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科技大学函授:追寻苏州申听禅

我是在阅读旧报刊杂志时，知道听禅这个名字的。

他的文章经常署名“听禅”，据《小天地》的编者班公在《编辑后记》介绍，听禅还是一位文采风流的军界高官。一查，1936年授中将军衔的名单中，就有申听禅的名字，原来他姓申，又名申振纲，苏州人。一个将军而文化底蕴如此丰厚，他引起了我的好奇。

我开始了追寻申听禅之旅。

                            关于听禅的一丁半点

《古今》第46期（1944年5月1日出版）刊登了一篇听禅的文章，题目是《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读后记》（上）。虽则是上篇，却有听禅儿时看见俞樾的回忆，以及自己在苏州生活的一丁半点记载。
听禅的这篇文章是用文言来写的，可见这位国民党将军的文化素养远非一般可比，文章主要谈的是他阅读俞樾一个一万二千多字的日记的感想，这部分日记收在苏州图书馆出版的《吴中文献小丛书》中，这套由徐沄秋等人编辑出版的“非卖品”，市面很少流传，据说共有三十二册，均是不足五万字的小本，出版于抗战中苏州沦陷时期。如果从文化保存角度来看，这套丛书有其相当的价值。
俞樾的这很小部分的日记主要记录了他送自己的孙子俞阶青（陛云）（即平伯之父）上京赶考的生活。俞阶青就在这次探花及第，他的夫人就是彭刚直（玉麟）孙女。
闲话少说，且回到听禅身上。
听禅写此文时，正在病中，所以他在文章开头说：“久病不愈，伏枕无聊，取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读之，……，系光绪壬辰年春送其文孙阶青太史公公车北上旅游沪杭时所作。”他说，在苏州马医科巷的曲园，正好和申时行“文定公祠园”比邻，所以两家住得很近，申听禅孩提时，尚看到曲园先生拄着龙头拐杖，前面走着一个童仆（小奚奴），缓步走过祠园门口。曲园先生“着白袷衫，红色镶云头鞵”，丰颐广颡，须眉皓然，顾盼含笑。听禅自己说，他当时还以为是老寿星出现了呢。
“余时幼小无知，目逆而送，爱其仙逸，耳语乳媪，是殆即所谓老寿星者非欤？媪以语吾先君子，笑谓：儿速长大读书，当送儿寿星所，作添香侍书童何如？”这一段写得甚趣，我在杭州孤山俞樾故居及很多书中见过俞樾老年的照片及画像，长须飘拂，蔼然儒者之风，其手持的龙头拐杖，迄今还能在曲园陈列中看到。原来听禅的父亲也曾立于俞樾门墙，是受业弟子，两家关系自非一般可比。苏州申家自申时行以来，一直是苏州巨族，去年，我曾偶然闯入申家义庄，里面尚住着申家后人，还残留着一点亭台楼阁，其中一棵硕大的瓜子黄杨，堪称苏州黄杨之翘楚。
以上是听禅在1944年回忆五十多年前的见到俞樾的场景，如今又过去了一个甲子还多的日子，我那天在义庄遇见的会不会是听禅的后人呢？

.                              听禅与易学

听禅亦在风水堪舆界颇有影响，属无常玄空派。

我对风水堪舆素无研究，不过我知道听禅还对命相颇有研究。《古今》第53期（1944年8月16日出版）载听禅《命可不信乎》一文，这篇文章是由《古今》社长朱朴和作家予且（潘序祖）谈命相的文章引发的，当时谈论命相曾在《古今》引起了一个高潮。盖时世动荡，知识分子无法把握社会动向，不得已转向命相之学，希望从中寻求对将来的把握和自己命运的先知。
有关命相，外行关心的不外可不可信及验与不验，内行则由八字生发，关心的是八字、五行与命相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听禅大谈其对于命相的知识和关于命相的掌故，看得出他对命相研究有素，不仅能言之成理，且又融会贯通。文章中还提到“我师沈瓞民先生”，原来申听禅还是沈瓞民的门弟子。

