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甲兵格斗厉害吗:茶道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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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四谛
中国茶道有“四谛”:和、静、怡、真。
白族三道茶
"三道茶"是大理白族人民的一种茶文化,原是南昭、大理国时期国王宴请将军大臣的礼待,后来配方流入民间,形成民间待客的一种方式。早在南诏时期(公元649年至902年)即作为招待各国使臣的宫廷茶点,是对宾客的最高待遇。在《蛮书.管内物产》中就有"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记载。明末,《徐霞客游记》中记有"一清、二甜、三蜜茶"的记载,可见"三道茶"的品饮方法在白族地区很早就有流行。
白族传统"三道茶"可谓是民族茶道文化中的一绝,其精美的配料做工、高雅的礼仪氛围,使人有"此茶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饮几回"的感觉,品尝"三道茶"更富含着人生先苦后甜再回味的深刻哲理。
茶叶与中国佛教
一、茶叶与佛教
佛教徒饮茶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晋时代。《晋书·艺术传》记载,僧徒单道开在后赵的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昭德寺内坐禅修行,他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中国古代有将茶叶掺和果料香料一同饮用的习惯。“茶苏”是一种将茶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
唐宋以后,佛教中的禅宗得到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的方式,彻悟自己的心性,所以,禅宗寺院十分讲究饮茶。《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由于禅宗的大力提倡,不仅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北方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至“唯茶是求”的地步。唐大中三年(849年)“东都进一僧,年一百二十岁。宣皇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钱易《南部新书》)。宋代禅僧饮茶已经十分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中说及吃茶的地方就有六七十次之多。其中有:“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的记载。温州瑞鹿寺的本先禅师,“晨起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此时,饮茶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寺院饮茶及对社会风俗的影响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寺院内演说佛法的戒集会之处称“法堂”,法堂设有二鼓,居东北角的称“法鼓”,居西北角的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宋林逋诗曰:“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寺院专设“茶头”掌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佛教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蛮瓯志》记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惊雷筴(中等茶),自奉以萱带草(下等茶),供佛以紫茸香(上等茶)。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制具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祖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请所有众僧饮茶,称作“普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平时坐禅分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焚香一枝,每焚完一枝香,寺院监值都要“打茶”,“行茶四、五匝”,借以清心提神,消除长时间坐禅产生的疲劳。
历史上许多僧人以煮茶、品茶而闻名于世。唐代著名诗僧释皎然,善烹茶,能诗文,留下许多有名的茶诗。他的《饮茶歌消崔石使君》诗,赞誉了剡溪茶的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五代十国时,吴僧文了善烹茶,游历荆南,被称之为“汤神”,授予华定水大师上人的称号。宋代南屏谦师妙于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宋代有一种倾注茶汤于碗中使汤纹形成各种物象的游戏,称作“茶百戏”。僧徒福全擅长茶百戏,能使汤纹组成一句诗,并列四碗可组合成一首绝句。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非凡。
