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婵和华美紫馨哪个好:韩理洲（柳宗元永州所作碑刻墓志的文学价值

西北大学文学院 韩理洲 张鹏

摘要 ： 墓志是古代一种常见的应用文体，主要用来叙述墓主的生平并赞颂其功德，这一形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为文人所利用，使其在应用文之外又具有了很高的文学价值，本文就柳宗元在永州期间所作的碑刻墓志，对文人创作对志文艺术化的影响作以简要分析，指出柳宗元从抒情性、议论性及塑造人物形象三个方面促进了墓志这一文体的艺术化。并通过对传统志文形式的突破，为墓志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柳宗元 永州 墓志 应用文体 艺术化

墓志是古代一种常见的应用文体，记述死者生平事迹，赞颂德行。由于刻石处于墓葬的不同位置，又有称碑、墓表、神道表、阡表等。本文所说的墓志，即包括上述各种碑文。唐代墓志盛行，志文的创作也成为文人创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例如唐初的张说，“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 （ 1 ） 文人的墓志写作，一方面丰富了文人的创作，另一方面，也使这一应用文体进一步艺术化，在其补正史传的史学价值之外，体现出了很高的文学价值。

柳宗元作为一代散文大家，在他的作品中，墓志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柳宗元

集》 （ 2 ） 收其所作碑刻墓志共七十七篇。据施子愉《柳宗元年谱》，有三十七篇为在永州期间所作，十年之间，占其创作总数的一半，同时，永州十年，也是柳宗元文学创作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期，本文试就这一时期柳宗元所作的墓志作以简要分析，对其文学价值进行初步的探讨。

从内容上看，柳宗元在这一时期所作墓志，以墓主与柳宗元的关系，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墓主为柳宗元的亲属：如《先侍御 史府 君神道表》、《先太夫人河 东县太 君归祔志》、《下殇女子墓砖记》、《永州刺史流配驩州 崔 君权厝志》等。这些篇目，在记述墓主生平、表达哀思之外，还蕴含着作者对自己身世处境的复杂感情。

二、墓主为柳宗元同僚的：如《故连州 司马凌 君权厝志》、《 凌 君墓后志》、《吕侍御恭

墓志》、《永州刺史崔公墓志》等篇。这些篇目，柳宗元借记述这些同僚与自己相同或相似的仕途遭遇，抒发自己在永州为世所弃，无所用其才的孤寂、怨忿的感情。

（ 1 ）《旧唐书·列传四十七》，中华书局 1975 年 5 月第 1 版三○五七页。

（ 2 ）《柳宗元集》，吴文治等校点，中华书局 1979 年 10 月第一版，本文所引柳宗元作品均出于此书，后文只注明页码，不再注版本。

三、墓主为与柳宗元交往的佛道中人：如《 东明张 先生志》、《龙安海禅师碑》、《岳州无姓和尚碑》、《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等篇，借这些方外人物的生平德行，表达了自己对佛、道两教的态度，也反映了柳宗元在永州身处逆境，仍然坚持自己人生理想的高贵品质。

四、墓主为前代名士，柳宗元作碑文来称颂的：如《南霁云睢阳庙碑》、《唐相国房公德铭之阴》等篇。这些作品，以人物的某一品德特征为领起，选择人物生平的典型事例，突出了人物的高贵品格。通过对前代名士的赞颂，重申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包含了身处荒僻之地，藉以自勉的用意。

以上四类，包括了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的主要墓志，这些作品，或具有强烈地抒情性；或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或借题发挥，说理论证，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试就这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柳宗元的墓志作品，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并与他的山水游记等其它散文作品体现出不同的抒情方式和审美特征。

墓志以记述墓主的生平事迹，赞颂其功德为目的，《文心雕龙·诔碑》 （ 3 ） 说：“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认为墓志的写作，其序即叙事部分，要像史传文字一样，客观记录；其正文（墓铭）部分，要像铭文一样，以歌功颂德为目的。这样，墓志往往叙事流于堆砌，抒情失于空泛，难于表现出真情实感。柳宗元在创作中借鉴了散文的写作手法，在墓志这一应用文体中融入了自己强烈的感情，增强了其抒情性。

《先侍御 史府 君神道表》 （ 4 ） 记述了柳宗元的父亲柳镇一生敢于坚持正道，不畏权贵的正直品格。除了表达自己对父亲的哀悼之外，在叙事之中，还流露出柳宗元自己的身世之感。墓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柳镇因触忤权要，被贬外州，“居三年，丑类就殛，拜侍御史，制书曰：‘守正为心，疾恶不惧。'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爱甚，方谪去至蓝田，诀曰：“吾目无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当我哉！'”这样的描写，对照柳宗元在永州的心境，不难看出其中所包含的深切情感。柳镇贬夔州司马，后得拜侍御史，并得到朝廷中肯的评价，所以“不知衣之濡也”。宗元被贬永州，为反对派所排挤，也有着想要重返政坛，施展才能，得到朝廷认可的强烈愿望。到永州后，他曾多次投书给一些地方大员，希