苏州沈瓞民先生是早年的留日学生，与鲁迅有同学之谊，且都曾在日本听章太炎先生讲小学，也是章门弟子，国学湛深。49年后，沈瓞民尚在，我记得《苏州文史资料》中有他回忆鲁迅在东京的文章。沈氏还是一位不甚为外界所知的易学大师，一生批注沈竹礽先生（道光年间的风水名家）家传易经七百余种，这种功力不是一般江湖术士能望其项背的。作为沈瓞民弟子，申听禅的易学功底恐怕不容小觑。
上面说过，我对风水堪舆与命相都无研究，我读听禅此文，关心的是他的掌故。听禅在文中追叙自己十数年前，参加上海聂云台先生的一个家庭集益会，曾听聂云台谈起过命相，说聂仲芳在制造局时，请宁波李姓算命，是如何准确，几乎人生的每一个节点都由李氏推断得异常准确，后来一一应验。还说到谭文勤公、奎乐峰中丞遇到的星命家批算奇准的事。看来申听禅与聂家的关系相当密切，说不定两家还是亲戚。
当时上海有个星命家叫袁树珊，从镇江崛起的，予且对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投到他门下学习星相之学，不但如此，还写小说为袁氏吹嘘（见我的《有趣的“予且”》），甚至为袁氏捉刀写书，予且在《古今》谈命相，似乎也与这位袁树珊有点关联。这位袁树珊，据说算命奇准，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南京，声名赫赫，达官贵人都乐与之交往，奉之为上宾。然而，听禅却对他很不买帐，甚至大不以为然。《命可不信乎》的最后，他对袁树珊发表了这样一番看法：
“上海这许多星命家，惟袁树珊还多少有点道理，生意亦好，就是因为他绝不用旁门左道，专就五行生克，替人家规规矩矩的算命，固并无有出奇的了不得的本领也。然而你一见其人，却大言炎炎，俗不可耐，前年我师沈瓞民先生，不知以何因缘，忽请他在馆子里吃饭，笔者叨陪末座，终席未见袁停嘴过，骂骂这个，批评批评那个，十足的一副江北腔江湖术士而已。”

“我又到过袁处，拟请教他算命，却如前清官老爷审案般的三言两语而退，已经汗流浃背，从此不敢再去请教。他‘著作等身’，近又不知从何处得来许多数千百年前人的八字，成书出售，大为社会所崇拜。我因未见其书，连名称都叫不上来，予且先生却引用着朱文公，石崇，张巡等几个人的八字，真有如沪谚说的‘七搭八搭’之妙，亦真亏他能搜集得起来，足叫乡下人吓一大跳也。”
语气里充满着讥嘲甚至叱骂。我的解释是，棋高一著扎手缚脚，申听禅的星命造诣远胜袁树珊。自然袁树珊一见申听禅就只能汗流浃背，三言两语而退了，而听禅也就不必且不忍再去“请教”了。他之所以这样申斥袁树珊，并兼及予且，实在是读书人看不惯江湖术士的“卖野人头”，忍不住来打个抱不平也。

                             听禅与苏州评弹《玉蜻蜓》

苏州申家与弹词《玉蜻蜓》较了几百年的劲，即使艺人们把申姓改成了金姓，把《玉蜻蜓》改称《芙蓉洞》，还是不肯罢休。只要申家出现一个略有权势的人物，那么，评弹艺人赖以谋生的该弹词就会禁说一回，然而，来自官方的厉禁往往人亡政息，或官去禁弛，而申家也不是那么容易培养出煊赫的人物来，于是《玉蜻蜓》的命运自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打压与再起的交替循环。
考《玉蜻蜓》的本事，贵游公子在尼庵里荒唐，生下了一个日后高官厚禄的儿子。这类故事《三言两拍》中就有，不同的是，《玉蜻蜓》的故事太贴合申家的真实了，而不像其他故事那样远在华胥国乌有乡。关于这个故事的创作，有很多传说，我觉得首先必须符合一个条件，即必是申家的家里而后来怀忿离开（或被驱逐）的人，如账房先生，西席夫子之流，既知内情又摇得笔头，因为怀恨，才出此泄愤之伎俩，也有可能是后来申时行的政敌利用了这类人口述编纂成书。须知，这在当时是揭人隐私的事，勾搭尼姑，污秽了佛门，而尼姑生子，更是违背封建纲常的丑事。对于申家后代来说，不管实事还是诬栽，都是颜面无光，辱没祖先的大事，作为苏州望族的申家，满城听说蔡中郎式的家喻户晓的传播，都是难以容忍的来自市民社会的羞辱，无权无势，只能听之任之，一旦高官显爵，首先要做的不正是光宗耀祖么？所以，禁说《玉蜻蜓》，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申听禅，我们的主人公出场了。
1920年，任江苏省警察厅长的申振纲，以《玉蜻蜓》损害先贤名望为由，强令苏州各书场停说此书。
1931年9月19日，《苏州明报》刊登了苏州警察局一则布告，称“前苏州警察厅长（按省会当时设在苏州）申振纲暨文定义庄主奉申彤苞（按应是申家族长）等，于昨日函呈本局谓：窃十一世祖，明赠太师，谥文定，讳时行公，……乃有弹词《玉蜻蜓》假托附会，任意诬蔑，经于民国九年，历经族众呈请官厅严禁在案。乃近闻护龙街彩云楼茶座，有潘莲艇、程似寅双档，虽悬牌《三笑》，而实则弹唱《玉蜻蜓》，理应请予布告严禁。邹局长据函云：除令该管二分局派警前往制止外，并令一、三分局一体遵照查禁。”这是相隔十年的两次查禁，听禅在里面都担当了主要的角色，他可以说得是申家当时最出色的人物了。
一部作品的兴衰，有其自身的规律，一旦深入市民心中，靠禁或许不是好办法，殊不料申听禅也出此下策，虽可说是申家的好儿孙，却也给世人留下一副肃杀专横的面目也。

