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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何越勤劳却越贫困？( 记得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曾经讨论“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但并不富有”这一问题，我对他的讨论一直是记忆犹新、印象深刻。他从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找到了世界上25个国家的劳动时间与人均GDP数据，并放在同一图中比较，如下图1所示。由此，他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往往是那些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并不一定成立，另一方面也说明肯定是“勤劳”之外的东西在起着更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然后，他通过郑州与景德镇的泥士交易例子以及公司注册程序比较来说明，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首要性作用。但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展一套良好的制度系统。可怜的还是那些中国人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地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多把一些青春年华耗在饭局和没完没了的审批手续上。这也就产生了我们平常所见的一周一天没日没夜地工作、晚上十一二点还在通电话。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勤奋弥补了制度缺陷所造成巨大交易成本，所以造成了中国人虽努力，但经济见效一直也不大。
到这里为止的推论，应该没有什么疑问，而且我也非常赞同他的制度首位性。经过阿西莫格鲁等人（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2002）等人新制度实证经济学的拓展之后，制度的重要性要比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家所认识到的重要性还要重要得多。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 (Adam Przeworski) 更是把制度当成经济发展的首位性要素（Przeworski，2004）。这也说明，制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现代经济学家甚至政治学家的一致认同。但是，陈志武教授接下去得到的整体结论却是“人均GDP与勤劳是严格成反比的：越勤劳的国家反而越穷”，实在让人有些大跌眼镜、不敢苟同。他的言外之意是可以理解的：在改革初期我们或许还可以通过勤劳弥补不良制度所带来的缺失，从而来获得经济增长，而在改革后期，随着制度缺陷的阻碍作用越来越明显，此时再勤劳也无法补偿制度上的损失，中国的经济也将由微薄收入阶段转向亏损的负增长阶段。而从目前的中国现实来看，似乎还不是如此。我个人认为，他这一推论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横向来看，中国在古代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按照麦迪森的《世界千年报告》，直到18、19世纪交替之际，即乾隆末嘉庆初，中国在总体经济实力上还是全球第一。1817年，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曾经有句名言：“让中国沉睡吧。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就是在拿破仑所说的沉睡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近1/3，而英、法、德三个欧洲强国合起来只占世界的14.5％。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鸦片战争的失利以及以后常年的战争使得中国进入到一个低水平的陷阱，那么中国的衰竭速度应该不会如此快，整个经济也不会如此不堪一击。所以，用一个静态时间段内的GDP数据与劳动时间做一比较，是无法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也无法做一个历史的推展。
第二、从图1来看，图1中的日本国家劳动时间并没有把日本人平常的加班时间计算在内。如果把日本人的加班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日本将会出现在横坐标的最右边。这一重要异常点的出现将是陈志武教授“越勤劳的国家越贫穷”这一统计结论就下得不那么轻松了。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而且也是一穷二白的战争废墟上崛起两次的国家来说，在这样国家样本的地位也是非同一般的。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日本人比我们要勤劳得多，但日本经济并没有陈志武教授所想象的那一团糟。而且，他们强大的GDP也并非来自于制度上的优势。二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废除天皇威权体制，建立了民主的宪政体制，但做为战胜国老大的美国经常对日本的政局和经济指手画脚，一纸“广场协议”就让日本陷入了“失落的十年”之中。所以说，尽管民主化之后的日本比原来有很大的进步，但需注意的是，在日本所谓的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虚设的，或者说是阉割之后的民主制度。而陈志武教授所说的产权保护制度尽管在日本也得到了很强的确认，但在日本的公共财产仍然大量存在，这些界定不清的公共财产存在却丝毫没有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至于日本是如何处理这些公共财产，以及如何走出公共财产的“搭便车”问题，我在另一篇专栏文章“樱花、武士道与悲情国家的崛起”专门介绍。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本在战后的崛起过程中日本人阿信式的勤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陈志武教授所推断的正式制度在日本未必就是正面的，最后还是要依靠日本长期发展过程所积累的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等非正式制度来弥补支撑起来。
第三、从他的分析逻辑来看，制度的重要性并不能推翻勤劳的重要性。正如在之前所讨论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制度比以前所认识的还要重要，但仍然不能推出勤劳的不重要性，甚至如他所说，越勤劳越糟糕。可以这么说，制度与勤劳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理论上，制度要勤劳要重要得多，但勤劳对经济仍是有影响的。当一个国家的制度处于停止状态，那么勤劳也就同样也可以弥补制度上的缺失，而当一个国家的民众都很不勤奋的时候，制度同样也可以弥补勤劳留下的空缺。因此，制度的好坏和勤劳程度对经济增长来说应该是一对互补性的正因素。
还需要再指出的一点是，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的，我们所说的制度重要性也是一个长期的范畴。如果放到一个短期的历史时间段来考察，那么这一命题并不见得正确。我们今天讨论制度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需要回到建国之初，甚至是几百、几千年前的制度影响，这样或许才有些意义。或者讨论今天的制度作用，可能还需要到未来几十年以后再讨论才行。也就是说，宏观制度的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中间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滞后期。所以，陈志武教授在讨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可能本身就存在一个理解上的误区。
当然，光光有勤奋和努力还是不够，再努力的国家最终还是比不上那些有良好制度激励的国家。日本与美国就是一组最典型的比较。美国最近终于装备了“十年磨一剑”的第五代战机F22“猛禽”战斗机，以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引领世界前沿，但因高昂的3亿美元造价首次也只在弗吉尼亚州空军基地布置了12架，装装门面而已。而财大气粗的日本人开口就是要购买100架F22猛禽。日本人的暴富心理可见一斑，而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日本人在科技创新上仍大大不如美国。不过，美国人最后还是拒绝了这笔交易，盟国归盟国，军事上的压倒性实力仍是要保留的。被拒之后的日本又一次撒起娇来，谣称要投巨资研发新一代F－X战机。至于最后这一计划会如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就以日本目前的研发水平估计和我们也是半斤八两。别看“日本制造”的电子产品风靡全世界，中国满大街上跑的也是日本人的汽车，但勤劳的日本人却同样没能制造出一辆高档的汽车。这不仅是日本人进入世界汽车市场时定位在中高端汽车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再勤劳、再细致也无法弥补期间的硬技术。这些突破性的技术不是靠努力就行，它需要那些灵活国度的人们在制度激励中保留着天才式的奇思妙想。试想一下，在这些制度过于僵化、人性得不到充分释放的国家怎么可能得到这种可遇而不求的灵感呢？日本可制造出一流的电冰箱、数码相机，但却无法培养出引领世界风骚的大音乐家、大哲学家。人人都疲于应付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的生存压力都让大家喘不过气来，何来的精力用于创造性思维呢？我在日本的时候，听日本人和我说过一个笑话：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指南针与印刷术，而日本如今也有三大发明：方便面、随身听与卡拉OK。可见，日本虽然富甲天下，财大气粗，但真正属于他们的东西，同样也是少得可怜。
难怪有人问日本人：“你认为日本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对方答，“认真”。“那缺点呢？”继续追问。“过分认真”，又回答。不禁叹息！由此可见，勤劳认真是件好事，也是必要的，但过度勤奋可能就有可能变成坏事。对于这些具有“双刃剑效应”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把握一个合理的“度”。很显然，那些财大气粗的日本人自己也非常明白这一道理，只可惜社会习俗的惯性总是让他们不得不过度投资，甚至越走越远。虽然现在看来，这些过度投资仍相安无事，悲情的武士道精神还支撑起日本战后的再度崛起，但有朝一日，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联结系统一旦出现裂口，那么整个国家的倒塌速度也是无法用常理来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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