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灭亡的原因:北京共识（下）-乔舒亚?库珀?雷默 | 宏观中国-经济学人-中评网

北京共识（下）
乔舒亚•库珀•雷默   新华社 译   崔之元 校
第三部分 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能量转移问题
不久前，我与东南亚某国发展部长举行了面谈。该国被普遍视为小有成就，尽管经历了一些困难时期但仍然在前进。随着我们共处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放下茶杯直率地问我的一位同事、一位经验丰富的发展经济学家：“为什么我们的经历与中国如此不同？我们与他们一样。我们有低成本劳动力。我们的政治体制很强大。我们做错什么了吗？”这个问题听上去似曾相识。在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会遇到某些国家研究中国的兴起并努力寻找自己能够在本国实现其中哪些奇迹的趣闻轶事。25年前与中国交战的越南现在就有学者在研究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试图从中寻找可能有助于发展的某些线索。河内新近创造的经济符咒可以从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讲话中提炼出来，即“稳定、发展、改革”。世界银行召开了一次北京会议，主题是“其它国家能从中国学习什么”。具有性格魅力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从巴西的卢拉到泰国的他信，当他们没有派代表团前往中国进行调研的时候，都朝北京赞赏地点头。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解释说：“中国强有力的经济成就应当成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灵感源泉。”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的以贸易为基础的走出去战略现在也成了一项让思想全球化的任务，将“北京共识”带入生机勃勃的文化市场。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最近指出的：“‘走向全球'的开放战略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当今世界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展中国家是反对霸权主义和保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这种分析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兴起带来的能量必然改变国际秩序，尽管中国国内外可能有的决策者希望不是这样。
在开始讨论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之前，我们需要讨论一下究竟是什么使得北京模式能够吸引他国，也就是“北京共识”的魅力问题。你可以认为这是一个能量转换的问题，这一概念与中学物理（“两物相撞的后果是什么？”）和发展经济学（“我们把好点子给了他们，但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差不多。我们已经研究了北京发展模式的一些核心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基础就是从创新和公正中得到极具影响的实力。现在，我们将研究这些概念如何在世界各地掀起波澜，从而增强了北京的实力，即使是在他们向外推销自己的发展主张的时候。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中国从三个方面传播它的能量。第一个是，作为对旧式的华盛顿发展理论的反应，“北京共识”具有某种反冲动能。其次，由于中国对地方化独一无二的需求，中国的这一新概念在学习它的国家会引发某种连锁反应。最后，中国的经济崛起既有可能帮助其它贸易依赖国赚钱，也有可能打破他们的财富。中国的经济崛起就像是一块磁铁一样，把其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紧密相联。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安全观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但这一特点非常重要和复杂，所以我将在下一章节单独论述。根据不对称防御的概念和“所有国家生来平等，无论大小”的哲学，“北京共识”让许多国家对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抱有希望。
出于民族自豪和国家安全两个原因，中国希望把其模式推广到国外。传递其国家发展概念并不完全是偶然为之。中国的设计者们写道：“不要把中国融入国际体制以及它致力于与西方国家合作看作是谋求西方的认可。实际上，这是相互认同的过程。我们与西方接触的过程是设法让他们理解中国的过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过程。”如果中国希望走自己的路，以实现“和平崛起”，重要的是它能够使其它国家认同它提出的世界观。承认这一点对理解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在此后再讨论这一问题。
反冲动能：适宜性测试
开始分析“北京共识”，就忍不住留意一下它在哪些方面与“华盛顿共识”背道而驰，由此推断出它得到它的能量是过去10年失败政策的强烈反弹。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最早于1990年提出的10点主张为“华盛顿共识”打下基础，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从财政原则、解除管制、向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和提高汇率的竞争力等等。当时在世界银行供职的威廉森在汇集这一政策清单时，只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拉丁美洲长期性的债务问题，因此难怪它实际上并不适用于中国。
在20世纪90年代，威廉森列出的政策清单被应用到全球范围内，甚至还包括像印度尼西亚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这点令威廉森本人都大为吃惊。他的政策清单迅速成为“华盛顿共识”的标志性理论。这一政策清单当时如此吸引人和用途广泛的原因是，它是使帮助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完美指导。实际上，它是银行家所梦想的发展条件。它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无直接关联。到了最后，这一模式未能通过大多数国家的适应性的基本测试。
人们很容易看到，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那些过去习惯于效忠华盛顿的国家只是把重心从冷战军事结盟转移到经济同盟。另外，也很容易就看到，它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从而表明这一主张未能解答牛顿物理学最基本的难题：它在每个地方都能发挥作用吗？不过，有关“北京共识”最引人注目的一点不是它背离了“华盛顿共识”的价值观，而是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个人的角度开始分析这一问题。威廉森的文章的写作出于对银行家的共鸣。当北京处于最佳自我状态时，它的想法出自对陷于发展停滞的环境下的民众的共鸣。你可以想象得到哪种做法更有用，更引人注目。你也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对已经开始抱有更大希望的平民百姓来说，北京为了维持和控制政权的另外一些本能做法，构成了严重的问题。