当然，申家与《玉蜻蜓》的“战争”还远不止这些，上面说过，在申听禅之前双方就已经有了很多次的较量，一度还达成一个协议：城外可说，而城内禁说，如有违犯，申家人可以没收评弹艺人的弦子。当年申家旁厅里挂了不少评弹艺人的弦子，都是申家发现评弹艺人“冒犯”，而被没收的。这一面可见申家的势力，一面也可见评弹艺人，不，市民阶层对《玉蜻蜓》之热狂，正因为有这样的市场需求，才会有这么多艺人甘冒没收“生产工具”（弦子）的危险，而乐此不疲。

                           《周佛海日记》中的申听禅

在家中细检《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听禅的形迹，颇有几个发现可以详细说说。

首先，他最先在日记中出现是第252页，1940年2月25日，蔡德金有注云：“申听禅，即申振纲，抗战前曾任南京宪兵司令，时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说明他投靠汪伪的时间很早，还在还都以前（按：还都是3月30日），后来他又做过汪伪政府的警政部常务次长和首都警察厅长。1940年3月16日，周佛海和申听禅商量，要他把警政部常务次长的官位让给邓祖禹，申“慨然允诺”。很明显，常次官位比厅长大，申并不计较，表现出相当理解和合作的态度，结果使得周佛海感到了歉意，一段日子后（1941年5月15日）召申振纲，告知拟保荐申听禅任首都宪兵司令，此后，申振纲就以首都宪兵司令的身份出现了，与事变前的官职差不多。
我们知道，日记往往能暴露出作者对人的态度，在周佛海的日记中，申听禅总共出现17次。周佛海对申听禅的称呼也值得注意，很多时候都称“申厅长”而不名，只有几处是听禅或申振纲，可见周佛海对他，作为自己的下属，疏而不亲，甚至可以说并不怎么信任。周一直在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和蒋的秘书处（侍从室）任职，与军界距离较远。两人的关系后来忽然亲密了起来，那是1941年12月1日。日记中这样说：“宪兵司令申振纲来见，谈公私问题甚多，谓余九、十月不利。迷信果可信耶？唯十月内仍须忍耐也。”这一次的见面，就不仅是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了，而谈到了私人问题。我猜想，可能是申振纲卜算知易的名声已为周佛海所知，因此，周佛海反倒向申请教其自己今后的命运来了。当时已经是12月了，那么所谓9、10月不利，应该指的是明年（1942年）的那个时期了，看得出周佛海在半信半疑之间，而作为保护政界高官和首都治安的主管，申听禅说出这番话来，似乎也意味深长。
申听禅在抗战前就是南京宪兵司令（也曾在国府主计处任闲职），应该说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他应该不是汪系人物或周系人物。抗战后，他之能继续在南京任职，而不是赴武汉重庆长沙等地，究竟是蒋介石的授意还是自己的选择？目前尚无法悬揣。但有一点可以证明，1945年抗战胜利后，听禅前任（邵文凯）、后继（陈皋）均系牢狱，陈皋被处死刑。唯听禅相安无事，看起来，他倒真是重庆方面的“卧底”呢。