望引起他们的注意，进而得到朝廷的重视。在志文中叙述这样的细节，也正体现了柳宗元当时寄意朝廷，热切地希望能被重新起用的内心活动。这种通过细节描写来表达自己情感的方法，在柳宗元的墓志作品中还有许多。

（ 3 ）《文心雕龙》，刘勰 著，周振甫 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28 页。

（ 4 ）《柳宗元集》，二九三页。

柳宗元的许多作品还反映了自己在永州被隔离于政治之外，不能一申其志的孤寂苦闷和对朝廷不能量才而用，使得许多贤能之士不能施展怀报，抑郁终生的怨恨和批评。在这些作品中，柳宗元借助对墓主一生遭遇的议论，直抒胸怀，表达出自己强烈的感情。《故连州员外 司马凌 君权厝志》 （ 5 ） ，墓主凌准，与柳宗元同为“永贞八司马”之列，柳宗元在文章开头，即叙述了凌准生前对自己一生的感喟：“凡余之学于孔氏，为忠孝礼信，而事固大谬，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臣道无以明乎国，子道无以明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谪徙丑地；上之待罚于天，以降罪被疾。余无以御也，敢以鬼神事为累。”“八司马”事件，完全是反对王叔文一派打击异已，凌准说自己学于孔氏而下得罪于人，上得罪于天，是“无可御也”，实际上是对自己无罪被逐的一种抗议。而其中“子道无以成乎家 ” 是指柳宗元在下文所说的 : “降连州 , 居母丧 , 不得归 , 而二弟继死”，正是与柳宗元自己在母亲死后“衔哀待刑 , 不得归奉丧事以尽其志 ” （《先太夫人河 东县太 君归祔志》 （ 6 ） ）的遭遇同病相连。在《先太夫人河 东县太 君归祔志》中，柳宗元说母亲和自己来到永州，“医巫药膳之不具，以速天祸，非天降之酷，将不幸有恶子以及是也”。他这种强烈的自责，与其作品中所引述的凌准的自责一样，都是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的不满与控诉。

元和六年，与柳宗元“平生交侣意最亲”（《段九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 （ 7 ） ）的吕温去世，柳宗元作了《唐故衡州刺史 东平吕 君诔》 （ 8 ） ，文中有“君有智勇仁孝，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经用百世，不克而死，世亦无由知焉”的句子。元和八年，吕温之弟吕恭卒，柳宗元作《吕侍御恭墓志》 （ 9 ） ，其文有云：“温洎恭名为豪杰，知者以为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温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年三十七而卒。世固有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温、恭者耶！”友人未尽其用而身先殒殁的遭遇，正与柳宗元内心深沉的被弃置的孤寂感情产生了强烈地共鸣。人生短促，功业难成，自己又被囚弃于荒僻之地，种种际遇，使

他的苦闷转为一种强烈的痛苦，终于以“世固有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温、恭者耶！”一句迸发而出。

元和七年，宪宗立遂王宥为太子，大赦天下，虽然“八司马 ” 不在赦宥之列 , 但凌准的灵柩得以归葬。 柳宗元又作 《故连州 司马凌 君墓后志》 （ 10 ） , 记叙“尝有非其罪 , 柩得返

（ 5 ）《柳宗元集》，二六三页。

（ 6 ）《柳宗元集》，三二五页。

（ 7 ）《柳宗元集》，一一八四页。

（ 8 ）《柳宗元集》，二一六页。

（ 9 ）《柳宗元集》，二五五页。

（ 10 ）《柳宗元集》，二六六页。

葬”又叙述立志的原由说 : “ 前志志其行 , 益以后志志其时 , 立碣于坟东南隅 , 申志于外 , 噫 , 亦勤矣 , 以其先人之行 , 宜克大于后 , 以其孤之志 , 宜克承于初。 艰其功以延无穷 , 承而大宜哉 !” 对于立碣之事反复称道 , 正是作者内心对友人得以平反其冤的欣慰 , 也是对自己前途有望的喜悦。

柳宗元在永州的十年，是他在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时期。他的游记散文，寄情于景，通过对山水形态的主观性描绘，反映了作者特有的心境，形成了冷而峭的审美特征。 （ 11 ） 在他的墓志作品中，他也借描述墓主人的生平、言语，抒发了自己贬谪生涯中的特殊情感情，把自己的抑郁愤懑寄于叙事之中，但更多的是采用直接抒情的手法，使用反问句、感叹句等语气强烈的句式，增加抒情的强度，也为整篇文章增添了气势，在语言上，由于墓志所要求叙事类传的特点，形成了质朴清雅的语言风格。在叙事中穿插强烈的情感，在抒情中采用直接抒情的方式、与其质朴清雅的语言，形成了柳宗元墓志不同于其山水游记，在审美特征上呈现出“质而切”的特点。

