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恰当国家想象与国家主义迷信

　　在经济事务、法律、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在看待历史，在公民社团与政府组织，……在诸多类似这样的领域中，中国人存在一种不恰当的国家想象，甚至是一种“国家主义迷信”。在公民社团与政府组织的关系上，原本是同一片海洋上不同的岛屿，我们的想象是一片大陆外面围绕着一群小岛。在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我们想象有一位仁慈的父亲几乎免费地给人们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在经济事务中，我们想象有一位掌舵的虚拟人格，运用它那无所不能的看得见的神奇之手促进经济增长，熨平经济波动，实现充分就业，控制物价总水平。在法律领域，我们不假思索地宣告，2010年是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之年，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和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如秋风（2011）指出的，“在二十世纪中国立法过程中，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法律的国家主义迷信”，在这背后则是“国家主义的法律观”。这种法律观相信，立法者可以借助权力，根据自己的意志，自上而下地规定。”实际上我们的“法律与生活之间严重脱节，而执法体系则蛮横地执行法律，强制生活。这样的法律经常不是在维持秩序，而是在扰乱秩序。”在教科书颁布的历史叙事中，历史是国家的历史，甚至更狭窄地表述为权力更迭的连串叙事，那无比丰富的时间之流中人与事的诸多维度被阉割了，普通人的故事和日常劳作的历史隐退了，帝王将相轮番上阵，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权力争夺历史，然而它却宣称这就是全部历史。
 　　支持国家主义迷信乃是一种前现代时期权威和权力崇拜的延续。每一个民族和文明都经历了权威和权力崇拜的过程。那些继续不断成长的文明则逐步发展出一种共同体意识和契约精神，权威和权力崇拜在相当受约束的范围内继续发挥着凝聚力、组织和秩序的作用。这种共同体意识和契约精神体现在法律事务领域，如秋风（2011）所说，“从根本上说，法律就是一个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抽象化表达。人们怎样生活，法律就怎样说。当然这不排除立法者运用一些健全的价值，对生活中的某些不良行动予以矫正、规范，并附以惩罚措施。但从根本上，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人们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交易应当如何进行，都应当依据共同体的共识，扎根于人们的生活。由此形成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共同体的抽象表达是一个协商、对话和谈判、妥协的结果；共同体的共识，更多是在一个公民社会繁荣，各种社团代表各种利益、偏好和志趣彼此交流、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旦不恰当的国家想象占据上风，国家主义贯穿在立法过程，就会出现作为文本的法律与共同体的共识脱节的现象；就会出现公权力对于私人生活的僭越，所谓私法公法化；还会出现抑制那些法律发现的自然过程（例如现行的土地制度规定对于小产权房的限制，对土地流转和新的土地产权形态的限制）；也会出现大量的利润机会无法被企业家合法捕捉的情形（于是我们看到铁本事件、孙大午事件、浙江年轻女企业家吴英因集资吸储差点判死刑事件等等）。在前现代甚至更久远的文明之初，武力就是力量，强权就是真理，权力颁布规则。文明的演化史是行使武力逐步受到约束的历史，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主义迷信的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公民社会、市场交易、受制约的权力行使。那种国家主义迷信逐渐被契约精神和法治意识所战胜。如果文明仍然在各领域迷信国家和强权，那只是说明我们距离那久远的文明初期更近，更明白地说，距野蛮更近。
 　　支持国家主义迷信的其实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思想。这种思想支持和鼓舞了20世纪的希特勒。根据观念史家、20世纪杰出的保守自由主义思想家柏林的考证，这种极端反动的思想从法国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那里可以找到那个谱系的蛛丝马迹。这个谱系上的思想家都痴迷于黑暗、夜晚、无意识，痴迷于不仅统治个人的灵魂还统治着外部自然的潜在力量。作为这思想的典型代表，迈斯特这个人对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专家政治和平等民主一律反对；对世俗化怀有敌意。他是一位“拉倒车的人”，“残暴的专制主义者”“暴躁的神权政治家”“出自中世纪的黑暗人物”“教皇靡下轻骑兵部队的文学上校”，属于“永久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耶稣基督”。柏林发现迈斯特除了公认的代表封建时代的绝望挣扎特征以外，还意外地发现他的思想中罕见的现代特征，这种特征使迈斯特与同时代贡斯当、边沁和密尔相比超前于那个时代至少100年。在迈斯特的眼中，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群氓乱舞，是群众堕落和愚顽的突然发作，是晴空中突然卷过的神秘风暴。与柏克扥等保守主义者一样，迈斯特不信任理性力量，视“发展出一门经验或演绎性的人类科学的能力——都是法国哲人的妄想臆造”。迈斯特说，“世上没有人这种东西”。他的意思是说，人由身在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俗定义，鲁滨逊世界根本发展不出文明，因而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剥离我们身上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我们根本无法理解何为“人”。组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依据科学专家制定的方案是荒唐可笑的。理性建立的东西也可以被理性摧毁。迈斯特“视线冷漠，思想核心坚硬而冰冷，……他冷静地凝视着古代的、封建的过往时代，但事后证明，他所看到的东西远比那种热血沸腾的未来憧憬更为明晰”。法国大革命对迈斯特产生了相当大影响，他彻底决绝了自由主义。“他激烈地批判任何形式的立宪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张教皇权力至上。”迈斯特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坚决抵制者，所以说他是个反动派。他反对18世纪启蒙学者所坚持的一切：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平民的启蒙。迈斯特视理性为邪恶力量。启蒙运动思想家相信，把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成功经验移植到人类社会事务领域，建立一种人性的科学，迈斯特予以全然否定，他“诉诸从历史学、动物学以及日常经验观察得来的事实；鼓吹依靠信仰和传统的得救；看到人性中不可救药的恶劣和腐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权威、等级、服从关于征服的必然欲求；他鼓吹本能、基督教智慧、成见和盲信的优先地位；他诉诸冲突与苦难、罪恶与惩罚、流血与战争的神圣必然性；他宣称对堕落的人而言与生俱来的不平等，目标和利益的激烈冲突是正常状态。我们看到柏林总结的迈斯特这些特征，有些方面和弗洛伊德和尼采似曾相识，有些想法与纳粹头子希特勒仅一步之遥。柏林就是暗示，希特勒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迈斯特反动思想在20世纪的实践者，他的文章名“迈斯特与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为此做了注脚。
 　　参考文献：
 　　以赛亚.柏林.扭曲的人性之材，译林出版社，2009[英文版1990] , p94-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