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广州佛寺（上）

一位日本佛教学者的实地调查

    六榕寺合影，前排左：常盘大定，前排右：铁禅，最后排为森清太郎。

    六榕寺花塔下的铁禅和尚。

    铁禅为《广东名胜史迹》所撰之序。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所藏1928年常盘大定的广东佛寺考察资料。

    1928年形状完好的光孝寺西铁塔。

    ● 吴真

    1928年12月14日，神户开往香港的英国轮船，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即今日的东京大学)的佛教专任教授常盘大定(1870～1945)，手捧一本《坛经》，默默诵读着。接下来的20天，他将与5名学生将追寻六祖慧能的足迹，考察广东、福建的禅宗佛寺。自1920年以来，常盘大定的足迹遍及中国华北和华东深山名寺，他把实地调查所得资料与图片汇集为《支那佛教史迹》全五集出版，成为20世纪影响最为久远的日本民众了解中国佛教实况第一手资料。

    1920年代以来，国民政府竭力推行反对宗教运动，在经济手段上采取“没收庙产、收归公有”，在文化政策上则积极提倡“改革风俗、破除迷信”，在这一浪接着一浪的风波之中，中国许多寺庙往往还来不及留下记录与照片，便被霸占没收，甚至夷为平地。广州光孝寺、南海学宫、五仙观的1928年，就这样定格于异国考察者的笔下、镜头下

    1928年这一场日本学者佛教之行，牵涉着老广东的日本间谍药商、风雅的六榕寺和尚、信佛的各路广东政要、被压制着的广州各大寺庙……透过常盘大定这位异国佛教学者的眼镜，1928年广州宗教浮世绘，呈现于眼前。

    陈铭枢开介绍信，药商做向导

    常盘大定一行在广东为期16天的考察，负责联络沟通的是一个日本药商，名叫森清太郎。此人早在1907年2月就来到广东从事药业，先在打铜街(现光明南路)开设岳阳堂药房，后迁西堤二马路(南方大厦斜对面)，药房销售自产的癣水、皮肤膏等等，同时经销日本武田药厂产品及日产的医疗仪器。森清太郎精通广州话，开业之初常亲往茶楼酒馆推销日本的仁丹、眼药水、胃痛散等，生意做大后，又在广西梧州和偏远的百色都开设了分店。

    民国时期的广州药商，或多或少与佛寺、道堂、扶乩的乩坛，甚至是先天道等会道门都有些关系。近年日本有位女学者叫志贺市子，她搜集了几百张民国时期的药品、药房广告，发现大部分广告文字皆宣称某药方乃某某寺(观、堂)神灵菩萨降示，一服即见效云云，由此可见当时医药业界与神仙行业的紧密联系。药商赞助支持宗教信仰，借神说话好办事，这位森清氏也入乡随俗，与广东诸大佛寺来往紧密。是以1928年东京大学一行人到达广州，向来与广东佛教界联系颇密的森清氏，当然成为本地向导的不二人选。

    1922年(日本大正十一年)，广州岳阳堂药行还自己发行了一本印刷精美的《广东名胜史迹》(又名《粤古稽真》)，此书收入广州、罗浮山、韶关等地共118帧风光照片，均系出自老板森清氏之手。《广东名胜史迹》主要面向日本读者介绍广东的胜景风物，最多的篇幅留给了名山与名寺，为示风雅，书前特请广州六榕寺住持、著名书画家铁禅禅师(1865-1946)，亲笔写序《卧游》。

    铁禅书画皆佳，民国时期许多权贵与社会名流，便是因翰墨因缘而成为“儒僧”铁禅的拥趸的。从铁禅所撰的书序文字来看，森清氏这位“好古之雅士”与六榕寺佛教居士圈子来往颇密，这也就是1928年常盘大定一行来访广东佛寺，森清氏安排第一站先访六榕寺的原因。

    作为一名日本人，能说一口广东话、熟悉华南佛寺，又四处拍摄风光照片、采购药材，这样的“人才”确实罕见。88年以后的今天，笔者在东京旧书店中还能寻见此《广东名胜史迹》的踪影，索价一万日元。翻阅全书，不得不佩服这位集发行、写作与摄影于一身的森清太郎所下工夫之绵密，景点的地形图、摄影、历史典故、今况、粤汉铁道汽车时间表，甚至还有广东近年的贸易统计、收税总额———就算是今日的旅游攻略，也不见得有这么齐全——— 这真是一名在开药行的异国药商做的事情吗？联系《广州文史资料》一篇回忆文章所记，“森清太郎在广州数十年为日帝南侵做先遣队，是以卖药为名，调查盗取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为实，”《广东名胜史迹》的编撰目的则昭然若揭矣。