后世尊为“茶圣”的陆羽,虽然不是僧人,但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也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三岁时,被竟陵西垱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专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一手高超的采制、煮饮茶叶的手艺。他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书中论述了茶的形状、品种、产地、栽培、采制、煮饮和茶具等问题,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
佛教寺院的饮茶习惯,对整个社会饮茶风俗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宋代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由僧徒、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即现在我们常用的冲泡茶叶的方法。名冠中外的宜兴紫砂陶壶,是茶具中的珍品。相传,紫砂陶壶是明代宜兴金沙寺中一位不知名的老僧创制的。他选用精细的紫砂细泥,捏成树瘿形坯胎,采用特殊的烧制方法制成。烧出的紫砂壶不仅造型简练大方,色调淳朴古雅,而且有很好的保味功能,泡出的茶汤醇郁芳馨,深受人们的喜爱。
三、寺院与茶叶的生产
佛教寺院提倡饮茶,同时有主张亲自从事耕作的农禅思想,因而许多名山大川中的寺院都种植茶树,采制茶叶。如唐代湖州(今浙江吴兴县)的山桑、佛师二寺,凤亭山的飞云、曲水两寺;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圈岭善权寺;钱塘(今杭州市)天竺、灵隐两寺都出产茶叶。五代十国时,扬州禅智寺,寺枕山岗,建有茶园。宋代以后,南方凡是有条件种植茶树的地方,寺院僧人都开辟为茶园。由于佛教寺院大都建在群山环抱的山腰峡谷之中,自然条件宜于茶树生长。所以,现今我国众多的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名茶最初是由寺院种植的。如四川蒙山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普慧禅师亲手所植,称作“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宋元以后“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生,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之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武夷岩茶以寺院所制最为得法,僧徒们按照不同时节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尤善制茶,出产以寺院命名的“水月茶”,即有名的碧螺春茶。明隆庆年间,僧徒大方制茶精妙,其茶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是现在皖南茶区所产“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它曾以特优的质量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状。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佛教寺院在长期的种植和饮用茶叶的过程中,对栽培、焙制茶叶的技术均有所创新。茶树有喜爱温湿和耐阴的特性,为了创造茶树生长的良好环境,唐代湖南佛寺中创造了竹间种茶的方法。唐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在永州龙兴寺品尝到新采的“竹间茶”,作《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同年,刘禹锡被贬郎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作《西山兰若试茶歌》曰:“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提到在竹间种茶的方法,可使茶树有适度的庇荫环境,并且“竹露所滴其茗,倍有清气”。佛教徒们创造的“竹间茶”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茶园庇荫栽培方法。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到僧徒们将新采的竹间茶,经过炒焙的工艺处理,使满室生香。这种炒青工艺方法,以往认为始于明代,其实,在唐代湖南的佛寺中就已经产生了。
四、佛教与茶叶的传播
公元四世纪末,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随着中朝两国华严宗、天台宗禅师的往来,茶叶被带到朝鲜半岛。公元十二世纪时,朝鲜松应寺、宝林寺和宝庆伽寺等著名寺院都提倡饮用茶叶。不久,饮茶的风俗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中国茶叶虽早在汉代就已传入日本,但到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僧人的传播提倡,饮茶才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习俗。唐代时,日本最澄禅师和空海禅师到中国留学,回国时将茶种和制茶工具带回日本,在寺院附近栽种,得到嵯峨天皇的称赞。在宋代日本荣西禅师从中国引进了寺院的饮茶方法,制定了饮茶仪式,著《吃茶养生记》一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茶书,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俗有重大作用。元代,日本圣一禅师将中国的“点茶法”和“斗茶”的习俗传入日本。
