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情敌压倒全文txt下载:情迷之旅（读书笔记）

　　有时候一个问题就是开启一个崭新世界的钥匙。

　　读《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时，高彦颐的一个发问就令我觉得惊异：“儒家的社会性别体系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运转得这样灵活顺畅?妇女们从这一体系中获得过什么好处?”这一发问是对五四史观的颠覆。因为五四史观将中国女性受压迫看成是中国封建父权过去最突出之处，典型的形象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丈夫死了之后被婆婆卖婚，后来生了个儿子又被狼吃掉，她回到老东家那里做帮佣，被视为不祥之物，不许她碰祭祀的东西。由于她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侵染太深，以至于责备自己的命不好。这一点有点类似布迪厄提出的被文化所掩盖的阶级区隔：文化被统治者强加以一种符号暴力，从而使得他们对于自己被奴役的处境所产生的义愤和不满，转化为对于自己无法掌握文化代码、缺乏天赋能力这种不幸命运的认同，这样也有效地扑灭了其颠覆欲望。布迪厄的这一观点可以作为高彦颐提问的回答。但高彦颐本人的回答并不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她意在重现那一时期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如何开辟自由活动的场所。她们并不挑战官方意识形态的理想准则，反而更倾向于赞美而不是否定她们作为儒家道德卫道士的角色。

　　五四史观对中国女性受压迫这一假设被广泛接受，这一假设逻辑地引导人们去企盼这些女性一有机会便反抗或逃跑。然而在寻找“反抗”的迹象失败时 ——此时人们发现的却是女性看起来的自愿屈从——便会提到，面对儒家传统，女性是“沉默”的。这一假设的问题在于，一开始就设立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一个绝对二分的社会性别体系——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高彦颐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考察其所处的世界，通过将女性视作主角(而非一个完全被动的受压迫的客体)去观察女性如何利用有限而具体的资源，在日常生活中苦心经营自在的生活空间，她们不是彻底的反抗或沉默，而是充满争执和通融。尽管她们无法改写框定她们生活的各种规则，但却也极有创造性地开辟了一个生存空间，这是给予她们意义、安慰和尊严的空间。

　　《闺塾师》的叙事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网状结构，每个部分之间相互勾连、呼应，重构出江南才女的生命世界。按照布迪厄所提供的超越二元对立的思考工具，高彦颐打破家庭对社会空间的二分法，依着转换的场域和视角将女性栖居活动的内外领域看成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明末清初的江南诸多的社会条件和家庭关系的微妙转变是才女文化得以产生的土壤。例如都市文化的产生、坊刻的繁荣令女性编辑、作者、读者的能见度得以呈现，例如汤显祖的一本《牡丹亭》令无数女性情迷，阅读浪漫作品塑造了女性的自我认识，她们又将这种自我认识化为纸上的评论和诗作，又在读者中燃起一股情迷。三位在不同时期嫁给同一个男人吴山的女性同样情迷《牡丹亭》，于是合作了《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女性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将她们联结在一起，通过创作和传递诗集、序跋和随笔，她们在每日闺房生活的场景中，重构了一个爱情、性和友情的论述。女性通过家居式、交际式或公众式的结社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和传播，并建立和扩大她们的交际网，这种女性创造的传统，在闺阁内代代相传。

　　社会性别是被建构的，明、清江南极大的社会变化使得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得以松动。像黄媛介这样的知识女性获得了多重身份，一些是与其家内角色毫不相干(作家、画家)，一些来自她和其他一些妇女的联系(塾师、朋友)。这个出生在浙江嘉兴一个著名家族穷枝上的女性很早就接触了文学，家境贫寒的她没有选择做妾，而是嫁给了一个无力养家的失意文人，她便设法通过教书及出售字画来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她游历在江南，当声望到达京城后，受邀到那里做一位官员之女的塾师。她和丈夫的社会性别角色是倒错的，她的巡游生活以及作为职业艺术家的身份令她处在良/贱的灰色地带，尽管她的男性传记作家吴伟业、钱谦益等不断强调她的良家身份，即便从最积极的角度来看，女才与女德可以并存，女性的新身份(作家、艺术家、养家糊口的人)可与其传统职责和谐共存。但这也暗示了对受教育女性而言，公众领域历险的可能性，是可能带来家内生活失职的。这里顺便一提的是，在理论和实际中，无论是“好的”家内女性，还是“坏的”公众女性勾引者(名妓)都可以通过忠于一名男性获得“贞节”。通过纯洁的目的和道德坚韧性，名妓可以是“贞节”的。明末清初的战乱时期，名妓和良家妇女同样拥有充分的机会，去效仿故事中作为忠诚者和殉难者的女英雄。

　　依照理想的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作一名塾师是最不应该的职业。首先，一名女子独立于其父、其夫之外谋生，威胁了旧有的“三从”的基础。其次，塾师的雇佣取决于声望，而声望恰好是与安静、隐居的女性形象相违背的。一位女性的“名字”，是不应被闺阁之外的人知道的。第三，闺塾师的身体的流动性及其她越出自己的闺阁界限的能力和她学生所具有的这样的能力，都颠覆了女性封闭的生存空间的理想。

　　情迷、出版繁荣、女性教育和“才——德——美”理想，都推动了明末清初伙伴式婚姻的理想。李渔《意中缘》中一个场景传递了小说和戏剧中的浪漫元素：作为夫妻关系平衡器的女性文学才华。新郎说：“娘子，我和你是文字知己，比寻常夫妇不同，须要脱去成亲的套子，对饮几杯，谈一谈衷曲，千万不要害羞。”作者对此总结道：“才作合，技为媒。”

　　书中详实的资料呈现了一个个才女的生命世界，正是这些女性建立起了一个明显的才女文化，使女性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成为在路上的人或者卧游人，获取了更自由的社会空间，在明末清初社会巨变的时候，使社会性别体系得以重新整合，并得以延续。

　　我想把这本书的写作看成是福柯和布迪厄权力理论的一种实践并无偏颇，在《性史》中福柯强调，权力“不是一件能被拥有、攫取或分享的东西，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把持或任其流逝的东西”，“权力是在无数点中运行，它在各种不平等和流动的关系中互动”。与其追问“谁拥有权力”和“谁被剥夺的权力”，不如去寻找变化着的权力分配状态和知识占有状态。知识占有状态在布迪厄那里形成了一种文化资本。布迪厄将男性独占的“官方权力”和女性经常使用的“支配的权力”加以区分，女性所行使的权力，是通过代理而获得的有限的权力，但它仍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女性行使真正的权力时，是在表面上承认绝对男权的“障眼法”下进行的。由此回到文章开篇那个令人惊异的提问：“儒家的社会性别体系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运转得这样灵活顺畅?妇女们从这一体系中获得过什么好处?”本书通过传记、书信、日用类书等资料的运用重现了明末清初江南才女的生命世界，她们正是通过表面上对儒家性别体系的绝对认可，甚至是甘愿充当儒家道德卫道士的角色(例如她们沉迷于母亲的角色对子女进行的儒家道德的教育)，以一种无比巧妙的方式获取了一个逐渐拓展的社会活动空间，即便遭受挫折，但还是在努力实现她们的抱负，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以期获得意义、安慰和尊严。

　　《闺塾师》读书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