    常盘大定自1908年担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佛教哲学讲座的专任教授，直到1931年退休，长期稳坐日本学界佛教研究第一把交椅。以日本佛教的深远社会影响力及东京大学之威望，常盘大定自1920年开始中国实地调查以来，所到之处，日本驻中国领事皆以上上宾礼遇待之；更由于19世纪末期以来留日学生归国之后多为政界要人，常盘氏每到一处，都会受到亲日的政府官员的热情接待。

    1928年11月，广东国民政府刚刚结束北伐，政局较为稳定，当时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1889-1965)，虽是黄埔出身的武夫，却又修习佛法，法名真如，曾在金陵随宜黄大师学佛。在他人生的几次大起大落之时，总是选择遁去日本“静观时局之演变”，嗣后又总能东山再起，曾有论者考证陈氏在日本或得对中国政局研究极有心得之高人指点。1927年9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离上海赴日本进行外交活动，作为蒋系中坚的陈铭枢也随之去职赴日。1928年12月，常盘大定见到的陈铭枢，便是刚刚从亡命日本、潜回广东重掌军权的又一个人生谷底中回弹，正值大权在握的黄金时期。是年秋天，有“中国近代禅宗泰斗”之誉的虚云老和尚为云栖寺圣像募款，自云南抵香港，陈铭枢派员接老和尚到广东，皈依老和尚，参究禅法。是以12月底，在日本驻广州领事馆的领事汇报有东京大学佛教研究学者常盘氏来访时，陈铭枢立即写下介绍信，要求韶关、乳源有关军队负责保护常盘一行人的安全。

    1928年12月28日，常盘大定一行完成粤北考察返穗，30日上午，陈铭枢在官邸会见常盘大定一行与矢野领事。这场会面，据常盘大定的文字介绍，主要是交流佛学心得，展望中印日文明的交融。交谈中，常盘氏获知陈铭枢与日本佛教的交涉颇深：“江西佛教三杰”之一的桂伯华在日本学习真言宗(即佛教密宗)教义近十余载，揭开了东渡日本传习密法的序幕，陈铭枢即是桂伯华的门下弟子。

    作为佛教居士与佛学者，常盘大定对于陈铭枢这样的佛教居士执掌禅宗发祥地广东，充满了期待。虽然1928年12月30日的会面只有短短一小时，常盘对此印象殊深，十年后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等书中，仍一再提到这位广东佛教居士。在会面之后，常盘大定前往香港，准备潮州之行。12月31日晚，在1929年的元旦到来之前，常盘大定写下了致陈铭枢的中文信：

    真如大人阁下

    昨日割公务多端之时，引见吾曹，谈及中国及弊邦佛教之古今，少时分袂，不得恣披衷情，遗憾何堪。归途历访七十二烈士墓并农林科大学、医科大学，到处接创业之元气，感慨特深，想广东是中国文化之关门也，中西文明先触于此地，成新文明，夫不棊年，吾曹翘望之久矣。请卿自爱加餐，猛进建设，弊生以下六名，为访贵省城内诸名刹及韶州南华寺、乳源县云门寺，远来此地，赖贵国上下诸高士之费心，完达目的，欢喜满腹。今在香港，送旧迎新，明天当向潮州出帆，诸卿安心，行李匆匆，书不尽意，伏请

    陈真如政治主席勋鉴

    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文录自《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东京龙吟社，1938年，第615页。）

    六榕寺中拜会铁禅

    1928年12月21日，森清太郎把常盘大定一行人带到广州六榕寺。常盘氏此行专为考察禅宗六祖慧能的足迹而来，而六祖慧能乃在光孝寺出家受戒，广州首站应该选择光孝寺为是。熟悉民国时期广州佛教历史的人会明白，常盘大定首访六榕寺，是拜码头来的，因为该寺供着一位活菩萨——— 住持铁禅。