二、柳宗元在墓志中借鉴传记文学的特点，塑造了一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创作中，他针对墓志篇幅短小的特征，往往选取人物最具特征的语言行为进行描写，突出人物的典型特点。《覃季子墓铭》 （ 12 ） 中，柳宗元先叙述覃季子爱书，遍读百家，而且“笃于闻，不以仕为事。”最后又引用其临死时所说的话 : “ 宁有闻而穷乎 , 将无闻而丰乎 ? 宁介而踬乎，将溷而遂乎 ?” 生动的表现了主人公专以读书为务 , 以多闻为求 , 不以士宦为念的高雅脱俗的品质 . 。用四个问句表现出主人公对世俗的 “ 穷丰踬遂 ” 有着坚定的选择。最后 , 作者在铭文部分 , 用 “ 困其独 , 丰其辱 ” 来概括他的一生 , 称赞他以求知为务 , 能固守其穷 , 而以放弃志向获得物质上的充裕为耻辱的高洁品质 , 塑造了一个耿介书生的形象 .

又如《马室女雷五葬志》 （ 13 ） , 这篇文章篇幅很短 , 先写雷五 “ 生巧慧异甚 , 凡事丝纩文绣 , 不类人所为者 , 余睹之甚骇 .” 又说她：“家贫，岁不易衣，而天姿洁清修严，恒若簪珠玑，衣纨縠，寥然不易为尘垢杂”，写女子聪慧过人，清丽出俗，如果仅仅这样写，容易流于空泛，所以，作者特别记述她临死时说的一番话：“吾闻柳君尝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章志我于墓？”这句话再照应前面的描述，更使女子的聪颖俏丽跃然笔端，令人叹为观止，对其不幸夭亡更觉痛惜。

（ 11 ） 《寓意山水的个体忧怨和美学追求》，尚永亮著，《文学遗产》 2000 年第 3 期。

（ 12 ）《柳宗元集》，二八九页。

（ 13 ）《柳宗元集》，三四九页。

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有些作品往往先指出人物的某一鲜明的性格特征，而后选取人物生平的一些事件来说明这个特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类似于以论文的文章结构也是前人墓志中所没有的。例如《南霁云睢阳庙碑》 （ 14 ） ，记述南霁云在安史之乱中与张巡、徐远共守睢阳，牵制叛军的丰功伟绩。文章的开始，就以“急病让夷义之先，图国忘死贞之大”来总述南霁云义、贞的品格。接下来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各路将领或屈从安禄山，或拥兵坐观，不听朝廷节制，而“惟公与南阳张公巡、高阳许公远，义气悬合，訏谋大同，誓鸠武旅，以遏横溃”，突出南霁云以国家大义为重，不为强敌凶威所慑。而后又记述南霁云乞师于贺兰进明，“进明乃张乐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礼，独何心欤？'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贺兰进明有意拉拢南霁云投靠自己，柳宗元用南霁云自噬其指这一事件，表明其不为所动，坚贞不屈，愿与孤城同生共死的高贵品质。这里柳宗元吸取了史传文字的简洁准确，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南霁云以国家大义为重，坚贞不贰的性格特征。

而《唐相国房公德铭之阴》 （ 15 ） ，因为是补叙房琯的高功盛德，所以选取了不同的素材。文章开头以训诂的方法，罗列古代称“公”的几类人物，进而指出：“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再进一步指出房琯“正直慈爱，以成于德”。对于房公的“德”，作者没有从正面去描绘，而是描写了王涯为房琯立碑之后，“州人大悦，咸会殒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为卿士，道为三公，德为国师，年为元老。尝为县，县怀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泽。凡我子孙，罔不戴慕。'”引用州人对其敬爱之语，从侧面描绘出房公仁政爱民。墓志限于篇幅，难以进行生动的细节或语言描写，而柳宗元利用碑阴，只述州人的敬爱之语，既补充了碑文的不足，又使得对房琯的赞颂有了客观依据，令人信服。

柳宗元在墓志写作中，对于前人对墓志“其叙事也该而要” （ 16 ） 的要求作了适当的变通，并没有堆砌墓主的生平事迹，有事必录，而是择取其中最能体现人物个性的事件，围绕人物的性格特点，用简练生动的语言加以描述，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

三、柳宗元所作的墓志当中，有一部分作品带有很多的议论成份。这些议论成份，既反映了柳宗元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也表现了他在贬官期间坚持理想，穷且益坚的高贵品德。