自1941年12月1日，周佛海和申听禅的那一番深谈后，申听禅就在周佛海日记中就永远消失了，此后再也没有了踪影。他去了哪里？可以肯定，他没有去重庆等地，因为我在此后的杂志上还能经常看到听禅的文章，所以，我怀疑在此后，听禅可能脱离了汪政府，而在上海度那闲居与写作的生活了。不过，诸如卧底之类的工作十分敏感，弄不好便两面不讨好，所以功成身退，也不失为上策。
听禅是军界的前辈，据说他的军旅生涯开始于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后来又被清政府保送，成为日本陆军士官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称兵学寮，这个学校产生了现代中国很多著名的军事人才及其他各方面人才，譬如蒋介石、蔡锷、何应钦、蒋百里、冯耿光等，此处不赘。申听禅就是出身于这个学校，不过，曹聚仁说：申振纲虽然出身“陆士”，而同学录里却不载，相同情况的还有杨揆一、杨杰、唐蟒等人。不过，申听禅之出身“陆士”，是没有疑问的。他在《吹虀室逭暑漫谈》一文中说：“陈蔼士（其采）吴仲言（锡永）两先生，士官第一期大先辈也”，即此就可证明。

有人说申听禅是士官11期生，与蒋介石还是同期。辛亥革命爆发，陆士很多人辍学回国参加，民国肇建后也就留在了国内，因此有很大一批留日士官生都没有毕业，自然也就没有文凭，难怪曹聚仁说“同学录不载”了。申听禅虽然在军界的行辈相当高。但他似乎不是一个一贯的革命家，袁世凯称帝前后，他已经在是江苏巡按使齐耀琳（后为江苏省长）的属下了，而不是在广州跟孙中山革命。他在江苏警界的根基也相当深厚，汪伪上台，尚须在警界借重他呢。
听禅，给了我很多好奇，我还将继续追迹下去。

[附注]此文写毕，有北京友人为我提供了一个申听禅的简历，谨录如下：

申听禅（1889 —？）江苏苏州人。早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保送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习骑兵及宪兵科，与蒋介石、张群、何应钦等同期。辛亥革命回国，任陈其美部骑兵团长。后任江苏水上警察厅厅长。1923年11月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江苏督军齐燮元委听禅继任，受卢永祥、何沣林阻。齐卢战事遂起。1924年10月任苏州警察厅厅长、苏州守备司令；同年9月北京政府授少将，翌年1月授少将加中将衔。1925年重建苏州虎丘剑池方亭。北伐后，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中央宪兵副司令。 1930年4月，任中央宪兵考察团团长，率宪兵骨干东渡日本考察宪兵制度一个月，团员有蒋孝先、丁昌（树中）、徐志道等20余人。归国后拟定中国宪兵大纲、法令，编练中央宪兵21个团，为中国现代宪兵起始。1932年5月主持参谋本部谍报人员训练班，任班主任；戴笠、郑介民、李士珍分别为总务组长、教务组长、及学生队长；学期六个月；学员有陈恭澍、徐远举、廖宗泽、田动云、赵理君、陈善周、何龙庆、刘乙光等30人；为军统的发展奠基。1934年6月参与解决日本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事件。1936年2月民国政府授陆军少将，10月授陆军中将。1937年12月，南京城陷，率部分宪兵撤至湖南湘潭整训。1938年初兼任湘西第三清剿区司令，指挥宪兵第十、十一团及陆军部队剿匪，平息湘川公路匪患。同年，受命携电台及军统人员叶星夔、朱希园等返回上海，进行策反营救活动。1940年4月任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5月任首都警察厅厅长，任内以共产党特工董健吾（1891-1970）为视察，营救新四军抗日军政干部。1941年5月任首都宪兵司令部司令；1942年1月兼任首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943年10月授陆军中将衔；同年12月因与重庆政府关系受汪精卫怀疑被免职。此后脱离军界、政界。有著作多种：《苏俄刑法》（译），《吹虀室杂存》，《玄空捷诀》，《[申氏]乙酉修谱外记》（8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