    和尚铁禅，广东番禺人，1884年入刘永福军，解甲归田后方入广州六榕寺为僧，因能诗会画，交游广东政界商界，清光绪年间升任六榕寺住持。辛亥革命前，铁禅结识孙中山，与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相识并有交往。中华民国成立后，铁禅在穗组建广东省佛教总会，自任会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返广州时，铁禅迎孙中山至六榕寺，得孙中山赠与“平等自由博爱”和“阐扬佛教”两匾。1924年(民国十三年)，孙中山之子、广州市长孙科，以筑路、整顿市容为急务，没收市内寺庙、道观与庙宇一切庙产，光孝寺被占为学校、宋代以来一直为广州最大官立道观的元妙观则被收归为市公产，观内所有道士均被逐出，其后更遭拆平。在这一轮涤荡宗教的运动中，广州宗教场所，唯有六榕寺因铁禅与国民党的特殊关系而得以完整保存。

    在1928年前后的广州政坛，陈铭枢、陈济棠及其周围的达官们皆热心“信佛”，铁禅更是这些政客的座上客。常盘大定拿到陈铭枢的介绍信，那只是军政界的通行证，旋即来到六榕寺向铁禅致敬，如此才获得在广东佛寺自由考察的“度牒”。是以常盘大定在回忆录中说，到广州之后首务，是获得六榕寺“铁禅老师”的“光孝寺介绍状

    对于六榕寺最著名的地标———花塔，熟读佛教历史的常盘大定心中早就存有印象，及至实地端详，仍惊艳于建筑的“极尽庄严之美”。然而常盘氏不甚满意花塔的俗名，于是在回忆录中，引经据典详细考证了花塔的由来，费了不少笔墨告诉日本读者，花塔原本是木造的舍利塔，宋代重修后因其色彩斑斓，方被叫俗了。

    常盘大定记述铁禅在广东本地相当著名，“工于书画，社交广泛”，仿佛为了让日本读者更为直观了解这位广东高僧，常盘氏特地拍摄了一张铁禅的独影。这张照片的构图有点意思，重心放在庞大的花塔建筑，画面右下角是凭栏而立的铁禅，承载着整个画面的重量。一般来说，修行有为的高僧到了六榕寺住持铁禅64岁这个年纪，相貌总会透着一种尘世之外的圆融慈悲；1928年的这张照片上，铁禅留着文人标志性的山羊胡子，眼神流露出戾气与狷傲。

1928年的广州佛寺（下）

一位日本佛教学者的实地调查

1950年代南海学宫被拆除，而今坊间难觅学宫的老照片，1928年常盘一行所拍的4幅照片，更显珍贵。

    当年被广东法官学校占用的光孝寺，山门已被拆除，代之以校门。

    五仙观的岭南第一楼。

    光孝寺无戒坛，瘗发塔被恶俗

    取得铁禅的介绍信的次日(1928年12月22日)，常盘一行来到广州光孝寺。该寺从1913年开始被军队霸占，后又划归广东法官学校，十几年的时光已经让这座千年古刹风貌荡然无存。常盘一行先到光孝寺唯一未被霸占的睡佛阁，这里还保有几座佛像供人瞻仰，原来寺中的僧人也委屈于此。在寺僧的许可下，常盘一行拍摄了唐代睡佛、西藏佛的照片。

    当时光孝寺大部分用地为广东法官学校借用，左右又为警官学校所占，纪念六祖的风幡堂则被挪用为广州市立第二十七小学的雨天体操场。正逢星期六，门卫不许外人进入，在出示了铁禅介绍信和名片后，常盘一行方被允许入内参观。从山门进入天王殿，四大天王皆不见，唯见正中屏风的青天白日章与孙中山遗训，殿内柱子悉数写以国民党方针口号。大雄殿中心位置倒是保留着三尊佛祖像和十八罗汉，后殿还供有达摩等五祖，如此神圣庄严之地，却被充当厨房之用，光线暗淡，臭味熏天。光孝寺的东廊、西廊、客堂寺则被警官学校拆去，代之以几个砖房教室；风幡堂被小学占用，仅剩风幡堂的题额。