要打造一个既接受实验又接受失败的环境，就要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创造一种新的约定。它还包括想方设法并不一定总是成功赋予个人更大的权力，以便让他们能够在变革过快时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能够自己把握变革。把目前的中国革命当作是建立于个人主义的革命，这刚开始听起来有点奇怪。也许以公民为基础来看待这个问题更恰当。毕竟，中国一向以集体社会而著称。在这里，个人主义远远排在社会义务和家庭义务后面。不过，个人主义在中国思维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很多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当代中国精英--依赖“个人”道德、知识和体力挺过过去50年考验而白手起家的许多人--目前看待他们的国家的发展的方式。
一位亚洲国家元首前不久对我说，中国学者们已经研究了他的国家的民主制度。他们的一个研究结果就是：要想抓紧大权，执政党必须贴近普通民众。这一观点已经体现在胡锦涛的“三贴近”中：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他的“三贴近”小心翼翼地完善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这个以人为本的治国观点的目标是让数十亿中国人得以自由地工作、规划和自行组合，同时让中国庞大而不稳定的社会保持团结。当然，也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大权在握。党内官员一直小心翼翼地研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台湾国民党垮台的原因。这是行得通的实用主义政治策略。但打造一种能够实现自下而上发展的环境的主张要重要得多。它体现了把自由发展与适当及可变的约束结合起来的价值和可能性。
地方化论点：文化的连锁反应
有关中国社会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就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无可动摇的影响力。这是某种超自然的实例。想想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如何挺过过去150年就会承认情况的确如此了。一些中国价值观被打碎了，尤其是中国技术优势的傲慢与自大。价值观被打碎的结果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但中国的其它价值观，从审美观到家庭和友谊的复杂情感关系，却挺过了持续不断的直接猛烈攻击。中国仍在与它自己前不久的历史作斗争。但它也表明，就像许多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也许就是它是针对中国文化的革命。
在亚洲国家走一圈，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饮食习惯到与父母子女的谈话方式等。从中国的历史和亚洲的现在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复兴。外国人曾一再入侵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侵略者们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开始讲普通话，吃中餐，在不知不觉中采纳了中国文化模式。当蒙古人在1215年杀入北京时，他们的军队下定决心不要受到他们所谓的中原人惰性的影响。他们在北京建造了一座帐篷城市，把自己与汉人隔离起来。他们拒绝教子女说汉语，坚持自己古老的习俗，在大多数方面假装他们还在家乡的大草原上生活。他们的运气不好。还不到两代人的时间，他们就完全融入了汉人的生活。满族人的命运也是如此。
关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为什么如此之大，存在许多理论，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但其含义是我们可以很快了解的，中国坚持思想观念、产品和生活方式的地方特色，这最能概括这一点。如果没有地方特色，在中国什么都理解不了。正因为此，毛才用多年时间试图找到“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正统的列宁主义思想像刀叉一样不适合中国。正是因为对中国特色的极度喜爱，从自动取款机（用中国歌曲和图片欢迎用户）到宝塔状的摩天大楼在内的一切才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元素。也正因为此，主要播放中国歌手作品的当地音乐台ChannelV才大胜播放更多国际节目的MTV。中国不想照搬世界其他地方的东西。用邓的话来说，它希望把中国的思想与西方的知识结合起来。正如理查德·马德森所说，认为中国人都在努力寻求“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危险的误解。因此，中国的发展有某种骄傲的内部力量，有助于保持国家的信心。
这种对地方特色的极度喜爱也会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例如，大多数国家都会因具有把人送上太空的技术手段而感到满足。而中国的科学家坚持中国的第一次轨道飞行必须带有中国特色。在他们的飞行指挥中心，电脑和显示器的旁边摆放着中国茶杯、铜色和金色的吉祥符和象征好运的红丝带。在太空中绕轨道运行时，杨利伟自豪地大嚼鱼香肉丝。对中国人来说，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关于“文化是否重要”的辩论完全是浪费精力。他们说，文化当然重要。有时这种文化自豪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狭隘；有时又会带来惊人的开阔眼界和勇气。就目前而言，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确保中国人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全球未来，并使其具有地方特色。这使他们本能地反对那种邮购的华盛顿共识的解决方案，使他们自始至终远离第一世界的经济建议。北京决意找到自己的道路。
结果是他们的发展道路不仅与华盛顿共识的道路截然不同，而且提供了一种关于技术全球化改变局面的设想，这比华盛顿或日内瓦提出的很多观点细致和有用得多。对中国来说，主要的参照物是而且一直是中国本身。你可能认为这就像一句格言所说：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中国，人们对全球化始终存在着极度的不信任。政治哲学家汪晖令人信服地证明，1989年的事件与10年后西雅图的抗议活动在哲学上是一样的，都表达了对市场化经济的代价和全球化压力的担心。
