团聊以自慰，以此打发残余的生命。作者比较过欧洲各国与日本对本国移民截然不同的政策之后，充满悲情地写到：

　　在欧洲人兴高采烈地去海外冒险时，日本人却登上了依依惜别的“一辈子分手”之船。他们被送到那些早已为欧洲各国遗弃的乱石丛生的河滩，精疲力尽之状，使人想起1965年那些等待搭救的多米尼移民骨瘦如柴、眼球突出的样子。然而，明治的移民们连援救也不要求，默默地等待死去。

　　这方面表现得最极端的，要数日本人对被俘同胞的残忍态度。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做俘虏等于背叛祖国，属于大逆不道。惟其如此，日本士兵在对外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二战初期，盟军在战场几乎捕不到日本俘虏。在敌众我寡，取胜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不是自杀，就是拉响手榴弹与对方同归于尽。比如，在攻打冲绳岛的战斗中，美国死亡多达五万余人，守岛军民无一投降，二十多万人全部为国捐躯。究其原因，除了甘愿为天皇效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没有任何退路。关于这一点，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这样比较：西方军队面临寡不敌众的局面，在尽了最大努力之后依然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这时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无论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或在他们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而日本军人则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荣誉就是战死到底，在绝望的情况下，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决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会感到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因为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可见，日本军人的爱国，是以生命为抵押的。

　　考察一下派驻海外的日本人生活状态，便可知晓。正如一位日本社会学家指出的那样，他们是背负大和文化“密封仓”来到国外的，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如果接纳了外人，或者融入当地生活，就会引起同胞的不安、猜疑，直到受到制裁。

　　北京天坛公园以东有一栋八层楼的封闭式公寓，里面住着上百户清一色的日本人，都是日本各大商社驻北京的代表及其家属，外人无从知晓其中的生活，他们在里面完全过着日本式的生活，俨然国中之国。听我的一位已经成了人家媳妇、入了日本籍的朋友说，他们平常根本不同外人打交道，这已是全体成员的默契。这使她深感为难，她身在祖国，却又不在祖国，好像在一个玻璃罩子里生活。除了自己的直系亲属，她国内的朋友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到她那儿去拜访过，她也不敢叫人去。家属们成立了各种协会，诸如烹饪啦，书法啦，花道啦，中文会话啦，几乎每天都有活动，忙得不亦乐乎。若碰到必须同外面打交道的事，如聘用一位保姆，他们决不通过私人关系，而是通过外交服务公司介绍，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外人可能的介入。她还告诉我，有一个大阪商社的年轻人，因为和外人有交往，公寓的人先是劝告，后是警告，最后全体同他断绝了来往。后来他只好搬了出去。

　　一位日本心理医生稻村博写过一篇长达二十多万字的调查报告，题目就叫《日本人的海外不适应》。报告里列举种种事例，细述日本商社在海外的社员及其家属因不能适应当地的环境，而产生的种种生理和心理上的病状，读来简直惨不忍睹。这些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和歇斯底里症，外语低能，不善社交，容易同保姆、仆人和异国的下属发生误会、争端，直至惨遭杀害，等等。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许多人在国外呆了十多年，依然不会说那个国家的语言，甚至连日常生活都难以应付。

　　驻海外的日本人甘愿以如此大的代价，拼命地维持“国中之国”，理由只有一个：唯恐丧失作为大和民族一员本来应有的民族根性和母语表达技巧。这种强烈的“恋母情绪”，不能不归因于东瀛岛国特殊的凝聚力。它使日本人一旦离开自己国度，就会六神无主，除了躲进“国中之国”成一统，别无他法。日本人类学者中根千枝在《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一书中这样写道：“从事各种职业而在国外生活的日本人无依无靠、寂寞和焦躁的心情几乎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内心是一种在国外被流放的囚徒一般闷闷不乐的心情。”

　　一位日本社会学家这样描述日本人：从外部看日本，看到的是由许多人围成的圆圈的群体，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只能看到一个个后背，而看不到一张清晰的面孔。这是对日本人的集团性/爱国心的一种生动隐喻。

摘自《这才是日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