    由于广州考察的重点———光孝寺六祖殿被充为法官学校教室，不许入内参观；再加上光孝寺的重宝———后汉所铸的西铁塔也被法官学校锁在建筑内，常盘一行在结束韶关考察之后，12月29日又折回光孝寺，这一次直接面见广东法官学校的校长汪祖泽，要求详考西塔和六祖殿内的各种碑刻。正巧这位校长是汪精卫的长侄，又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曾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平常也是个吃素信佛的在家居士，宾主一见如故，汪祖泽亲自陪同常盘氏在光孝寺内一一考察，并大方给予拓制碑刻、照相的种种方便。这些收入《支那佛教史迹纪念号》的8通光孝寺碑刻拓本，25幅照片以及光孝寺平面测绘图。据笔者所知，这可称得上为民国时期最详尽的光孝寺资料。

    常盘大定对于五代东西铁塔的文物价值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可以佐证《十国春秋》所记的诸多南汉王家崇佛记载。两塔的型制几乎一致，但命运迥异：1928年所见的东塔第二层以上破坏严重，七零八落，解放后由党和人民政府向各处搜寻拼凑成原形七级，并盖以塔殿，以便瞻览。1928年常盘氏所见的西塔，四面七层的千佛造型仍形状保存完好，近千尊佛像与诸多铭文仍清晰可见。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房屋倒塌，西塔上面四层被毁，现仅余三层，1928年拍摄的这组照片或许是西塔最后的全影。

    作为一名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到了中国佛寺并不单单烧香拜佛、合影留念，他更关注禅宗佛教如何由个人的一己之悟升华为“道化寰宇”的制度化宗教，这是日本明治时代以来深受西方宗教学影响的实证研究方法，真正把佛教当作社会制度加以考究。佛寺的宗教活动乃以戒坛为根本。光孝寺戒坛于公元420年为天竺高僧求那跋陀所建，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天竺高僧智药三藏从印度带来一株象征智慧的菩提树，种于戒坛前。唐仪凤元年(676年)，六祖慧能以行者(即未受戒)身份接禅宗五祖弘忍心法，千里来投光孝寺，因“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风幡妙论震动僧众，受住持印宗法师之请，出世传承禅宗衣钵。于是，六祖大师在戒坛的菩提树下落发、受戒，并登坛说法，开演禅宗顿悟法门。可以说，光孝寺内的戒坛，就是禅宗的“圣地”，本应如耶路撒冷一般被神圣保存，但是明代以降却多有废圯，明代禅宗中兴大师———憨山和尚曾为此专门撰文《广东光孝禅寺重兴六祖戒坛碑铭并序》呼吁重修戒坛。但1928年常盘大定来访时，戒坛遗迹早在芜秽中湮没，只存坛基的一隅。他后来在日本出版的多种佛教论述中，一再地表示沉痛的遗憾。

    当年慧能在戒坛剃发受戒后，住持和尚将其剃落的头发埋在那棵菩提树下，宋人在上面建了一座八角七层的砖石塔以纪念，名为“瘗发塔”。此塔之纪念意义在日本人来说并不陌生，明治42年(1909)，日本帝国大学教授伊东忠太曾到光孝寺考察，拍下瘗发塔照片，回国发表于著作《支那建筑史》中。照片中的瘗发塔残损严重，至少保持着原貌的朴素；1928年常盘氏所见瘗发塔，全被白水泥涂抹，各层的柱栱涂以黑漆，对此“整容”，常盘大定直言“颇为恶俗”，为此特地在图片集中列出新旧照片以做对比，以示对瘗发塔“被整容”的不满。

    文庙谈革命，罗汉着洋装

    1928年12月29日步出光孝寺，常盘一行又来到五仙观参观。在民国时期“破除迷信”的浪潮中，广州的道教庙宇比之佛教，遭受了更大破坏，全市仅余三家道观苟延残喘。广州最古老的道观———五仙观，据广州市志记载在1923年被广州市政厅公开拍卖，中山同乡会买下作为会址，遣散观内道士。可是1928年常盘大定的记载却是道观主体被充用为警察署和国民小学，观内的大殿外观雄伟，但因是警察署的机关所在，不允许参观。他们只能拍摄了明洪武年间的岭南第一楼(禁钟楼)后，匆匆离去。