中国过去一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现在则致力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这有助于把北京概念推广到中国以外。当巴西总统卢拉宣布其访华计划时，他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指出，吸引他的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一位发言人在谈到卢拉对中国的关注时说：“他对社会主题同样感兴趣，例如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直接目标的计划。”卢拉对美国和欧盟贸易观点的失望不可避免地使他希望改变世界的商业布局。他说：“我们要么相信自己，要么继续大声呼喊，要求结束农业补贴。”但这不是要恢复上世纪70年代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相反，北京共识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它适应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普遍担心，提供了另一条道路，根据这条道路，要融合全球的观念必须先积极地衡量这些观念是否适应当地的需要。当这条道路行得通时，它能够起到使当地文化支持发展的作用。当然，这仍然需要革新和公平的强大力量，以便与腐败现象、片面和呆滞的地方文化相抗衡。但创造与传统之间的力量平衡就好像反应堆中原子之间稳定的能量转移。保持这种平衡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管理适当，它可以成为可再生的自信的源泉。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把革新注入其保守地区已被世界各地采纳，以此做到既抵消全球化力量，又利用新思想。例如，墨西哥正改革其边境发展计划，以在与美国的经济密切接触之时努力保护公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比森特·福克斯总统对这种做法的描述听起来几乎与邓一样，例如具有墨西哥特色的全球化。
人民币“元”的吸引力
如果你是巴西、智利或者其他国家的总统，如果没有中国，你就根本不会有经济希望。在2003年头11个月，巴西对中国的出口猛增了81%，达到42.3亿美元。1999至2002年，中国从欧盟进口的商品总额几乎增长了一倍。仅2003年头10个月，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就增长了近30%这其中还有两个月是“非典”引起的经济呆滞。2003年，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50%。中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和亚洲商品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该国的增长还支持着钢铁、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全球市场。智利和印度尼西亚这样迥然不同的国家也有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经济上对北京的依赖。这不是偶然的。中国知道其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因此当北京宣布它打算出钱加入美洲开发银行时，这既是经济战略，又是外交政策。
此举的意义很明显。首先，这样的联系有助于创造一种全球经济环境：支持中国的增长符合数十亿非中国人的利益。在田里加班加点干活的巴西农民（为满足中国的需要，巴西今年增产了足够的豆类作物，其面积与以色列相当）、智利的铜矿工人（国有铜公司Codelco的利润增长有71%源自中国的需求）、以及新加坡的软件编程员（2003年出口增长了32%）都得到了同样可以以人民币为单位计算的薪金。
这种局面还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之间建立了日益紧密的联盟。2003年，当美国在墨西哥的贸易谈判破裂的时候，巴西总统卢拉和其他拉丁美洲领导人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给中国，要求它给予支持，以说服美国调整其农业政策。北京答应了，表现出为了其他国家的利益推动北京共识的重要性的新愿望。中国在2010年之前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将巩固亚洲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思想家指出，这样的自由贸易区有可能减少对美国作为一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依赖。在亚洲以外，中国的规划者甚至正向非洲挺进。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宣布希望在今后三年实现非中贸易翻番。
“新道路”的想法在中国关于其自身发展道路的思考中处于核心地位，但直到现在，有一点才变得明显起来：这条新道路正吸引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也一直试图找到新的道路。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马来西亚人一直遵循公平发展模式；韩国人一直实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蓝图。但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成功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显赫地位，对于这一点，中国人自己可能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正如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最近所说：“中国的成功试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另外，他还说：“中国有时似乎还相信西方的宣传，并将其成功归功于西方的方式。但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道路，值得研究。”鉴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位印度思想家说出这样的话值得注意。但这两个国家有许多共同点，最突出的就是它们控制国家命运的愿望，这是北京共识智力拼图的最后一块。我接下来就将讨论这个问题。
只说不、只说是
中国正在建造有史以来最大的非对称超级大国。与拥有大量武器、对其他世界观难以容忍的美国式超级大国不同，正在崛起的中国以自身模式的榜样作用、自身经济地位的影响力和对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主权体系的坚决捍卫为基础。这是一种不寻常的发展，让华盛顿丧失了警惕，直至突然意识到上述情况已经发生。毕竟，照理来说，自身的发展就够让中国应付的了。但是，眼下，在世界某些地方，中国是比美国更受敬仰的道德典范。而且，就对经济、武器扩散甚至美国军队在各地区的驻扎等全球关键领域的影响力而言，这个国家还想继续扩大自身的战略力量。此外，中国给其他国家传达的信息是一个有关杠杆物理学的简单教训，即发展非对称力量的重要性。过去十年给我们的明确教益是：如果想行动自由，你要么得和美国毫不相干，要么就得具有某种手段能摆脱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并非每个国家都能成为超级大国。并非每个国家都需要成为超级大国。北京共识是一项多方位、而且得到充分论证的安全观的革命，它至少给人们一种希望：每个国家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强国不足以统治世界，但能做到自主自决。
中国的战略家们现在感觉到，如果要想持续发展，他们就必须具备某种战略杠杆。与邓小平时代以“韬光养晦”为主导思想的外交政策不同，胡锦涛时代的政策特点就意识到中国在世界的位置。这也是北京共识中讨论得越来越多的部分。当年，毛心目中的关键任务是“战争与革命”；邓基本上回避冲突，力求发展，奉行“和平与发展”的外交原则。江发展了邓的理念，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但是，中国的战略家们显然感觉到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原则，这套原则将使他们能够自主自决而不必付出大规模军事发展带来的政治代价和经济代价。中国人的目标不是冲突，而是避免冲突。这种原则有时会让寻找中国“威胁”迹象的美国分析家感到困惑，但它反映了中国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武装冲突是失败的表现。有效地处理局势、让结果必然对中国有利：这才是战略问题上的真正成功。这种思想源于距今最久远的中国战略思想家孙子：他曾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