总之,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佛教不仅在茶叶的种植、饮用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茶叶向海外传播的一座桥梁。
贵族茶道
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 达官贵人、 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于茶、水、火、器无不借权方和金钱求其极,很违情背理, 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 源于明清的潮闽工夫茶即贵族茶道, 发展至今日渐大众化。
茶虽为洁品,但当它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被列为贡品, 首先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皇妃再推及皇室成员,再是达官贵人。“小家碧玉”一朝选在君王侧, 还能保持质朴纯洁么? 恐怕很难。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茶列为贡品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常据著的《华阳国志· 巴志》,周武王联合当时居住川、陕、部一带的庸、蜀、羡、苗、微、卢、彭、消几个方国共同伐纣,凯旋而归。此后,巴 蜀之地所产的茶叶便正式列为朝廷贡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 1135年,离今有3000年之久。
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名茶。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家的好恶最能影响全社会习俗。贡茶制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饮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 位。
但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 的德行。反之,贡茶坑苦了老百姓。
为了贡茶,男废耕,女废织,夜不得息,昼不得停。 茶之灵魂被扭曲,陆羽所创立的茶道被强奸,生出一个畸形儿:贵族茶道。茶被装金饰银,脱尽了质朴;茶成了坑民之 物,不再济世活人。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夸示皇家 气派。
贵族们不仅讲“精茶”,也讲“真水”,为此,乾隆皇帝 亲自参与“孰是天下第一泉”的争论,用“称水法”一锤定音,钦定北京玉泉水为天下第一泉。为求“真水”又不知耗 费多少民脂民膏。相传,唐朝宰相李德裕爱用惠泉水煎茶,便令人用坛封装,从无锡到长安“铺递”,奔波数千里,劳民伤 财。此后因一云游和尚点化,知其弊端,才“人不告劳,浮 位乃洱”。
贵族茶道的茶人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之流的人物,不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但一要贵,有地位,二要富,有万贯家私。于茶艺四要“精茶、真水、活 火、妙器”无不求其“高品位”,用“权力”和“金钱”以达到夸示富贵之目的,似乎不如此便有损“皇权至上”,有负 “金钱第一”。
贵族茶道有很多违情背理的地方,但因为有深刻的文化 背景,这一茶道成为重要流派,香火绵延,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价值。作为茶道应有一定仪式或程序,贵族茶道走出 宫门在较为广泛的上层社会流传,其富贵气主要体现在程序上。其变种即源于明清至今仍在流传的闽潮功夫茶。
中国茶道中的道家理念
一、尊人
中国茶道中,尊人的思想在表现形式上常见于对茶具的命名以及对茶的认识上。茶人们习惯于把有托盘的盖杯称为“三才杯”。杯托为“地”、杯盖为“天”,杯子为“人”。意思是天大、地大、人更大。如果连杯子、托盘、杯盖一同端起来品茗,这种拿杯手法称为“三才合一”。
二、贵生
贵生是道家为茶道注入的功利主义思想。在道家贵生、养生、乐生思想的影响下,中国茶道特别注重“茶之功”,即注重茶的保健养生的功能,以及怡情养性的功能。
道家品茶不讲究太多的规矩,而是从养生贵生的目的出发,以茶来助长功行内力。如马钰的一首《长思仁·茶》中写道:一枪茶,二枪茶,休献机心名利家,无眠未作差。
无为茶,自然茶,天赐休心与道家,无眠功行加。
可见,道家饮茶与世俗热心于名利的人品茶不同,贪图功利名禄的人饮茶会失眠,这表明他们的精神境界太差。而茶是天赐给道家的琼浆仙露,饮了茶更有精神,不嗜睡就更能体道悟道,增添功力和道行。
更多的道家高人都把茶当作忘却红尘烦恼,逍遥享乐精神的一大 乐事。对此,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在《水调歌头·咏茶》一词中写得很妙。
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
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
碾破春无限,飞起绿尘埃。
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
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三、坐忘
“坐忘”石道家为了要在茶道达到“至虚极,守静笃”的境界而 提出的致静法门。受老子思想的影响,中国茶道把“静”视为“四谛”之一。如何使自己在品茗时心境达到“一私不留”、一尘不染, 一妄不存的空灵境界呢?道家也为茶道提供了入静的法门,这称之为 “坐忘”,即,忘掉自己的肉身,忘掉自己的聪明。茶道提倡人与自 然的相互沟通,融化物我之间的界限,以及“涤除玄鉴”“澄心味象”的审美观照,均可通过“坐忘”来实现。