    常盘一行转而来到离五仙观不远的“广州文庙”参观。1950年代以前，广州共有三个文庙，番禺学宫(即今农讲所)、广府学宫(即今文明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内)、南海学宫(即今朝天路省委统战部所在地)。常盘大定称当时广州文庙为陆军卫戍医院所在，又在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中，文庙蒙受炮火袭击而多有破损，根据这两条线索，笔者认为1928年常盘一行人所考察的广州文庙实即南海学宫。当时占用南海学宫的陆军医院院长李世圻，早年曾留学日本京都大学医学科，他以熟练的日语热情接待常盘一行。对于日本客人所不能理解的庙内四处张贴三民主义标语，李院长作了一通解释。

    为何日本学者兼僧人的常盘大定会对文庙感兴趣？其实自幕府时代以来，中国儒家一直在日本知识分子中保持着深远的影响力，东京还建有一座孔子庙，名曰“汤岛圣堂”，信奉孔子的一群知识人组成“斯文会”，定期在圣堂讲学，常盘大定也是斯文会的成员。1920年以来，他在中国考察佛教史迹之时，只要有可能，都会安排一并考察文庙。1928年常盘氏所见的南海学宫大成殿，被医院分隔成5个病房，所幸殿中的孔夫子神位安放完好，“万世师表”等御书额亦维持良好，只是元大德十一年的碑刻完全被水泥所覆盖，卒不能读，而庭院中用于植木的铁钵竟然是原来祭孔的古老祭器。

    因1928年12月30日上午拜访陈铭枢，常盘大定原定参观达摩老祖的西来初地华林寺的计划，只能派遣两名学生前往考察。因受民国初期以来政府“没收寺产”政策的影响，华林寺仅剩罗汉堂，其余建筑被占为民用。日本人主要拍摄罗汉堂中的达摩像、善注尊者(马可波罗)像和阿育天王方塔，并制作了方塔塔基的拓本

    1920年5月至1929年1月的十年时间，常盘大定的足迹踏遍中国大江南北的名山名寺，渐行渐远渐沉重，生命最后一次踏足中国土地的广州之行，大概是常盘大定历次佛教寻迹最为沉重的一次。十年之间，国民政府和地方官绅们所执行的“没收庙产、破坏迷信”运动越演越烈，在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光孝寺、华林寺等千年古刹一片零落。常盘大定不无伤感地喟叹：“光孝寺的由来如斯古远，今日却在‘废除宗教’的革命漩涡中沉浮，吾人对此只能空空追怀而溅泪。”

    ◎吴真，日本东京大学外国研究员。

    小档案

    1、铁禅在六榕五十多年，历清末、民国、国民党统治、日寇占领各个时期，可以说几经沧桑，由于铁禅善于逢迎酬酢，在各个时期均能应付裕如，六榕文物能完整保存，与铁禅之善于支撑，亦不无关系。反观素称广州五大丛林之光孝寺、海幢寺、华林寺；大佛寺、长寿寺等，当时均呈现一片零落，长寿寺更是片瓦无存，益觉六榕文物保存之不易。

    ———觉澄《我所知道的铁禅和尚》

    2、从1924年起，中国各地的废除庙宇活动已十分活跃。宁波、海盐等地的庙宇均被一毁而尽。参与废除庙宇活动的主体是军人、学生以及普通青少年。其中军人毁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中渔利。

    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二日开始对全国的寺庙进行普查，从首都到各地市县均设立专门机构、调集专人对当地所有寺庙登记注册，其内容包含：(1)寺庙常住人口；(2)庙产；(3)具有文物或古董性质的法物。此举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内政部公布的“寺庙登记规则”并未给予明确的说明。然而，我们从内政部给各地政府的指令，及各地政府紧接着的实际行动中，却可以一目了然。就在全国性的寺庙普查之后的两个月，内务部向各地方政府发出了“神祠存废标准令”。在那一时期，哪个庙准许保存、哪个庙属于被毁之列，并没有一定之数。一方面，还有众多神明如碧霞元君、妈祖等没有被列入“标准令”，不知该毁还是该存；另一方面，许多庙宇往往供奉几位甚至几十位神明，如每个东岳庙都有地藏王，每个妈祖庙都有观音菩萨，每个孔庙都有文昌阁……就在这样的一片混乱中，许多历史悠久的神庙变成了废墟。在法律的名义下，地方强人与豪吏将庙产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私产，然而这只是事态的表层。

    ———(荷兰)施舟人(K ristoferSchipper)《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