我们要把中国非对称的战略和军事努力看作以获得避免冲突的力量为目的这非常关键。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而不必以用暴力处理危急情况的强权为基础，就像昂贵的美国军事机器那样。中国的目标是在问题出现之前就解决它们。这一点很清楚，中国人对多边主义的直觉就是一个例子：与其他许多大国的良好关系将使美国难以把中国当做敌人，也将使中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以便阻止冲突的发生。2004年秋，某机构受委托为中共开展的一项研究考察了过去500年来大国的崛起与衰落。其结论为：确保持续繁荣的最佳途径是和平的国际环境。那么，建造一个非对称的超级大国怎样符合这种理念呢？享受“和平崛起”（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分析家之一郑必坚这样描述中国的梦想）不就行了吗？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安全保障，和平崛起将非常困难。（即使有这样保障，和平崛起也可能充满挑战。）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地方环境来发展自己。
要获得自主自决能力的愿望从中国人对美国意图的不确定性中也能够体现出来。中美之间存在基本冲突的问题有长长的一串。在中国的决策圈内部，对于美国是否会“允许”中国崛起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国的官方政策将试图为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掩盖这些冲突，但是，在表象的背后却隐藏着这样一种算计：中国的规划者写道，“在美中关系上，我们要掌握一种保持适当距离和礼貌的艺术”，这很重要。此外，他们还警告说：“我们不应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互赖寄予过高的期望。目前存在这样一种误解，似乎庞大的中国市场对美国的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只要我们强调经济合作与交换，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互赖并不是相互的。”
中美关系非常复杂，但已不再像江泽民时代那样是中国外交关系的绝对中心。这再次表明了中国自身世界观的改变有多快。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反映出北京要实现一种更为“广泛”的全球安全战略的愿望。这就是学者楚树龙所谓的“中国要为长远的未来寻求自身的安全战略和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但是，这种更广泛的观点还源于中国决策者对美国的意图日益增强的矛盾心理。
在某些地区，美国的反恐战被视为对中国的威胁，美国的地区军事集结被说成是华盛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从这个角度看，反恐战只是建立一种更全球化、更灵活、更致命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越来越包围、约束着中国）的掩护。另一种观点认为，反恐战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把美国从“9·11”以前军事谈话中充斥的反华计划转移开来。
中国和平崛起愿望的实现当然有赖于美国是否愿意配合。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将挑战现状中国影响力的传播和北京共识都是重要的途径对现实主义的美国思想家来说，这代表着一种威胁。中国的设计者们已经在构想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个国家所谓的“新安全概念”（1997年东盟会议上提出并在2002年加以完善）形成了这种中美差异。2004年4月，胡锦涛正式批准“新安全概观”。楚树龙把它称作“四不”：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强权政治，不结盟，不搞军备竞赛。这就“四不”像是中国的“门罗主义”。显然，美国的模式在“四不”测试中都失败了。一些中国战略家公开谈到，“新安全观“是对来自美国的“冷战思维”的代替。一项调整美国的目标以适应中国模式的建议或许在美国的计划者们看来是荒谬的，但这种想法对其他国家却很有吸引力。仅仅这一点或许就将强迫华盛顿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
不容易的十年
90年代，这样的安全问题与纯发展问题相比处于次要地位，这反映出一种美好的希望：冷战的结束后，束缚和分隔国与国的难题已经有了答案。然而，答案并未出现。华盛顿共识中含有的关于民主和平理论的价值观就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这种价值观认为，民主资本主义的普遍存在是平息冲突的办法。因此，国际安全思考的焦点转向了公开和市场化的概念，这让包括缅甸政府、北京的外交政策专家、乌萨马·本·拉丹和欧洲右翼反对派等多种多样的“成分”感到懊恼。
一块由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以蔑视国际协议为特征的千年乐土对北京从未产生多少吸引力。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北京的军事机构和国际事务机构就对中国的安全问题相当紧张。显然，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军事机器远逊于美国。中国90年代初在CNN上看到的那种高科技加武器的战术让人既惊奇又担心。美国战争原则中包含的一些概念在中文中甚至没有对应的说法。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后来由美国领导的巴尔干战争所传达的信息是：对他国内部事务的军事干预是一个没有超级大国动态平衡的世界给人的回报。使这种权力投射比过去更容易的军事事务革命再次突出表明了技术与力量之间的关系。第二次海湾战争只是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观念。这让北京非常烦恼。它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在国家防御方面最大的担心，并且触及到民族主义中最根深蒂固的那一部分：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的对外国军事优势的敏感。
中国战略家和中国官员常常会在谈话中告诉你，所有中国战略思考的核心、甚至中国发展目标的核心都植根于鸦片战争的耻辱：那时，面对英国的战舰，中国发现自己毫无抗争之力。从某种程度上说，鸦片战争是现代国家军事耻辱的代表性时刻。像金正日和穆阿迈尔·卡扎菲这样的领导人或许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鸦片战争的经历却是他们设法避免的。然而，北京确实承认了这个痛苦的事实。鸦片战争式的冲突（大规模的、力量悬殊的、服务于一国目标的冲突）是单极世界中发生的恐怖情况。从长城建造的时代之前开始，中国就一直在苦苦思索边境控制的问题。就连最近关于中国因特网的争论也是从边境安全角度分析和讨论的。但是，目睹前苏联在80年代四分五裂以后，中国的安全战略家也清楚地意识到，与美国展开持久的、对称式的军事竞赛是不可能的，而且或许是自杀式的防御办法。但是，如果真正的国家实力不仅依赖财富，而且依赖自我防御的能力；那么，中国怎样竞争呢？中国正在设法回答这个困扰着世界许多国家的问题：这一事实也是中国楷模力量越来越大的另一个原因。
安全步骤的变化