四、无己
道家不拘名教,纯任自然,旷达逍遥的厨师态度也是中国茶道的 处世之道。道家所说的“无己”就是茶道中追求的“无我”。无我,并非是从肉体上消灭自我,而是从精神上泯灭物我的对立,达到契合 自然、心纳万物。“无我”是中国茶道对心境的最高追求,近几年来台湾海峡两岸茶人频频联合举办国际“无我”茶会,日本、韩国茶人 也积极参与,这正是对”无我“境界的一种有益尝试。
五、道法自然,返朴归真
中国茶道强调“道法自然”,包含了物质、行为、精神三个层次。
物质方面,中国茶道认为:“茶是南方之嘉木”。是大自然恩赐的“珍木灵芽”,在种茶、采茶、制茶时必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产出好茶,行为方面,中国茶道讲究在茶事活动中,一切要以自然味美,一朴实味美,东则行云流水,静如山岳磐石,笑则如春花自开,言则如山泉吟诉,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应发自自然,任由心性,好不造作。
精神方面,道法自然,返朴归真,表现为自己的性心得到完全解放,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清静、恬淡、寂寞、无为,使自己的心灵随茶香弥漫,仿佛自己与宇宙融合,升华到“悟我“的境界。
饮茶悟道
不仅如此,善于饮茶的人,往往在心灵的深处,充满着一种清淡、静雅的意趣。最终,使茶心、人心、道心,相互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种超凡脱俗的茶文化灵性。古人云:茶是儒,是仁、义、礼、智、信;茶是佛,是来世净土的精神寄托;茶是道,是乐天知足的自我心灵安慰;茶是和,充满着怡情温柔,至善至美,茶是静,充满着清淡天和,养精蓄锐。
唐宋时代,文人墨客往往在品茗中,作诗作画,蔚然成风。唐代品茶高手李德裕(身居宰相高位)在《忆茗诗》中曾这样写道:“谷中春日暖,渐忆掇茶英。欲及清明日,能销醉客醒。松花飘鼎冷,兰气入瓯轻。饮罢闲无事,扪萝溪上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曾邀请七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一面饮茶,一面赏景吟诗:“山茗煮时秋雾碧,玉杯斟处彩霞鲜。临阶花笑如歌妓,傍竹松声当管弦。虽未学穷生死诀,人间岂不是神仙”。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说:“至若茶之为物”、“钟山川之灵禀”,这是古人对茶性最中肯的评说和阐述。
总之,茶叶不仅具有山川精气之灵气,而且通过饮茶和品茗,更能使饮茶人净化心灵,性情幽雅,高扬人格。一旦与友人相交,清茶一杯,细啜慢饮,相互内心之间,顿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悟。这茶的平凡,茶的质朴,茶的纯净,茶的中和,统统溶化在清心爽口的玉液之中。以便从品茗中,品出人生感悟的生活真谛和生命艰辛的韵味……
中日茶“道”的异同
中国没有茶道的规程仪式,但是我们都不否认中国也是有茶道的。有人将中国的茶道就称做“茶文化”,其实两者还是有概念上的区别的,可以说茶道是茶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专门定义一个茶道意义上的茶文化,也是可以的。
中国茶文化历史攸久、层次复杂、内容丰富,而日本茶道自成体系,有其严格的程式。但是总的来说都是取茶的清心、静气、养神、助智等精义,应该说都是健康向上的。
有学者认为,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茶道有渊源关系。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主要有以下几点明显区别:
2.日本茶道程式严谨,强调古朴、清寂之美;中国茶文化更崇尚自然美、随和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禅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静之美是顺理成章的。但它的“四规”、“七则”似乎过于拘重形式,打躬静坐,世人是很少能感受到畅快自然的。中国茶文化最初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与道教的追求静清无为神仙世界很有渊源关系,作为艺术层面的中国茶文化强调自然美学精神便成了一种传统。但是中国的茶道没有仪式可循,往往也就道而无道了,影响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发挥和规范传播。所以一说茶道,往往首推日本。
3.中国茶文化包含社会各个层次的文化;日本茶文化尚未具备全民文化的内容。中国茶文化自宋代深入市民阶层,其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大小城镇广泛兴起的茶楼、茶馆、茶亭、茶室。在这种场合,士农工商都把饮茶作为友人欢会、人际交往的手段,成为生活本身的内容,民间不同地区更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许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众中亦很有影响,但其社会性、民众性尚未达到广泛深入的层面。也就是说,中国的茶道更具有民众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
中国茶道之文化
茶道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兴于中国唐代,盛于宋、明代,衰于清代。中国茶道的主要内容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