墓志中的议论，多出现在对于人物德行的评价中，而柳宗元的这些作品则往往从人物的某一特点出发，提出观点，再加以论说。这种写法，与他的一些人物传记和寓言作品有相似

（ 14 ） 《柳宗元集》，一三八页。

（ 15 ） 《柳宗元集》，二○一页。

（ 16 ） 《文心雕龙》，刘勰 著，周振甫 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28 页。

之处，相比之下，限于篇幅，这些墓志的叙事部分更为简略。

例如《 东明张 先生志》 （ 17 ） ：墓主张因，初为仕宦，后度为道士，而且“道行峻异，得众真秘箓”，他的侄子死了，他因为伤心过度而生病，竟至于病死。柳宗元从这件事发端，用古代议论文中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在墓铭部分，提出了自己对道教和“中道”的一些看法，他写道：“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耶？道去慈耶？从容以求，其得之耶？荡莽很悻，道之非耶？且夫亏恩坏礼，枯槁憔悴，隳圣图寿，离中就异，歘然以木石为类，倥侗而不实，穷老而无死，先生之道，固知异夫如此也。'”通过主客争论，柳宗 元对张 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认为是合乎“道”的，同时也批判了道教追求长生，迷信鬼神的种种弊端。反映了柳宗元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统摄佛道的思想观点。这段议论出现在铭词中，铭词一般为四字韵文，柳宗元对其加以改造，使用对偶、排比等句式，使得在短小的篇幅中形成气势，增强了说服力，可以与韩愈的议论文字相媲美。对于铭词的改造，本篇使用骈文，前引《覃季子铭》则用三言二句，又有《赵秀才群墓志》 （ 18 ） ，全篇为七言，且逐句用韵。反映了作者对墓志这一文体有意进行了探索和革新。

在一部分墓志中，柳宗元通过对人物的议论和评价，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 陆文通 先生墓表》 （ 19 ） ，首先对儒学的现状进行了论述，他说：“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为传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牍，焦思虑，以为论注疏说者百千人矣。攻讦很怒，以辞气相击排冒没者，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或合而隐，或乖而显。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则专其所学，以訾其所异，党枯竹，护朽骨，以至于父子伤夷。君臣诋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圣人之难知也。” 针对当时儒学的混乱局面，称颂陆质说：“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对陆质发明圣人之义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柳宗元深受陆质学派的影响，他的“大中之道”即出于陆派的学说，提出重礼义、重权变、重生人的主张。这种思想，是和中唐藩镇割据，国力疲弱，中央集权日见削弱的政治局面密切联系的，在中唐乃至晚唐的许多文人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陆质的评价，正是柳宗元对自己的人生理想的高度肯定。这篇文章做于永贞元年柳宗元贬谪之后，也可以看作是柳宗元对自己政治理想的强调和重申。

（ 17 ） 《柳宗元集》，二八二页。

（ 18 ） 《柳宗元集》，一三四八页。

（ 19 ） 《柳宗元集》，二○八页。

到达永州之后，柳宗元与许多僧人都有交往，许多墓志就是为僧人所作，这些作品，除了表现出作者当时崇信佛教，追求精神寄托之外，也透露出柳宗元在贬谪之中对于自己人生理想的坚持。如《龙安海禅师碑》 （ 20 ） ，开篇云：“佛之生也，远中国仅二万里；其没也，距今兹仅二千岁。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于嚚昏，放于淫荒。”对于佛教教义的惑乱提出了批评，而后记述禅师的做为：“于是，北学于慧隐，南求于马素。咸黜其异，以蹈乎中，乖离而愈同，空洞而愈实，作安禅、通明论。”把禅师求学南北，以明禅理的行动归结为“咸黜其异，以蹈乎中”，这里的“中”，即说汲取各派学说，权衡去取而归于正道，与柳宗元所谓的“大中之道”是有相通之处的。又如《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 （ 21 ） ，开头一段：“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达是道者，唯大明师。”将佛教的重律加以强调，与陆质儒学的重礼相对应，也可以看出柳宗元调和儒佛的一些理论依据。这些作品，议论的成份占有很大的篇幅，通过这些议论，赞颂高僧大德们的作为，同时也表达出作者自己对于追求正道，坚持人生理想的不倦追求。这种以主要以议论为目的，通过对人物言行的记述和评价来表达自己观点和感情的写法，为墓志的写作提供了种新的途径。

柳宗元把散文的写法融入墓志的创作，以其强烈的抒情性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把议论的体制引入墓志，使得墓志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文学价值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散文体的引入，对铭文形式的新变，使墓志的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更易于发挥作者的文学才能，在艺术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

作者简介：

韩理洲，男，（ 1943 —），西北大学 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鹏，男，（ 1974 —），西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 2001 级硕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西安，西北大学国际唐代文化研究中心；邮编： 710069 ；电话：（ 029 ） 8302929