在西方，对于中国军队现代化问题一直存在着三种学术流派。鉴于军队一直是安全保证的最引人关注的对象，有关军队的这些观点对于了解中国的战略理论来讲是一个有用的过滤器。第一种学派认为，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中国军队现代化只不过是次等重要的事。这一学派认为，这个国家无法使其军队实现世界级标准的现代化，因此只是做做象征性努力而已。这一学派列举的证据之一是，中国目前的重中之重是发展经济。他们还认为，在不存在大规模迫在眉睫的外来威胁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在经过了成本-利润分析之后认为，用于国内稳定的资金是他们为实现保住政权这一最终目标而进行的最佳投资。这种观点很难在实际中得到认证。不仅是因为在改革年代的最后几年中中国的军费开支稳步增长，而且甚至连那些不那么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认识到，军事软弱无能在中国领导人眼里是不可容忍的。这个国家的军队正处在迅速且大规模的现代化过程中。然而，许多人指出，这种规模的军事现代化与其自身真正的防御需求是不相称的。人们经常援引的一句话是，按照中国的价值观，军队领导人是不受人尊敬的。这句话误解了军队的作用以及安全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重要性。并非巧合的是，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职务就是国家军委主席一职。在2002-03年期间，江泽民将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权力移交给胡锦涛之后仍然保留着国家军委主席一职。
第二种学派认为，中国正在军事上进行有限的革命。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认为，中国人为帮助推动军事现代化正在选择一项非常具体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利用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以此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现代化。这一学派认为，尽管中国不能全面实现军队现代化，当它至少可以建立一支战术上堪称精良的军队，以应付一场有限的地区冲突。鉴于台湾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心目中的重要性，这种模式的军事发展旨在建立一支能够在72小时内通过常规武器取得对台湾控制权的武装部队，其行动速度要比美国为保卫台湾而调动部队的速度要快。中国一些计划制订者说，如果中国能够设法迅速发动袭击并在美国参战之前取得对台湾的控制，他们就能阻止美国参与一场没有动用非常规武器，即核武器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动用核武器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它具有某种核报复能力以及存在着经历第一次打击之后幸存下来的可能性。正如中国一名高级军官在1995年海峡危机期间不无激动地对美国大使查尔斯·弗里曼所说：“你们现在不拥有50年代你们所拥有的那种战略优势。你们当时曾扬言要对我们进行核打击。你们当时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能进行反击。但是，如果你们现在袭击我们，我们就可以进行反击了。因此，你们不会再进行这种威胁了。最终，你们更关注的是洛杉矶，而不是台北。”
在中国人看来，最理想的是，如果能够在72小时内取得对台湾的常规主动权，那就可能排除任何形式的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无论是核战还是非核战，因为此举可向台湾人表明，他们没有其它任何选择，只有屈服于北京确立的政策。因此，所谓“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迅速利用创新之举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使战争打不起来(War-Proof)”的环境。（这也是中国实行“睦邻政策”的目的，我将在后面就此进行阐述。）这与北京共识即确保行动的独立性这一更大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北京认为，它可以控制住局势，以便局势发展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有利于北京。讨论过这一理论的台湾计划制订者对中国能够2010-2012年期间在72小时内实现对台湾的控制一事不抱异议。不过，他们还说，某些迹象表明，中国也许具有在2005年之前实现对台湾海峡控制的有限的能力。如何避免以这种方式受到控制眼下是台湾主张独立的一派人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些认为台独势力将消极地坐等这一天的到来的中国战略家或许是一厢情愿。
对于北京而言这种确立目标的军事战略的吸引人之处是，它利用了一个特定目标，即台湾，作为军队现代化的一个手段。这是中国发展的一项常见的策略。例如，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不仅被看作一种民族自豪感的象征，而且还是北京市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手段。有人会说，正在搞的这个项目是为了让2008年奥运会能够顺利举行。这样一来可省去许许多多官僚机构的摩擦。所谓正在实施的军事变革是为了更好地处理与台湾之间力量不均衡的说法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此外，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为实现在72小时内对台湾实行常规控制的目标而必须做的工作在其它领域也将是有用的。由于军队具有的这些新能力可能将包括两栖攻击手段、增加可用于攻击行动的空军的编制和建立快速反应部队，一支能够实施72小时控制台湾计划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疑堪与永久驻扎在该地区的任何美军媲美。为摧毁像航空母舰战斗群这种兵力投送武器而发展的其它手段是另一种将拥有优势的投资，因为它能够迫使美国重新考虑其在亚洲的军事布局。
拿台湾备战为由头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让中国人能够在不对日本和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其军队。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依然令中国人不安，而美国在亚洲的驻军是一个令中国人真正担忧的因素。正如一名学者在谈到美国时谨慎地指出：“即使在中国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的2002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仍然认为，由于购买先进的军事装备，中国仍然对其在亚太地区的邻国构成威胁。”中国对美国在亚洲的驻军所抱的疑虑是有明确记载的，其中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下述评论：中国被美军“四面包围”了。一些中国问题分析家指出，由于美国的反恐战争导致中国更为不安的一个原因是，这场战争已经促使美国在中亚以及中亚周边地区增加了驻军。中国人把中亚地区视作其势力范围。（然而，其它一些战略家认为，美国的驻军对于稳定中国两个动荡的邻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有益的。）
有关中国军事革命的第三种学派所持的观点截然不同。这种观点相当新颖，是“9·11”事件之后产生的，而且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得到了加强，开始被人受接受。这种观点的逻辑大致如下：正如对两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中国不能长期（大约50年）发展其军事资源与美国展开对称竞争。这种认识是在对这个国家如何试图找到一项使其能够更快发展的军队现代化计划整整10年认真研究之后得出的。军队的这种发展速度要快于中国军事革命缓慢的时间表所规定的速度。不过，尽管中国没有通向建造航空母舰的捷径，但中国计划制订者越来越开始认识到，它可能研制出足够的可在政治和军事上限制美国在亚洲的行动的不对称兵力投送工具。因此，在他们看来，“9·11”事件的教训不仅仅是有关损害中国利益的恐怖主义势力的，而且还是有关应对一个单极国家的不对称力量的。此外，一些中国问题理论家早已指出，确认并研发中国的不对称力量是实现地区乃至全球稳定的惟一办法。
对中国而言，发展不对称力量是应付其生在其中的越来越复杂的安全环境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发展不对称力量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一种典型的预算选择。中国目前这种专注于技术的社会的好处在于：一个拥有一批杰出的工程师和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社会在不对称战争中将具有巨大优势，如同美国因拥有大规模的工业基地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具有巨大优势那样。
例如，这种行动将使下述看法失去意义：美国能够像当年的星球大战搞垮苏联那样可以通过核导弹防御计划拖垮中国。中国将能够研制出一种可信的武器系统（或只要简单地拥有200枚左右可穿透这种防御系统所需要的、装有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的导弹。）北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人员正在从事的一项令人感兴趣的工作是，通过中国计划制订者所谓的能够准确击中易摧毁目标的“杀手锏”及“针灸战”所实施的不对称技术可以让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失去优势。可列举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研制一种能够同时模拟几百种雷达信号的技术。通过这种办法，它就可以躲过美国的反雷达导弹的打击，而动用反雷达导弹正是美国空中优势的一个基本特点。中国研制这种“混淆者”和其它技术的做法十分引人注目。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将自己不断增强的创新优势与其国防需求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这种技术还可以轻易出口。新加坡研究员李楠（音）已列举出中国种种不对称的创新举动，有阻止空中进入的技术、网络攻击等。在几乎每一种情况下，发展不对称武器技术的费用远比武器系统本身或其旨在抵消的平台的研制要便宜得多。
当然，中国的战略思想家们明白，在遭到美国的全面猛攻时，这些系统的作用有限。如果发生大规模交火，该国将重新采用毛泽东时代的老办法，在新的“作战空间”发动人民战争。在全球化背景下，就连这种办法也具有崭新的不对称特点。分析家李楠（音）写道：
“‘非传统作战空间’概念在两个重要方面含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念。一是这种作战空间的控制者也许是平民而非军人。其次，这一作战空间可能不那么受作战规则的约束，因此不正式和非常规的色彩更浓。然而，这种新的‘全球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也在两个方面不同于过去的人民战争。一是现在的‘人民’不是被鼓动起来的农民，他们当中有计算机程序员，有记者，还有金融投机者。其次，过去的人民战争是把敌人诱入自己所熟悉的己方地盘，而新的‘人民战争’可以延伸到对方地盘。”
毋庸置疑，今天的全球化遭遇霸权。对北京来说，真正全球化的多边世界能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不仅仅是以松散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在遇到冲突时就有可能破裂的形式，而且通过由技术和网络带动的力量乘数。北京的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美国的杀伤力比价值4000亿美元的航空母舰更大。这些“刺客之棒”是安全问题北京共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因为北京有志于争夺地盘或霸权（这个问题留给其他人去讨论），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真正自决的机会。他们保障环境安全，这样一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假如全世界国家都模仿中国的不对称战术，那美国将面临一幅迥然不同的景象。因此，北京共识和老生常谈的“中国威胁论”是不可调和的，除非认为其他任何国家的自决自主都对美国构成威胁，
公共领域的控制权
北京共识中的另一个不对称兵力部署方法是挑战美国战略家巴里·波森所说的“公共领域”海上、空中和大气的控制权。“美军目前掌握着全球公共领域的控制权，”波森写道，“公共领域的控制权类似于海上指挥权，或者用保罗·肯尼迪的话来说，它类似于‘海上优势’。”波森称，这一指挥权在几十年内不大可能受到挑战。
中国的战略家持有不同观点。在战略上，他们一心要提高美国控制公共领域的代价。例如，“新安全观”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利用东盟等多边组织确保该地区以外的军事力量在危机时期无法取得驻军权。
但中国也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的区域环境来保障其经济发展。这种新思想对中美关系的重视远远不如从前，而更关注离中国较近的国家。外交部2003年回顾报告指出，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亚洲政策。中国现在参加了40多个区域或分区的亚洲安全和经济组织。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在阐述这一思想时引用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远亲不如近邻”。最明显的例子是该国参与解决北朝鲜核扩散问题，但还有其它例子。比如，中国积极调解柬埔寨和泰国之间日益严峻的纠纷。中国关于2003年外交事务的一篇总结性文章表示：“中国积极调和另外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打破了传统模式。”
这就是中国新的“睦邻”政策，它是对“新安全观”的战术实施。正如王毅等人所说，中国的周边环境是所有大国当中最为复杂的，周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各不相同，与中国的历史关系错综复杂。因此，维持本地区的安宁是中国继续崛起的一个基本前提。去年秋天，温家宝总理充分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把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发展联系到一起，声称中国希望建设一个“普遍繁荣”的亚洲。上海合作组织显示了这一新战略及赋予其活力的战术。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一步是建设这第一个由中国自己发起的多边组织，第二步是把讨论范围扩大到贸易、经济和能源，第三步是围绕有实质意义的安全伙伴关系展开对话。上海合作组织在中国的新疆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这种深化区域内多边联系的举措可能会在其它组织重演，比如东盟+3（东盟加上日本、韩国和中国）。中国力图同周边国家进行全方位的交往。它在北边有上海合作组织，在南边有东盟+1和东盟+3，在西南同印度和巴基斯坦改善了关系，在东北参与解决北朝鲜问题。这一切的宗旨都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再次与华盛顿当前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这跟北京短短十年前还对多边组织抱有的不信任也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逐渐变得比美国更擅长于在国际体系中纵横驰骋这是北京花了150年去学习的功课，但现在欣然付诸实践。
中国希望，凡此种种的举动已经使“中国威胁论”失去市场而代之以“中国机遇论”。中国社科院学者王缉思复述前外交部长钱其琛在接受一次采访时的讲话说，再过十年，等中国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时，这种“中国威胁论”就不会再有市场。这种乐观的看法没有反映出某些人对中国崛起的不安。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主题是中国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崛起。他在2000年表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但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国。”他再次引用了他在1997年提出的类比：“就中国而言……显而易见而又令人不安的类似情况是德国的地位，这个国家觉得自己未得到‘有利地位’，认定其它国家对自己不公，并决心以坚定的民族主义信心夺回它应有的地位。”中国在以美国为主宰的安全格局中日益崛起，这是不争之事实。但威廉德国与中国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当年的德国试图发展一种对称的能力来对付业已存在的英国势力，中国则是发展不对称力量。此外，中国与邻国为友而非树敌。这种类比还有其它欠缺之处，包括“有利地位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但沃尔福威茨的有一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即：中国和美国的实力悬殊可能会越来越成为难题，即使北京的计划制订者希望避免。在华盛顿及其它地方，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颇具威廉德国的做派。这个难题是可以解决的，但它需要双方付出努力。我下面要谈的就是为此构筑一个框架。
第四部分 与中国打交道
西方的决策者把目光投向东方的时候，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大概就是“我们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然而，这个问题的基本前提就存在着缺陷，好像中国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可以随便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用来点缀某些人的国际秩序理念。有人会说：“让我们试着把它放到墙角吧。”有人则说：“不，可能放在窗边更好一些。”这种想法暗示中国和中国的政策是可以轻松地控制的。然而，与中国打交道不是把一个国家脱离其它因素随便地移来移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作为许多国家的希望和生计的重要一部分，已经深深地融入整个国际秩序之中。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寻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大概还可能用剥夺贸易机会等做法操纵中国。但是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现在自己推动着自己前进，而且它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帮助中国或者伤害中国的“压力点”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现在还有所区别的就是对于“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说的事实上只有两点，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第二点。第一点是，中国正开辟出一条通往发展的新道路，这条道路是建立在创新、积聚非对称性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和注重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平衡基础之上。第二点就是：中国的弱点是它的未来。无论你的目的是什么，与中国“打交道”的秘诀就是抓住它的薄弱之处，而不是它的长处。从达到效果的角度来看，这一点绝对正确，就像我很快将证明的那样。但是，把这个过程再思考了一遍，我得出了一个有些令人吃惊的结论无论有关中国的辩论中你的倾向是什么，站在哪一方，你所应用的真正有效的政策领域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试图在一些事关国家实力的重要领域，例如货币问题或者台湾和西藏等领土问题上左右中国，那基本上都是浪费时间。假设你希望看到中国从内部发生激变，那抓住这个国家的货币问题就不会奏效。中国的领导层对于处理这种问题太有准备了，而且他们正在按照自己的步伐放开对货币的限制。同样，如果你希望支持中国的崛起，努力把台湾挤出国际机构可能会让你从北京赢得有限的感激，但也不会像我即将要讨论的问题那样赢得的感激多。如果你希望能够与中国“打交道”，你应当选择一条更有效的途径。这就是抓住这个国家的要害。如果你希望毁灭或者支持中国，这些要害就是下手的地方。
这与人们对中国的传统看法大相径庭。在传统看法中，中国或者是一个可以开发的市场，或者是一个需要遏制的国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目前几乎所有的对华政策都被贸易、货币、军事事务、台湾和人权问题所主宰。我在这篇文章中努力避开了中国的崛起到底是不是一种威胁的争论，我提出的对中国的看法将对所有人都大有帮助，不管他的观点是什么。但是，由于我将提出一套论点，简要概述帮助或者毁灭中国应该采取的正确政策，因此在继续进行论述前我想先提出一个看法。如果你确实是属于希望遏制或者限制中国的那一个阵营，那你应当清楚，一旦获得成功，这一政策带来的影响将让数亿人或者更多的人陷入贫困交加、甚至是一片混乱的生活之中。如果像有些属于进攻型的现实主义者的决策者建议的那样，“孤立”中国或者把它当作“威胁”来对待，这种政策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增长将导致动荡和混乱。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脆弱的国家，尽管中国的增长目前很强劲，但真要想方设法让中国陷入混乱大概也能办得到。所以，那些主张遏制中国的决策者们，就像1997年保罗·沃尔福威茨那样，应当把他们真正的主张让中国崩溃---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然而，与这种主张相对立的一面是，如果要支持中国的崛起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大部分工作将带来巨大的收益。不把中国看作一个固态的社会，而是把它看作一个永远处于运动中的紧张状态的国家，这一点是很必要的。这意味着，中国的每一个长处（蓬勃发展的经济）都有着相对应的弱点（能源短缺）。中国的长处可以自己照料，它的弱点才是需要人们帮助的地方，而正是在这些弱点上，中国仍然可以被操纵。
这种方法也为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提供了一些指导原则。最好的政策将是建立在为未来构筑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这样中国就会把与外部力量合作看作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不应当不时地说服中国（尤其是在局势出于某种原因不能被掌控的情况下）。但是，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值得把这个办法铭记于心。试图说服中国做某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而操纵它去做就容易得多了。
有效的对华政策必须以创造一个有利于采取行动的环境为指导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处理某些具体问题。鉴于目前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本质，直接做某些事情可能是困难的，而采取非直接的方式将会更有效。你可以通过操纵环境达到你心中想要的结果。这通常让试图与中国打交道的外国人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们习惯于心无旁骛直奔目标。但是，这种办法不仅对中国合适，而且本身也非常有效。环境决策的根本内容就是有一堆问题关系着你希望在中国所做的事情的结果。这与目前物理学中流行的“串理论”(Stringtheory)颇有相同之处，这个理论解释了比原子更小的物质是如何至少同时在10维空间内运动的。由于其复杂性，串理论被称为“一道落在20世纪的21世纪的数学题。”如果赞同亨利·基辛格的看法，每一个世纪都有一个新的大国，那么大概可以说，处理对华关系的复杂性可能为与21世纪的大国打交道提供了经验。
这种从环境着眼制定政策和做出决策的办法来自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方面，但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孙子的军事理论中找出依据。孙子的理论说，所有的环境地形、军队的士气、天气、作战将领的态度和国家的状况决定战争的结果。因此，如果试图在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地方）或者和中国一起实现任何目标，对行动的整个环境进行思考将大有帮助。你想做的事情如何符合政府的需要？你想做的事情会威胁到谁，而他们又有多大的能量？如何把正在解决的问题放大，从而让更强大的力量来共同承担？
例如，西方帮助中国解决日益严重的艾滋病问题的传统方式就是直接入手在中国组织有关HIV的会议，派医生前往中国、与政府讨论有关防治战略的问题。这种办法将不会成功（事实是已经失败了）。中国官员意识到HIV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处理这个问题时面临着政治和资源上的巨大限制。因此，在HIV问题上帮助中国的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就是帮助这个国家创造整体的医疗保健环境。努力帮助中国为它的国民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医疗保健计划，这才极大地符合政府的利益。当然，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就是制定一个HIV计划你最开始的目标。但是，一旦把它包装到国家医疗保健的环境中去，就容易推销得多了。
因此，新的对华政策需要三个支柱专注于中国的弱点、记住有时需要操纵而不是说服中国、构筑整体的环境。随着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的增强，各国争先恐后地想帮上中国的忙。因此与中国接触不应当再以某些旨在具体问题上左右中国的政策攻击中国。相反，希望在对华政策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应当制定一个与北京相互影响的广泛计划，这个计划应该同时涵盖中国的长处和弱点。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找到一个处理美中关系的新方法，例如，创造一个在中国的不足之处与其进行合作的环境，从而为在其它方面采取行动获得影响力和信任。例如，美国和中国在能源安全或者科技政策方面的共同努力，将创造一种通力合作的环境，而这种合作自然将延伸到其它领域。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开始强调美国和中国的目标中的共同之处，甚至到了设法使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地步。因此创造一种合作的环境是最基本的问题。这样做的最佳方式大概就是建立一个新框架，允许两国能够处理拥有共同利益的问题，并使这个框架脱离美国的政治循环的影响长久地存在下去。一个把在核扩散、能源安全和其他问题上的合作正式确立下来的新框架将可以避开错误的“中国威胁/中国机会”的二元模式，并开始以一种更注重整体大环境的方式对待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当今世界，“北京共识”正变得越来越流行，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承担着新的责任。虽然中国官员很想继续假装中国仍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国家，但他们需要意识到，其他国家如此关注中国典范的原因之一正是他们的艰苦奋斗。中国官员应该继续坚持他们的一贯做法，让不同的各方和谐共处，以证明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强国。与“北京共识”相比，中国的政策极其复杂，在这里，我就不对此做过多阐释了，不过我要顺便提一下，今后五年，一个重要的契机摆在中国面前，它可以借此塑造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目前，对其他国家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仍然认为中国神秘莫测、令人恐惧。中国的决策者有望开始意识到，在国家未来的发展中，提高透明度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北京值得借鉴之处与它内部存在的问题同时为外界所知。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不习惯向外界展示自己问题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在中国不断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来应对发展中的巨大挑战之际，透明将越来越有助于、而不是危及稳定。
“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在“华盛顿共识”消失后，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破裂后，在阿根廷经济一落千丈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敢确定新的发展范例应该是什么样子。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不断看到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创新、不对称性、对平等的关注、对有关公民权力与义务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当邓小平在1978年首次“打开”中国大门时，他说他的愿望是，中国在实现人均收入1000美元后，能够最终将注意力转移到帮助其他国家上，利用中国的影响力重塑这个世界，使它变得更加安全、平等。2003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超过了1000美元大关。如今，这个国家发现自己不仅拥有一些经济手段来帮助这个世界，还拥有另外一个手段，那就是它的典范作用。也许这也正是邓小平当年所设想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